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政權初建，氣象一新，必有一段勵精圖治，腐敗現象會相對較輕。但事實卻并非如此，早在列寧時代，蘇聯（俄）的腐敗問題就已相當嚴重。

腐敗狀況很普遍：47.8%-71.2%的基層合作社管理人員參與盜用公款

1918-1920年間，因需集中力量反擊外國武裝干涉和鎮壓國內反革命武裝勢力，蘇聯（俄）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取消貨幣和自由貿易，資源由國家統一收支；形勢特殊，大規模的腐敗無由而生。1921年“新經濟政策”重新恢復商品貨幣關系，腐敗的規模亦隨之迅速擴張。據契卡—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檔案披露的絕密資料，1921年共判處貪污賄賂罪69641件，職務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處貪污賄賂32587件，職務犯罪14887件。

其實，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許多黨代表就曾憤怒指責黨內的嚴重腐敗“無論對于誰都不是個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產黨員’允許自己那樣的奢侈，他們的行為絲毫不比老牌的資產階級遜色，工人和農民對他們敢怒不敢言。”這些腐敗的種類主要包括：公車腐敗、住房腐敗、飲食腐敗、醫療腐敗、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盜用公款。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擊“幾乎每個托拉斯和每個機關的第一件事就是置辦汽車，為個別人出行，甚至辦理個人的私事而使用”；1923年10月，俄共中央發布《關于同浪費作斗爭》的通告信，列舉了地方及部門負責人“帶賽馬四人出行、玩賽馬”、“負責人的住宅裝修得過于奢華”、“去餐館花費了過大的開支”、“玩賭博”等種種腐敗行為；捷爾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憤怒地指責黨內的醫療腐敗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現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著咱們的療養院？是哪些人優先得到床位？是蘇維埃的太太們，打了引號的共產黨員。她們中的一些人在療養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們卻虛弱多病”，“在官員中特別普遍的現象是去國外治病，去德國治病，甚至派自己的親戚陪同。”至于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盜用公款，據1925年11月30日蘇共召開的一次針對合作社貪污公款問題的專門會議披露，農業合作社基層網中，其管理委員會成員的47.8%-71.2%，都參與了竊取盜用公款，腐敗的普遍性可見一斑。

工資上對干部的限制雖然很嚴格，但干部工資外腐敗早已泛濫成災

當然，最高當局也不是沒有采取過防范腐敗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寧就對領導干部的工資和待遇做了嚴格規定，要求一切公職人員的薪金“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列寧率先示范，其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是500舊盧布，而鐵路員工的最高工資是510舊盧布。1919年制定的35級工資表，黨政領導人的工資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資；1922年改行17級工資制，同時“鑒于黨的領導干部的物質狀況非常不能令人滿意”，蘇共決定用黨的經費來為15325位黨的各級負責人改善工資待遇和物質保障；同時又規定領導干部的實際工資，不得超過17級工資的1.5倍。

但問題在于：領導干部們很快就不靠工資生活了，在工資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領導干部們與群眾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最典型者莫過于住房，1918年，列寧曾命令要求提供給“人民委員”的住宅，每個家庭成員不得超過1個房間，但諷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卻占有著整整一層樓，當然，就房間數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沒有越軌，只不過他們家的房間特別大，而家庭成員——女傭什么的又太多了。而普通群眾呢，則絕大部分還兩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單和窗簾隔開的一小塊“住房公社”里。

1921年腐敗之風大盛后，當局也曾采取過補救措施，從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與貪污受賄作斗爭的機關。但效果卻并不怎么樣，因為按照蘇維埃的法律文件，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會產生犯罪和受賄的，這類罪行只會存在于舊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在整個反貪腐運動中，對犯罪者“運用階級方法的理論”相當普遍，大量的貪污犯，僅僅因為他們是無產階級出身，而在審判時被免予懲處。官方的說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賄現象已經基本絕跡”，但根據契卡—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檔案披露的資料，職務犯罪和濫用公款的現象，其實是愈演愈烈。

雖然列寧時代官僚們集體滑向腐敗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開的政策層面，當局對官僚們的特權腐敗是深惡痛絕的。斯大林時代則公然逆歷史潮流而動，將官僚們的這些特權腐敗制度化、合法化。

最高領袖帶頭墮落，給高級干部發“錢袋”行賄，整個干部集團特權腐敗泛濫

在列寧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際，斯大林運用個人權力創立了“官僚等級名錄制”。以這一制度為基礎，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證領導干部層特權的制度。這種制度下產生的官僚特權階層，成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則反過來成為這個特殊階層的利益維護者。在斯大林時代，這個官僚特權階層主要享有如下特權：(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占據。(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手持特供證者在特供商店能買到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洋興嘆的種種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3)特教權。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人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5)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維護他們的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盧布。(6)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端的官員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戶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斯大林在縱容、賦予干部腐敗特權這個問題上，毫不掩飾，展示出來的是一種赤裸裸的態度。列寧時代那種政策上對特權腐敗的深惡痛絕，在斯大林時代連影子都見不到了。譬如：斯大林時期高級領導干部除正式工資外，還會與工資同時收到一個裝很多錢的大信封，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錢袋制度”。莫洛托夫后來說：“我現在無法準確說出給我多少工資，因為變了好幾次。而且戰后根據斯大林的倡議，采用了錢袋制。用這種封著的小包給軍事和黨的領導人送錢，很多的錢。當然，這是不完全正確的。數目不僅太大，而且過分。我對此不否認，因為沒有權利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錢袋”里給多少錢，給誰，完全由斯大林決定，當然，領取“信封”者須嚴格保密，否則會受到嚴厲的懲罚。至于斯大林為什么要這么做，格·阿·阿爾巴托夫在其《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說：“我確信，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買黨和蘇維埃機關的上層，使其落入某種連環套之中。這是一種路線，旨在借助于直接收買，借助于灌輸丟掉職位就丟掉特權、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懼思想，從而保證官員們絕對聽話，并積極地為個人迷信服務。我們的國家在革命之后從來沒有見過二次大戰后到斯大林逝世前那段時間中存在的各級官員所享有的種種特權。”

最高領導人墮落如此，上行下效，整個干部集團的腐敗之泛濫，可想而知。法國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到莫斯科訪問，驚訝地發現連“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權腐敗之中，在金碧輝煌的別墅里，為高爾基服務者多達四五十人。羅曼·羅蘭感慨道：“身為國家與民族衛士的偉大共產黨人隊伍與其領導者們，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己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為弄到一塊面包與一股空氣(住房)而處于艱難斗爭的狀況之中”。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一書中也回顧了斯大林時代泛濫成災的特權腐敗：“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里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

領導干部們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眾的居住條件反不如沙皇時代

住房腐敗是斯大林時代領導干部特權腐敗的一個典型縮影。十月革命后，領導干部與普通群眾一度都居住在集體主義的“住房公社”內。但到列寧時代晚期，領導干部們已開始利用特權，紛紛從“住房公社”里搬進獨戶住宅。這種變化，在斯大林時期最為翻天覆地。1926年，全蘇人口調查顯示，全國人均住房面積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戰友”阿利盧耶夫家的女仆，所擁有的住房面積就已超過了20平方米。更不用說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數居民的住宅連起碼的基本生活設施如廁所、浴室都沒有；而干部們的住宅，則普遍配備了汽車庫、電影廳、特供商店、醫療中心乃至數量不一的服務人員。

在住房問題上，讓民眾最受刺激的，莫過于領導干部們普遍擁有“貴族別墅”。蘇聯土地遼闊，別墅本來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會在郊外擁有一小塊土地蓋上一個簡陋的木制小樓或小院子，也叫別墅。但領導干部們的“貴族別墅”遠非普通百姓的“別墅”可比。同獨戶住宅一樣，“貴族別墅”有嚴格的等級限制，官位等級越高，其別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這些“貴族別墅”都“屬于國家”，由國家負責維修、保養。斯大林、伏羅希洛夫、米高揚、莫洛托夫這些國家領導人的別墅，無一不是極盡奢華之能事，“別墅全部鋪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銀兵器、珍貴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腳盤，象牙雕刻，印度絲綢，波斯地毯，來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的手工制品……伏羅希洛夫有許多別人贈送的馬匹，像米高揚那樣，他在自己的別墅騎馬散步。他們的別墅變成了帶有花園、溫室、馬廄的富貴之鄉，當然，這一切花銷都由國家負責。”在斯大林時代，各級蘇維埃政權的領導干部，都在相應級別的療養區用國家的錢大造別墅。這些別墅，不但有花園，有馬廄，有專門的溫室栽種蔬菜和水果，還有臺球室、游泳池、網球場、排球場、日光浴場，乃至專門看電影的放映間；每棟“貴族別墅”內都有大量領國家工資的“服務人員”。白天游泳、劃船、打網球，晚上玩排球、打臺球、看電影，是斯大林時代領導干部們最標準的別墅生活模式。而那些“平民別墅”，連最基本的自來水都沒有，更不用說城市里那些排隊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眾了，1925年，在克拉斯諾普雷斯頓區蘇維埃里，每月有2.7萬人排隊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過50-60人而已。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最后的遺言》中寫道：“（我20歲在沙皇時代做技術工人時）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間。這套房間有會客室、廚房、臥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為資本主義下的工人，有比現在生活在蘇維埃政權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條件，使我感到痛心。”“我們已經推翻了君主政體和資產階級，我們已經贏得了自由，但是人們的居住條件比從前更差了。”革命成功了數十年，民眾生活卻還不如沙皇時代，赫魯曉夫的這段話，無疑戳中了斯大林時代的歷史真相。

赫魯曉夫上臺后，曾試圖限制斯大林時代泛濫成災的干部特權腐敗，但最后以失敗告終，赫魯曉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棄腐敗特權的官僚們的反擊而下臺。

取消官僚特權，實行干部任期制與輪換制

赫魯曉夫上臺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來的干部特權腐敗體系，發起了蘇共歷史上的第一次主動攻擊。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權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費早餐午餐、免費別墅、專用汽車等。官員們在斯大林時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長康斯坦丁諾夫原工資為15000舊盧布，被降為5000舊盧布。即便如此，其工資水平仍然很高——當時工人的最低工資只有300~350舊盧布。

但這些都不足以從根本上消滅干部特權腐敗——列寧時代就是個例子，這些官僚特權在當時是非法的，但這些官僚特權仍然興盛不衰。所以，赫魯曉夫采取了另一種“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實行干部任期制與輪換制。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改革決議中稱：“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領導機關，也為了消除某些國家管理人員濫用職權的可能性，黨認為必須經常更換領導機關的成員。”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在每次例行選舉時，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成員至少要更換1/4，加盟共和國中央、邊疆區委、州委成員至少要更換1/3，專區委、市委、區委、基層黨委會成員至少要更換1/2，并且連任不得超過三屆。因為官僚的特權腐敗是與職位密切相關的，失掉職位必然會失去特權腐敗的資格。所以，赫魯曉夫推行的這種任期制和輪換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們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們的驚恐和憤怒。格·阿·阿爾巴托夫如此回憶赫魯曉夫對干部特權腐敗的打擊：“對特權的第一次討伐是由赫魯曉夫開始的，他沒有受到來自下邊的任何壓力，完全是自己主動進行的。當我來到中央機關的時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員還沒有平靜下來，還沒有從喪失部分特權引起的震蕩中恢復過來。那批機關工作人員把取消這些特權叫做‘赫魯曉夫的十次打擊’，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擊’(即在1943—1944年發動的十次最大的戰役)。當時負責人員丟掉許多東西：“錢袋”、免費早餐，不少的人丟掉了免費的別墅和專用汽車等等。”最后，這些丟掉特權的官僚們下決心要趕走赫魯曉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的上臺，很得力于“在赫魯曉夫手里失去腐敗特權”的干部們的支持；作為回報，勃列日涅夫為這些干部們創造了蘇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極好的腐敗環境。

不但恢復了被赫魯曉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權，還增加了新的特權項目

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魯曉夫的教訓，不僅恢復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權，同時還順從官僚們的要求，廢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輪換制，批評赫魯曉夫的干部輪換制“對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 并發誓要“保證對干部的尊重”。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從蘇共23大到26大，蘇共中央委員會實際連任率達到90%。高層干部隊伍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超級“穩定”，許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幾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幫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譬如拉希多夫在烏孜別克斯坦執政20多年，該共和國的黨、政、經和政法部門全部都是他的親信，僅在烏孜別克斯坦共產黨中央機關，他的親屬就達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復了赫魯曉夫廢除的高級干部特權，而且還搞了許多新的特權。據戈爾巴喬夫的秘書博爾金講，勃列日涅夫時期在特權制度方面“實際上還建立了龐大的系統。控制這個系統的是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辦公廳的領導人、醫療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專業部門。在‘食療餐廳’就餐的人數猛增。按規定有權利在這個餐廳就餐的都是些老顧問和蘇聯部長會議各主管部門的高級領導人、各部委的上層工作人員、人民演員、藝術家、作家、記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數迅速膨脹。當時在各共和國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類似的餐廳和內部商店。”“從1965年起，為官員服務的汽車大大增加，建造別墅的規模不斷擴大，不再建造樸實的小木屋，而用磚建造設備齊全的兩層樓的別墅。高級領導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著蘇聯衛生部第四總管理局不斷發生變化，修建許多的新的中央專門醫療、療養院和休養所。工作人員根據自己的職位，有時也因領導人的賞識可以享受各種特權。”

斯大林時代，雖然特權腐敗在制度上“名正言順”，但斯氏的統治手腕高壓而殘酷，令許多高級干部時刻生活在一種恐怖政治的氣氛中；赫魯曉夫時代的干部輪換制，也讓許多高級干部時刻担心自己被從人間天堂般的貴族別墅里趕出去。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干部們終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來了他們特權腐敗的黃金時代。

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帶頭沖在腐敗的最前線

和斯大林一樣，勃列日涅夫也始終沖在腐敗的最前線。他任總書記之后，任用了大批親信，包括自己的許多親屬。過去有工作關系的干部，老下級、老部下，如在烏克蘭、摩爾達維亞、哈薩克斯坦一起工作過的下屬，紛紛到勃氏身邊謀求新職位，借以牟利。對這些下屬和親戚（尤其是勃氏的兒子、女兒、女婿）的貪腐行為，勃氏的一貫態度是裝聾作啞。如勃氏的女婿丘爾巴諾夫，僅 10 年時間就從一個普通民警一躍而成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1976-1982 年間大肆貪污受賄，釀成震驚全國的“駙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爾巴諾夫才被送上審判席。

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卷入了骯臟勾當。”高級領導人彼此勾結、濫用權力、貪污受賄的案件層出不窮。除個別案例外，大多數腐敗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來。勃氏個人的貪婪在這場腐敗盛宴中起到了強烈的“示范”和“帶頭”作用。勃氏對各種送上門來的貴重禮品幾乎照單全收。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訪問，該共和國共產黨第一書記送給他一座用純金制作的、價值連城的半身像；到格魯吉亞考察，勃氏則收到“一把黃金制作的俄式茶爐”；1976 年勃氏70 歲生日，全國掀起一輪史無前例的送禮高潮。他收受了各地領導送來的、為數眾多的貴重禮品，其中雅庫特州委送了一只巧倫杯，是用一塊罕見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馬奶的器皿，奶杯上鑲嵌了用總重量超過12 克拉的天然鉆石加工制成的 12 朵玫瑰花；1982年勃氏再度訪問加盟共和國阿塞拜疆，當著數百萬電視觀眾，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產黨總書記送給他的16 條寶石項鏈。勃氏還把腐敗的臉丟到了國外，在公開的外交場合一輛接一輛地接受西方國家首腦贈送的豪華汽車。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啟動了經濟體制改革。但自由化的經濟改革政策，與干部的全面腐敗結合到一起，其結果可想而知。

對特權腐敗沒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經濟改革最終淪為貪腐狂歡

在經歷了短暫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期后，蘇聯迎來了戈爾巴喬夫時代。戈氏上臺后，啟動了自由化的經濟改革政策，但對干部特權階層的腐敗問題，卻未能采取有效的解決措施。勃列日涅夫時代遺留下來的種種特權，大都被保留了下來。其結果是：隨著經濟領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權階層利用近水樓臺缺乏監督的優勢，迅速將自己手中的管理權置換成經營權，使自己從國家財富的管理者，紛紛蛻變為國家財富的占有者。所謂“改革”，實際上成了特權階層搶奪國家財富的一場競賽。蘇聯歷史上著名的“共青團經濟”，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權腐敗發展起來的；國家職能部門被取消變成股份公司后，部長們大都成了公司的總裁，股份則大都在部門領導人之間被瓜分；……總而言之，改革前誰是管理者，改革后誰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結果是，“國家官員、黨的職能人員、共青團積極分子成為了最初類型的俄羅斯企業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萬富翁和‘新俄羅斯人’。”

當然，戈爾巴喬夫并非沒有嘗試過阻止改革的墮落，他也吸取了赫魯曉夫被特權干部聯合逼迫下臺的教訓，而選擇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次又一次地大批撤換反對改革的黨政官員。但蘇共干部的特權貪腐，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已經全面泛濫，簡單的撤換早已不能解決問題。戈氏的改革以失敗告終，而葉利欽則打著反特權腐敗的旗幟贏得俄羅斯總統的寶座，均非偶然。

資料來源：沈志華《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社科文獻出版社；劉克明《論蘇聯共產黨的官僚特權階層》，載《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季正矩《腐敗與蘇共垮臺》，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等。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蘇共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此言可謂對蘇聯70年腐敗史最精確的蓋棺論定，同時也是留給后世最深刻的歷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