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共正修改的歷史評價

簡體傳統

中國官方黨史所提供的“準確資訊”正悄然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事實以它們的原初面目先后回歸，與之相伴的便是官方歷史評價的修正。而官方黨史上的鉛字變化，也影響著各地紀念館的表述。

陳獨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傾機會主義”，還是“右傾投降主義”？他是“托派”嗎？是“漢奸”、“叛徒”嗎？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決策”，還是經歷了從考慮出兵，到暫緩出兵，再到最終決定出兵的復雜過程？
新中國建立初期的國家建設和外交活動，是完全的“獨立自主”，還是受到了蘇聯的重大影響？
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可以在建黨90周年紀念日前夕開通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網”上找到。點進這一官方黨史網站的人會發現，不少人物和事件所獲得的評價已經和源自舊版教科書的記憶不太一樣了。
該網站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一批官方黨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網絡，全文免費傳播。“現在，網上關于黨史的資訊有很多……了解和學習黨史就需要分辨真偽，我們這個網的重要任務就是為大家提供準確的資訊，反映黨史研究最新成果。”網站開通儀式后，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說。
幾十年來，中國官方黨史所提供的“準確資訊”正悄然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事實以它們的原初面目先后回歸，與之相伴的便是官方歷史評價的修正。

從“險學”到“顯學”

作為中共創建者之一的陳獨秀，迄今無法獲得一個不再改變的“蓋棺定論”。在黨90年的歷程中，這位被開除黨籍的爭議人物不斷被“戴帽”與“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國時報》發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稱“陳獨秀就是拿著日本津貼的漢奸”。后來，此說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華日報》、《解放》周刊等媒體著文批判陳獨秀，“叛徒”之稱也陸續出現。
這兩頂帽子直至半個世紀后才被徹底拿掉，中共黨史的研究者發現，陳獨秀不僅沒有拿日本人的錢，而且發表了許多抗日言論和主張。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相關注釋中，“叛徒”的帽子連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評價一同被取消了，改為：“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
在此之前，并不是沒有研究者發現“漢奸”和“叛徒”之稱的謬誤，但“文革”的大環境對此按下了消音按鈕。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學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為叛徒陳獨秀翻案”——在當時，陳獨秀研究成為一門令人避之不及的“險學”。
甚至，對于陳算不算“黨史人物”，也曾有過爭議。《中共黨史人物傳》前50卷就沒有陳獨秀的章節，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時，才終于把陳獨秀列為第51卷的第1篇。
改革開放以來，“險學”逐漸轉變為顯學。1978、1979年，《歷史研究》雜志曾發表包括《砸碎枷鎖，解放史學》、《打破黨史禁區》在內的一系列文章，引發強烈反響。也正是從那時開始，黨史研究開始從政治宣傳、路線斗爭的枷鎖中解放出來，重回學術的廣闊天地。
研究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等黨史“敏感人物”和“敏感問題”的人越來越多，民間亦成立了陳獨秀研究會等組織，往日的禁區被不斷打破，新的發現層出不窮。
2002年出版的黨史一卷正式將陳獨秀的“帽子”從“右傾投降主義”換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兩年后，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任弼時誕辰100周年的講話時又進一步去掉了“機會主義”四字。當時他說：“在大革命的緊急關頭，他（任弼時）旗幟鮮明地同共產國際和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堅決斗爭。”這是目前為止中央領導人對陳獨秀錯誤定性的最新說法。
區區幾個字的不同，往往意味著巨大的差別。同樣是“右傾”，“投降主義”是一個嚴重得多的論斷，它意味著陳獨秀需要為大革命的失敗負主要責任。而換掉這幾個字，則是因為黨史界已形成共識：陳獨秀不能成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來自莫斯科，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是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蘇聯顧問、共產國際代表的決定。用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話說就是：“他在中國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貢獻，而所犯錯誤與共產國際又有密切關系，因此要從一些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與之類似，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也被確定為“左傾冒險錯誤”；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改為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而他在抗戰初期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則被修正為“右傾錯誤”。

尊重歷史的面目

近年來官方修訂的黨史評價不止于早期領導人和建國前的歷史事件。
例如，華國鋒得到的評價也在發生轉變。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黨史著作《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負面評價較多，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幫”的功勞。但在新的黨史二卷中，華國鋒雖然依然被認為對“兩個凡是”的提出與執行負有責任，但他獲得的正面評價已經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贊同鄧小平復出工作，開始平反冤假錯案，支持經濟學界按勞分配等問題大討論等。
林彪也有了新評價。1969年的林彪“一號命令”之前被定性為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而黨史二卷則在提到“一號命令”時，刪去了此種定性。
高、饒“反黨聯盟”的說法逐漸不再提及，相關表述被改為“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
關于抗美援朝的決定，“七十年”表述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澤東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開會議……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但黨史二卷則較為詳盡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決策曲折、艱難的過程，結論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戰，中共中央的決策經歷了一個從考慮出兵，到暫緩出兵，再到最終決定出兵的過程。”
在涉及曾經的政敵——國民黨的問題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結論。
2005年的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講話中說，國民黨軍隊是正面戰場的“主體”，他們“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國軍領導人蔣介石獲得的評價隨之改變，他的功勞可以獲得公開肯定。
而一貫被視為“偉大革命先行者”的國民黨領袖孫中山所獲得的贊譽有增無減。毛澤東曾在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時寫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半世紀后，胡錦濤在孫中山誕辰140周年紀念大會上將其定位為“杰出的愛國主義者”、“民族英雄”、“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國共合作關系在“皖南事變”后降至冰點，此事變中共產黨方面核心人物項英獲得的評價也發生了變化。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對項英的評價以毛澤東1941年起草的《關于項、袁錯誤的決定》為藍本，認為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損失的責任完全在于項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績也被抹殺。而黨史一卷則指出，“應當肯定，項英在領導新四軍的工作中有著不可抹殺的功績。”他在皖南事變中也不再負“重大責任”或“主要責任”。
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藍本進行評價是官方修黨史的基調。不過，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決議雖然是“基調”，但在具體內容上并非不可改變。

紀念館：謹慎中的變化

官方黨史上的鉛字變化，也影響著各地紀念館、博物館、紀念雕塑等對歷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灘北街附近的幾百米距離內，有三處與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有關的歷史紀念物，它們相繼在本世紀的頭三年落成或開放。
2001年，雕塑“翻開歷史的一頁”落成。在這座紀念五四運動的雕塑中，處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澤東和他手書的《沁園春·長沙》，其余還有李大釗、魯迅和蔡元培的頭像較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還有兩位賣國賊的頭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沒有提及陳獨秀。
2002年，北大紅樓舊址以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身份正式對外開放。紀念館中專辟一個房間為陳獨秀專題陳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墻“曙光”落成，陳獨秀和他創辦的《新青年》雜志成為首先出現的形象。
“當年，第一座雕塑曾經引起很大爭議，學界的意見是雕塑以毛澤東為主體不符合史實，”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業務部陳主任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后來的雕塑就比較尊重歷史，我們的展覽自2002年起也都沒有變化過。”
有觀察者認為，實際上，兩處雕塑落成的時間點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它們對陳獨秀的不同展現形式——2002年，黨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對陳獨秀的評價，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陳獨秀功績的契機。
南方周末記者大量采訪與黨史有關的紀念館、博物館發現，把握契機，遵照官方評價，依然是他們的主要策略。
“2005年，國民黨正面戰場館開館時正好碰上連戰訪問大陸的契機，所以沒什么問題很順利地就開了。”建川博物館工作人員吳先生說。這家民間博物館在大陸首設國民黨抗日軍館，連戰為其題寫了館名。當時，連戰說：“三千多萬的軍民犧牲了生命，不是為哪一個黨，是為中華民族犧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間友誼紀念館曾去美國做過抗戰的展覽，其中有不少介紹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圖片資料，幾經爭取才將這些內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錦濤公開提到國民黨在正面戰場的功勞后，第二年口徑就松一些了。”紀念館創始人之一范祝華說，“我們的展覽在美國引起了很大反響，很多旅美的黃埔軍校老兵都來看，非常激動，有的人都哭了，說自己從來沒看過一個中國展覽是承認國民黨拼死抗戰的。”
實際上，國民黨抗日將領的紀念館在全國各地并不鮮見，但它們往往以個人生平介紹為主。湖北宜城市張自忠紀念館肖館長說，館內主要是弘揚個人事跡，只有對張自忠參與的戰役的部分介紹，“近期雖然想擴充展覽規模，但應該只是對現有內容的充實，并不會怎么介紹抗日正面戰場。”
有的紀念館在內容審定上更復雜些。“我們所有的展示內容都是根據軍事科學院編的《抗美援朝戰爭史》安排的，要經過軍委的審查。”抗美援朝戰爭紀念館研究科朱科長說。
而安徽陳獨秀研究會副會長徐承倫則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獨秀園”紀念館，采取的是敘事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評價。
至于各地的黨史紀念依然謹慎，一些變化也在悄悄發生。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內，后來成為漢奸的陳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樣的尺寸并列出現在照片陳列中。這在十幾年前，還是不曾嘗試過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陳列從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陳列順序也有選擇，毛澤東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張國燾、劉仁靜、包惠僧次之，陳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慶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蔣罪行”的代名詞。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館關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殺政治犯的情況與中美合作所無關，后者更多的是一個為共同打擊日本而設立的情報機構。
當地一位長期研究此段歷史的人士說：“歌樂山博物館的名字變了好幾次，最開始是1963年借《紅巖》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機，在烈士陵園和紀念碑的基礎上修了博物館，叫‘重慶中美合作所美蔣罪行展覽館’，非常有時代特色的名字。后來，1985年改名為‘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1993年又改為‘重慶歌樂山革命紀念館’。”
“不過，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營’被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在那牌子都還在，我估計要改的話很困難，手續也很麻煩。”這位人士說。
更多的紀念館不存在改名問題，但正增加和修正館內的歷史陳列。近幾年，抗美援朝紀念館增加了戰前國內形勢及蘇聯空軍秘密援助的介紹，內容還包括位于旅順的蘇聯空軍墓地情況——那里安葬了兩百多位蘇聯空軍飛行員，之前一直是嚴守的秘密。
位于廣州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是另一個例證：“文革”期間，農講所基本成為毛澤東主持的第六屆農講所專題紀念館，而前五屆不由毛澤東主持的農講所則被忽略。這一問題在后來得到了修正。
農講所需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處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系。“以前大家一看我們的展覽就覺得農講所是共產黨干的，毛澤東干的，但其實農講所的全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國民黨出錢出物，共產黨出人。當時共產黨不是執政黨，不可能有場所和物質基礎，不可能出資招生，柴米油鹽這些經費，你都解決不了。”農講所副館長顏暉說，“但現在，我們客觀呈現了國民黨的作用，所以有臺灣游客來過之后，贊揚我們沒有偽造歷史。”

民間推動力

“官方黨史對一些人物和事件的歷史研究，正不斷推進，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層希望追求歷史真實。”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說。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曾表示，要“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中共歷史”，引發強烈反響。
事實上，中共高層的不少領導人在歷史研究上都有獨到見解。鄧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細”原則，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認為，在“文革”之后提出這樣的原則非常必要，因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問題上的共識，減少細節上的糾紛。
原中顧委委員于光遠曾提出，要用科學的態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歷史。他本人的科學精神從一個細節中即可見一斑——他常常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就把握不了未來。”這句話套用自人們所熟悉的列寧名言“千萬不要忘記過去，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但于光遠對這句話本身也進行了考證，他發現這話出自蘇聯話劇《曙光照耀著莫斯科》里面的一句臺詞，而在真正的《列寧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黨史研究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凡是關系到對重要歷史問題的突破，勢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有這樣的觀察。
對于官方黨史修正背后的動力源，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的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韓鋼則有另外一種解釋。他認為，民間黨史研究的進展是促使官方不斷修正黨史的重要推動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豐富的材料面前，沒有人能說假話。”韓鋼說。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黨史研究者，基本都贊同這種看法。“其實這二十年來，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比如從我個人參與的研究領域看，關于朝鮮戰爭的起源、中蘇關系、中朝關系，以及蘇聯歷史等等，都是如此。”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沈志華說。
沈志華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等重要歷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學界的許多固有觀點，亦對官方論斷形成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沈志華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賴于近年來的解禁資料，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后，有關中蘇關系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批檔案文件得以解密，它們成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據。
“隨著事件的推移，還會不斷有新的文件解密，人們看問題的視角、高度也會發生變化，所以歷史研究會不斷推進，官方黨史會不斷修正，這個趨勢是肯定的。”謝春濤說，“當然，這種修正不像個人研究那么容易，因為官方黨史代表的是集體意見，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據，反復討論，還需要中央高層批準。”
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黨史專家普遍認為，黨史新成果從民間到官方的路徑是通暢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話說到哪一個程度，則有復雜的政治考量。
但無論官方如何評價和借鑒民間黨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不再會因官方結論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還曾提出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黨史“正本”以規范教學研究的想法，而如今，這種人為設置界限的做法已經很難想象。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方可成實習生李惠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