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瑩：中國人的“身份分裂”

簡體傳統

   “無論是擁有怎樣社會地位的中國人，在遇見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時，都會不可避免地問自己：我是誰？”
    在一本名為《深度中國：個人的道德生活》的新書開篇，美國學者亞瑟·克萊恩曼（Arthur Kleinman）這樣寫道。
    他所說的“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指的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無論從政治、經濟，還是社會角度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都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這種顛覆的經歷對個人來說意味著什么？在這本書中，七位哈佛畢業、各持不同學術背景的中國學者和他們的美國導師克萊恩曼試圖尋找這一邊界模糊但又過程清晰的答案。
    過去，中國人的個人身份往往建立在以家庭和血緣為基礎的社會關系之上，一個人的身份往往是“長子”、“幼女”、“庶出”、“一家之主的原配”、“農民”、“地主”，等等。
    新中國建立以來，個人在很大程度上從家庭和社會關系的枷鎖中脫離了出來，在社會主義再分配的系統下被重新給與了意義：在家庭和社會關系的身份之上，更增加了集體身份（人民公社和單位）以及最終屬于“社會主義一份子”的終極身份。這種身份再分配幾乎顛倒了以往的社會階層秩序，使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站在了以往富有的人群之上。
    這種被政治所安排的秩序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在此之后，這種嚴格的等級制度開始逐漸瓦解，人們開始尋找屬于自己的那個獨特的個人身份。
    改革開放所帶來最大的機會在于市場經濟和私營化的過程。無處不在的市場機會和社會流動可能性的增大鼓勵著中國人相互競爭并主動爭取，進而造成了尼古拉斯・羅斯（Nikolas Rose）所說的“進取的我”（enterprising self）。在生活方面，“進取的我”習慣于個人消費，以及竭力于滿足個人需求，并產生了“渴望的我”（desiring self），渴望一切情緒的釋放，一切物質的欣賞，以及一切個人的提升。
    而在克萊恩曼看來，一個人不僅僅有一個“我”，而是有很多的“我”。受到社會、文化、集體以及家庭的影響，每個人在不同的時候展現的“我”都不盡相同。從某種角度上說，外界翻天覆地的變化，造成了中國人內在的“分裂的我”。
    克萊恩曼指出，兩種體制上的變化帶來的社會變動造成了對個人的巨大沖擊：農民工進城，以及國營企業員工的大面積“下崗”。前者造成了在城鄉“漂”著的打工者們的身份沖突，后者則造成了以單位為本的身份剝奪。當國家退出社會分層秩序的維持的時候，個人必須站出來承担更多的責任，以確保自己的地位能夠上升，而非下降。
    因此，在1980年代，中國人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將為了什么生活？以及，我們應該為了追逐個人利益而生活嗎？
    自1988年幾場全國性的爭論之后，人們逐漸發現圍繞著“個人”、“個人利益”、“自我”和“自我滿足”的禁忌在淡化，以致“為自己而生活”逐漸代替了“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終極目標。消費市場的開放導致了具有身份象征意義的商品不再是干部和擁有特權者的專有物品：從手機、電話，到電腦、汽車和房產，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個人的努力來裝點自己的象征性身份，以得到社會身份的滿足。放眼望去，高檔飲食、奢華家居，有文化的生活方式充斥著各種媒體，并向新一代的中國人灌輸著什么是“美”，什么是“優秀”的，什么是應該“追求”的。這種個人化的生活帶來的主觀變化是巨大的：除了更多社會地位上升的機會以外，也有更多的不平等，改革開放在制造了贏家的同時，也意味著有更多的輸家。
    從世代的角度來說，體制的變化意味著老人們失去了社會保障以及能夠安度天年的社會安全感，中年人們面對著下崗危機以及如何重新發掘自我身份的困擾，而年輕人們需要面對更多的競爭，無論是教育資源方面還是工作生活方面。在經濟因素以外，追求個人體現的過程也往往給追求者以及周圍的人帶來身份沖突：離婚率的不斷上升直接對以家庭為本的傳統文化造成沖擊，性文化的解放、婚戀觀念的改變造成幾代人之間的道德以及生活方式沖突，以致有時看來“個人”的追求和大眾化的期望值是背道而馳的。
    另一方面，從社會關系的角度來說，個人化生活的好處在于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有更多的機會相互交流、幫助，尤其是通過網絡、非政府組織和志愿者組織。但個人化的生活不單單帶來了方便，也帶來了道德觀的轉變。克萊恩曼指出，在過去，中國人的道德觀和對他人的信任是建立在社會關系之上的，也就是說，對待熟人有一套標準，對待外人又有一套標準。這種“我們”和“他們”的區別對待是中國人身份建立的基礎，也是在個人化的過程中被最先打破的。當今社會下人與人打交道是短暫而簡單的，很多時候我們并不認為我們會和同樣的人打第二次交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對方的信任不能建立在關系之上（大多數時候對方都是陌生人），而必須建立在社會道德標準之上（我們只能期望對方不是騙子，并且對方也期望我們不是騙子）。這樣的現象在城市里尤其嚴重，以致城市居民在追求自我和個人發展的道路上已經被孤立了，但我們對他人的要求卻依舊寄存于集體和群體道德感之上，這種認知和期望值的沖突直接導致了各種各樣的信任危機。
    總的來說，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被分割成了兩部分：個人的自我的，以及集體的大家的。在快速變換的日常生活之中，個人和個人打交道的機會比較多，以致個人身份超越了集體身份成為了國人現在的主要身份。與此同時，個人對集體的期望值和依賴依舊存在，并對改善公眾環境抱有一定的個人責任感，但往往是這種期望值和責任感將和個人的需求產生沖突。
    在《深度中國》中，克萊恩曼以及他的學生們著重展現的就是這么一群有代表性的中國人：他們的文化道德追求使他們關心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并愿意支持貧困人群，比如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但他們日常生活的體驗令他們不得不同時將重心放到和自己以及熟悉的人身上。也就是說，他們并不一定愿意讓自己的小孩和農民工小孩一起上學。這種個人重心的偏移時不時地導致他們對公眾需求的忽略，并代表了中國人“身份分裂”（divided self）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