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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古今中外的政治共同體分為兩類。一類是沒有特殊的規範性，或者說是沒有道統的事實權力，可以籠統的稱為邦國。邦國是一個非常寬泛的定義，它的主要特點就是特殊性和偶然性。所有的、只要是能夠形成有效統治的政治體，都可以把它稱為邦國。而有效統治的產生，則往往是出於歷史上特殊的機緣和種種你難以統一規範的特殊因素。它們的統治形式和統治方式也是隨著時間、地點和歷史遺傳的不同，變化幅度很大，很難把它們進行統一和歸納。像這樣的統治形式比較接近於一個高度複雜的生態系統中的各個物種，跨度非常之大，基因差異非常之大。唯一的特徵就是，它必須能夠實施有效統治，而且，實施有效統治的統治者這個集團必須是一個有效的共同體，惟其如此，它才能夠發揮政治上的行為主體的作用。但是它統治的臣民不一定是共同體，能不能夠有效地參與政治並不重要。它統治的地域不一定有明確疆界，甚至同一個疆界之內可以有多個重合的、相互分離的各個邦國。這就是邦國。

邦國的主要特點就是，它是一種，可以說吧，按照知識分子的觀點來看，它是一種比較低層次的政治權力，因為它有事實的權力，但是沒有規範性的權力，它沒有產生出一個有效的知識分子集團，把它的統治方式加以普遍化、合理化，論證它不僅是事實上的統治，而且就是應該統治，它沒有辦法證明它的統治本身是合法的、合理的、不應該間斷和不應該毀滅的。因為不具備這項特點，所以就可以把它稱之為是邦國。同時邦國之上，如果它所在的文明足夠的成熟、古老和複雜，那麼邦國就要出現升級，就要產生出另外一種統治形式，那就是有道統的、規範性的統治形式。

規範性的統治形式，它畢竟得有一個知識分子集團給它做合法性的論證，要證明它不僅是事實上統治，而且只有它的統治才是合法、正當、合理的，只有它的規範才是符合普遍正義的。你只要有了這樣的道統或者規範性，就會出現一種邦國不會出現的情況，就是說，你即使在事實權力已經瓦解或者是嚴重削弱的情況下，你仍然能夠根據道統證明你仍然是存在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復活，在不能復活的情況下也能夠把你的觀念的力量維持很長一段時間，甚至用你的觀念的力量把那個在現實政治中已經不存在的統治範式強行貫徹下去，對現實政治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這就是具有道統的權力，或者規範性權力。

具有道統和規範性的權力大致上有兩種：一種我把它稱為帝國，另一種稱之為民族國家。大體上來講，十七世紀以前的規範性權力或者道統以帝國為主，十七世紀以後就漸漸的以民族國家為主。尤其是凡爾賽和約以後，民族國家現在差不多已經變成理論上的唯一正統。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因為規範性的權力是一種柏拉圖實體式的東西，它在理論上是存在的，但在實際上總有各式各樣的參差。嚴格說來，理想的帝國和理想的民族國家是不存在的。最標準的帝國和最標準的民族國家，你如果用實證主義的方法去死摳每一個細節的話，你都可以證明，它其實不是帝國，也不是民族國家，它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邦國，它也缺乏規範性。

像羅馬帝國那就是一切帝國中間最典範的一個帝國了，但是在它最強盛的時期，你也可以反過來證明說：第一，羅馬不是普世性的，它在它版圖最大、控制範圍最廣的情況下，你也可以找出若干個建外的蠻族或者是小邦，這些地方在羅馬的統治範圍之外，他們的宗教和習俗和統治方式跟羅馬不同，羅馬不能對它進行有效統治；同時羅馬的統治也不是普遍正義的，它雖然比地方性的小邦顯得更加超然些，但是它還是有它自己各式各樣的特殊利益。所以即使是羅馬帝國，跟普普通通的邦國也沒有原則性區別。你也可以說，帝國的概念也是虛偽的，如果你用馬克思主義分析階級和國家那種思維來考慮的話，你也可以同樣的證明，帝國是一個虛偽的概念，只是一種比較精緻的邦國的掩飾。這是沒有錯的。

民族國家也可以用同樣方法論證。因為民族國家的特點就是，它不再是一個統治者共同體對不一定有共同體的臣民實行統治，而民族國家是民族和國家的合一，國民通過國家這種形式對自我進行統治。從理論上講是國民統治自身，因此國民本身就是統治者，國家只是國民的一個規範的形式，它不是有別於國民的一個統治集團。但是這一點，用剛才同樣的方法，你也可以論證說，實際上所有的國民國家，哪怕是構建得最成功的國家，像韓國這樣好像是單一民族的國家，或者波蘭這樣近乎單一民族的國家，像法蘭西這樣所有民族國家的起源，你都可以論證說，他們其實內部不是均質的，有很多人其實算不上是國民，而國民內部其實也是有精英階級和比較被動的、不大參與政治的普通人。因此你也可以說是，國民國家或民族國家，跟普通邦國也沒有什麼截然區別。現在我們稱之為民族國家那種東西，或者是國民共同體這種東西，其實也是一種虛偽的欺騙，其實也不過是普通邦國的一種精緻化和自我掩飾而已。

但是這樣的分析方法是不太好的。為什麼呢，因為你哪怕是把這種分析方法用到最嚴謹的自然科學的方面，也都會像後現代主義一樣，完全截斷進一步分析的可能性。你想，如果你是一個測量員的話，你就不能拿著幾何學的真理來說事，柏拉圖和歐幾里得早就告訴我們，一根直線是沒有任何寬度的，但是，我在建築工地上見到的所有直線都是有寬度的；柏拉圖教導我們說，直線是不會拐彎的，但是，所有的樓房，哪怕是你修得再直，多多少少都有一點彎曲。所以你們這些東西都是不行的，都要推倒重建。那就沒有意思了。你可以說是，樓房修出來的直線確實不符合柏拉圖和歐幾里得的原則，但是你還是可以看出，這個桌子明明就是直的，至少是大致上直的，至少方桌子和圓桌子還有相當明確的區別的。如果你運用健全常識和模糊理性的方法，你可以說是，不用這麼樣嚴格區分，世界上確實，雖然沒有柏拉圖意義上的圓形和方形，但是確實有大致上差不多的圓形和方形，而且圓形和方形就是有差別。根據同樣的標準，你也可以說是，雖然理想的帝國和理想的民族國家從來沒有存在過，而且也不大可能存在，但是歷史上講，已經自稱為帝國和自稱為民族國家這個體系，和沒有資格自稱為帝國和民族國家的體系，相比之下，它確實是有差別的。這個差別是歷史的和具體的，而不是抽象和普遍的。

比如說像是，征服者威廉這種人，他在征服英國之前就要先去找神聖羅馬皇帝和羅馬教皇的支持；而羅馬教皇在行使權力的時候，他一般不會去找英格蘭國王的支持。這就顯出差別了。英格蘭國王，他聲稱擁有的權力和他實際上擁有的權力並不一致，但他一般來說，不會說是，聲稱他擁有整個基督教世界的權力；而皇帝和教皇是經常聲稱他擁有整個基督教世界的權力。所以，英格蘭王國只算一個邦國，而神聖羅馬帝國和羅馬教廷則可以稱之為是帝國。儘管他們也沒有實質上的統治整個基督教世界，但是它跟英格蘭王國還是有區別的。英格蘭王國，它只需要有它的貴族集團作為有效的控制就行了，臣民沒有這個必要。像聖西門說的那樣，全法蘭西集中在法蘭西國王的會客室裡面。他的意思就是說，法蘭西國王和法蘭西的貴族和教會的長老一起共議國家大事，其他的普通臣民也沒有必要參加國事，法蘭西就是指這些有主動性、能夠充當政治行為主體的這個群體。這個群體就是法蘭西，其他人有沒有無關緊要的。英格蘭國王也是這樣的。

反過來，被征服者也是這樣的，比如說你是利默里克的愛爾蘭首領，你可以說是，我們自古以來都是搞我們愛爾蘭人的特殊習俗，從來沒有遵守你們諾曼人的習俗，所以我們要把你們諾曼人趕出去。然後，他所建立的一個酋邦，或者是小王國，也是一個邦國，但他跟征服他們的諾曼人政權一樣，他的理由是地方性的習俗和特殊的歷史傳統，而不是什麼普遍性的理由。諾曼征服者，他不會說是，諾曼的習俗和統治應該是全體基督徒都遵守的；愛爾蘭酋長也不會說是，他們愛爾蘭人的凱爾特特殊習俗是應該是全不列顛人都遵守的。他們的理由都是特殊主義和歷史主義的理由。而帝國呢，規範性權力的特點就是，它的理由是普遍主義和抽象性的。沒有普遍主義和抽象的理由，你就只有邦國了，沒有帝國和民族國家了。

但是帝國和民族國家，雖然它們都具有普遍的規範性和普世的價值觀念，但他們的建構方式和認同方式是恰好相反的。帝國的認同方式是，要求把，理論上講，把所有文明人類視為一個整體，要破除小團體的界限，要打破小團體之間相互仇恨和內部的凝聚力，使大家在一個普遍的、抽象的仁愛和公正的觀念之下，實行一種天下一家的統治。可以說帝國這個認同感是橫向的，是一種國際主義的認同感；而民族國家的情況卻恰好相反，它是縱向的認同感，它要求打破以往統治者的共同體和被統治者 — — 沒有共同體或者是共同體比較薄弱的被統治者 — — 之間的界限。要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界限消除，構成一個國民共同體。這個國民共同體很顯然是縱向的：從政府首腦到普通的工人農民。在邦國時代，統治者是極少數，被統治者在政治之外；但是在國民共同體的時代，就是說，任何一個普通的、最窮的窮人，都跟法蘭西的大總統或者法蘭西銀行家一樣有同等權利，都是兄弟一樣的國民共同體。它實現了縱向的整合。

但是這個縱向的整合是以橫向的破壞為條件的。例如法蘭西國民共同體的成立，其代價就是，你要承認法蘭西共同體，比如說跟英格蘭共同體或者其他西班牙共同體不同，法蘭西人的愛國心是以法蘭西的特殊自豪感和法蘭西人對英國人、西班牙人和其他共同體的歧視為代價的。正因為我們法蘭西人跟其他人不同，我們法蘭西人本著偉大的法語文化、偉大的歷史傳統、偉大的啓蒙主義觀念，構成了我們這個共同體。我們這個共同體是內部高度均質和一致的，但是跟外面的人都不一樣。民族國家和帝國恰好相反，它要求有多國體系，民族國家自我維持的條件不是孤立的，它必須有其他同類的民族國家在多國體系內，各個民族國家構成相互競爭和相互歧視的關係。歧視和仇恨構成了民族國家共同體凝聚的主要動力。可以說是，在民族國家構成的多國體系當中，愛和恨是一回事。如果你不恨或者是不歧視其他的民族的話，那你就很難愛自己本身的民族了。

所以帝國的整合和認同和民族國家的整合和認同是恰好相反的：帝國要求做橫向的整合，要求打破地方性特殊共同體的觀念，橫向的實現普天之下的兄弟一家，但是它不要求打破階級界限，一般的帝國整合都是只考慮到上層人士和士大夫階級，下層人士或者說普通沒有文化的人民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它實現了一種橫向的士大夫和統治階級的聯合；而民族國家恰好相反，是實行縱向整合，它犧牲了橫向整合，實現了縱向的共同體。這兩種整合方式，相比純粹特殊主義和沒有道統的邦國來說，都是文明的一種升級和秩序的複雜化。

它們都造成了一種結果，就是說，地方性的邦國，如果你亡國了，那就亡國了。因為邦國的首要條件就是能實施有效統治，如果你不能實施有效統治，就像霍布斯說的那樣，如果主權者保護不了我，我對主權者就沒有義務了。邦國一旦滅亡，就是滅亡了。但是，帝國和民族國家都是有道統的。因為它們的統治並不僅僅是由於力量和事實的緣故，而且還是有一個道義和真理的緣故，所以他們滅亡以後仍然存在。羅馬滅亡以後，仍然有各種各樣的查理曼和奧托之類的神聖羅馬皇帝一個接著一個的冒出來，儘管他們根本實現不了羅馬的權力，但是一般人的觀念上，總是覺得，普遍正義跟帝國是聯繫在一起的。如果人民遭受戰亂的痛苦，就會呼籲說，希望有皇帝出來。

就像席勒的詩歌說的那樣，結束了恐怖的大空位時代(1254~1273)，人民歡欣鼓舞。為什麼呢，因為大空位時代，就是神聖羅馬皇帝暫時沒有產生的時代，在這個時候就沒有人出來維持普遍的法律和秩序，那麼各個諸侯相互徵戰，給人民帶來痛苦。所以人民就要呼籲，趕緊選一個皇帝出來吧，讓他像查理曼和奧古斯都那樣維持秩序，給我們帶來和平。像威廉•退爾就說過，上帝之外，只有皇帝，你哈布斯堡家族算什麼東西，你的權力根本不算數，你只是一個地方性的權力。這就是，具有普世性、普遍正義性的帝國原則和只有事實權力的地方性邦國的差別。地方性邦國往往就亡了。而帝國呢，即使它實際上不存在了，還有但丁這樣的知識分子出來為它招魂。還有許多，哪怕是稍微強大一點的統治者，只要稍微有一點資格，就會希望能夠接替羅馬帝國的衣鉢，實施普遍正義。他們自己覺得它這種正義是比地方性的邦國要高一級的。

民族國家同樣也是這個樣子的。他認為，他實現了國民共同體，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奇跡，就是說，被統治者和統治者的區別消除了，人民和國家的區別消除了，現在，國民和國家是一回事，nation這個詞，既是國民又是國家了。只有在中文中才有區別，在歐洲語言中，國民、民族和民族國家都是一個詞。現在，國民就是國家，國家就是國民；統治者就是被統治者，被統治者就是統治者。自己統治自己。自治就是自由的必要條件。這種統治方法是前所未有的高尚，相比之下，其他統治形式都像是不義的。因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有區別的，被別人統治而沒有意志自由，這是一種比較低的形式；而我們都有自由，自己統治自己，沒有人在我們之上，這種統治方法就是最高的統治方式。

所以國民國家通常跟現在所謂的民主政體聯繫在一起。而國民國家民族塑造的過程，通常也就是政治參與爆炸、選舉權或者說參政權從少數精英手裡面擴大到全民手裡面的一個過程。這兩個過程在歷史上是聯接在一起的。通常一個地方，在原來，像世界上大多數地區一樣由精英統治的思路，在實行民主化的同時，也會產生創造民族的過程。國民共同體的形成是雙向性的：一方面把只有地方風俗的小共同體升格為國民共同體；另一方面把由上層人物壟斷的政權開放給全體國民。這兩個過程是連在一起，是不可分離的。

而國民共同體或民族國家既然有了這樣的特殊的優越性，在它看來，其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還有區別、或者說是特殊的風俗和語言還沒有產生出民族的地區，就是屬於所謂的政治上落後的地區，因為你還沒有按照最先進的原則組成你自己的民族和民族國家，你就等於像是一個沒有長大的、半大的小孩一樣，還沒資格跟大人一起玩。凡是建立了這樣的民族民主國家的體制，哪怕是它很小，像韓國和臺灣那樣很小，面對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龐然大物，都具有某種優越感。為什麼，因為我們已經建立了標準的民族民主國家，跟最先進的歐洲國家是一模一樣的，而你還沒有達到這個境界，所以我就對你表示優越感。所以，帝國和民族國家，它們都是一種具有較高形式化和規範化程度的特殊的政權統治形式。它對邦國來說始終有心理上的優越性和事實上的優越性。

具有規範統治形式，或者說道統的政權，在滅亡以後是可以復活的，像羅馬帝國，理論上不斷的滅亡和不斷的復活。像波蘭這樣的民族國家，即使在被蘇聯佔領以後，它在倫敦的流亡政府仍然是自己以為自己是存在的。愛沙尼亞已經被聯合國都趕出去了，但是它的流亡政府仍然管理著存在英國和美國銀行裡面的黃金。一旦蘇聯解體，這些國家建立新政權，瓦文薩總統就要請波蘭的流亡政府總統把波蘭第二共和國的旗幟和徽章送給他，表示說他不是接受蘇聯那個傀儡政權的衣鉢，他接受的是倫敦波蘭流亡政府、真正的波蘭人民的代表的衣鉢。它的法統一脈相傳，沒有中斷過。而愛沙尼亞剛剛一獨立，馬上就憑著它的法統，從英國和美國取回了他們二、三十年代存在英美的黃金。因此，你可以說是，在蘇聯佔領時期，這些國民共同體在物質上已經不存在了，但他們的法統和道統仍然在。憑借著法統和道統，一有機會他們還能夠復活。但是，沒有法統和道統的普通邦國或者是事實政權，一旦喪失了權力，它就永遠不能回來了。法統和道統有很多作用，這就是其中之一。從這一點你也可以看出，儘管用實證主義方法，抬槓的話，理想的帝國和理想的民族國家其實並不存在，但是，如果按歷史主義方法來看的話，比較模糊的帝國和民族國家還是存在的。它對現實政治和歷史發展進程是有一定影響的。只要有這個影響存在，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他們是存在的。

對於現代世界的秩序來說，最關鍵的時期就是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這三百年。可以說，任何時代，地圖上的絕大多數地方都是有那種事實權力或邦國存在的。但是在這個轉型期以前，無論東方和西方，理想形態一般都是帝國。在這以後，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理想形態確切無疑的轉到民族國家這一邊了。這個轉型，對全世界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戰。當然它是以歐洲為中心，這就不用質疑。可以說是前現代的帝國體系，雖然西方也曾經在羅馬時代一度佔有優勢，但是，帝國體系不是純西方才有的。例如東亞地區 — — 我們不能說是中國，因為這個體系超出了中國的範圍了 — — 東亞地區有它的天下體系。這個天下體系跟羅馬的帝國體系是有重大差別的。但是近代的民族國家體系它只有一個來源，就是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然後經過維也納體系和凡爾賽條約，最後一步一步的擴充到全世界。沒有一個東方產生的民族國家體系。民族國家從性格上、來源上和基本模式上，它都是西方的，是西歐中心的。西歐以外的民族國家，都是西歐國際體系向外擴張的結果。

這個向外擴張就會面對兩種情況了。在有些地方，我們可以說是文明時間比較短、或者是程度不夠深的地方，這些地方往往是只有邦國而沒有帝國的。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按照一般的文明演化的觀點來看，這些地方比起有帝國的地方來說，好像是屬於比較後進的地方，但是在西方中心的國際體系擴張的情況下，他們把自己改造成民族國家，反而顯得比帝國更容易一些。說得具體一點，你要說是誰變成西歐式的民族國家更容易，是韓國更容易呢，還是大清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更容易？答案很顯然是韓國更容易。因為它比較小，它的規模和體量都比較接近於歐洲民族國家的體量，而且，它既然從來不能自稱為帝國和天下，它也就比較容易接受多國體系的政治邏輯。所以它反倒是比大清的核心地區更早和更順利的建立了民族國家，加入了歐洲國際體系。這一點不僅是東亞的情況，在俄羅斯、伊朗和奧斯曼帝國原先統治的核心地區，都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就是：在前現代、比較野蠻或者說是比較後進的那些只有邦國而沒有帝國的地方，在西方勢力擴張，逐步被納入西方國際體系的過程中間，至少在形式上，比較順利的建立了一些貌似西方民族國家的組織；但是帝國核心區，就會面臨著嚴重的折騰。因為他們原有的帝國傳統對他們的民族國家化構成了嚴重的障礙。

就像我剛才已經提到的那樣，帝國是天下國家，它是橫向整合的；而民族國家最重要的就是橫向的分割，要把自己改造成多國體系。這兩種邏輯是水火不容的。所以你越是帝國體系搞得先進、複雜和完備，那麼你要重新撤掉這個體系，再建立一個民族國家體系，你的障礙、損失和困難就要變得特別大。愛沙尼亞已經可以自稱為歐洲人了，烏克蘭也想變成歐洲人；但是俄羅斯人要變成歐洲人，那就變成非常困難了。現在的中國跟韓國和越南相比起來，也面臨著同樣的困難。當然，我們不是說是，邦國升格為民族國家，障礙比較小，也不能說它是一帆風順。有很多邦國，雖然本身缺乏帝國傳統，看上去可以在上層比較容易形成民族國家，但是實際上，它的居民沒有經過歐洲所謂的1848年原則那種民族建構的熏陶，它的居民，實際上與其說是國民或民族，不如說是族群。

族群，和民族、國族是有重大差別的。當然這個差別也不是柏拉圖意義上的絕對的，而是歷史主義和模糊籠統的。大致上我解釋一下，應該是這個差別：族群是無所不在的，因為任何人和任何人都多多少少有點不同，我所在的社會和你所在的社會只要在時間、空間和歷史上有點差別，那麼這個差別必然會體現在語言、發音、習俗、生活習慣方面。每個小團體都跟其他小團體不一樣，這些小團體都是族群。但是族群並不一定能夠升格為民族。我們的語言之間有差別，但是我也可以說這是方言的差別而不是語言的差別。

在什麼情況下我能夠把我們之間的差別，由族群差別上升為民族差別呢？那你還要經過一個特殊的發明民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間，你必須把你自己的土語、方言加以規範化，創造出一種精煉的文學語言，使它能夠承擔政治和文化的重要的傳承功能，使它從此以後就不能再是方言，而變成一種語言。把你地方上的歌謠、民謠這些，重新整理編纂，變成為荷馬史詩那樣的建國史詩，把你的歷史加以重新解釋和歸總，把原來零零散散、沒有什麼特殊關係的特殊事件，構成一個前後一致的整體。做到了這些事情以後，你的族群才有資格升格為民族。你的方言土語才有資格升格為民族語言。

然後下一步，在有了民族和民族語言的同時，你才能夠借助政治上的機緣，把你的民族建立成為獲得國際承認的正式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把你的語言變成由公立教育制度、用國家稅款向全民普及的一種官方的意識形態基礎。做到了這兩點以後：你的民族就不再是民族了，而是國族了；你的民族語言也不再是普通的民族語言了，而是國語了。等到這上面的兩步做到了以後，方言變成民族語言再變成國語，族群變成民族再變成國族，這個過程走完了以後，民族發明或者是國家建構的過程，你才能夠完成。

有些國家，特別是二戰以後才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它這個過程就直接跳過去走了。它在底下的民族共同體還沒有形成，上面，在殖民主義者撤退的時候，已經建立了一個象徵性的民族國家體系。像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亞這樣的國家其實就是這樣的。你如果只看它們的憲法和最上層的政治結構，它好像也是一個符合歐洲標準的民族國家，但你看它底下，它底下充滿了各個互相衝突的族群，有旁遮普人，有信德人，有俾路支人，他們彼此之間是沒有認同的。信德人和旁遮普人之間的仇恨，比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之間的仇恨還要大。他們之間不但不認同，而且彼此之間都利用民主選舉的形式，一旦我選舉勝利了，都想把對方置之於死地。

所以你可以看出在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亞這樣的國家，它的民族國家的構建和國民共同體的構建，其實還在路上。所謂還在路上，有兩種可能，也就是說：也許有朝一日，他們內部的各個族群能夠產生足夠的認同，而這個足夠的認同能夠支持歐洲式國民國家的標準；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彼此之間的認同最終經過多次衝突以後，最終也無法達成，最後乾脆散伙了事，就像是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情況一樣。本來孟加拉也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當初印巴分治的時候，他們因為都是穆斯林，是鬧著要從印度分出來的。但是一旦建了國以後，就發現，巴基斯坦佔統治地位的旁遮普人和東方的孟加拉人之間的仇恨無法調和，最後還是鬧到分手為止。有很多新建的國家，都是因為這種情況才分手的。分手的過程往往就構成了族群重新塑造為民族和國族這個過程。這個過程現在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沒有完成，正在路上。

但這一點跟東亞的情況不大一樣。東亞是屬於，我們剛才說過，是屬於帝國遺產的問題。對民族國家的構建形成主要障礙的，不是邦國和族群，而是它的帝國遺產。就是說它面臨著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因為這樣的帝國它原先就代表著一個非歐洲非基督教世界的一個特殊文明，跟它對應的，不是歐洲意義上的一個具體的小的民族國家，而是整個歐洲，或者是整個基督教文明。那這樣的情況你應該怎麼樣構建呢？在它們面臨著近代化的壓力，或者說，就是面臨著歐洲入侵的壓力，因為近代化它真正的動力就是歐洲入侵。沒有這個入侵的壓力的話，那麼歐洲以外的世界，基本上沒有什麼可能自發的進入近代世界的。這是一個已知的事實。歐洲是主動的、自發的產生了近代化，而歐洲以外都是在歐洲的擴張的刺激之下，被動的加入了近代化的進程。這個是基本的歷史事實。所以歐洲和非歐洲是不可能平等的。如果你把歐洲中心論這一點取消，那你怎麼說，無論怎麼講政治正確，你的理解都會出偏差的，因為主動和被動怎麼說都是不同的，而且這個不同是根本性的。

歐洲體系的刺激給他們造成的選擇，其實，歸根結底就是三個。我們拿奧斯曼帝國作為一個樣板，因為它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代表非奧斯曼以外的其他具有帝國遺產的地方。它有三種選擇。一種選擇就是所謂的奧斯曼主義，就是說，儘管奧斯曼帝國本身根本是一個跨族群的一個天下國家，但是既然是歐洲人已經建立了民族國家體系，而我們奧斯曼帝國不得不作為一個政權，跟它們進行外交上的交涉。而且我們已經互相派大使了，在形式上，奧斯曼帝國跟大英帝國和法蘭西共和國是平起平坐的國際社會中的夥伴。那我們就不如順理成章，與其拆散奧斯曼帝國去另建國家，還不如就根據奧斯曼帝國現有這個邊界，把目前居住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所有居民都團結起來，在帝國的官方支持下，培養出一種普遍的奧斯曼認同。以後我們沒有什麼埃及人、希臘人或者亞美尼亞人的區別，我們都是奧斯曼人。以奧斯曼人為基礎點實現認同，可以以最小的成本實現我們的近代化。這樣的好處是很明顯的，因為我們這樣做維持了帝國的版圖，不用像是歐洲那樣因為英法爭霸、法德爭霸那樣長期的打沒完沒了的戰爭，成本節省了不少，而且在列強橫行的今天，我們團結起來，避免歐洲列強的入侵，對我們都有共同利益。我們奧斯曼做一個團結的大國，對我們東方和西方的各個鄰國都可以保持某種優勢，一旦散了以後，這個優勢就不存在了。

這個理由是相當充分的。所以阿卜杜勒•哈米德蘇丹就是秉承這種政策。這種政策在十九世紀末葉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奧斯曼帝國的官方政策。奧斯曼帝國在近代化的過程中，也曾經模仿法蘭西，實行國語教育和普及教育。普及教育起的主要用處就是，把奧斯曼的統一認同傳播到帝國各地，讓各地忘記他們特殊的小共同體，一致認同帝國這個普遍的大家庭。大家都把蘇丹當作自己的慈父，在這種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民共同體。

另一種發明的方式就是泛奧斯曼主義。它覺得，歐洲，特別是根據1848年原則建立起來的新型的國民國家，它的根本出發點，最初的出發點就是以語言和習俗為中心的小共同體。如果說是，波蘭人要復國，要解散俄羅斯帝國的理由是因為俄羅斯帝國的波蘭人跟德意志帝國的波蘭人是同文同種，所以我們要解散這兩個帝國，創立一個波蘭共和國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設想，講突厥語的各民族彼此之間也是一個同文同種的關係，天然的具有建立共同體的方便。因為語言的一致性才是最核心的東西，如果語言跟邊界不一致的話，那麼早晚要起衝突，像阿爾薩斯 — 洛林的衝突、三國瓜分波蘭的衝突、蒂洛爾的衝突和巴爾幹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因為語言共同體的邊界和政治邊界不一致。居住在邊界兩邊但是操同一種語言的族群總想統一起來，而操主導語言的族群總想排斥那些比較小的語言共同體。那麼突厥人的情況就是，講突厥語的各民族不僅居住在奧斯曼帝國境內，在奧斯曼帝國之外，在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統治的中亞地區，有大批族群，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土庫曼人之類的，他們也同樣是講突厥語的。我們應該建立一個突厥語大家庭的整合。同時奧斯曼帝國境內有一些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阿拉伯人，他們是不講突厥語的，我們應該用我們的突厥語去同化他們，或者把他們趕出到帝國之外。

泛突厥主義最初的源泉其實是拿破侖三世提出的拉丁主義。拿破侖三世提出的拉丁共同體的意思就是說，拉丁國家，包括美洲的拉丁國家，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國家，和歐洲的意大利、西班牙這些國家，相對於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日耳曼人，在國際上都是處於弱勢的。要改變這種弱勢地位，就是要大家團結起來。拉丁國家當中最文明最強大最先進的莫過於法蘭西，所以法蘭西是拉丁國家天然的領袖。在未來世界的競爭中，拉丁人如果要避免自己被日耳曼人和撒克遜人排擠出去，那就應該團結在法蘭西和拿破侖三世的領導之下，建立一個跨越大西洋的拉丁共同體。這樣它就可以利用文化上的共性，來支持他自己的外交冒險政策。泛突厥主義在土耳其境內流行的結果就是，改變了土耳其原有的外交政策，使土耳其由依靠英國的保護對抗俄國南下，變成依靠德國人的保護，要求打破英俄兩大帝國，把這兩大帝國內部的屬於符合突厥語原則的被殖民種族解放出來，在奧斯曼祖國的保護之下實行共榮。青年土耳其黨人最後採取了這種路線，在恩維爾帕夏的領導下，最後把土耳其帶上了戰爭之路。

第三種路線就是所謂的現代土耳其開國之父凱末爾所講的那種小土耳其主義。他要建構的土耳其，講的是成本原則。因為要維持一個大帝國，要把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統統教育成土耳其人或者是突厥人，這個成本太高，麻煩太大，而且維持一個相當於全歐洲規模的大帝國，成本也太高。如果把這些所有的異質地區都排斥出去，建立一個純粹的突厥人組成的一個小國，那麼成本就要大大降低了。而且這個小國，比較符合法國和德國這樣的歐洲國家標準，在加入國際體系的過程中間都比較順利。

因為一個大國和許多小藩屬的這種體系，是古老帝國體系的常態，但是對於現代的多國體系卻是非常危險的。現代多國體系是要講究實力比較均衡，如果說是拿破侖或者是腓力二世在歐洲的勢力過於強大，那麼他周圍的小國必然會團結起來，跟英國結盟，試圖打破他的霸權，戰爭將永遠無法結束。歐洲中心只要出現一個大國，下一步肯定就是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其實就是德國統一以後建立了一個過大的國家，太像以前的神聖羅馬帝國，對周圍的比較弱小的勢力構成重大的威脅，導致圍繞德國的所有國家都團結起來對付它。如果德國解體，或者是變成一個小德意志的話，這些危險都是可以避免的。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處理方法也是這樣的，把希特勒所夢想的大德意志削減了，變成了現在這個小德意志，小德意志跟周邊的國家比較勢均力敵，因此不再有力量做征服全歐洲、重建神聖羅馬帝國霸權的美夢了，這樣歐洲體系才能穩定。

土耳其的情況也是這個樣子的。維持一個大土耳其本身，就會導致中東形勢無法穩定，它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周邊各國的猜忌，而周邊各國，不可避免的，又要引進列強來對付它。而按照凱末爾原則，盡可能的解散大土耳其，把小土耳其以外的地方統統趕出去，這樣建立起來的中東體系，就會比較勢力均衡。土耳其也許還是最現代化的，但是，它周圍的所有鄰邦國家都沒有壓倒性的優勢，它就可以作為一個普通國家，輕而易舉的跟英法結盟，最後把自己變成北約的成員國，比較順利的加入西方的國際體系。如果你設想一下，凱末爾的土耳其如果仍然擁有敘利亞和埃及的土地的話，那它有什麼可能加入北約呢？擁有敘利亞和埃及或者伊拉克的土地，勢必把它捲入東方的各個衝突，而且這些衝突會使它變成英國人的敵人。僅此這一項，就阻止他加入西方體系。英國人願意跟他結盟，恰好就是因為土耳其不僅放棄了伊拉克、敘利亞和埃及，連摩蘇爾都徹底放棄了，它跟英國不再有任何具體的衝突了。在這種情況下，它加入西方的障礙才能夠徹底排除。如果他現在加入歐盟還有障礙的話，那麼可以說是，最後殘存的少數民族 — — 庫爾德人，和過去的歷史遺留問題 — — 就是亞美尼亞大屠殺的問題，才是它的主要障礙。小土耳其主義，以犧牲土耳其的歷史疆土為代價，排除了它加入近代國際體系的所有障礙。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俄羅斯、伊朗和東亞。俄羅斯它也有它自己的大俄羅斯主義、小俄羅斯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而泛斯拉夫主義和泛突厥主義一樣危險，因為它要求俄羅斯皇帝扮演斯拉夫民族保護者的角色，去保護巴爾幹半島上跟俄羅斯同文同種的斯拉夫人。而俄羅斯要保護塞爾維亞這些國家的結果就是，使它非得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可。如果沒有泛斯拉夫主義，那麼俄羅斯的傳統外交政策是東方專制國家的聯盟，就是說，俄羅斯應該跟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聯盟，來反對共和主義法蘭西，根本沒有理由反而聯合法國跟德國人打仗。它之所以非得跟德國人打仗不可，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他的泛斯拉夫主義給它的外交施加了一個難以實現的重負。加入戰爭的結果跟土耳其是一樣的。泛土耳其主義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要土耳其人吞併那些在土耳其境外的突厥語地區，結果造成的結果反而是使原有的土耳其帝國整個垮臺了，連原來的地方都保不住。俄羅斯帝國搞泛斯拉夫主義的結果也是一模一樣，不但沒有能夠得到達達尼爾海峽或者是巴爾幹半島斯拉夫人的保護權，連原有的俄羅斯帝國也解體了。芬蘭、愛沙尼亞這些國家也紛紛趁此機會獨立了。泛斯拉夫主義、大俄羅斯主義和小俄羅斯主義相互衝突的結果，造成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機會，也造成了現在的俄羅斯的問題。

現在的俄羅斯的問題，其實歸根結底還是這三種主義鬥爭的余毒還沒有排清的緣故。這跟土耳其不一樣，土耳其已經大大解決了這個問題。而俄羅斯呢，你就從葉利欽時代他對南斯拉夫內戰的干涉就可以看出，他仍然認為他是斯拉夫人的保護者。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掐架，塞爾維亞人不服歐盟的裁決的時候，就可以向他的斯拉夫鄉親、斯拉夫保護人大俄羅斯求援。而俄羅斯就要給他們撐腰，去承擔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任務。而普京在烏克蘭的做法，其實也就是一種大俄羅斯的做法。烏克蘭儘管不是小俄羅斯成員，但卻是泛意義的大俄羅斯成員，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本身都是大俄羅斯的成員，但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沒有理由做一個小型的縮小版俄羅斯的成員。而普京之所以覺得有必要在這些地方進行干涉，還有必要把哈薩克、白俄羅斯這些國家加進來，搞一個歐亞聯盟，其實就是大俄羅斯主義的陰魂不散的結果。

歐亞聯盟是什麼呢？它其實就是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精英階級覺得自己吃了虧，放棄了大俄羅斯，覺得自己是上了當受了騙，所以他要搞出一個可以替代大俄羅斯的東西，就是歐亞聯盟。正因為歐亞聯盟的存在，才使烏克蘭在加入歐洲聯盟還是加入歐亞聯盟的過程中間，發生了精英和民眾的嚴重分裂，最後導致烏克蘭的內戰和列強的干涉，才造成現在這種情況。這種事情，其實，土耳其在十九世紀末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已經面臨著同樣的情況了。我雖然不能預見俄羅斯將來的情況會怎麼樣發展，但你可以看出，泛斯拉夫主義和大俄羅斯主義的成本，比小俄羅斯要高得多。如果俄羅斯精英階級最後選擇了這兩條道路中的一種，那它不可避免的要走上跟西方衝突的道路。而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加入西方國際體系的夢想就會整個落空。

東亞的情況，不用說了，我們也可以在歷史上找到泛土耳其主義、奧斯曼主義和小土耳其主義的不同版本在中國的體現。這些主義其實在清末民初的時候已經充分產生出來了。我把具體的歷史細節跳過，因為我在文章里已經寫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現在重要的是總結一個它的差不多的脈絡，歷史細節各人自己去查就行了。梁啓超其實走的就是一個類似奧斯曼主義的路線。他的意思就是說，大清帝國最好保留下來，但是不要按照大清過去那種滿洲部族統治十八省的模式，而要把它改造成為中華帝國。改造成為中華帝國不僅僅是很無聊的改改名字就算完了。因為過去的大清帝國，至少對於將來來說，它是滿蒙貴族享有的特權，對南方屬於華夏文化的十八省實行一種武斷統治，大清皇帝可以是滿蒙的皇帝，根據征服者的權力，對大明朝留下來的兩京十三省實行征服式的統治。但是中華帝國，它就不一樣了。中華帝國版圖內所有族群、所有文化、所有臣民，一視同仁的主人，中華帝國的皇帝肯定既是江蘇人的皇帝，又同時是黑龍江人的皇帝。而大清皇帝對黑龍江、奉天和對江蘇、浙江肯定是不一樣的，黑龍江和奉天是征服者，內外蒙古是征服者的盟友，而江蘇和浙江是被征服者。這個問題解決不了的話，那麼大清沒有辦法變成近代國家了。要變成近代國家，那就要建立均質化的國民共同體，大家都要變成平等的兄弟，變成一個彼此有認同的共同體。但是既然你的祖先殺了我的祖先，把我的祖先給征服了，那麼我們之間肯定是個仇恨和敵對的關係，我們怎麼能建立共同體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改變大清皇帝的身份，把他變成普遍性的中華帝國的皇帝。中華帝國對應的就是中華民族。

我們都知道，「中華民族」這個詞是梁啓超發明出來的，以前沒有。以前的漢語中間雖然有「中國」這個概念，但是它絕對不是西方那種國民共同體或者民族的概念。以前說到「中國」的時候，就是說，要麼就是指首都。比如說是「宅茲中國」，就是說我進了首都了。這就是「中國」。「國」的本意是城牆。諸侯建立一個城，這個城就叫做「國」，城牆裡面的居民就叫做「國人」，城牆外面的居民就叫「野人」。「中國」呢，就是處於中原最中心那個最大的城就叫「中國」，其實就是首都的意思。後來用得泛一點，也經常用來指王畿。比較外圍地區的居民來到中國，就是說，我跑到首都附近的接近中原的地區了，從邊區進入到中原了。但是它這個「國」的概念跟民族國家的概念肯定不是一樣的。「中國」和「中華民族」獲得了現在這個概念，就是梁啓超在清末民初時利用他文人領袖的地位，借助歐洲和日本人的新思想，極力宣傳的結果。

從他的角度來看，他跟革命黨人的論戰已經講出他的動機了，他認為，如果不按照大清帝國的原有版圖重新改建一個包容性極強的中華民族的話，那麼大清帝國必然會解體。就憑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兵入關以後殺這個殺那個那種極端強烈的仇恨和恥辱，大清帝國就非解體不可。一解體就要發生戰亂。如果是以前發生戰亂還好，在列強橫行的今天，發生戰亂肯定會給列強以可乘之機，造成的結果就是大家都不好。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大家忘記以前的仇恨，團結起來重新鑄造一個新民族，把超民族、跨族群的大清帝國改造為中華帝國，把滿蒙回藏各個民族都統合起來，發明創造建立一個新的中華民族。

他這個概念創造出來以後，大體上就是清末新政時期的當局和北洋政府對這個原則是比較贊成的。而早期的國民黨的原則，則比較接近於泛突厥主義。他們的邏輯是，我們接受誰的統治都可以，但就是不能接受滿洲、蒙古的統治。因為不僅是大明朝是亡在滿洲的手裡面，宋朝也是亡在滿洲的手裡面，從周朝、漢朝開始，華夏文明始終受到中亞遊牧民族持續不斷的威脅，大多數歷史王朝之所以亡國，大多數情況下人民之所以遭到屠殺和壓迫，都是因為中亞的遊牧民族越過長城的邊境，衝進了中原地帶，大肆殺戮和壓迫我們。你殺戮、壓迫我們，如果像西方人那樣，好，你雖然征服了我們，但是你是先進的，你帶著先進的科技文化，我們服你。殖民主義有壓迫性的一面，但也有進步性的一面。大多數非歐洲國家都是因為殖民主義才獲得進步，才獲得重生的機會的。如果你是這樣的征服者，我們服了你也沒關係。你雖然是征服者，但你同時也是教師，你同時代表著先進的文化。但是你如果是中亞的落後居民，我們華夏雖然面對歐洲的時候可以說是歐洲比我們先進，但是我們面對著滿洲和蒙古的時候，我們就說我們比你滿洲和蒙古還要先進。我們憑什麼被你征服呢？僅僅這一點就是我們的奇恥大辱，我們一定要推翻你。

同時，真要說華夏的界限，它也不止於大清帝國的邊界呀。朝鮮難道不是華夏的一員嗎？它跟我們華夏的關係，難道不是比跟你們滿洲的關係要密切得多嗎？朝鮮是多麼忠於大明，在被滿清征服了N多年以後，它的宮內的紀年都還在記崇禎二百多年，專門建了廟來祭祀崇禎皇帝和萬曆皇帝，一心想把自己當成小中華。服從大清是出於武力而不得已。我們難道不能說是，朝鮮、越南、日本這些都是共同的華夏文明熏陶出來的結果？而你們這些中亞人的野蠻遊牧民族其實是我們這個華夏文明共同體共同的敵人。國民黨的邏輯是這個樣子的，我們應該跟日本人聯合起來，對抗你們這些滿洲人和蒙古人，把你們趕回你們在中亞的老家去，讓你們滾蛋以後，我們才能夠建立一個泛亞洲主義的大亞洲。

因為國民黨後來執政以後，又改了主意了，所以這一點，極力抹掉它早期的歷史。但是，這個留下的證據是非常充分的。孫文本人一直是一個泛亞洲主義者，他在日本主要依靠的是軍部和黑龍會、頭山滿這些人的支持。這些人，按照我們現在官方教科書的說法，都是侵略者。為什麼是侵略者？他們是泛亞洲主義者。他們的看法跟孫文和汪精衛的看法一樣的，就是說，日本人、朝鮮人和大明朝、大宋朝的關係是很近的，差不多都是孔子孟子熏陶出來、一脈相傳的文明人類；滿洲人、蒙古人算不上什麼。日本人既然通過明治維新變成華夏文明圈中唯一一個終於混出頭了，混進了歐洲國家的圈子裡面，變成近代化的唯一一個成功者，那麼它當然應該，大哥哥就應該帶小弟，我們本來都是孔子孟子一家親的，現在，就等於是孔子這個家族一家親的幾個孩子，現在我這個孩子混出了頭，我自然要把我的哥哥弟弟，同樣是讀孔子經書、孔孟之道熏陶大的這些哥哥弟弟帶一下，把他也帶進去，免得你們在滿人或者是俄羅斯人的壓迫下過苦日子。這是日本式的理想主義。

而孫文要搞革命，他不能沒有支持者。他的支持者就不能是外務省那些官方人員。外務省的官方人員實行的是面對歐洲的世俗外交。世俗外交是只講利益的，它的意思就是說，日本既然已經加入了西方國際體系，建立了英日聯盟，那麼當然要按照國際條約辦事。西方人在東亞建立的這個條約體系，日本應該遵守。這個條約體系既然已經承認了大清，那麼我們也要承認大清。孫文呢，他和國民黨那些人，他是大清欽定的顛覆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大清不認他，我們也不能認他。為了跟大清搞好關係，我們就不應該跟這些國民黨人發生正式的聯繫。所以孫文他們鬧革命的時候，只能依靠民間力量，就是依靠一些軍部、黑龍會那些泛亞洲主義者、對亞洲大陸懷有野心的人，這些人夢想著解散大清，把大清趕回到關外，變成一個小型的滿洲國，然後內陸十八省建立起來的新政權，應該在日本的保護和扶持之下，做日本的小兄弟，模仿日本明治維新的榜樣。

這一點，動機很明顯，因為日本如果按照外務省那個觀點做一個模仿歐洲的國家，那麼它形單影隻，大部分列強都是白人和歐洲人和基督教徒，只有日本人是黃種人和亞洲人和非基督教徒。它在這裡面是孤立的。儘管明治維新成功了，你文明開化了，你也算是列強之一了，也是形式上得到了列強的所有待遇，但是你還是非常孤立的，你不可能整體上翻盤。你要想凌駕於歐洲列前之上，你也需要有自己的小兄弟。唯一的辦法就是你把亞洲解放出來。在最親近的朝鮮、越南、中國，至少在宋明原有故土之上，建立起你自己的兄弟之邦。這樣做，整個亞洲大陸就可以建立起一個跟歐洲相媲美的國際體系。而在這個國際體系之中，日本是當之無愧的大哥大，它領導這些大陸上的小兄弟。這樣做他就用不著做歐洲的小兄弟了，現在它可以跟歐洲人平起平坐，創造一個跟歐洲體系差不多的國際體系。這就比以前做小兄弟要牛得多了。

所以，儘管外務省的官僚審時度勢，覺得日本的實力不足以支持這樣狂妄的計劃，但是日本民間、軍部，特別是不受政府控制的軍部和民間的軍國主義組織和泛亞主義組織，始終是絡繹不絕的。而儘管政府，理論上講，是要接受大清的要求，要驅逐國民黨，但是實際上，黑龍會和軍部對孫文和國民黨的資助一直沒有停過。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阻止任何人把亞洲大陸統一起來，建立一個有效的中央集權國家。這個人是大清皇帝也好，沒有關係，是袁世凱也好也沒有關係，反正我總是要破壞你統一的企圖的。你統一起來，那就把泛亞主義就給破壞了。統一起來，借助歐洲和美國的力量跟日本對抗，那麼日本將來建立完整的東亞體系這個美好前景就要整個落空了。

所以袁世凱稱帝，最積極反對的就是日本人。他出了錢給孫中山，讓孫中山在山東和東北去搞反抗武裝。如果打了敗仗的話，你就逃到青島和大連去，因為青島和大連有日本的租界，打了敗仗你逃到那裡，袁世凱的部隊也不敢追進來打你。要照現在的話來說，孫文和國民黨扮演的就是一個境外敵對勢力的角色。他的主要效果就是，阻止袁世凱重新統一大清帝國的遺產。這個重新統一的結果，因為袁世凱實行的是依靠歐美的勢力來平衡日本勢力的計劃，他就破壞日本泛亞主義者建立日本領導的國際體系的整個圖謀。在這方面，孫文和早期國民黨是泛亞主義者，跟日本的泛亞主義者是一鼻孔出氣的；而梁啓超的相當於是奧斯曼主義的那個中華民族的構建，跟北洋政府和大清帝國是一鼻孔出氣的。

如果按照二十年代的發展趨勢搞下去的話，袁世凱失敗以後，那麼大清帝國的遺產已經處在分崩離析的狀態了。它等於是形成了內地十八省組成的一個聯邦國家，同時再加上滿蒙藏這些特殊區域特殊族群建立的政權構成一個邦聯組織。這個聯邦加邦聯的組織是介於國家和國際聯盟之間，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狀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辛亥革命以後，企圖統治東亞的各個政治力量，誰都沒有足夠的實力實現它的目的。另一方面主要還是國際體系的緣故。因為庚子以後，遠東國際體系已經趨於凝固，統治遠東的真正力量不是北京的大清朝廷，而是遙控遠東的列強勢力。列強在遠東實行平衡戰略，因為誰都單獨吞不下，所以大家維持平衡，相互約定，誰都不要滅了大清，瓜分它的領土，而要維持一個形式上的大清的領土完整和統一。

這種政策，其實，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奧斯曼帝國也搞過。如果真按照國家利益和實力的原則來說，那麼十九世紀中葉奧斯曼帝國早就應該被瓜分了，奧地利也好，俄羅斯也好，更不要說是英法也好，任何一個國家，單獨如果要吃掉奧斯曼帝國的話，奧斯曼帝國是禁不住的，很容易被吃掉或者被瓜分了。但這種情況之所以沒有出現，也是因為大家都沒有野心：俄羅斯人說他是東正教徒的保護者；拿破侖三世要爭取東方基督教徒和黎巴嫩天主教徒保護者的角色；英國人要講自由貿易和門戶開放；德國人雖然沒有特殊的利益，但它出於嫉妒，盡可能的要破壞法國人和俄國人的同盟。結果大家勢均力敵的結果就是，各自在柏林會議上達成一個協議，誰也不要動手，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完整神聖不可侵犯，歐洲列強尊重和保護它的領土完整。維持一個形式上的奧斯曼帝國朝廷，但是這個朝廷必須維護列強在奧斯曼的利益。照我們的教科書的說法，這就是半殖民地。朝廷之所以能夠維持下來，帝國之所以維持下來，不是因為你自己有力量，而是因為列強需要你作為一個平衡者，你要想存在下去就必須在某種情況下做條約體系一個代理人，負責維護列強在你境內的各種特殊利益。大清朝廷和奧斯曼朝廷就在這種條件下勉強維持下來了。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大清朝廷，但是繼承它的各方面力量，不管是蒙古、滿洲的貴族，或者是不願意放棄大清朝廷的張作霖這些人，還是南方的革命黨人和立憲派，他們誰都沒有力量觸犯全局，而其他人也不敢跟列強作對。所以最後商議的結果，還是按照列強的意見：中華民國必須是大清的繼承國。如果大清四分五裂的話，那麼列強通過辛丑條約所攫取的那些利益豈不是要作廢了？列強還要跟新興的各國各處談判，簽署新約，而且這些新興國家還可能相互之間內戰，拉出一筆爛賬來，那列強在華的巨額貸款就沒辦法收回了。所以列強為了收回貸款，一方面要維持大清的繼承國，一方面還要出點錢讓你維持下去。

這個邏輯就像是現在列強給阿富汗政府貸款一樣。卡爾扎伊政府是政令不出喀布爾，外省都是軍閥和游擊隊的天下，他根本收不到錢，只有向美國、英國和俄羅斯這些國家湊錢來維持。袁世凱搞的那個善後大借款其實就是這個樣子的。因為大清一倒臺，各省都把自己的錢截留下來了，中央政府窮的叮噹響，一個錢也沒有，眼看就要維持不下去，它只能向列強借錢。而列強也明知道，借了錢你也還不起，其實這就是一個經濟援助。為什麼要借錢給你袁世凱或者借錢給卡爾扎伊？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還不希望讓阿富汗倒臺，阿富汗如果倒臺，變成什麼普什圖國、塔吉克國、烏茲別克國，那樣情況不更亂，我們原有的投資就損失了，而且還會產生出很多恐怖分子和武裝團體給我們搗亂。同樣的道理，大清如果一倒臺的話，我們跟大清簽署的條約、得到的租界和各種特殊利益也就沒有了，原來給你們的貸款也收不回來了。

大家都知道，楊白勞其實是比黃世仁兇的，在資本主義體系之下，誰借錢誰是大爺。你借了錢以後，人家為了害怕你還不起，賴賬的話，就不得不繼續借錢給你。所以列強借錢給袁世凱，和現在借錢給卡爾扎伊就是這樣的動機。你現在一破了產，我們以前借給你的錢怎麼辦呢？算了，我們再湊一筆錢給你，希望你拿了這筆錢以後渡過難關，將來把以前的錢和現在的錢都還給我們。現在歐盟借錢給希臘也就是這個樣子的。硬著頭皮讓它破了產，破了產以後，你拿它怎麼辦呢？賴債的一旦窮了，耍賴起來誰都拿他沒有辦法，你又沒辦法從恐怖分子手裡面榨出錢來。你還要現在再硬著頭皮扶他一下，希望他度過這個難關以後，將來發了財以後，把以前的錢一起還清比較好。

就是出於這樣的邏輯，中華民國才能夠搖搖欲墜、勉勉強強的維持下來。如果是沒有列強存在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吳佩孚或者張作霖這些軍閥會幹些什麼事情？他們肯定會像以前劉備、曹操，或者五代十國時期、朱元璋和李克用一樣：我佔了山西的土地，我就說我是晉王了；我佔了四川的土地，我就封我自己做蜀王；佔了揚州和南京，我就封我自己做吳王。然後蜀王、晉王、吳王、齊王之類的王就要大打出手，打到血流成河為止。他們才不會說是，共戴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他們只會希望是有朝一日我把你們全部都打垮了以後我自己當中央政府。

為什麼各路軍閥打來打去，他還非要承認黎元洪或者徐世昌的中央政府呢？其實還是因為有列強在。有個黎元洪當名義上的中央政府跟列強交涉，他至少還能夠：第一，在外交上辦事方便；第二，他還能夠借些錢出來給你發軍餉。大部分軍餉還是中央政府從列強那兒借錢發出來的。如果沒有這個中央政府的門面，你借錢，困難就要很大。雖然誰都不高興尊重黎元洪，但是張作霖也好，吳佩孚來了以後，頂多是換一個國會或者換一個總統，但是門面上講，你還是要維持一個統一的中華民國的門面。如果沒有列強和列強貸款這個因素的話，我們可以想像，張作霖早已經像李克用一樣自封為滿洲王，而吳佩孚肯定也會像是陳友諒一樣自封為楚王，諸如此類的。大清帝國原有土地之上，就會像是元末明初那樣，布滿了各式各樣的王侯，彼此之間打得一塌糊塗。

但是列強的干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嚴重減弱了。因為列強在歐洲的衝突中間自顧不暇，無暇顧及遠東的形勢。於是，隨著列強幹預的減弱，中華民國的法統也就跟著解體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各路軍閥打進京去，還要扶持一個國會和政府，以後他就乾脆不管了。張作霖就要自己跳出來，自封為張大元帥；以後，孫傳芳就要自封為五省聯軍總司令。也就是說，現在我連中央政府的門面都不要了，我直接跟你打交道。像張作霖他就是直接跟日本人談判，搞新五路協定；直接跟蘇聯人談判，搞奉俄協定。而列強在已經是無力維持遠東局勢的情況下，也就開始跟地方軍閥打交道了。它不再跟北京的外交部打交道了，直接跟張作霖這樣的有實力的人物打交道，簽署了那些從理論上講不可能合法的條約。因為張作霖從理論上講他不是中央政府，但是俄國人和日本照樣跟他簽署條約。而這樣簽署的條約，張作霖有能力執行，而你跟中央政府，跟徐世昌或者黎元洪簽署的條約，黎元洪和徐世昌反倒沒有能力執行。

如果形勢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的話，那麼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就是，張作霖這樣的事實政權慢慢的就會變成獨立政權了。只有他能跟日本人和俄國人打交道，他的繼承者再經過幾代人以後，很可能會在俄國人和日本人的扶持之下，由割據政權變成獨立政權。由於沒有誰能夠統一全國，其他地方也就跟著效法了。在清末民初的時候，各省的分離傾向是很強的。像楊度和蔡鍔這些人，他們都有他們的雙重愛國主義，就是說，我既是湖南人，又是華夏人：作為華夏人，它要求湖南人和各省聯合起來，驅除韃虜，把朔方虜騎趕出長城；作為特殊的湖南，他有特殊的自豪感，他在別的地方混不下去，一定要回家鄉來，他認為湖南人比其他人都好、都驕傲，自曾國藩以來，湖南就是中國的主心骨，諸如此類。這也不是僅僅湖南人有這種看法。例如江浙一帶的人，也認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是純種的華夏人，其他人，特別是山東人和北方人，在金元以來，一次又一次的屈服於北方的遊牧民族，做遊牧民族的幫兇，都是些不純粹的人。廣東人尤其有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南嶺以北差不多全是蠻族，他們是最激烈的皇漢主義者，認為只有他們才是純粹的革命者，其他人，江浙地區的士大夫差不多都是配合清朝做了漢人的壓迫者，只有他們和他們親愛的客家領袖洪秀全這些人，才是革命的大英雄，只有洪秀全還有三合會底下的黑社會組織，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代理人，其他人都已經被滿蒙污染了，簡直沒有資格做中華民族了。

按照這種敘事發展下去的話，很可能就是，東北、廣東或者是湖南一些特殊地區，都要產生出特殊的小共同體。由於財政和交涉的關係，他們能不能重新統一起來是很成問題的。像毛澤東這樣的沒有資源的投機分子，每一次一有機會就會跳出來說，我支持湖南獨立，支持上海獨立，支持西藏獨立，支持突厥獨立，他至少支持過這四種獨立，哦對，他還支持過臺灣獨立，至少支持過五次中國分裂。後來，直到1943年開羅會議以後他才不提這些話。他在沒有加入共產黨以前，以及做共產黨領袖的早期，是最激烈的分裂主義者。無論是誰，只要提出分裂中國的主張，都會遭到他十分熱烈的通電支持。

中國之所以在二十年代以後沒有落到這種下場，歸根結底，那是因為國民黨的北伐改變了局勢。國民黨一旦北伐成功以後，就忘記了它自己在早年是如何堅決的主張 — — 把滿人、蒙古人和其他人統統給我趕出去，建立一個純粹華夏的國家理論。它把梁啓超和北洋政府的理論撿起來，說是，有一個中華民族存在，大家都是炎黃子孫，其他各個族群，滿蒙也好，回藏也好，都是黃帝不同的子孫，是中華民族的不同宗族。宗族不是民族，只有中華民族才是民族。特別在抗戰以後，顧頡剛提出了一個多元一體論，就是說，中華民族是一個雙重民族，既是一個整體的炎黃子孫、包羅萬象的一個中華民族，同時內部還有什麼彝族、壯族之類的小族群，這兩者是共存的。這就是後來中華民族的理論。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國民黨北伐成功不是它自己的力量，它以前依靠廣東的資源一再的北伐，靠它的純粹大廣東的皇漢主義，跟湖南人和江蘇人都合不來，更不要說打到華北去了，它沒有一次成功。還是得到蘇聯的積極援助和大批金錢以後，他才能夠形式上統一中國。但正因為如此，蘇聯人雖然會支持他打倒北洋政府，但是不可能支持他到長城以外去統治東北或者是收回在外蒙古的領土了。當初蘇聯人之所以支持蔣介石和孫中山而不支持吳佩孚，關鍵因素在於，他跟各方面都接洽過，問他們願不願意接受蘇聯對外蒙古的事實佔領。吳佩孚是堅決不幹，而孫中山幹的。於是他就支持孫中山和蔣介石了。沒有這一套的話，說不定他就要支持吳佩孚來打張作霖了。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就因為國民黨統一中國的資本就是這樣，所以也注定了他不可能完成統一中國這個使命。他統一到快要差不多的情況下，蘇聯就開始扶持共產黨人、扶持突厥人、扶持其他什麼分裂分子來對付國民黨了。總而言之，基本目的是不能讓你統一。

抗戰以後，國民黨之所以失敗，關鍵就在於他還是非要堅持收復東北不可。而斯大林是再三給他暗示，只要把東北交出來，他願意拋棄中國共產黨，就像是拋棄搞三區革命那些突厥人一樣。而毛澤東最怕的就是這一手。但是蔣介石認為他打了八年抗戰，本來就是為了收回東北，這一點絕對不能幹，然後斯大林就決定支持共產黨在東北給他搗亂。其實斯大林原先的做法只是讓東北建立一個親蘇的共產政府，但是在南方，他並沒有什麼要求。但他沒有想到蔣介石打得這麼差勁兒，在東北把土地打光了以後，連南方都守不住。其實等到毛澤東快要打到長江的時候，他心裡是很不情願的，希望毛澤東就此罷手，但這時候已經是毛澤東不肯罷手了。

於是在這種陰差陽錯的狀態中產生了我們現在的這個中國。應該說是極其僥倖和偶然的現象。如果蘇聯的計劃完全成功，或者蔣介石稍微狡猾一點的話，恐怕毛澤東的下場跟三區革命的阿合買提江那些人差不多，斯大林很可能會支持高崗在東北建立一個紅色的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然後讓蔣介石在南方繼續搞他的泰國和緬甸軍政府式的政權，然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很可能會變成障礙物，在一次出訪蘇聯的飛機失事中莫名其妙的死了。

產生了我們現在的中國，然後毛澤東利用他在冷戰中的地位從蘇聯撈了些好處，通過朝鮮戰爭和其他一些行動，逐步的肅清了異己勢力，在政治上建立了事實權力。但是國家建構的問題遺留下來了，沒有辦法解決。像奧斯曼帝國留下來的那三種政治邏輯，在現在仍然在發揮作用。現在這個中華民族，沒有辦法找到自己的立足點。我們現在官方的中華民族理論，其實是一個經過修整版的梁啓超理論，大而化之的製造出一個整體的中華民族。但是只要稍微動一下腦子你就可以看出，這個中華民族完全不符合歐洲人關於民族共同體的定義，而且自身也是沒法解釋的。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多元」是什麼意思？普天之下。它是一個帝國概念，它是天下的遺產，它依靠的是大明大清一脈相傳的這個天下遺產。什麼叫做「中華民族的包容性」？其實就是因為中華民族不是民族，它是天下。天下當然是包容性的，天下是包容一切的：它既能包容秦始皇，又能包容屈原；既能包容劉邦，又能包容項羽；既能包容金兀術，又能包容岳飛。所以才能面不改色的說：金兀術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但是岳飛也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多爾袞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但是史可法也是民族英雄。這種說法的荒謬之處，就等於說是，波蘭人是這麼告訴你：斯大林是波蘭的民族英雄，但是畢蘇斯基將軍也是波蘭的民族英雄。如果波蘭人一聽到這個話，他們肯定會覺得你發瘋了。

你通過這樣敷衍了事的辦法，通過中華民族這個改頭換面的白手套，就能夠把帝國和天下的概念給繼承下來，不至於犧牲大清和民國初期留下來的版圖。但是這個問題也是異常嚴重，也就是說你這樣搞下去的結果，實際上是，要維持中華民族的概念，你必須解構內部的小共同體，必須防止內部的各個多元的這個「多元」，內部形成過於強烈的認同。這個過於強烈的認同一旦形成了以後，他們會得出結論說是，愛畢蘇斯基的人一定恨斯大林，愛特勞古勞的人一定恨沙皇尼古拉……接下來的事情你會沒完沒了。要避免這種沒完沒了的情況出現，你必須不斷的採取武斷措施，實行解構的做法，破壞帝國版圖內的各種特殊認同。這個過程是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工程，是永遠沒完沒了的。

同時另外還有兩種問題。就是所謂的泛華夏，相當於泛奧斯曼民族的泛華夏民族的問題，這就要涉及到在毛澤東的中國實際控制範圍之外的香港、臺灣的問題。在這方面你還稍微好一點，因為你面臨的問題比蔣介石還稍微好一點，按照蔣介石的泛突厥主義，那麼不僅是香港、臺灣應該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連南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華僑也應該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這個麻煩不是一般的大，只有蔣介石在退到臺灣以後，按理說他的實力已經很小，完全依靠美國保護，但是他的泛突厥主義的毛病絲毫沒有改掉。馬來西亞的華裔為了學漢語的緣故，往往到臺灣的大學去讀書，然後他手下的特工人員就把這些人抓起來，理由是他們收聽敵臺，在戒嚴時期違反了動員戡亂條款，私自收聽非法的受共匪影響的左派廣播電臺。然後，他把這些人抓起來以後，馬來西亞大使館不幹了，派人來領人，他又不得不交人，然後騰笑國際，然後在東南亞引起了極其惡劣的國際影響。大家都已經看清楚了，臺北這個小朝廷，他還覺得他自己不僅是大中華的主人，而且是南洋，乃至於全世界華僑的主人。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國民黨在奪取政權以前，它大部分的資金來源來自於全世界的華僑支持。他的主要支持者與其說是中國內地的居民，倒不如說是華僑。我想，像山西和河北這些人，不要說是支持孫中山了，連知道孫中山是誰的人可能都沒有幾個。孫中山在哪兒是知名的呢？在檀香山是知名，在馬來亞是知名的，在南非和哥斯達黎加的華人社區，他是如雷貫耳的，他在這兒能弄到大筆的錢。但是內地，如果有極少數人知道他，也覺得他純粹是一個顛覆破壞分子，絕大多數老百姓連他是誰都不知道。一直到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從馬來亞和緬甸的華僑那兒弄到的錢，比它在雲南和廣西弄到的錢還要多。以至於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當局都感到擔心，說國民黨將來會不會把馬來亞變成一個中國的行省。一直到九十年代的時候，南非和哥斯達黎加的這些僑社，名義上是當地的僑民，實際上差不多都是國民黨海外支部統治下的。所謂禮失求諸野，那些華僑社區的文化生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清末民初的狀態，他們寫繁體字，用民初體那種半文不白的語言，好像是基本上沒有受到北伐以後的政治文化的影響。而對於那些地方的華僑社區，一直到九十年代新舊南非交接的時候，對他們來說，國民黨跟清朝末年的同盟會還沒有什麼多大的區別。

這就是國民黨那種泛突厥主義的統治模式。這種統治模式對於國民黨在1972年以後在海外的外交崩潰產生了極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它既不願意放棄統治所有漢語居民的慾望，又根本沒有能力支持這種慾望。而共產黨在這方面承擔的負擔還稍微好一點，他只有香港和臺灣這兩個負擔，雖然這兩個負擔已經是夠它受的了，但是比起國民黨那種連馬來西亞和南非都要管的宏大氣魄來說，這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第三種主義就是現在的小土耳其主義這種東西，其實在民國初年已經有了很多版本。凱末爾的小土耳其以其安納托利亞為核心的，而遠東的小華夏主義卻有好幾個不同的核心。首先就是以廣東為核心的皇漢和以吳越為核心的皇漢彼此之間始終是掐不到一起來，所以他們連理論上都達不成一致，在政治上又找不到任何實際的支持者，這是他們在最後在三種勢力的競爭中落敗的主要原因。但這並不是說它以後一定會落敗。因為小土耳其主義也好，小德意志主義也好，或者小俄羅斯主義也好，之所以會最後成功，關鍵問題不在於它本身有多麼牛，而是在於它的對手採取了不合時宜的政策。而採取不合時宜的政策，根本就是因為，泛突厥主義和奧斯曼主義路線不符合1848年以前歐洲構建民族的常規，所以它在整個國際體系中間總是碰壁，總是引起這樣或那樣的糾紛，這樣或那樣的糾紛會引起政治波動。總有一次在引起政治波動的情況下，那麼，小民族構建的主張會佔上峰。

而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一旦，比如說是，保加利亞人或者塞爾維亞人獨立了，你再拿奧斯曼主義去把他們拉回來，那是不可能的，他們不可能會回歸的。你想要把外蒙古和東北一樣拉回去，那是不可能的。它既然已經獨立過一次了，你別想讓它變成一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那樣的外蒙古蒙古自治區，那再也沒有什麼可能了。因為它比較符合歐洲式的國家建構規模，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特殊認同以後，就變得不可逆了。而奧斯曼主義和泛突厥主義造成的是可逆結果：你現在可以是勝利者，但是在下一次波動的時候你仍然可以變成失敗者。而一旦變成失敗者，你就再也沒有第二次機會了。而小民族主義呢，即使失敗了一百次，只要一百零一次，能夠成功一次，它就永遠成功了。你那個泛突厥主義和奧斯曼主義，就算是成功了一百次，只要有一次失敗，你就永遠失敗了。所以儘管它們前兩者是強大得多的力量，最後在長期博弈之中，反而出現不斷落敗的趨勢。

實際上，這才是中國未來的主要問題。中國未來的主要問題，與其說是它在國內應該採取什麼政治體制的問題，倒不如說是，它本身應該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族共同體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談論政治形式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民主化和民族化，就歐洲經驗，都是連在一起的。民主化是一個催生民族的過程。如果你用少數上層人士統治，比如說是由大清的滿人貴族統治，你可以不講民族，大清的統治不是蒙古國的統治，也不是滿洲國的統治，而是少數滿蒙貴族對於各個民族、許許多多個族群和非常廣大的地域的統治。它的統治原則，不是滿州民族，或者說是蒙古民族，因為它不需要滿族人或者蒙古人的下層階級或者是基層階級參加政治，只要是少數貴族和上層人士實行統治，大多數人保持疏離在政治之外，那麼，大多數人都是消極的順民，那麼你怎麼統治都可以相安無事的。無論任何統治，只要大多數被統治者不積極參加政治，任何統治形式都可以相安無事。

但是你如果實行民主化，那就不得了了，民主化意味著參與的爆炸，意味著取消特殊的統治階級，意味著大家一起參與政治。大家一起參與政治，立刻就會催生認同感的問題。而小共同體的認同感比大共同體要更容易產生。不要說是別的大國了，連比利時那樣這麼大一點點的國家，按說的話，它如果要建立，要經過多少年的義務教育以後，要塑造一個比利時共同體應該是差不多的吧，比利時只有這麼大的土地，而且北方的法國和荷蘭跟比利時王國的政治體制差異不算太大，歸根結底都是西方民主國家，都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員。北方的弗拉芒人和南方的瓦隆人之間，法語和弗拉芒人的語言，他們說是差別那麼大，但是我們要從東方人的角度來看，其實比起蘇州方言和廣東方言的差別來說，其實也就只有那麼一點點。但他們為了這一點兒差別，就一定會塑造出瓦隆人共同體和弗拉芒人共同體的差別，把比利時王國由單一制搞成聯邦制，而且現在連聯邦制也要維持不下去，天天鬧著要公投要獨立。你想，它本來就是歐盟的成員國，就算是公投獨立了以後，一分為二以後，也要分別加入歐盟，他們非要這麼幹。蘇格蘭人就算是獨立了以後，還要承認女王是蘇格蘭國王，還要重新加入北約和歐盟，但他們還是要培養他們特殊的認同。

這就可以看出是，政治參與爆炸對小共同體的有利之處。你越小，就越容易形成可以凝聚的共同體；越大呢，這個共同體就越分散。在政治參與爆炸的情況下，很容易因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引起認同的嚴重分裂。例如像是意大利北部的倫巴比，他們就要產生倫巴比的特殊認同，他們說，倫巴比人是日耳曼人，跟南部那些混雜了阿拉伯人血統的那不勒斯人不一樣，自從意大利統一以來，北方的有錢的米蘭總是給南方的那不勒斯倒貼，我們覺得已經夠了，我們要求退出，建立我們自己的倫巴比國家。威尼斯也說，我們威尼斯是威尼斯共和國的時候非常偉大，被意大利統一了以後就這個那個。捷克和斯洛伐克最後要鬧到分家，丹麥和挪威鬧到分家，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如果兩個地區，它們各有各自的方言，而且把自己的方言升格為文學語言的基礎很大，他們的經濟體系不一樣，在食物鏈上的位置不一樣，在財政上會構成此消彼長的局勢，那麼，你就可以合理的預言，如果這樣的兩個或者是多個不同的地區在少數統治者完全不考慮下層居民的情況下進行武斷統治，他們可以實現奴役的平等，形式上相安無事。因為反正大家都沒有政治權利，你也沒有我也沒有，大家只滿足於互掐互罵，也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只要有中央北京城裡面的極少數人實行統治就行了。但是，一旦實行政治參與，那麼不可避免的，他們會形成自己的，像倫巴比聯盟這樣的特殊認同集團。而這些特殊認同集團會相互掐起來，肯定會產生出像是毛澤東這樣的人物，通過開發這方面的資源，給自己製造出人頭地的機會。

那麼，這時候的中國一旦民主化以後，它肯定就要重新回到清末君主立憲制和共和制時代的同樣的困境：它將會面臨著嚴重的國族構建危機。這個國族構建危機，現在看上去不存在，其實不是因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宣傳搞得多好，而是因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使這種爭論變得沒有必要了，你反正都不參與，爭論個鳥啊。如果你按照清末民初的做法，實行君主立憲制或者共和制，哪怕是在形式上有一點點言論自由和政治自由，哪怕是有一個經常被軍閥解散的國會，就是為了這些國會議員，也足夠讓譚延闓和毛澤東這樣的人為了湖南獨立不獨立的問題大張旗鼓的鬧起來了。所以這個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

現在大家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長期的專制統治把所有人，包括知識分子的政治判斷力都給磨掉了的結果。所以大家都嚷嚷著民主民主，好像是民主一旦來臨，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實際你根據歐洲的經驗和土耳其、俄羅斯這些地方的經驗來看：沒有民主，你還可以用犧牲弱勢群體的辦法，實現一種表面上的不公正的形式上的和諧；你一旦實行民主以後，過去積累的矛盾，剎那之間就會暴露出來，你連形式上的和諧都沒有，然後馬上就會出現鬧鬧嚷嚷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的政治德性不夠好，或者是國際形勢、外交形勢不夠有利的話，事情多半是要搞糟的。要麼是在極端混亂的情況下，就會出現強有力的聲音 — — 看看民主多麼多麼的不好，以前在專制統治之下，我們做奴隸還有點麵包吃，現在民主制度下，大家倒連麵包都沒有了，我們還不如來一個拿破侖，雖然沒有自由，但是我們還能安心過日子；或者就是，在鬥爭中失敗的一方，會毫不猶豫的做出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做過而且隨時都可以再做的那些事情 — — 勾引一個野心勃勃的列強，利用它的力量來同時破壞國際秩序和國內秩序。

我想，照中國人民在政治方面的低能來說的話，只要真正實行民主化，或者，用不著真正實行民主化，只要稍微開一個頭，上述這些情況都會。能夠同時避免上述這些危險的可能性是非常之低的。其實這才是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跟這些問題相比起來，民主化的路徑和形式，相比之下都是非常次要的問題。中國面臨的根本問題就是：第一，中國的特殊性，它由於共產主義造成的遺留問題，共產主義孤兒的遺留問題和華夏文明相對於世界主流文明的異質性質，使它根本上講，無論採取任何體制都很難融入國際主流；第二個問題就是，它能不能夠作為一個統一的國族共同體塑造成功。這個難度是非常之大的。老實說，這件事情如果做成了的話，那麼可以說是破了最近五百年國族塑造的先例了。這才是中國面臨的真正問題。在這個問題能夠得出有效答案以前，談論民主不民主，或者自由主義或者是其他具體主義的細節問題，其實都是很次要的。

像最近臺灣和香港，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提供了一個實驗窗口的作用。我這篇文章後半部分基本上是在講臺灣的政治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由於日本殖民主義的特殊性，從梁啓超時代到現在，他們通過一種非常類似於、平行於五四運動的方式，構建自己的文化共同體，而文化共同體又逐步地變成了政治共同體認同的問題。臺灣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就預示著中國在二十年代以後本來可能出現的事情。這些本來可能出現的事情之所以沒有出現，主要是由於蘇聯和日本的強力干涉的結果。但是，隨著國際形勢的演變，這些干涉漸漸的不存在了。而共產黨本身，作為是這種干涉留下來的孤兒，它跟蘇聯的關係，就像是石敬瑭跟耶律德光的關係一樣。如果大遼滅亡以後，石敬瑭政權在中原的統治是很成問題的。而且由於歷史發生的時間如此之近，他想要掩蓋自己早期歷史和權力來源，技術困難是非常大的。我想，百分之九十七點五的肯定，劉小楓這種水平的人捏造的那些神話是禁不住我這樣的人一撮的。有一百萬個劉小楓製造神話，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就能給他破壞無遺了。

所以未來的中國應該多考慮考慮這方面的問題。而這方面的問題，照我看來，現在好像還沒有什麼明確的解決方法。所以，臺灣發生的事情，自從香港民主化、普選之類的鬧起來以後，是很可能在香港重演的。而香港如果重演的話，那就很可能在具有非常特殊文化傳統的，像廣東這樣的地方重演。所以中國面臨的未來的問題很可能是在大家原來考慮的格局之外，而且會衝破整個格局。因為中國的體量之大，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路徑之特殊，這樣一個擾動會是一場牽動全局的大戲。大家生活在這個可以看戲的時代，我也不知道是該慶幸呢還是該悲傷。好，就講到這裡了。

劉仲敬 2013-07-23 10:2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