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民：孤舟覓渡──再思葉名琛

簡體傳統

　　近代以來，列強入患，國家多難，中國社會在痛苦中走向近代化。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一部辛酸與血淚交織的灰色史。在清王朝封建統治日趨腐朽、沒落的時候，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開始大規模地對外擴張。長期深受政治文化高壓專制的封建士大夫階層，日趨愚昧、麻木、中庸、無恥，在民族危機空前深重的年代，喪失了“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少數像林則徐那樣的愛國官員，也只是曇花一現，無力挽救頹局，縱然得到了史家的高度贊揚，其壯志難酬之悲憤亦為后人所惋惜。
　　
　　林則徐是清朝統治階級中的強硬主戰派，因捍衛國家主權，維護民族尊嚴的英勇行為而受人敬仰。但不應忽視的是，統治階層中還有一些形象不太鮮明，思想行為更為復雜難定的人物。他們在列強步步緊逼的艱難年代，身處“戰與不戰，和與不和”的兩難境地，不知路在何方……
　　
　　葉名琛，這位被晚清名士薛福成稱“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勛績，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1]的封建官僚，就是后一類人中的典型。
　　
　　葉名琛，字昆臣，湖北漢陽人，原籍江蘇溧水。他出身于官宦兼商人家庭，從小受家庭熏陶，加上自己勤奮苦讀，年輕時就與他的弟弟葉名灃“以詩文鳴一時”。葉名琛1825年中副貢生，旋充武英殿校錄，議敘教諭。1835年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官授編修。對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而言，“編修”是非常榮耀的職稱。1838年出任陜西興安知府，次年擢雁平道。1840年調江西鹽法道。1842年初，遷云南按察使，同年升湖南布政使。1843年調江寧（今南京），因原籍溧水，按例應當回避，改甘肅布政使。1844年以丁母憂去職。1846年授廣東布政使，不久暫被委為順天府尹，“充武鄉試校閱大臣”，年底才到廣東赴任。1847年署理廣東巡撫，成為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可謂青云直上，早年得志。他家鄉的縣志──《漢陽縣志》，稱他“所至興利剔弊，察吏安氓，口碑溢數省焉”[2]。他深得道光帝寵信，與軍機大臣文慶、彭蘊章，部院大臣倭仁、卓秉恬都有較好的關系，這使他在地方任上能更好地控制局勢，干出政績。這些都說明葉名琛既有辦事能力，又深諳官場權術，善于籠絡人心。
　　
　　葉名琛在廣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早在1847年4月，英國駐華公使德庇時就率大小軍艦20艘，士兵1000余人，闖入廣東省河，炮擊廣州城，提出了準許英國人入城貿易等七項要求。時任兩廣總督的耆英，害怕引起中外沖突，默允英國人兩年后入城。1848年,徐廣縉接替了耆英的職務，葉名琛也實授巡撫之職。隨著履行入城之約的日期臨近，廣州民眾抗英情緒高漲，堅決反對英國人入城。徐廣縉上奏朝廷，得到道光帝的含糊答復：“只準暫入，不準常住”。徐廣縉與葉名琛商議，認為若違背民意，必激起內亂。在英國人的高壓面前，他們決定一方面尊重民意，盡力贏得民眾支持，同時又避免與英國人發生大的沖突。他們以中斷通商往來相要挾，不惜冒丟官的危險，假傳圣旨，嚴拒英國人入城。英國公使文翰攝于廣東軍民的強大壓力，又因武力準備不足，被迫將入城之事擱置。此事順應民意，又捍衛了“天朝圣尊”，深得道光帝贊許：“洋務之興將十年矣。……朕深恐沿海居民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之。……本日由驛馳奏……入城之議已寢。……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綏外，處處皆挾根源。……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3]。道光帝為此加封徐廣縉為子爵，葉名琛為男爵。許多達官顯貴紛紛寫信給徐葉二人，祝賀他們的成功：
　　
　　閣下與仲翁同心協力，大局主持，不拂輿情，此為探驪得珠，深為心服。二年之約，當可勿記。不戰而屈人，非至勇其孰能之。[4]
　　
　　與仲升制府同心籌國，消夷酋之反側，揚中夏之威聲，十年無此快意之事。此不獨國譜之光，實載籍之壽也，能不縱躍三百！[5]
　　
　　由上述幾段引文，可以看出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在英國等列強屢次挑釁后，所積怨憤之深。眾人對徐廣縉和葉名琛的贊賞，多有“不戰而屈人兵”之言辭，說明了一個問題：皇帝和封建官僚，并不歡迎武裝抗敵，他們不愿激化中外矛盾，迫切希望通過和平方式制止列強挑釁，在不威脅大清“太平”局面的前提下捍衛天朝尊嚴。而從葉名琛前后的表現來看，他對這一世態似乎有深刻的認識。
　　
　　憑心而論，葉名琛嚴拒洋人入城，乃是無可爭議的英雄壯舉。薛福成認為葉名琛“初以拒洋人入城有賢聲，因頗自負，常以雪大恥，尊國體為言”[6]，語含譏諷，疑其哀憤葉名琛之不得善終，有“以成敗論英雄”的傾向。
　　
　　1852年冬，葉名琛署理兩廣總督兼辦理外交事務的欽差大臣，成為坐鎮兩廣的正二品大員。在當時的艱難時局下，與洋務發生關系的大臣，即使位高權重，稍有不慎，即遭災禍。部分官僚不顧國家安危，明哲保身。葉名琛卻寧愿將麻煩攬到自己名下，上奏朝廷表示：“該夷酋等如果徑抵天津，無論所要求者何事，應請敕下直隸總督令該夷酋等速行回粵，臣自當相機開導，設法羈縻，以期仰慰圣廑”[7]。可見葉名琛確有“雪大恥，尊國體”的壯志。薛福成的譏諷，顯然有失公允。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伴隨資本主義勢力入侵，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大批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水旱災害又不斷發生。清政府不思人民疾苦，反而將巨額戰爭賠款及軍費開支通過增加苛捐雜稅等方式轉嫁到民眾身上。國內階級矛盾激化，各地起義此起彼伏，到五十年代，匯成以太平天國起義為中心的強大洪流。席卷半個中國。1853年3月，太平天國定都天京，正式建立起與清政府對峙的政權，清廷極為震驚。葉名琛在廣東的日子也不好過。早在四十年代，兩廣地區就發生過零星起義。進入五十年代，零星起義與天平天國起義相互策應，終于爆發了1854年的洪兵大起義。當時有幾股起義軍聯合包圍了廣州，直到1855年初葉名琛以少勝多，才迫使起義軍撤離廣州。在各處喪城失地，督撫將軍紛紛垮臺的時候，葉名琛安守廣州，對維系清王朝的統治，有著重大的意義。廣東本屬富庶之地，葉名琛又素以善于理財著稱。他每年除上繳清廷大量捐輸款項外，還不斷向各省輸送兵員軍餉，以協助鎮壓太平天國等起義。當時的各省大吏也對他仰面相待，使其聲譽顯赫，權重一時。葉名琛遵從清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把工作重心放在鎮壓人民起義上，極大地消耗了財力，軍隊被牽制在各地，大大削弱了廣州的防衛力量。當英法侵略者挑起爭端時，他就難以采取有力措施，抵御外侮了。
　　
　　然而，清廷并不體諒葉名琛的艱難處境。它在橫征暴斂激起民變之后，還繼續要求廣東添銀助餉。1854年和1856年，美法英等國兩次對清政府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清政府要求通商各口嚴加防范，勿使各國公使北駛，勸他們南赴廣州與葉名琛談判。清廷避免與外國公使直接接觸，將重担推給葉名琛，既要求各地官員將外國公使所遞照會上奏朝廷，同時又要求地方官努力讓外國人相信“清廷對照會內容一無所知”。清廷這種虛驕膽怯，自求超脫事外的態度，與“中央政府”的身份大不相稱，使葉名琛在廣州與外國的交涉因缺乏強有力的后盾，逐步陷于被動孤立局面。
　　
　　葉名琛署理兩廣總督兼辦理中外通商事務前后歷時五年。對列強的修約要求，他“謹遵圣訓，恪守成約”[8]，既抵制侵略，又重視外交禮儀，力求不傷國體。列強眼見與葉名琛談判，無法滿足侵略欲望，就以葉名琛“絕之過甚”為由，多次赴浙江、天津等處“訴冤”。清廷拒不與之正面接觸，惟頻頻指示各處官員力勸英法美等國代表返回廣東，重與葉名琛談判。英法侵略者見通過談判擴大對華貿易，增開通商口岸的幻想破滅，就決定借機挑起戰爭。1856年2月，英法戰勝俄國，結束了克里米亞戰爭，得以集中力量對付中國。一場大戰，即將爆發。
　　
　　而清廷對葉名琛能為主分憂當然極為高興：“覽卿所奏各夷情狀，實屬明晰，亦能善體朕意，示以鎮靜，不但杜其無厭之求，并免另生不測。”[9]對侵略者借口葉名琛“絕之過甚”，朝廷早有定論：“英酋李泰國亦有各國條約必求更改，廣東絕之已甚，各國公使萬不肯再向關說之語，是其意以赴上海為挾制，而借口于廣東之拒絕，情形顯然”[10]。豈料后來清廷對這一“顯然”情形，也不再顧忌，硬要信口雌黃。
　　
　　1856年10月23日，英國軍艦沿珠江進犯，挑起了蓄謀已久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當葉名琛上奏朝廷表示初戰告捷時，清政府左右為難：“此次已開兵釁，不勝固屬可憂，亦傷國體，勝則該夷必來報復，或先駛往各口訴冤，皆系逆夷慣技。當此中原未靖，豈可沿海再起風波”[11]。清廷對英法侵略一事猶疑不決，戰和不定，模棱兩可，極大地束縛了葉名琛的手腳。清廷希望葉名琛顧全大局，多為皇帝的處境著想，卻并沒有為葉名琛多作考慮。葉名琛在廣州，以中止對外貿易打擊侵略者，而其它四個通商口岸的對外貿易仍在繼續。咸豐帝甚至因廣州外貿中斷，關稅收入銳減而對葉名琛頗有怨言。清廷給兩江總督怡良指示：“至該夷與上海并無嫌怨，仍宜安靜通商，方為正理。”[12]上海道甚至表示，廣州人既然同英國人發生齷齪，那么就必須在廣州把問題解決。清政府中央及地方當局，不從全局出發策應廣州，反而茍安一時，冷眼旁觀葉名琛陷入窘境，暗自慶幸倒霉事沒發生在自己身上，令人寒心。在“亞羅號”事件發生后的一年多里，“實際上帝國的其余部分卻保守中立，甚至漠不關心，并且國際關系，甚至連同對英國人的關系，都依然平靜如常”[13]。
　　
　　葉名琛對英法聯軍的侵略，既未放棄戰爭，也未放棄談判。在兩廣起義軍威脅尚未解除，大量兵力或被調往與太平軍作戰的戰場，或受制于境內起義軍難以抽身回防廣州之時，清廷非但不援助葉名琛，還聲稱：“當此中原多故，餉糈艱難，葉名琛總宜計深慮遠，弭此釁端，既不可意存遷就，止顧目前，又不可一發難收，復開邊患，該督于夷務情形，素所熟悉，諒能慎密妥籌，不負委任也……”[14]。客套一番之后，道出了心里話：“惟各省待餉甚急，江南、貴州、廬州皆屢有餉匱兵嘩之事，廣東究系殷富之區，無論捐輸、征收，尚易為力，著即速為籌措，雖不能同時起解，亦須酌量緩急，次第籌撥，毋誤要需”[15]。實際上，當時廣東的形勢極為窘迫：外貿中斷，斷絕了重要財源；軍費開支浩大；英國又封鎖了沿海航線，重要物資如大米等無法進口。葉名琛山窮水盡的時候，朝廷還不忘向廣東要錢。
　　
　　龐大的帝國“光榮”地保持“中立”，助長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英法聯軍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雖不斷受挫，卻一直對廣州構成嚴重威脅。葉名琛督署兩廣，若棄省城不顧，依律當斬，而他也決定堅守廣州。這樣，他就處在聯軍炮火的攻擊范圍之內。對英法聯軍而言，依靠先進裝備和充足火力，集中力量攻打沿海關鍵點是他們的優勢。而一旦戰線拉長，聯軍被迫深入廣闊腹地時，就將喪失主動。所以英國公使曾經非常担心葉名琛借故離開廣州。那樣的話，即使他們暫時攻占了廣州，戰略意義也將大打折扣。如他們所愿，葉名琛從沒有主動離開廣州。1857年12月，英法聯軍增兵至5600余人（其中法軍1000人），在珠江口集結。28日，聯軍在炮火支援下，在城東登岸，進攻廣州。29日，聯軍攻陷廣州城。1858年1月5日，葉名琛被俘。葉名琛起初被押觀音山，傍晚被送上英艦“無畏號”，3月12日抵達印度加爾各答，次年４月９日絕食而死。
　　
　　戰爭爆發后，葉名琛同封建統治階級的大多數成員一樣，對國際形勢的認識有限。印度土兵起義爆發時，英國一度撤回調往香港的軍隊，推遲了侵華日期。葉名琛就自鳴得意，以為自己“以靜制動”的策略大獲成功。他在給咸豐帝的奏章中說：“十年后更換條約，原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詎料包藏禍胎，貽患至今，若再不乘此罪惡貫盈之際，適遇計窮力竭之余，備將節次要求各款，一律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16]，并欣然表示，“總俟其附近兵船全行退出，各國貿易開艙有期，一切皆覺可靠，即行飛速奏報，以期早慰圣廑”[17]。清廷也適時回應：“葉名琛既窺破底蘊，該夷伎倆已窮，俟續有照會，大局即可粗定，務將進城、賠貨及更換條約各節，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18]及至廣州城破，葉名琛被俘，咸豐帝震驚而憤怒，下詔稱葉名琛“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著即革職”[19]。最高統治者的虛偽與反復無常由此暴露無遺。
　　
　　在廣東失陷前，葉名琛的同僚──廣東巡撫柏貴和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就已同敵人勾結。英國海軍統帥西馬糜各厘在給駐華公使包令的信中說：“可能我們很快就會同不包括葉名琛在內的中國當局講和。……柏貴和廣州將軍等人已表示愿意上折彈劾葉名琛　　并答應把折稿先送來讓我們過目。”[20]廣州城陷落后，柏貴和廣州將軍果然聯名上奏朝廷，稱英法美等國兩次投遞五銜照會，葉督卻無動于衷。他們對葉名琛的中傷，很快得到了清廷的響應：“乃該夷兩次投遞將軍、督撫、副都統等照會，該督并不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秘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21]。清政府不顧言行前后矛盾，假裝對葉名琛所作所為毫不知情，企圖把葉名琛當作替罪羊，借此消弭英法聯軍侵略廣州的借口，求得自保。難怪葉名琛被囚期間，不禁感嘆“縱云一范軍中有，怎奈諸君壁上看”[22]。實際上，英法聯軍攻占廣州后，繳獲了大量清廷與葉名琛之間的來往公文，早已清楚葉名琛的做法，是得到清政府允準的。他們也樂于與清廷一唱一和，借口葉名琛“絕之過甚”，掩蓋侵略本質。
　　
　　葉名琛被捕后，舉止依然莊重高貴，英艦上的軍官都很尊重他。對從者“以手指河，攝之以目”，勸其自殺以保全名節的暗示，他拒絕了。他誤以為英國人會將他送到英國，這樣他就可以與英王當面理論，為國分憂。沒想到“日望一日，總不能到他國”。他起初以蘇武為榜樣，后來見難以遂愿，就決定效法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在自帶的糧食吃完后，不再吃外國食物，最終絕食而死。臨死前，葉名琛自嘆“辜負皇恩，死不瞑目”。如果他知道咸豐帝從來不曾想過設法援救他，甚至在詔書中聲稱“葉名琛辱國殃民，生不如死。況已革職，有何顧忌”[23]時，不知會有何感想。其實，葉名琛為那樣的統治者賣命，一點也不值得。
　　
　　清廷幻想依靠廣東巡撫柏貴、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力挽狂瀾，任命柏貴暫署兩廣總督，指示“柏貴等當聯絡紳民，激其公忿，使之同仇敵愾，將該夷逐出內河，再與講理。該將軍署督等，辦理此事，固不可失之太剛，如葉名琛之激成事變，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該夷輕視中國之心……”[24]。諸如此類圣諭一篇又一篇飛往廣東。咸豐帝不知柏貴、穆克德訥等人早已對英法聯軍伏首聽命，還一廂情愿地發號施令，極為可笑。最后，咸豐帝才有所醒悟，“今柏貴等既不能抽身出城，帶兵決戰，尚不思激勵紳團，助威致討，自取坐困，毫無措施，其畏葸無能，殊出意外”[25]，也只能表現一下無奈的情緒而已。
　　
　　前戶部羅侍郎，在廣州城陷數月后，上奏朝廷，初步描繪了當時廣東的“群奸圖”。“暫署巡撫江國霖，素性貪巧，失去庫項，不知愧懼，猶復首鼠兩端，每月逢一之期，率各官與夷人會面，受其約束”；“署按察使蔡振武，諂媚夷人，事事迎合……該夷視為大員，挾以彈壓百姓”；“署總督柏貴，屢出告示曉諭商民……夷人反輕侮之，與將軍、都統同被拘管”[26]。輿論不容于葉名琛，譏其“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亦罕有”[27]。實際上，更該受到鞭撻的，應是上述漢奸群丑。
　　
　　之后的咸豐帝，又命黃宗漢補授兩廣總督，不斷下詔討夷，希望借助團練挽回敗局。其言辭充滿虛驕和空想成分，儼然還以“天朝上國”自居。1858年5月，英法艦隊攻陷大沽炮臺，直抵天津城下，揚言要攻占北京。清政府慌忙派人與英法議和。在此期間，咸豐帝所謂“攻打廣州”的“強硬”態度被迫放棄，“原應攻打廣東省城，以示懲創。惟一經用兵，肆其報復。設被另占一處，更多掣肘。只可暫緩進攻……”[28]，僅僅說了幾句空話而已。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以道光帝為首的清政府，起初任用對英強硬的林則徐赴廣東嚴厲禁煙。1840年8月，英軍北犯大沽海口，逼近京津。道光帝突然變得軟弱起來，改派主和的琦善與英國談判，9月28日以“辦理不善”的罪名，撤掉了林則徐的職務，重開對英貿易，希圖冀此平息中英爭端。但琦善的妥協政策，令道光帝極為震怒。他指示內閣：“琦善擅予香港，辜恩誤國，著即革職鎖拿，押解來京嚴訊，所有家產查抄入官”。[29]在應對外國侵略的問題上，無論主戰還是主和的官員，都難以在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之間尋求平衡。咸豐朝的內外形勢更為嚴峻，最高統治者的態度也更加飄忽不定。葉名琛縱然胸懷壯志，亦不能輕易施展。他既要顧全大局又身負守土重任，身處兩難境地，實在難以決策。薛福成批評葉名琛：“默念與洋人角力，必不敵，既恐挫衄以損威，或以首壞和局膺嚴譴，不如聽彼所為，善藏吾短。”[30]實際上恰恰道出了葉名琛的艱難處境，從另一個角度為葉名琛“不戰不和”做了辯護。
　　
　　咸豐帝即位后，林則徐被起用，受命赴廣西鎮壓人民起義。可惜他在1850年11月病逝于廣東善寧縣，未曾直接參與鎮壓“事業”，得以保全晚節。而葉名琛，以嚴拒洋人不容于外，以失陷城池不容于清廷，以剿滅起義更為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群眾觀點”的今日史論所不容，可憐身處亂世，榮辱成敗系于一念之間。葉名琛雖不能“出淤泥而不染”，然而有心效法圣賢，慕蘇武、伯夷、叔齊之志，不食異鄉粟，至死不忘國，竟至身敗名裂，令人痛心。
　　
　　一個走向衰亡的封建王朝，在外國侵略下的喪權辱國，武器裝備的落后自不待言。但統治階層虛驕怯敵，最高統治者視臣屬為工具，每每用其避禍，不思其苦，遇敗則翻臉無情，棄之惟恐不急，毫不吝惜，亦是不容忽視的原因。在統治者眼中，林則徐、琦善、葉名琛等人都經不起考驗，而最終連皇帝自己也不敢經受考驗，被迫倉皇出逃了。總之，這是一個經不起考驗的時代，古老的帝國在西方堅船利炮的攻擊下，顯得措手不及，陷入一片慌亂。隨之而來的種種辛酸、屈辱，使整個民族壓抑著憤怒。我們固然可以依靠道德斥惡揚善，吹響激進的號角，用“戰與不戰，和與不和”的標準，評定各個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但不應忘記，葉名琛式的失敗，已經不單是個人品德和才能方面的問題了。這是一個悲劇，就像同胞慘死在侵略者屠刀之下那樣，足以激起強烈的憐憫和悲憤之情的悲劇。它讓我們感受到了亂世中人的無奈，見識了惡劣環境對人性的扭曲。它還時刻提醒人們：這就是落后的代價！
　　
　　注釋：
　　
　　[1][6][27][30].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軼事輯覽》（3），第1154～115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2].轉引自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第5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
　　
　　[3][4][5].轉引自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第168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
　　
　　[8].陳雙燕：《論葉名琛的對外交涉與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關系》，載《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3期。
　　
　　[13].轉引自韓仕海：《葉名琛在廣東》，載《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1期。
　　
　　[20][22].轉引自黃宇和：《兩廣總督葉名琛》，第202、216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
　　
　　[29].雷遠高主編：《中國近代反侵略戰爭史》，第24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
　　
　　[7] [9]～[12] [14]～[19] [21] [23]～[26] [28].參閱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