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迷行“五行學說”,因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之中,朱明王朝尚火德,原國號“金”正好犯了“火克金”的忌諱。而新國名“清”包括之前更改的族名“滿洲”旁邊有三點水,是尚水德,應合“水克火、清滅明”的吉兆。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推斷,更改國號和族名,其實表明了皇太極問鼎中原,奪取全國政權的信念和決心。
蘇聯,越南,中國的國旗都一樣,紅底黃星,
里面的大星分別代表蘇共,越共,中共……
所以,一直說:
得國不正,豈有后呼。
我不贊成統一,但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肯定是要把現在的這一切都要改,我不喜歡隨便改這些東西,可沒辦法,現在的國號國旗國徽還有國歌都他嗎狗屁啊。。。把全中國人民都當成某擋的奴隸了。。。。還人民共和國?有搞實驗餓死3000萬的人民共和國嗎,有搞運動斗死800萬的人民共和國嗎。。有用坦克壓自己人民的人民共和國嗎。國旗?哪呢,我就看見塊紅黃色的破布,丑地要命,還有國歌,那叫國歌啊,太沒內涵了吧,不過有句詞還挺與時俱進的,“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民”。至于改成什么樣,大家集思廣益吧,國旗我推薦以前的五色棋,國歌嘛,找點深刻的。。。。不是干嚎型的就成,國號就叫中華聯邦共和國吧。。。(肯定要聯邦制了,大家也不用互相罵了)。
不改國號就沒有太祖 毛澤東1965年后悔莫及作者:
2006年,中國歷史學者章立凡撰文《“國號”系鈴人周善培》披露,1965年,毛澤東接見了法國《人道報》記者馬嘉麗,說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1949年不應該把中華民國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不改國號的話,會減少很多麻煩,解決很多問題,好比聯合國問題、臺灣小朝廷問題等。那么為什么要改呢,當時就在大家投票決定繼續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時,毛澤東身邊的一名清朝遺老向毛旁敲側擊:“如果不改國號的話,就沒有太祖高皇帝了。”
[轉載]不改國號就沒有太祖
毛澤東1965年后悔莫及
2016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67周年國慶,解放軍護送國旗走向天安門廣場升旗臺(圖源:新華社)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性豪逸,眾易之,法眼獨契重。一日眼問眾:“虎項金鈴,是誰解得?”眾無對,師適至,眼舉前語問,對曰:“系者解得。”
——明•瞿汝稷《指月錄》
一、國號之鈴,至今無解
1919年出席巴黎和會的中華民國代表團由陸征祥率領,成員包括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其中王正廷系廣州軍政府所派,由北京政府任命。代表團最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1945年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中華民國代表團中,宋子文為首席代表,顧維鈞、王寵惠、魏道明(以上國民黨)、胡適、吳貽芳、胡霖(以上無黨派)、李璜(青年黨)、張君勱(國社黨)、董必武(共產黨)為代表,并共同在《舊金山宣言》上簽字。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內不同政治勢力共享中華民國名器的歷史就此終結。此后大陸與臺灣(背后是統治這兩塊中國領土的黨派)分別使用兩個國號,并為聯合國的“CHINA”席位爭斗了25年,最終大陸取勝,但國家至今分裂依舊……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統一障礙,皆與國號問題有關。“臺獨教父”李登輝于1991年6月在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說:“毛澤東最大遺憾是改了國號,如果他們還叫中華民國的話,我們就麻煩了。”
關于更換國號的故事,《黃炎培日記》1949年9月25日記載:“夜,在毛主席住處頤年堂小組討論……年號改從公元(1949),但不禁用(38)”。此處"38"即指中華民國紀年的“民國三十八年”。次日又有如下記載:
午,周恩來、林伯渠邀餐六國飯店,會集征求人民政協文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名詞下應否去掉原稿簡稱中華民國一個括弧。
此前,《共同綱領》草案內“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寫法,是民革代表陳劭先提議寫上的。黃的日記過于簡略,另一當事人司徒丙鶴(司徒美堂的秘書)曾詳述午宴上關于國號問題的討論。
當日出席者有張元濟、何香凝、周致祥(孝懷)、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張瀾、簡玉階、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張難先、郭沫若、茅盾、車向忱等,以耆老居多。率先發言的黃炎培、何香凝表示希望保留“中華民國”的簡稱,但但輪到第三位發言時,形勢很快逆轉:
再是前清進士周致祥,據說辛亥革命后"歸隱"三十八年,生平不寫民國國號,但目前擁護共產黨和毛主席。他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么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二十多年來更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司徒丙鶴:《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文史資料選輯》第一百一十輯,第30頁)
周致祥即周善培,致祥其字也。他帶頭抵制之后,反對的意見就“一邊倒”地占了上風,最終否決了簡稱中華民國的意見。
李敖在2004年10月27日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節目168集里,談到了國號問題的另一版本:
1965年,毛澤東主席接見了法國人道報記者馬嘉麗,說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49年不應該把中華民國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49年不改名的話,會減少很多麻煩,解決很多問題,好比聯合國問題、臺灣小朝廷問題等。
那么為什么要改呢,當時就在大家投票決定繼續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的時候,毛主席身邊的一個清客,周善培(浙江諸暨縣人也)向毛旁敲側擊地說:“如果不改國號的話,就沒有太祖高皇帝了”,于是,共產黨把中華民國這個臭招牌砸掉了,而十六年以后毛后悔了。
李先生講的這段古,我在少年時代就不止一次聽長輩談論過,看來也不像空穴來風。從事研究工作以后,查過很多資料,都無法證實此事。中國的政治往往在密室中決策,若此事屬實,則六國飯店的午宴,不過是走一個過場而已。這種私下說的話,正史也不會記載,當是作俑者自己對外吹噓,才以口碑流傳至今。
二、官場商場,輪番投注
上網搜索了一下“周善培”,其生平事跡如下:
周善培(1875—1958)號孝懷,原籍浙江諸暨縣,隨父宦游來川,遂定居。1899年東渡日本,考察學校、警校、實業等,居四月返川。1901年奉命帶學生20名赴日本留學,并聘回日本教習來成都開設私立東文學堂。不久,赴瀘州任川南經緯學堂學監。1902年任警察傳習所總辦。后赴粵,任督署副總文案兼廣東將弁學堂監督。錫良任川省總督后回川任警察局總辦。先設巡警教練所,繼在成都建幼孩教育廠、乞丐工廠、老弱廢疾院,并力戒鴉片煙,改造監獄,預防火災,破除封建迷信。1908年任川省勸業道總辦,通令各屬普設勸業局,培訓勸業員,大力資助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任內多次舉辦展銷商品的工商賽會、商業勸工會,還在成都設立能容納300余家商戶的勸業場,這些措施推動了四川近代工商業的發展。還倡導和督促成立川江輪船公司,參與討袁護國運動。國民政府成立后,潛心治學,不問政事,抗戰初期在天津設電臺,代表四川省主席劉湘對外聯絡。解放初任民生公司董事長、全國政協委員。著有《周易雜卦正解》及回憶錄等。(巴蜀網)
周善培在清末屬于維新派,為官任內積極興辦實業,政聲鵲起;他是近代中國警政的先驅,在成都首創開辟紅燈區的先例;他還是地方官員中最早剪掉發辨的一位(四川人稱“周禿子”),其思想之新銳可見一斑。入民國以后,他雖以遺老自居,但長袖善舞,仍系“與時俱進”的人物。上述小傳稱他在“國民政府成立后,潛心治學,不問政事”,顯然遺漏了不少重要歷史情節。
討袁護國戰爭結束后,周善培出任大總統黎元洪的顧問,并于1916年11月與李根源、谷鐘秀、張耀曾、楊永泰等人在北京發起“政學會”,此即所謂“舊政學系”之由來。1922年春,他南下撮合孫中山與張作霖、段祺瑞組成倒直“三角同盟”。據《中華民國史事日志》記載,1922年3月20日“伍朝樞偕張作霖之代表朱慶瀾、段祺瑞之代表周善培到香港,鄧鏗、謝持自廣州來晤。”
周善培因此卷入一宗歷史血案:鄧是粵軍參謀長,謝是大總統府秘書長,二人皆周之學生,陪老師甫抵廣州車站,鄧即遭遇刺殺。而周自述此事,則有另一版本:他因投資于戴傳賢(季陶)、張人杰(靜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而受到損失,聽說張人杰電求陳炯明借一百萬元為交易所復業,立刻電知鄧鏗即日赴粵,不料抵達后發生血案。
1924年江浙戰爭爆發前夕,周善培曾與韓國鈞、張一麐等耆宿,奔走調停于兩省督軍齊燮元、盧永祥之間。1925年,這位不甘寂寞的前清遺老,又卷入宗社黨人的政治陰謀,企圖利用白俄將軍謝米諾夫幫助廢帝溥儀復辟。其間一位名叫王式的投機家,曾在給溥儀的奏折中密陳:
倘蒙皇上召見臣,更有謝米諾夫、周善培諸臣密陳之言,并臣與鄭孝胥、羅振玉、榮源諸臣所商籌款之法,謹當縷陳,請旨定奪,謹奏。(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第224頁)
到了50年代,周善培對在戰犯看守所中關押的故主癡心不改,曾于1956年5月致函老友黃炎培,為溥儀開脫說:“此公真是傷心人,丁巳誤于康(有為)、沈(曾植),辛未誤于羅(振玉)、鄭(孝胥),皆自許為臣,共推為學者、為詩人。舊書真有毒,可嘆!”。丁巳指1917年張勛復辟,辛未指1931年溥儀出關投靠日本人。周在信中還拜托黃炎培:“對于溥公,我卻有幾件永遠忘記不了的事實,寫如別紙。請閱后轉呈毛、周二公,以備參考。”
在“別紙”中,他提到兩件事:一是1930年至1931年間,溥儀捐款支持朱慶瀾為陜西和長江災區募捐的義舉;二是1932年2月18日(舊歷正月十三日)赴旅順為溥儀祝壽時,溥儀曾對他指天畫地說:“我上之不敢得罪祖宗,下之不敢得罪國人”,故其出任偽滿“攝政”絕非本愿。黃炎培接到此信后,于1956年5月21日致函周恩來,轉呈周善培來信并有所關說。
歷史可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遺老周善培為故主求情,將視線引到了密籌偽“滿洲國”的歷史關節點上,也無意中暴露了自己的行蹤。且看溥儀對這位舊臣的回憶:
挑戰是從我去日軍司令部的前幾天就開始了的。那天,我接到了從東北來的兩封信,一封是羅振玉的,一封是給溥偉當秘書的周善培(在清末給岑春煊做過幕僚)的,都要求我“給以便宜行事”的“手諭”,以便為我活動。照他們的話說,時機已至,各方面一聯絡即成,目前只差他們的代表身分證明了。我把這事告訴了鄭孝胥,他慌忙攔阻道:“此事萬不可行!此類躁進之人見用,必有損令名!”(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第271頁)
溥儀這段文字還有一個更早的版本,談及羅、周二人“說他們可以憑此去聯絡那些熱望我‘復位’的日本軍方人士和東北的軍政要人”。(愛新覺羅•溥儀《我怎樣當上的偽滿“執政”》,《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第102頁)
原來“自許為臣”并將故主推上認賊作父之路的,不止鄭孝胥和羅振玉,周善培也在其中,不過是各懷心思,爭當擁戴的功臣而已。最后鄭孝胥憑藉日本人將溥儀搶到手,“躁進之人”羅、周被排斥在外,沒有當成“開國功臣”,才僥幸洗脫了歷史罪名。
從以上這些歷史片斷中,我們發現了另一個周善培,一個不斷用商業法則進行政治投注的周善培……
三、遺老善舞,信之不祥
進入民國以來,以遺老自居的周善培,已先勾掛后過黎元洪、段祺瑞、孫中山、溥儀、劉湘,與政學系、皖系、奉系、孫系、宗社黨、白俄、關東軍、四川軍閥也都聯絡過感情,當然不會忽視日益壯大的中共。
國民黨元老謝持父子,與周善培有兩代師生之誼。謝持的孫子謝幼田,曾有如下回憶:
我祖父和父親都受教于周善培先生,周以眼光遠長出名,以周的地位,他庇護了中共的最重要的盟友張瀾和羅隆基,與周恩來也有往來。他告訴我父親,中共將會需要我父這種有名望的經濟學家。我父對家人講,他“一生不問政治,馬克思主義在巴黎就研究過,不過憑本事吃飯,不必怕。”于是就留下來了,并且返川侍候老祖母。
謝持這位不問政治的兒子謝德堪,回到四川富順老家后,很快在土改鎮反中被捕。謝家人十萬火急地跑去懇求周善培,請他出面找陳毅營救:
周鄭重告訴我大哥轉家母:“不必急,你父親遲早會受歡迎的。”周沒找陳毅。當時,周很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即由他取,毛澤東到上海數次登門請益,周到北京也被毛請吃飯。于是我母親沒找在北京教大學的姑父,他可以找李濟深和周恩來,周在法國與我父亦有交情。(謝幼田:《我父親的一張判決書》)
由于“周很忙”,而謝家人又過于信任這位兩代恩師,放棄了直接找李濟深、周恩來求救的機會,結果謝德堪于1951年3月14日以“惡霸罪”判處死刑。
周善培是川江航運的前輩,與“船王”盧作孚的交誼非同一般。新政權成立之后,周力勸盧及其民生公司船隊從香港來歸,功不可沒,他還出任了民生公司董事長。
1952年“五反”運動中,高壓下的盧作孚于2月8日夜間自殺,西南當局嚴密封鎖消息。據《黃炎培日記》記載,2月15日從周善培的來信中得知盧的噩耗,次日即招民生公司駐京代表何迺仁盤問詳情,接著往訪張瀾磋商,下午便將周的來信交給了統戰部長李維漢。其后數日間,盧作孚自殺的內情在北京上層逐漸傳播開來。
周善培同時將消息透露給《大公報》記者張蓬舟,22日該報二版披露盧“病故”消息后,當即受到華東軍政委員會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張春橋的嚴厲責問,總編輯王蕓生被迫做檢查并受記過處分,該報副總編輯李純青、編輯主任孔昭愷、副編輯劉克林、采訪課主任周雨分別受到警告處分。
親朋好友不斷觸霉頭,周善培卻始終安然無恙。素以“眼光遠長”著稱的他,常在不經意間給人瞎馬騎。他表字致祥卻多致不祥,友人從盧作孚到王蕓生,弟子從鄧鏗到謝德堪,主子從溥儀到毛澤東,都不同程度地招致了某種不祥。
另據《張元濟日記》記載,1949年10月11日,毛澤東邀請張元濟、周培善兩位前清進士到中南海晚餐,陳毅作陪。毛談及章士釗欲居北京經營商業,并為老東家杜月笙說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馬上反對,張元濟也認為杜月笙的名聲不佳,門徒眾多,恐地方受擾,陳毅表示將對此事慎重處置。周在席間主張讀經,張則認為不能向大眾普及,“將來大學不妨別立一科,聽人研究”。
由是可知,在對待杜月笙的問題上,周善培頗有見地,因為偉大領袖肯定不會喜歡幫會領袖;他的“讀經”主張固然迂腐,倘若活到今天,也必定成為“圣之時者”。而張元濟別立經學一科的倡議,如今已在大學中現身……
敵人的敵人即朋友,前清遺老支持新政權,毛澤東也顯得特別敬老尊賢,蓋因國民黨乃共同宿敵也。遺老周善培對中華民國“毫無好感”、卷入復辟密謀不奇怪,但揣摩新主的心思,把更換國號的理由點撥得如此到位,可不是一般的老辣。相形之下,后人的熊貓式和親及施瑯式意淫,越發顯得稚嫩可愛。
周善培晚年終于過了一把“開國功臣”癮,于1958年壽終正寢。新國號滿足了毛澤東的歷史舞臺感,卻令他在統一大業上抱憾終生。
系鈴人去矣,周善培拴在歷史虎項上的金鈴鐺,至今猶未能解……
(關嶺 編輯)
寫得還不錯,但是有一處硬傷
不是統一后改不改的問題,而是必須改了才可能(和平)統一的問題!
綜合 2022-01-09 11:2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