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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90年代初，蘇聯歷史檔案的解密和大量發表，把國際學術界對于蘇聯史，特別是蘇聯對外政策史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出現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
　　各國學者都注意到，俄國檔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變了蘇聯的遠東政策。在整個1949年，莫斯科堅持應以和平方式解決朝鮮民族的統一問題，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卻突然同意了金日成以軍事手段完成朝鮮統一大業的建議。提供蘇聯決策變化原因的唯一文獻證據，就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給毛澤東電報中所說的，“鑒于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1]斯大林所謂的“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意味著什么，即蘇聯改變其對朝鮮半島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這個問題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各種推斷和廣泛爭論。
　　葉·巴讓諾夫斷定：冷戰在1950年的全面展開，使蘇聯可以接受在朝鮮爆發一場戰爭了；斯大林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是對蘇聯的嚴重威脅；對整個朝鮮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國對日本的控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鮮也獲得成功；斯大林還受到他本人對核武器以及美國失去中國這一事件認識的影響。瓦·杰尼索夫堅持認為，斯大林所謂的“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首先是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既然美國已經拋棄了蔣介石，也就不可能為了南朝鮮而進行一場戰爭。其次是蘇聯掌握了核武器，這就使美國在與蘇聯的對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這張王牌”的能力。李鐘植和陳兼認為，美國對朝鮮問題的態度，即美國進行干預的可能性是影響斯大林決策的關鍵因素。謝·岡察洛夫不同意關于蘇聯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蘇聯產生影響的說法。他認為，一些俄國文件表明，杜魯門1月5日的講話和艾奇遜1月12日的演說，即表明將朝鮮半島排除在美國在遠東的防御圈以外，起到了某種作用，但這不是唯一的因素。總的來說，德國和歐洲的狀況以及對日本的憂慮肯定起了作用。詹·馬特雷則爭辯說，俄國文件并沒有支持這樣一種結論，即認為艾奇遜的著名演說是促使斯大林做出決定的原因，因為蘇聯領導人不可能忽視隨后幾個星期內美國對亞洲政策逐步強硬的信號。他認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澤東和金日成對美國未來將實行的亞洲，特別是日本政策感到絕望。約·梅里爾則指出，戰爭有一個先發制人的問題。斯大林担心北朝鮮政權的生存，特別是看到1950年初美國對南方的援助情況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為守的方針。[2]
　　此外，目前在西方頗有影響的《不確定的伙伴》一書的作者對此做出的結論是，斯大林改變對朝鮮政策的目的在于擴大蘇聯的緩沖地帶，在未來的全球沖突中取得進攻日本的跳板，同時探測美國人的決心，加深美國與中國的敵對關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國的力量從歐洲吸引開。[3]約·加佛則強調斯大林改變過去謹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問題，莫斯科認為美國試圖扶持日本，把日本變成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基地，這是蘇聯不能容忍的。[4]阿·托爾庫諾夫等在其著作中談到，“國際形勢變化”這一提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斯大林以為美國只關注蔣介石在臺灣的命運，而不愿卷入朝鮮沖突。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蘇聯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使美國無法再用核威脅來恐嚇蘇聯。[5]
　　學者們談到了問題的各個方面，這些因素大多與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變蘇聯對朝鮮政策的考慮有關系，但它們并不是同等地、平行地發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層次上對斯大林的決策產生著影響，這些層次分為形成決策的前提、改變決策的動機和保證決策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動機，其次是條件。與此同時，斯大林實現這一重大決策的轉變，涉及到蘇聯與美國(包括日本)和中國這兩個方面的關系，而這二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更主要的是與中國關系的變化。本文就是從這幾個方面參與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的。
　　形成決策的前提
　　從邏輯上說，斯大林同意采取軍事手段解決朝鮮民族的統一問題，就意味著蘇聯認可朝鮮半島處于一種戰爭狀態。做出這一決策有兩個前提，第一是蘇聯已處于與美國對抗的國際環境中，同時，莫斯科不惜與華盛頓決裂，并準備面對一場與美國間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沖突；第二是朝鮮半島已處于緊張的軍事對峙狀態，而且在蘇聯控制下的北朝鮮已經做好了應付戰爭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準備。這兩個前提在1949年下半年基本上都已經具備了，但是斯大林并沒有在此時改變蘇聯自1945年形成的對遠東的戰略和策略。
　　戰后蘇聯對外政策的戰略目標有三個層次，即和平共處-世界革命-國家安全利益，在這個三維結構中，蘇聯國家安全利益始終處于最高地位。在處理戰后國際關系的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斯大林或者把維護和平共處作為調整對外政策的標尺，或者把鼓動世界革命作為發起外交攻勢的目標。但這些都是暫時的和易變的，其根本目的還是保障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從蘇聯對外政策的這一終極目標。從這一基點出發，在戰后的幾年當中，斯大林的對外政策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即從維持大國合作同時進行有限擴張的政策，逐步發展到實行東西方兩大集團對抗的政策。戰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維持與西方盟國在戰時結成的伙伴關系，例如在歐洲和遠東，通過與西方國家的合作，鞏固和發展蘇聯在雅爾塔和波茨坦體系中所獲得的政治權益。同時，在那些雅爾塔體系尚未予以確定或調整的地區，例如近東的土耳其和伊朗，蘇聯有意推行一種有限擴張的對外政策。不過，對于這兩次近東事件的考察，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斯大林在近東的行為就其本身來講，雖然有擴大蘇聯在近東勢力范圍的動機，但他并不是要從根本上改變與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對美英的強硬態度，蘇聯采取了退卻和調和的方針。蘇聯從伊朗的撤軍，與它從中國東北和北朝鮮的撤軍一樣，表明斯大林的擴張企圖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發生直接的對立和沖突。真正促使斯大林戰后對外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是1947年6月出臺的馬歇爾計劃。莫斯科認為，馬歇爾計劃的目標是要在實際行動中建立起一個歐洲反蘇集團，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國試圖通過馬歇爾計劃把東歐國家納入西方勢力的影響之下，并以援助德國西占區的方式重新武裝起一個俄國的宿敵。因此，斯大林對馬歇爾計劃做出的最后反應就是全面調整其外交政策，從而使蘇聯與美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呈現出以冷戰為特征的戰爭邊緣態勢。此后，斯大林對美國和西方的政策變得更具有進攻性和挑戰性了。[6]
　　美國與蘇聯的沖突首先出現在歐洲。然而，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發生的冷戰形成后蘇聯與西方之間出現的第一次危機——柏林危機的結果是，蘇聯在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強硬立場面前退縮了。盡管斯大林決心首先在東西方之間最敏感的德國問題上表明莫斯科決心與美國對抗的態度，但他沒有正確地估計到美國會從實力政策出發，采取針鋒相對的立場，特別是莫斯科對美國解決柏林問題的經濟力量估計不足，因此在雙方整體實力的對比不利于蘇聯的形勢下，斯大林決定放棄在歐洲與美國公開沖突的做法。[7]
　　與此同時，蘇聯與美國在遠東也進入了緊張的對抗狀態。中國革命的勝利，特別是新中國宣布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自然是加強美國與蘇聯在遠東敵對的重要因素。盡管這一結果在客觀上無疑有利于擴大蘇聯在遠東的影響，但其本身畢竟不是莫斯科有意造成的局面。朝鮮半島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鮮和華盛頓控制的南朝鮮在戰后一直處于緊張的對立狀態，特別是朝鮮南北雙方分別成立了政權機構以后，形勢更趨惡化。到1949年，朝鮮半島已經處于非常緊張的戰爭邊緣狀態。朝鮮南北雙方劍拔弩張，都在積極進行軍事準備，三八線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斷發生。特別是在蘇聯占領軍撤出朝鮮半島后，南朝鮮李承晚政權不斷發出戰爭叫囂，并一再對北方進行軍事挑釁和邊界侵犯。[8]
　　當時莫斯科估計美國軍隊撤出朝鮮半島的意圖是“給南朝鮮軍隊以行動自由”，“松開南朝鮮反動派的手腳”。[9]因此，朝鮮半島出現的緊張局勢，促使蘇聯加強了對北朝鮮的軍事援助。1949年6月，蘇聯根據金日成的請求，同意以貿易議定書的形式向朝鮮提供軍事技術援助。列入援助清單的有各式軍用飛機100架、坦克87輛、裝甲車57輛、自行火炮102門、折疊式登陸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種槍支彈藥和技術裝備。[10]但蘇聯的軍事援助當時主要還是從加強北朝鮮的防御力量考慮的，而不是為了鼓勵進攻。[11]甚至有些蘇聯軍方人士也主張采取軍事行動時，斯大林還是堅持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盡量避免使蘇聯介入這場沖突的立場。為此，莫斯科批準了什特科夫大使提出的建議，即在美軍撤出南朝鮮后，蘇聯也應設法撤除在清津的海軍基地，以及在平壤、江界等地設立的空軍基地。因為這些基地的設施有可能被北朝鮮軍隊所利用，并可能使蘇聯處于被動地位。[12]與此同時，蘇聯全力支持通過和平方式實現朝鮮統一的運動，這就是于1949年6月開始的成立“統一祖國民主陣線”及其開展的大規模宣傳活動。[13]不僅如此，在北朝鮮邊界受到挑釁時，莫斯科還制止朝鮮人民軍采取可能導致沖突升級的反擊行動。
　　對于來自南方的威脅，金日成的反應十分強烈，他甚至認為可以利用軍事反擊行動實現朝鮮的統一。1949年9月3日，蘇聯駐朝鮮大使館代辦頓金向莫斯科報告，金日成的私人秘書文日通報，南朝鮮最近企圖奪取甕津半島三八線以北的部分地區，并炮擊海州市的水泥廠。因此，金日成請求準許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奪取甕津半島及其以東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地區，以縮短防線。如果國際局勢允許，還準備繼續向南方挺進。[14]9月15日什特科夫大使也報告了北朝鮮領導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鮮人民要求統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統一祖國已經不可能的形勢下，“如果現在不用軍事方式實行統一，那么統一的問題就會拖延許多年”。南朝鮮反動派則會利用這一時機“鎮壓南方的民主運動”，并會“建立起更加強大的軍隊以進攻朝鮮北方”，“消滅北方這些年來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認為，朝鮮半島內部的政治形勢對北朝鮮是有利的，盡管不排除“美國人將干預這場沖突并給南朝鮮提供積極幫助”的可能性，而人民軍的數量及其擁有的物質力量現在還不能保證完全粉碎南方軍隊和占領南朝鮮，但他仍然認為，“發展朝鮮南部的游擊運動并給予各種各樣的支持和領導是可能的和適宜的”，在有利的形勢下，“可以利用南朝鮮人在三八線上的挑釁，并且作為對他們破壞三八線的懲罚，占領甕津半島和開城地區”。[15]
　　但是，斯大林堅決地拒絕了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的建議。9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朝鮮的局勢，并做出決議，責成什特科夫嚴格按照決議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樸憲永聲明：“由于目前北朝鮮的武裝力量與南朝鮮相比沒有占必不可少的優勢”，這說明在軍事方面還沒有做好準備。由于南方的游擊運動和群眾斗爭沒有積極開展起來，建立解放區和組織人民起義的工作進行得很少，這說明在政治方面也沒有做好準備。此外，進行局部的反擊戰役就意味著“朝鮮南北戰爭的開始”，而戰爭的持久性“可能給美國人對朝鮮事務進行各種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爭取朝鮮統一的任務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開展游擊運動，建立解放區，在朝鮮準備全民起義，以便推翻反動政權和成功地解決整個朝鮮統一的任務；第二，進一步全力加強人民軍。”[16]這個決議表明，莫斯科此時的方針顯然是希望通過南朝鮮內部的人民斗爭而不是由北朝鮮采取軍事手段來達到統一朝鮮半島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爾加寧、葛羅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還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們遠沒有充分利用爭取以和平方式統一國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國陣線關于和平統一國家的宣言這樣一個重要的和政治上對他們十分有利的文件”。[17]
　　北朝鮮領導人雖然勉強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見，[18]但是并沒有完全停止采取軍事行動的計劃，10月14日三八線附近又發生了激烈戰斗。由于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事前討論并默許和支持了這一軍事行動，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報告，斯大林對此極為不滿。葛羅米柯嚴厲指責什特科夫沒有“嚴格地、堅定地”執行“禁止未經中央允許而向北朝鮮政府建議對南朝鮮采取積極行動”的指示和“中央關于防止三八線形勢復雜化的指示”，并對他提出警告。[19]這進一步證明，斯大林主要考慮的還是采取和平方式解決朝鮮問題。
　　本文所說的決策前提，就是指在1949年已經出現的蘇聯與美國進入對抗狀態的國際背景和朝鮮半島已經進入戰爭邊緣狀態的地區背景。那么，在這種背景下，斯大林為什么沒有同意以軍事手段解決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呢?從前文所引俄國檔案材料看，斯大林表露出來的担心有兩個：一是美國可能卷入朝鮮沖突，二是北朝鮮還沒有好充分的準備。[20]但這些都不能說明斯大林決策的根本原因，或者說，這些都不是決策動機，而只是保證決策實施的條件。
　　美國是否會對朝鮮沖突進行干涉，當然在斯大林的決策考慮時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從邏輯上講，斯大林決不會因為美國不進行干涉就同意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反擊行動，而只能是有了這種動機后才會作為實現動機的必要條件來考慮美國是否進行干涉的問題。否則，莫斯科就可以在任何美國不會進行干預的地區采取軍事對抗行動了。因此，對于美國干涉這個問題，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戰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慮。北朝鮮方面是否做好采取軍事行動的準備，也不是斯大林決策的動機。因為事實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變主意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決議所提到的準備工作，如建立解放區、發展游擊運動等，非但沒有加強，反而更加消弱了。[21]
　　如果不是有別的什么原因，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的政策是不會改變的。
　　可見，在朝鮮半島的問題上，斯大林真正的考慮并不完全像他表露出來的那樣。換句話說，斯大林可能認為采取軍事行動的條件尚不具備，但根本問題是當時莫斯科還沒有形成改變對朝鮮政策的動機。如果說到斯大林的改變決策的動機，如前文所述，既然蘇聯對外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證自身的國家安全利益，那么就應當根據蘇聯實現其遠東戰略目標的需要來分析斯大林在1950年初的舉動。
　　[1]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澤東電，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宗331，第554頁。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凡本文直接引用的俄國檔案文件均出自我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或其他地方看到的保存在那里的俄文檔案復印件，有的原件無檔案號。這里，感謝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和威爾遜國際學者研究中心及陳兼、凱瑟琳·威瑟斯比、奧德·韋斯塔、謝爾蓋·岡察洛夫為我提供的幫助。
　　[2] 以上觀點是在1995年7月華盛頓關于朝鮮戰爭學術會議的討論中出現的，威瑟斯比向我提供了由她本人撰寫的“會議報告”。
　　[3] 見謝爾蓋·岡察洛夫、約翰·劉易斯、薛理泰：《不確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Uncertain Partner：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第151—152頁。
　　[4] 約翰·加佛：《爭論、范例、責任與50年代美中沖突的起源》(Polemics, Paradigms, Responsbilityand the Origins of the U.S.-PRC Confrontation in the1950s)，《美國與東亞關系季刊》1994年第3卷第1期，第27—28頁。
　　[5] 阿·符·托爾庫諾夫和葉·普·烏菲姆采夫：《關于朝鮮問題的新看法》(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новый　взгляд)，莫斯科1995年，第32頁。烏菲姆采夫是瓦列里·杰尼索夫的筆名。
　　[6] 對上述觀點的詳細論述見沈志華、張盛發：《從大國合作到集團對抗——斯大林戰后對外政策的轉變》，載《東歐中亞研究》1996年第6期。
　　[7] 利用最新材料對柏林危機研究的學術成果，可見米哈伊爾·納林斯基：《1948—1949年的柏林危機：俄國檔案的新資料》(Берлиннскийкризис 1948-1949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近現代史》1995年第3期。
　　[8] 詳細材料見1949年4月20日華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緬科給斯大林的報告，俄總統檔案館，全宗3，目錄65，案宗839，第13-14頁；1949年5月2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未標明收報人)電；1949年6月18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1949年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等。有關1949年春夏沿三八線發生小規模沖突的詳細情況，可見約翰·梅里爾：《朝鮮半島戰爭的起源》(Korea：The Peninsular Origins of the War)，紐瓦克1989年，第130-151頁。
　　[9] 1949年4月17日維辛斯基致什特科夫電；1949年6月18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
　　[10] 1949年5月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1949年6月4日緬希科夫和什捷緬科致什特科夫電，俄總統檔案館，全宗6，目錄9，案宗14，第57頁。關于蘇聯軍事援助的情況還可見樸文洙：《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與朝鮮戰爭：歷史的回顧》(Stalin'sForie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Revisited)，載《朝鮮觀察家》1994年第25卷第3期，第348頁；《關于朝鮮問題的新觀點》，第20頁。
　　[11] 什特科夫曾多次向莫斯科報告，朝鮮人民軍缺乏武器，在戰斗中“無力抵抗”，“在戰備方面存在嚴重缺陷”的狀況。1949年2月3日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電；1949年4月20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字跡不清)電。1949年6月25日什特科夫的報告也談到加強北朝鮮軍隊戰斗力的前提是存在“南方的威脅”。見《關于朝鮮問題的新觀點》，第20-21頁。
　　[12] 1949年7月2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俄總統檔案館。檔案文件上有蘇聯武裝力量部第一副部長索科洛夫斯基7月4日的批語：“同意”。
　　[13] 1949年6月5日、6月28日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俄總統檔案館。
　　[14] 1949年9月3日頓金致維辛斯基電，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59a，目錄5a，案宗4，卷宗11，第136-138頁。
　　[15] 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俄總統檔案館，全宗3，目錄65，案宗776，第1-21頁。
　　[16] 1949年9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第71次會議決議，俄總統檔案館，全宗3，目錄65，案宗776，第30-32頁。
　　[17] 1949年9月23日給蘇聯駐朝鮮大使的指示稿(二)，俄總統檔案館，全宗3，目錄65，案宗776，第33-38頁。
　　[18] 1949年10月4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俄總統檔案館。
　　[19] 1949年10月26日、11月20日葛羅米柯致什特科夫電，俄總統檔案館。
　　[20] 研究者對這個問題也有不同看法，參見沈志華在《朝鮮戰爭研究綜述：新材料和新看法》(《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中的介紹。
　　[21] 例如，南朝鮮游擊隊最活躍的時候，恰恰是在1949年秋，那時游擊隊已發展到可以正面進攻大城市，并能與南韓軍隊師一級兵力作戰的規模。而到1950年春天，南朝鮮的游擊活動由于受到鎮壓，已經大體平息下去了。詳見日本陸戰史研究普及會編：《朝鮮戰爭》上卷，國防大學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4頁。
　　

沈志華 2013-08-28 10:0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