>>>  深度觀察清末民初精神脈絡  >>>

簡體     傳統

一、歷史困局下的無奈選擇：憲政出場的歷史語境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海軍艦隊——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隨后中國與日本簽訂了自1840年以來最不平等、賠款數額最為巨大的《馬關條約》，連滿洲貴族的老家東北也差點都保不住。這立刻成為維新派要求實行制度變革的最新論據。早就在鼓吹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們誘使人們相信：日本這樣一個蕞爾小國而能戰勝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實行了憲政；中國要走出危局，只有迅速變法。維新變法迅速成為社會上流傳的各種救亡方案中最受人們歡迎的一種。“推動變革的政治精英已經認識到，由于傳統政治體制本身的僵直和專制，文化的強大惰性，局部政策調整遠不足以解決民族生存危機問題，推動更大規模的制度創新是擺脫危機和實現富國強兵的必由之路。”〔1〕連洋務派中的穩健派代表李鴻章也認為“至于根本大計，尤在于變法自強”〔2〕。《馬關條約》和德國強占膠州灣的現實堅定了人們變法求存的信心。剛剛親政的光緒皇帝在輿論影響下被維新派的真誠呼吁所激動，于1898年6月11日“根據御史楊深秀和侍講徐致靖的奏章下詔定國是，宣布變法”〔3〕。隨后的一百零三天里，清廷共頒布三十多道詔書，發布改革政令，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發動全方位的維新運動。

        同時，宮廷政治斗爭也在暗中影響著政治改革，改革派毫無保留地和皇帝站在一邊，他們一致認為慈禧太后的“掣肘”是改革最大的阻力，只有排除了她在政治上的存在，改革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于是，一幫手無縛雞之力的窮書生對有實力且對外形象開明、對維新表現出很大興趣的袁世凱產生了政治幻想，指望通過他來鏟除慈禧太后的政治存在。袁世凱老謀深算，哪里會聽命于他們，正當他們滿懷憧憬的勾畫未來的政治藍圖的時候，袁世凱出賣了他們。慈禧太后一乘青衣小轎、兩個隨從就足夠讓年輕而軟弱的改革派皇帝發抖了。然后就是皇帝被囚禁于瀛臺，改革派或被砍頭于菜市口或流亡海外，作鳥獸散。看起來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僅僅存在了一百零三天就匆忙結束。一百零三天的時間太短，歷史沒有給維新派太多時間去實踐他們的政治方案，改革派許多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只好胎死腹中。

        戊戌變法結束后，保守派官僚徐桐等人成為新的政治主流力量，除了京師大學堂之外，其他的改革措施一律予以廢除。西方列強對戊戌變法曖昧的支持態度使慈禧太后十分惱怒，漸漸萌生對西方的敵意。義和團運動恰恰在這時發生。在保守派官僚向慈禧太后就義和團事跡的轉述中，義和團反西方的一面被大肆渲染，反清的一面則被忽略。慈禧太后對此表現出極大興趣。而義和團本身并沒有嚴密的政治和軍事組織，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反清滅洋僅僅是人們的一個口號而已。慈禧太后對義和團表現出的興趣使整個官僚體系對義和團都轉變態度，從積極鎮壓變成消極默許。義和團領袖們受到精神上的鼓勵，放棄自己的反清口號，開始全面“滅洋”，包括火車鐵路和電線桿在內的所有來自西方的東西都被當成反對對象，一概加以排除。慈禧太后在重新掌握權力后準備廢掉光緒皇帝的想法遭到西方國家的反對，她便唆使義和團攻擊外國使館，并在暗中支持，給義和團戰士提供槍炮彈藥。按照現代國際法的觀點，使館是一個國家的主權組成部分，西方國家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戰爭行為，就組織軍隊從天津登陸，一直打到北京。義和團本身就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不堪一擊，受控于袁世凱的正規軍又按兵不動，所以，八國聯軍幾乎沒有遭遇什么像樣的抵抗就輕而易舉地進入了清帝國的都城燒殺搶掠。慈禧太后只好挾持光緒皇帝“西狩”，逃往西安。八國聯軍洗劫北京后，清廷被迫與他們簽定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史稱“庚子之變”。“西狩”途中，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義下罪己詔，同時命令各省督撫及政府大員議奏改革的具體辦法。

        清政府在1901年的上諭中稱：“此次內訌外侮，倉猝交乘，頻年所全力經營者毀于一旦。是知禍患之伏于隱微，為朕所不察者多矣。懲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責者，于朕躬之過誤、政事闕失、民生之休戚，務當隨時獻替，直陳無隱。當此創巨痛深之后，如猶惡聞諍論，喜近讒險，朕德雖薄，自問當不至此。”〔4〕這道上諭表明，清政府再次在危機存亡的關頭想到了改革。在隨后的一系列諭旨中，朝廷明令全國各地大員及政府要員“備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提出改革辦法。是年4月25日，北洋大臣袁世凱率先上呈變法奏折〔5〕。同年7到8月間，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上呈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從1901年開始，朝廷主導下的改革在各個方面逐步展開，一些從制度上進行改革的呼聲也慢慢出現。

        就在國內出現改革呼聲的同時，日俄戰爭的結果再次加強了人們“憲政救國”的信心。按照當時人們的理解，正如當年戰勝中國一樣，小小的日本能夠戰勝強大的俄國的原因在于日本實行的憲政。正處于民族深重危難中的中國人對于憲政的功效有了更加浪漫的想象，甚至希望能夠立竿見影。1904年，駐英公使孫寶琦上書朝廷請求立憲，地方大員中的重要人物如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等紛紛響應〔6〕。1906年，慈禧太后在召對中問張之洞如何平息留洋學生排滿，張之洞輕描淡寫地說：“只須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憲政在各方面的不同期待中正式出場了。

        二、武裝反清：革命派的活動

        1894年，孫中山上書兩廣總督李鴻章請求變法，李不予答復。孫情緒低落，轉而起程旅歐，歸來后，與愛國資本家何寬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開始準備策動革命。差不多同時，香港商人楊衢云在香港發起成立輔仁文社，作為革命組織。不久，孫與楊會合，兩個組織在合并為興中會總部后，積極籌備起義〔7〕，并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8〕的口號，確立反清革命宗旨。

        1895年，革命派在廣州籌劃第一次起義，但在中途流產。隨后，孫中山流亡英美，把自己在倫敦被捕和脫險的經歷寫成《倫敦蒙難記》。該書在英國的暢銷使孫中山的中國革命領袖地位確立起來。孫中山在1897年與該書的俄文譯者談話時針對國內方興未艾的維新變法活動表示：“目前中國的制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決不會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9〕同年內，孫中山還在《倫敦蒙難記》及相關文章和談話中明確宣布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個負責任的、有代表性的政體”，他自己則“對立憲政府和文明國民意義的認識和感受愈見堅定”。可見他認為革命是建立立憲政府的惟一途徑。進一步而言，孫中山事實上也認為憲政是中國走出危機的惟一選擇，與國內的立憲派所不同的僅僅是道路選擇上的分歧，在近期目標上都是通過立憲政治挽救民族危亡。但上書遭冷遇使他對溫和的道路最終絕望了，而康有為則因為受到朝廷的重視而不愿意放棄改良。同時，太平天國殘部的反清力量大量分散于廣東及香港，形成的幫會勢力，使孫中山認為自己反清的路途上并不孤單。他和他們取得了聯系，并開始依靠他們發動軍事暴動。

        為爭取革命力量，孫中山在國外大倡激進革命的同時，也暗地里與康梁派通好，一方面以過來人的身份勸說康有為放棄改良，一方面以同志身份與他們共同探討救國方略，議論時事。但其時正值康、梁在國內走紅之際，康有為認為與孫中山這樣的在逃犯交往不利于自己的聲名，便拒絕與孫中山通好。變法失敗后，康有為率梁啟超和大批維新變法的信徒流亡日本。孫中山再次伸出橄欖枝，托人轉告康有為，認為“非革命，國家必無轉機”，勸他改弦易轍，共商革命大計。康有為卻不領情，大談“無論如何，不能忘記今上”，先后流亡日本、英國、加拿大，成立保皇會，并自任會長，高唱反對暴力革命的論調。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得意門生、維新派的第二號人物，識見與乃師大不相同。他主動接近孫中山，同情革命，并以《清議報》為陣地，為革命派大做政治宣傳，直到1903年〔10〕。在這段時期，梁啟超與康有為處于事實上的分裂和對立狀態，他不但很少為康有為的保皇主張奔走，反而連續在《清議報》上發表《俄公使論中國瓜分之易》、《愛國論》、《中國積弱溯源論》、《自由書·國權與民權》、《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等文章〔11〕，駁斥專制主義，闡發民權與憲政等思想。1900年，孫中山一面爭取李鴻章在廣東割據獨立，一面通過梁啟超的弟子唐才常等人在國內發動自立軍起義。雖然這次起義又和以往的所有起義一樣失敗了，但卻使原本擁護康有為的保皇主張的一部分人分化到革命派陣營中來，壯大了革命力量。梁啟超也用自己豐富的輿論宣傳經驗和暢快淋漓的文字鼓舞了許多留日學生，使他們成為二十世紀初期革命的骨干力量〔12〕。

        1900年，孫中山策劃了惠州起義。同時，國內不同于孫中山的具有政治反對力量色彩的組織也漸次出現，并且規模較大。1902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發起成立的中國教育會，名為編寫教材，實則另有所圖。1903年，黃興在內地長沙發起成立華興會。這些團體自動組織拒俄運動，遭到鎮壓之后漂流日本，和正在日本進行革命宣傳的革命者一起，在1905年合并為同盟會。

        受到新政政策的影響，從內地東渡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在二十世紀開始的幾年里激增，而且呈逐年上升趨勢。這些人在日本受到革命宣傳鼓舞的同時，又親眼目睹了清政府每況愈下的政治現狀，也開始自辦刊物，討論時政和革命思想。1903年初《湖北學生界》在東京問世之后，其他省的留學生也紛紛效法，《直說》、《江蘇》、《浙江潮》等陸續創刊，有些刊物的影響甚至遠及國內。同時，《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也出版刊行，從國外悄悄流傳到國內。《蘇報》在上海出版，從國內影響最大的反清革命宣傳刊物，創刊僅僅三十七天就遭到封殺，就此由章太炎與政府在租界的法庭上公開為之辯論，“清廷雖訟勝，而章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于是民氣為之大壯”〔13〕。《蘇報》被封后，原《蘇報》另一主要人物章士釗又創辦《國民日報》，繼承《蘇報》宗旨，繼續進行革命宣傳。同盟會成立以后，創立《民報》〔14〕，作為機關刊物和輿論陣地，隨后立即由汪精衛、胡漢民、陳天華、朱執信等人主筆，與重新回到康有為門下的梁啟超主筆的保皇派刊物《新民叢報》展開辯論，澄清了革命的主張和可能的后果，也駁斥了保皇派的無謂担心——他們担心中國革命會遭到列強干涉，并由此引發中國被瓜分的浪潮。

        革命派一邊同保皇派進行論戰、宣傳革命，一邊積極籌備和發動武裝暴動，一邊也偶爾從事暗殺活動。1905年以后，革命宣傳逐漸淡化，直接的武裝暴動成為革命派的主要活動。此后的幾年里，由孫中山以同盟會的名義在西南地區發動了幾次比較大的起義：

        自同盟會成立至武昌起義前夕，凡六年間，同盟會和受同盟會影響的國內其他反清分子組織和領導了十一次規模較大的武裝起義。它們是：（1）1906年12月由同盟會骨干劉道一、蔡詔組織發動，由湖南會黨領袖龔春臺具體指揮的“萍瀏醴起義”；（2）1907年5月與孫中山有聯系的會黨領袖陳涌波領導的潮州黃花岡起義；（3）1907年受孫中山指派的會黨領袖鄧子瑜領導的七女湖起義；（4）1907年7月光復會會員徐錫麟發動安慶起義；（5）1907年8月會黨出身的同盟會會員王和順領導的欽州防城起義；（6）1907年12月孫中山、黃興直接領導的廣西鎮南關起義；（7）1908年3月黃興直接領導的馬篤山起義（又稱“欽廉止思之役”）；（8）1908年孫中山委派會黨領袖黃明堂領導的云南河口起義；（9）1908年11月安徽岳王會成員熊成基領導的安慶新軍起義；（10）1910年2月同盟會會員倪映典（原岳王會會員）領導的廣州新軍起義；（11）1911年4月黃興直接領導的廣州“黃花岡起義”〔15〕。

        其中，1907年就有五次之多。1908年以后，回國后加入國內新軍的留日學生在內部自覺地組織共進會、文學會一類的組織，暗地里發展革命力量，策劃武裝起義。武裝起義逐漸轉變成有組織、有計劃的革命活動。

        三、反抗的行動：憲政改革的過程

        早在1901年，梁啟超就提出“派重臣三人游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異同得失……以一年差滿回國”〔16〕的建議，但未被重視。朝野上下就立憲取得一致意見后，由朝廷的軍機大臣瞿鴻等人重新提出，得到朝廷首肯。隨后，朝廷派鎮國公載澤等五位大臣遠涉重洋考察憲政。憲政考察團回國后，大肆宣揚憲政國如何上下一心，民風如何淳樸，建議朝廷實行憲政。1906年，清廷向國內外宣布“預備仿行立憲”。同時，張謇在上海發起成立由鄭孝胥任會長的預備立憲公會；1907年，梁啟超在日本聽到消息后，也成立政聞社，研究各國憲政模式，為以后的參與做準備；楊度在東京組織以擁護朝廷的人為主要成員的憲政講習會。除上述三個為君主立憲做準備的研究團體之外，比較有影響的地方性君憲團體還有“廣東的粵商自治會、湖北的憲政籌備會、貴州的憲政預備會和自治學社等”〔17〕。各地士紳紛紛自發組織這種預備立憲團體，討論和研究憲法，準備在正式立憲以后參與政治活動。

        1905年，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歸來以后，朝廷對日本的立憲君主制表現出很大興趣，于是再派達壽等人到日本專程考察。考察的結果是，1906年9月1日清廷發布“預備立憲”的上諭，詔示天下，表明立憲決心。第二天宣布改革官制，派載澤等十四人編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鴻、孫家鼐總司核定。同月6日，編制館成立，開始做政府機構改革的準備。11月6日，發布厘定官制上諭，正式改革官制。在公布的十三名內閣成員中，滿人占七人、蒙古人一人、漢人五人，比原先規定的滿漢對等原則下的官制倒退了一點。1907年秋，憲政講習會向政府呈遞請愿書，要求速開國會。各省聞風響應，政府迫于輿論壓力，于1908年8月，一面以“明圖煽動，擾亂治安”為罪名查禁政聞社，一面公布由憲政編查館編寫的《憲法大綱》，并宣布以九年為預備期限，承諾在“光緒四十二年”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同時宣布，在第一年內各省成立咨議局，為資政院的成立做準備。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隸、江蘇、湖南等十六省的咨議局代表在上海聚會，以直隸咨議局骨干孫洪伊為代表第二次進京請愿，要求速開國會。1910年1月初，清政府收到請愿書，13日發布上諭，稱“籌備既未完全，國民知識程度又未畫一”為由拒絕請求。6月16日，請愿團第二次上書請求，清廷仍然拒絕松口。10月，參加請愿的人數急劇增加，規模擴大，不少省份出現游行請愿活動，清廷迫于壓力，應承于“宣統五年”開國會。一部分請愿者對這個結果仍然不滿意，繼續擴大活動，要求立即開國會。政府惱羞成怒，強行鎮壓了這次請愿運動。之后，政府在1911年5月拋出“皇族內閣”，政治形勢惡化。9月，四川爆發“保路運動”，遭到鎮壓后，同月25日，榮縣宣布獨立。10月，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倒臺，憲政改革半途而廢。

        1908年，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先后去世，溥儀登基，改元宣統，由載灃攝政。慈禧太后雖然兇殘貪婪，但她遇事有決斷力，操權柄已有四十余年，政治經驗豐富，各省督撫有很多人是她提拔起來的，對她懷有敬服感情。她的去世使政府改革失去這些督撫們的有力支持。光緒皇帝在戊戌維新中樹立了一個開明皇帝的形象，使許多立憲派在心理上有所寄托，不肯貿然反清反帝。比之于這兩人，載灃和隆裕太后無論是政治經驗政治號召力還是政治權術，都是不夠的，都不足以領導改革。載灃“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隆裕太后之為人，其優柔寡斷更甚于載灃，遇著極為難之事，只有向人痛哭”。“兩人不僅平庸無能，還勾心斗角”〔18〕。

        1908年之后，國內立憲派加緊活動，意欲謀求速開國會，使政治加入了一個不穩定因素；在國外的革命者也一直都在準備起義，政治形勢危急，但國家的政治權力卻落到了更加“平庸無能”的人手中，這對改革而言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載灃的無能和短視果然導致了“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政策的出臺，這兩個政策正是引發保路運動的導火線，而保路運動又恰恰是武昌革命的前哨。對于一個朝代來說，他們或多或少都應該承担一點歷史責任。畢竟，一個曾經興盛而龐大的帝國最后是在他們手里結束的。作為一次“政治近代化的努力”〔19〕，清廷所遭遇的政治環境也是極其困難的，憲政的命運也就有些不幸了。

        從這些改革的現實結果來看，改革不但沒有緩解清廷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勢，反而誘發了許多先前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加上清廷在其他方面改革的失誤措施造成的惡劣后果，使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前面提到的預備立憲計劃引發的社會輿論的焦躁情緒，使人們往往處于沖動之中，任何一個小事件都可能在得不到控制的時候激變為針對政府的大規模抗議行動，從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咨議局的成立使社會精英們容易形成相當穩定的政治沙龍，經常性的討論使他們有條件對于某一政治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形成對政府的壓力。比如，當政府已經答應速開國會的時候，一部分激進的人士就增加了信心，希望通過進一步施加壓力以得到更大的讓步，政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就成為社會上帶有悲壯色彩的英雄，容易引起人們的同情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參加進來，并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動，從而導致政府陷入孤立，最后不得不以暴力鎮壓的方式平息這種沖動。而武力鎮壓又反過來進一步惡化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關系，雙方之間的對抗更加激烈。地方自治運動也是一樣。它讓地方官僚與地方上的社會精英之間形成一種默契，結成政治利益集團，地方政府甚至有時支持地方咨議局針對中央政府的抗議行動和抨擊言論。這些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場上看，對于改革的順利推進顯然是不利的。這樣，政府就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之中，現實的政治形勢要求它進行改革，但改革又不能使社會上的政治要求得到滿足，反而容易誘發出對它自己更加不利的政治要求。不斷加碼的政治要求使人們失去政治理性。當人們失去政治理性以后，政治形勢也就像等待爆發的火山一樣可怕了。換言之，在這種形勢下，不改革是亡，改革了也還是亡，而且更早了。

        四、清廷的枷鎖：憲政面臨的現實環境

        政治舉措失當，政柄易人，這些都是一些技術上的原因。一個龐大帝國的覆滅不僅是由這些造成的，也有內在復雜的社會、歷史和政治原因。

        政治認同危機。中國學者好以中國晚清與同期的日本相比較，認為中國改革失敗的原因僅僅在于技術層面，在說“歷史是不能假設的”的時候，其實是假設了“如果不是這些原因，憲政或許已經成功了”的。但是，這些學者至少忽略了兩者之間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日本在變革開始之前通過倒幕運動打破了以前的割據局面，重建了中央政府的威信和權威，也重建了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認同。而且，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中還有“忠于天皇”的成份存在，這些對晚清政府來說都是沒有的條件。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眾所周知，人民對它已經毫無信任可言，它也沒有在任何一場戰爭中取勝，歷史也沒有給清廷提供其他整合政治認同的機會；中國文化也不支持對皇帝的無限崇拜和效忠。與日本民族的天皇崇拜心理相比，中國的文化心理更傾向于現實主義，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興替也讓人們相信，一個王朝在它的末日來臨時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挽救它，只有“順天革命”，而清末的情形恰好和歷史上所有已經滅亡了的王朝一樣，暴露出了滅亡的征兆，人們有理由認為這個王朝已經走到了自己的終點，沒有人可以挽救。與其說一般的下層民眾期待現在的王朝通過改革來實現政治的清明和對他們生活環境的改善，倒不如說他們更希望能有一個新的王朝出現〔20〕。對于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政府權威究竟如何對于改革的成敗有決定性的作用。

        1901年以來的新政非但未能緩解原先的政治危機，改善人們的生活狀況，反倒增加了許多原本沒有的捐稅。沉重的民族災難和艱難的生活環境逼得農民們造反，下層農民群眾紛紛起來反抗苛捐雜稅，其規模和聲勢之大、范圍之廣，都是1901年以前太平天國以外的任何反抗運動所不能比擬的。據不完全統計，這樣的反抗活動“1905年為一百零三次，1907年為一百八十八次，1910年增至二百六十六次”〔21〕。在長沙的饑民暴動中，甚至有人喊出“撫臺給我飯吃”、“把撫臺拖出來殺死”〔22〕的口號。這說明，在政治危機當中，政府沒有能讓民眾和自己同甘共苦，也就不可能渡過難關了。下層民眾用這些行動反映的或許不是對新政的態度，但是，這卻能表明他們并不甘心和清政府死在一條船上，不愿意忍受官府以新政為名增加的經濟負担，政府沒有權利強迫人們和它一起共渡難關。清廷也許不應該忘記它們之前的明朝末期的教訓，朝廷為了與滿洲作戰而加的稅賦，人民不堪忍受，起而反抗，最終，明朝不是被滿洲，而是被自己的臣民們滅亡了——農民起義軍把崇禎皇帝逼上了煤山。“前事不忘，后事之鑒”，在歷史的輪回中，清朝同樣不是被外來的危機壓倒，而是被國內的起義終結。改革是應該付出成本的，但是，這種成本必須是在普通民眾能夠接受的限度內，絕對不能把改革成本當成敲詐普通民眾的借口，否則，只能激化民眾與官府之間的矛盾。

        就社會的中上層來說，已如前述，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先后去世已經使許多官僚士紳斷開了和現政府的政治感情，雙方的關系已直接成為政治利益的博弈行為。在支持憲政的人當中，官僚一般傾向于日本的立憲君主模式，士紳和政治無權者則比較傾向于英國的君主立憲模式。政府本身當然希望是日本模式，因為在日本模式下的憲政中皇帝保留了最大限度的權力。但是，政府在聲稱仿照日德模式進行改革的同時卻推出了一個“皇族內閣”。皇族內閣不但讓傾心英美的立憲派們感到失望，也讓中國支持憲政的官僚們感到不滿。因為，這明顯是皇族企圖利用組閣的時機從漢族官僚手中奪取已經失去了的權力的措施，嚴重損害了漢族官僚們的既得利益。海外的立憲派聲稱“保皇立憲”，但他們所“保”的是光緒皇帝，而不是隨便一個什么皇帝，而且，他們百日維新期間和漂流海外之后的言論一再流露出了他們對英國模式的欽羨之意；國內立憲派如張謇者，則希望新興的士紳階層能夠在新的政治體制中與皇權體制下的官僚和貴族們共享政治權利，盡管他們的目標雖然沒有言明，但在方向上卻是指向英國模式的。而“皇族內閣”的出臺對士紳們在感情上造成了傷害，疏遠了他們和中央之間的距離，減少了他們對中央改革誠意的信心。

        清政府本身在社會公眾和下層社會民眾中的形象本來就不是很好，雖然在表明改革決心的上諭中顯得言辭懇切，但戊戌政變對人們造成的影響依然存在，人們有理由担心這次的改革宣示仍然是官樣文章。政府在一般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本來就不開明，對西方事物雖然一直宣稱有學習的興趣，但同時卻在政治上大批地選用保守派官僚，外界形象比較開明趨新的袁世凱等人則一直受到壓抑、排斥和打擊。政府基層官吏的形象也沒有絲毫的改變。相比于日本倒幕運動以后“上下一心”的狀況而言，晚清政府的形象缺乏必要的親和力去整合人們的政治認同。

        社會系統紊亂。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一直沒有受到體制性威脅的原因在于，中國古代社會存在一個超穩定系統。士紳、官僚和皇權之間的互動使基層社會系統保持著外人難以想象的穩定性，每次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之后，社會系統仍然能依靠這個超穩定系統進行自我修復。在這個超穩定系統中，地主的土地兼并和商業的發展繁榮屬于“無組織力量”，這些力量的發展壯大破壞了原有的平衡狀態，打破了這個超穩定系統。所以，每當王朝結束的時候，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和商業繁榮就出現和擴大；每個新王朝的初期就墾荒分地，限制商業發展〔23〕。清代的土地兼并從乾隆后期開始出現和擴大，1840年以后進一步加劇；商業在鴉片戰爭以后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紳商作為一個新的權勢階層已經漸趨形成，并開始謀求政治上的權益。所以說，以往的超穩定系統已經遭到了破壞，而且，這次的破壞不是內生因素，而是來自外界的干擾，根本不可能得到修復，王朝的滅亡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傳統的四民社會中，‘士大夫’已成為一個固定詞組，‘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會來源，道統與政統融為一體”〔24〕，讀書識字的直接目的就是做官。清末以后，大量的下層知識分子卻并未許身科舉，而是另謀出路。比如著名的王韜就從沒參加過科舉考試，曾經試圖加入太平天國起義，后來又先后在上海和香港以為報紙撰寫評論為生。這種情況并非個別，與此相類的還有為外國資本充當買辦和代理人的，服務于近代企業、從事技術性工作的張謇。他考中狀元后也沒有走上宦途，而是竭心盡力的創辦近代企業。王韜和張謇這類人不同于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一方面并不委身仕途，另一方面又仍然保持著在政治體制之外關注政治的姿態。這種人的大量出現，形成了一個“公共空間”，成為干預政治的力量，改變了原來農村中的“大共同體社會”結構〔25〕，使官府的權威從絕對變成相對，以致經常出現紳商對抗官府的局面，官府有時還必須做出讓步以換取地方社會精英在政治上的支持。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因為顧及民間輿論而不敢貿然廢掉光緒皇帝就是最好的例證。在同一次事件中，上海商人經元善敢于以布衣身份上書朝廷、干預國政而不担心遭到報復也說明了新興的紳商階層的權利感和參與政治的自覺性。

        有清一代，民間的秘密反清組織一直存在，后期逐漸變成秘密社會類型的幫派和會黨。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后，余部輾轉流落到各省成為秘密社會的新成員。清末的政治危機和下層人民生活處境的惡化加劇了這一現狀，例如，義和團就曾經是一種秘密組織類反清力量，孫中山在組織興中會的早期采用的也是秘密社會的組織方式，后來又利用這些組織在國內發動起義。秘密社會的成員成份復雜，來自各種社會階層和行業的都有，但他們往往是對抗官府統治的一種有組織的力量。同盟會成立后，會黨在同盟會的影響下吸收了更多下層社會的精英，組織形式也變得更加嚴密了，開始有組織地抵制官府發布的各種政策，有時甚至利用政府的某種政策漏洞和失誤鼓勵下層民眾反抗官府，他們自己則充當核心領導力量。這時，無論宗教還是幫會都可以成為一種有效的組織形式。清廷財政緊張，地方上無力鎮壓，只能坐視它們日漸壯大。

        鴉片戰爭以后，原有的社會生活秩序和社會系統都被打亂。這種狀況的存在使官方的政治行為在基層取得的成效大打折扣。這些新的社會勢力也非常容易變成政治參與力量，如果缺乏有效的化解對策和吸納渠道，就很容易引起他們在民間的對抗行為。憲政運動觸及不到這些距離下層民眾較近的社會領域，人們往往是從這些人那里知道新的政策動向，然后做出反應，當最新的政策被他們解釋時，無論是好是壞都可能成為最新的煽動借口。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憲政改革的幾年里，同盟會的努力使這些潛在的力量轉變成現實政治的干預力量，最后和他們結成反清的聯合陣線。換句話說，如果官方的改革在基層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那就很容易在下層社會遭到抵拒和反抗，官府和民眾之間形成緊張的對抗關系。

        行政系統的低能。作為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憲政不但需要中央政府的有力領導，也需要地方官僚的配合和切實執行。清末時期的政府信譽眾所周知，從最高層的慈禧太后以至最基層的普通公務人員，無不收受賄賂、徇私枉法，中央發布的改革政令到了地方基層政府往往變成收取苛捐雜稅的新借口，或者變成官與民爭利的行為，比如著名的路礦權之爭。官府首先將路礦權出讓給外國資本，國人出于愛國心，通過集資從外國資本手里贖回以后，正準備自己營運的時候，政府又想把路礦權無償的“收歸國有”，引發各地廣泛而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和保礦運動。

        滿洲貴族入主中原以后，為了防止漢族文化對滿族的同化和漢族官僚掌握權力，長期以來，一直都在政治上對漢族官僚懷有戒心，在地方制度設計上嚴格限制漢族官僚的權力。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以后，滿洲貴族依靠自己的實力無法鎮壓，只好選用漢族官僚，同時由于戰時需要，把很多原本屬于中央的權利下放到地方督撫手中。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以后，地方督撫中已經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漢族官僚，他們所擁有的權力也比以前的督撫們大得多，經濟和政治上皆然，軍政上更成尾大不掉之勢。這只要看看1860年代后中國政府的軍隊稱號就可以了——先是湘軍，后是淮軍，再后來又是袁世凱的新軍。中央用自己的錢其實養了一支私人軍隊。他們首先是效忠于自己的首腦，然后才是朝廷。武昌起義后，袁世凱的親信就逼迫朝廷退位，幫助袁世凱登上最高權力寶座。1898年，中央主導進行戊戌維新，但中央發布的政令在地方上就只有湖南等少數地方才有回應，大多數地方則置若罔聞。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廷的政治存在受到威脅，中央下令全國各地督撫“勤王”，但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卻擅自與敵國簽訂條約，約定“東南互保”，置清廷生死于不顧。很多官僚在自己的轄區內任用私人，安排親信，經營自己的勢力范圍，把治下之地偷偷地變成一個個“諸侯”國，然后，又與地方士紳結成利益共同體。中央詔令到達地方以后，督撫們往往不是遵行，而是看是否于自己有利才決定，如果可能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則以“民意”為借口拒絕執行。后來的一篇時政評論文章對此說到：“前清督撫，常利用其中國地位，以論其狡獪之伎倆，當民氣強盛時，豫揣中央之意旨必將屈從輿論，則竭力鼓吹發揚民氣，藉人民之后援以抵制中央。”〔26〕1909年，國內爆發的謀求速開國會的請愿活動也是受到地方督撫們的默許和支持的。這樣，中央勢力逐步削弱和地方勢力逐漸壯大，最后演變成近代軍閥割據的局面。

        在中央，袁世凱勢力的過于強大引起了皇族們的不安，加之各種復雜的利益同盟的斗爭夾雜其間，使政府的改革方向總是處于搖擺之中。身為軍機大臣的瞿鴻本來是政治改革的倡導者和積極籌劃者之一，但在編制改革方案時卻從個人利益出發，阻撓預備立憲。袁世凱是地方督撫中對政治改革反應最積極的一個，但他卻在暗中聯絡奕匡，排擠岑春煊等政治異己力量，企圖在內閣中安排自己的親信徐世昌、段祺瑞等人。慈禧太后死后，載灃也借組閣之機排擠袁世凱和其他漢族官僚。“在官制改革后的十三名內閣大臣中，滿人占七人，蒙古人一人，漢族官僚僅五人，連原來規定的滿漢對等的比例都不曾達到，所謂‘平滿漢畛域’便成了欺人之談”〔27〕，朝廷自己也希望利用改革的機會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預備立憲和政治改革不但沒有取得政治上的實效，反倒成了官僚們相互傾軋和排擠的機會，各種利益集團都想在這個名義下渾水摸魚，撈取好處。

        1908年以后，憲政運動進入實質性階段，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卻猝然死去。在當時的官僚中，一部分人是懾于慈禧太后的威嚴，一部分人是出于對光緒皇帝的同情，他們死去后，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就自然失去效力。現實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僚們假公濟私，爭權奪利，中央權威繼續下降，地方勢力則更加公開的和中央抗衡，政府效率下降到了最低限度，憲政運動不能成功也就可以理解了。

        政治參與爆炸。1905年，戊戌政變后一度復辟的科舉制終于被廢除。作為一種政治和社會制度，“科舉制是一項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功能的體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讀，使整個社會處于一種循環的流動之中，在中國社會結構中起著重要的聯系和中介作用”〔27〕。它的存在使知識分子至少可以和政府表面上保持政治方向上的一致性，讓他們不至于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從事反政府的活動。科舉制被廢除標志著知識分子和現存政治體制之間的關系斷裂，他們多年來汲汲以求、皓首窮經的努力一旦遭到官方體制的遺棄，引起的情緒反彈是不言而喻的。

        毫無疑問，任何制度上的變革都將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制度變革開始之前，必須進行配套的制度改革，以使這些即將失去一部分利益的人能夠平穩的過渡到較為平和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去。如果配套制度尚未準備完全就忙著進行實質性的制度變革，必將引發社會抗議運動，由此帶來的政治風險也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在著手變革這種制度的時候也應當做好承担和化解風險的準備。從1901年到1905年，“張之洞與袁世凱等人關于科舉制的奏折所提出的辦法幾乎是一月一變，一變就是躍進一大步；前折所提議的措施尚未來得及實施，新的進一步建議就接踵而至”〔28〕，一個新的制度始終沒有在這些關鍵的改革主導者之間達成一致，這些人“下崗后干什么”始終都被忽視。年輕人還可以出洋留學，多年接受傳統的科舉考試訓練的人則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知識結構上都已經基本定型，不可能在短期內適應新的教育方式，他們是這一制度變革中的真正利益受損者，只得被迫適應其他社會工作。在從事其他社會工作的同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式的傳統士大夫的政治關懷沒有被消解，他們仍然希望能以其他方式表達他們對政治的意見。這樣，強烈的不滿混雜在這種傳統的政治關懷之中，最后就成為他們積極評論時事、關注政治并參加其他類型的政治活動的動力。在后來的地方咨議局中就有大量這類科舉失意者，他們的聲音往往是最激進的。這不可能和他們曾經被拋棄過沒有關系〔29〕。

        甲午戰爭以后，除了政府公費和其他資金資助的留學之外，也開始出現大量的自費留學者，其中日本地理上靠近中國，文化上相近，很多人都首選日本作為留學地。1901年為一百八十余人，1905年為八千多人，正式停止丙午科舉考試的1906年則多達兩萬人以上。在日本，他們一面學習政法、工藝之類的西學，一面接受革命者和保皇派的政治宣傳，有時自覺參加政治活動，發展到后來，就自己組織政治活動。有許多人為革命的宣傳所吸引，加入革命者隊伍。大量具有政治熱情的青年受到政治宣傳的鼓舞和現實政治活動的訓練之后回國，必然在民間和體制外形成一股極其龐大的政治參與力量。同樣，政府沒有辦法消解和轉移這種熱情，也無法平息他們對時局的抱怨，更無法撫慰他們“救亡”的沖動，只好任其自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并不是社會下層，而是社會精英，他們返回民間社會以后散落在各種社會群體中間，影響著他們身邊的人對時局的態度，一旦遇到什么政治突破口就會廣泛產生社會動力。

        這兩個群體無疑是社會精英，在后來聲勢浩大的請愿、抗議活動，甚至是農民暴動中都有他們的身影閃爍其間。憲政作為一個近期政治目標使他們產生相互之間的認同，進而促使憲政運動變成了一個政治突破口。參與政治是他們真實的目的，至于立憲則不過是他們爭取社會輿論同情和支持的一個話語策略罷了。在后來請求速開國會的請愿運動中爆發出來的正是這種政治參與的狂熱表現。那時，事實上，無論政府做出多大的讓步，他們也是不會得到滿足的。在這種時候，政府的初步讓步正是對他們這種狂熱的讓步，過多政治上的退守往往激起更進一步——有時甚至是過分的——的要求，他們在新的目標下達成一致后就會促成更大規模的政治參與浪潮 〔30〕。

        總之，一場自上而下的立憲運動要想取得成功，就至少要注意到上述的環境條件：廣泛而統一的社會政治認同，使政府能夠全力以赴的促進改革；開明而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保證改革的方向和節奏受到控制；高效而統一的行政系統，使改革的每一個步驟都能在地方上取得進展；做好配套的制度改革，擴大過渡時期的政治參與空間，轉移和降低政治參與膨脹帶來的風險。晚清政府不能具備這些條件中的任何一個，反而常常出現重大決策失誤，且又不能整合人們的政治訴求，最終導致辛亥革命在偶然中爆發而取得成功，而清政府的改革計劃也就一起進入歷史的墳墓了。

        五、尾論

        “救亡壓倒啟蒙”〔31〕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基本線索，任何社會運動都必須為“救亡”服務。憲政也是一樣，人們之所以能短暫地支持憲政就是因為他們認為憲政可以救亡。重新檢討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的社會和政治體制已經難以為繼了，社會革命正在悄悄地進行中，相配套的政治革命必然到來，問題僅僅在于是以激烈的社會動亂和暴力實現，還是以溫和的、漸進的改良方式實現。如果清政府的憲政改革真的要取得成功，事實上也是一種政治革命，那么它必須打破既存的政治格局，實現傳統政治體制向現代政治體制的轉換。這種轉換發生之后，皇帝是否保留都僅僅是一種象征，實質性的政治革命在歷史中不可避免。

        檢省世界上比較成功的憲政國家的歷史經驗，人們往往忽視了一個歷史事實：這些國家都是在經歷了一次廣泛的社會革命和思想啟蒙之后，社會階層分化已經趨于完成，人們崇信民主和自由這些現代性價值，社會公眾對政府有比較強的政治認同，基層官僚體系在革命中受到整頓，有效率且與中央政府做了比較明確的權限劃分，社會基本進入穩定時期，中央政府有能力和決心領導這樣一場政治革命〔32〕。而中國晚清時期的現實情況與此恰恰相反：社會危機四伏，中央政府權威崩解，地方基層官僚體系中貪污成風且效率低下，人們對政府持普遍的不信任態度，革命正在醞釀和發生中，改革進程隨時都有可能被革命打斷。實行憲政并不是化解既存的政治和社會風險的手段，而是在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以后，為了謀求長遠的穩定而在制度上進行的政治變革。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憲政在這時普遍的被人們當成一種救亡手段，這本身就是存在局限的，在有時還是人們尋求認同所采取的話語策略。而他們本身對于憲政是否理解、他們自己能否為憲政做出建設性的努力還值得懷疑。

        “是非成敗轉頭空，浪花淘盡英雄。”歷史無情，不會原諒任何人的政治失誤，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錯誤承担罪責。清廷滿懷僥幸的想用改革拖延革命的爆發時間，延緩自己的王朝壽命，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清廷已經日暮途窮，無論誰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了。憲政居然成為“救亡”手段，在如此語境下上演，幸也？不幸？回答這樣的問題或許已經沒有意義了，也可能見仁見智，但我們只希望，歷史的誤會僅此一次，不再出現。

        注釋：

        〔1〕喻大華：《甲午戰敗與中國近代化的巨大挫折》，載《重新認識百年中國：中國近代史熱點問題研究與爭鳴》（上），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頁。

        〔2〕〔4〕 蕭功秦：《戊戌變法之政治激進主義的再反省》，《重新認識百年中國：中國近代史熱點問題研究與爭鳴》（上），第53頁。

        〔3〕〔5〕〔7〕〔8〕〔9〕〔13〕〔15〕〔16〕〔18〕〔21〕〔22〕〔26〕〔27〕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70、173、169、230、311、321、411、309、352、324頁。

        〔6〕〔19〕 李育民：《重論清末新政的憲政改革》，《重新認識百年中國：中國近代史熱點問題研究與爭鳴》（上），第87頁。

        〔10〕 1902年以后，梁啟超自創《新民叢報》，繼續鼓吹革命。1903年以后又與康有為和解，重新成為革命的反對者。

        〔11〕這些文章后來成為他的文集《飲冰室主人合集》。

        〔12〕同一時期比較重要的刊物還有章太炎主筆的《國民報》，但其主要陣地和讀者在國內，壽命極短，只辦了四期就被查封。

        〔14〕 《民報》創辦初期的名稱是《二十一世紀之支那》，后改名為《民報》。

        〔17〕此說采自李育民：《重論清末新政的憲政改革》，《重新認識百年中國：中國近代史熱點問題研究與爭鳴》(上)，第93頁。

        〔20〕 近年來的經學研究頗有向建國前復歸的趨勢，許多人都考證說中國的革命傳統不在別處，就在中國思想內部，尤其是被儒家奉為經典的《易經》，劉小楓是其中影響比較大的一個。詳參劉小楓：《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收于《個體信仰與文化理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這篇文章也被上海三聯書店印成小冊出版。

        〔23〕 詳參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24〕〔28〕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之《引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頁。

        〔25〕 秦暉：《中國傳統社會再認識》，《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4期。

        〔29〕廢除科舉制所引起的社會效應是復雜而廣泛的，這里僅取其中對政治參與力量格局的影響。詳參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之《引論》。

        〔30〕 如果可以，其實本文想說，這時的人們是失去政治理性的，是瘋狂的，他們這種得寸進尺的要求可以被視為一種“撒嬌”。但是，這不表示本人認為當時政府的鎮壓是對的。本文認為，當時應該采取其他方式來疏導這種政治洪流，把人們的政治參與熱情轉化成一種積極的建設熱情。

        〔31〕 此說為李澤厚先生在八十年代所倡，最近已經受到學者的質疑，但本文仍然取這種說法，因為這種模式在解釋中國近代歷史時還沒有其他說法可以替代。詳參李楊：《“救亡壓倒啟蒙”？——對八十年代一種歷史元敘事的解構》，載于《書屋》2002年第5期。

        〔32〕 對于這段評論，筆者已經見到許多反對意見，但是，這個問題在這里不能展開討論，需要另文詳細討論。
 

書屋2003年第2期蕭武 2010-07-15 08: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