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很吊詭:辛亥革命竟是晚清政府自己“制造”的

>>>  深度觀察清末民初精神脈絡  >>> 簡體     傳統

  時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著名歷史學家、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專家雷頤先生所著《走向革命—細說晚清七十年》,一出版就引起各界的關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工程營里的一聲槍響,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對于這場后來被歷史學家們多次提及的‘辛亥革命’,有人贊揚,有人批評;有人肯定,有人否定。但是,比這些‘價值判斷’即個人的好惡更重要、更基礎的,其實是認真理清它的來龍去脈,細心爬梳整理復雜紛繁的絲絲縷縷,才能慢慢解開糾結不清的環環扣扣。”雷頤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他寫作此書的初衷。

  “辛亥革命帶來的天翻地覆之變當然有許多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但其中還有一個不能說不重要的原因,就是實際上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黨。” 在雷頤看來,晚清七十年上演著“溫和立憲”和“激進革命”的競賽,而最終以 “激進革命”勝出的一大原因即在于晚清的統治者—他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現代化”這一挑戰毫無認識,因此不知所措,進退失據,步步被動,改革是一拖再拖,一誤再誤,最終成為“制造革命黨之大工場”。

  “細說”“歷史邊角料”

  這本《走向革命》一書并非嚴格的學術著作,全書共分為“1840定勢、1851求索、1863接軌、1875政爭、1898變局和1911革命”六輯,具體采用的是“細說”形式。

  “細說,是細微的細和細致的細。”之所以如此,雷頤指出這和他多年養成的“歷史性思維”有關。“撇開那種大歷史的敘事,把關注的重心放在一些歷史的細節上。這種注重歷史細節的陳述會帶來強烈的歷史現場感,一讀之下頗為難忘。能令平時那些在大歷史的脈絡中,被臉譜化和定格化的歷史人物,一下子具有了本應該具有的鮮活的生命感和更為復雜的心理縱深感。”

  有學者將此視為利用“歷史邊角料”。事實上,這種寫作方法,近年來頗為流行。同為歷史學者、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教授甚至出版過一本《大歷史的邊角料》的著作,而雷頤本人在2008年也“采用此法”推出了《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這一被評為該年度“十大好書”的著作。

  與通過奏折呈現“歷史漩渦里的李鴻章和晚清帝國”的前一本著作一樣,在《走向革命》中我們看到:林則徐再也不是那個簡單的民族英雄,這位近代史上被稱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對世界和西方的認識同樣經歷了一個從愚昧到清醒的痛苦轉變過程;曾國藩與他的幕僚趙烈文偶爾一次閑聊,預測清廷還“有國半紀”(50年),結果是47年后迎來了覆亡。

  在寫作的過程中,雷頤還特別采用了敘述加議論的方式,給讀者“不斷產生撫今追昔,從歷史中找到鑰匙的感覺”。譬如,在點評清末鐵路和近代企業“國有”和“民營”的激斗一事當中,他就特別提到,“清末的歷史再次證明了這一點:經濟政策和制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會政策和制度,能否制定出大致穩定的經濟政策和制度,是統治者執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標準。沒有大致穩定的經濟政策和制度,人民不會安居樂業,社會不會安定和諧,統治者的政權基礎自然也不可能鞏固。”

  “意大利著名的歷史學家克羅齊有幾句話被廣泛地引用,即‘一切歷史均是現代史’,這意味著我們對待歷史的態度會隨著社會發展和學者們本身閱歷的增長有所變化,所以在一些事件之后加上個人的評論更多的是為了記錄自己當時讀到這些材料時的體會。”雷頤說。

  清政府改革看起來很假

  “盡管全書對革命黨的宣傳、動員等革命的過程幾乎沒有多少描寫,但是我認為這本書還是為了講辛亥革命,在我看來它描述的是辛亥革命的發生史。”雷頤說。

  雷頤告訴記者,作為一場重大的政治、社會變動,學者們對辛亥革命有不同的看法十分正常,但是就目前學界出現的一些研究取向,他還是想就一些問題做些整理和爬梳。

  他特別注意到了目前在研究辛亥革命的過程中,有不少論者極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憲”還是“假立憲”,并有論者認為此時的清政府是“真立憲”,甚至就此認為“辛亥革命打斷了晚清政府的改革,使得二十世紀的中國走上了不斷革命的歷史循環”。

  “這種探索自有其意義,但在我看來對于研究清王朝為何滅亡、激進的革命黨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義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時的立憲究竟是‘真情實意’還是‘虛情假意’,而是它的行為給被統治者何種印象、何種感覺及他們最后的主觀認識是‘真’還是‘假’。一般說來,如果普通的被統治者認定清政府是真立憲,則激進的革命黨的活動空間將十分有限,萬難成功;如果他們認定清政府是假立憲,溫和變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進的革命黨就能輕易得逞。”

  “顯然,最終的事實是在普通的民眾看來,清政府的改革是假的。”為了證明這一點,雷頤特別告訴記者他在書中提到的一些細節。

  1906年9月1日,當清廷終于發布仿行立憲的上諭,宣布進入預備立憲階段時,當時國人對這遲來的順應民意之舉,依然是萬眾歡騰,很多大城市甚至張燈結彩,敲鑼打鼓。然而,清廷卻依照日本模板在1908年推出《憲法大綱》,強調君主對權力的壟斷甚至超過了《明治憲法》。1911年5月,其又利令智昏出臺了一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

  “這些做法甚至連原本支持君主立憲的維新派都表示反對,認為‘政府寧肯與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與人民一寸之事實’。”雷頤指出,正是清政府的冥頑不化,使得從來溫和謹慎的士紳商董們都開始遠離它拋棄它進而反對它。“我這本書之所以對革命黨著筆不多而重點分析的是‘洋務派’和‘維新派’,究其原因就在于想告訴大家,如果連原本支持清政府的‘洋務派’與‘維新派’都開始反對了,那問題十分清楚了,即七十年的晚清歷史只不過是為‘走向革命’做好了鋪墊。”

  “事實上,清政府的‘新政’和‘立憲’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斷’,主要在于它的‘新政’完全是被動的,并且一拖再拖。”雷頤指出,從晚清政府對電報和海軍衙門的設立這兩件事情的態度即可看出晚清政府“溫和立憲”和“激進革命”的競賽中,最終勝出的會是“激進革命”。

  1865年李鴻章首先提出要開辦電報事業,然而朝廷卻一直不批準,最主要的理由是電報“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國”,認為電報之鋪設“深入地底,橫沖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安”。而在設立“海軍司令部”上,1874年李鴻章即提出設立,但是直到1888年,中法戰爭失敗之后才正式成立,即便如此它的總理、會辦、幫辦卻全是兼職。

  “如果說裁撤機構會引起原來的官僚集團反對,增設機構也遇到如此阻力,只說明清政府沒有沖破舊的意識形態的識見和勇氣,從中亦可以看出,無論大事小事,清政府很少事前主動變革,大多是事后被動應變,最終被‘激進革命’推翻也是勢所必然。”雷頤提到從他對這段歷史的整理看,基本結論如此。

  “任何社會,真正的‘革命黨’目的只有一個即推翻現政府,但是一般情況下他們人數很少,辛亥革命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在這七十年的歷史中,清廷將‘洋務派’和‘維新派’慢慢地變成了革命者。”雷頤告訴記者,“難怪,梁啟超也承認,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

  歷史漩渦中的帝國人物

  雷頤表示,縱觀晚清歷史,雖然感到“時局艱難”,但清廷對歷史大勢和局勢的緊迫并無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對民意全然不解,更不愿放棄任何權力,并過于相信自己力量強大,仿佛歷史可以按照它理想的節奏發展。因此,它只是被動在重壓之下“走一步算一步”,卻又基本踏步不前,一再錯失良機。

  在他看來,“改革”是當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態度妥協的結果,只要有一方堅持不妥協,就無法“改革”,社會矛盾必然以“革命”一類的暴力方式解決。“一場巨大的社會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觀‘激進’造成的,在社會矛盾中,統治者往往居于‘主導’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層的種種‘極端’觸發、造成的。清廷的實際告訴我們,今天我們與其否定下層人民的‘過激’,不如更好地去爬梳為什么當時清廷沒有那種審時度勢的能力,容納各方的明智與氣度?”

  雷頤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這種情況下,與其說“革命”是下層“激進”的結果,不如說是被上層的“極端”逼迫出來的。

  不過,雷頤對那段歷史當中的不少人物仍十分敬佩。從林則徐到李鴻章,從徐繼到郭嵩燾,還有他特別推崇的梁啟超和容閎,在他看來,“近代中國的些微成就、終未亡國恰恰是許多不同時期、不同程度地主張‘師夷’的這些有識之士不懼重謗而努力奮斗的結果。”


嚴友良 2012-03-30 21:21:47

[新一篇] 反思辛亥:迷信“權力”的革命怎會徹底?

[舊一篇] 對話雷頤:上層“極端”逼出下層“激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