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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宗教法庭

　　一一九八年，塞格尼公爵洛太里奧繼在位沒幾年的保羅登上了教皇的寶座，這就是英諾森三世。

　　他是所有主宰拉特蘭宮的最顯赫的人物。他就位時三十七歲，是巴黎大學和布倫大學的優等生，富有、聰明、精力充計。雄心勃勃，善于使用權力，堪可問心無愧地宣稱，他“不僅管理了教會，而且還左右了整個世界”。

　　他把駐羅馬的帝國官吏趕出城去，再次征服了由帝國軍隊控制的那部分巴爾干半島，最后把皇位繼承人逐出教會，使那個可憐的王子身陷困境不能自拔，乖乖地放棄了阿爾卑斯山東面的領地。這樣，洛太里奧使意大利從日爾曼人手中解脫山來。

　　他組織了聞名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不過壓根兒沒去“圣地”，而是奔向君士坦丁堡，手戮了城里的大批居民，把金銀財寶掠奪一空啟示或“絕對精神”的活動；主觀唯心主義認為認識來自人，干得太令人發指了，以至后來到希臘港口的十字軍士兵無不憂心忡忡，生怕被當做亡命徒送上絞架。英諾森三世倒也表示過不贊同這種使德高望重的少數基督徒心灰意冷的悲慘行徑。不過他是個務實分于。他很能看風使舵，讓一個威尼斯人去當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這聰明的一招使東正教又一次落入羅馬的魔爪，同時又贏得了威尼斯共和國的好感，從此威尼斯共和國把拜占庭領地看成是自己的東方殖民地，肆意發號施令。

　　在精神方面，教皇也是個造詣深邃、手腕圓滑的人物。

　　教會經過近一千年的躊躇不決，終于下決心，認為婚姻不只是男女之間的民事契約，而是一樁圣事，只有在神父當眾祝福后才生效。法國的菲力浦·奧古斯特和萊昂的阿方索四世曾經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好惡治理國家，但很快就得到警告讓他們記住自己的職責，由于他們一生處世小心，便立即按教皇的旨意行事了。

　　甚至在北方高地，盡管基督教剛剛傳入，人們也明確意識到誰是真正的主人。哈康四世國王（同伙海盜們習慣稱他為“老哈康”）剛剛征服了一個小帝國，除了他所在的挪威外，還有蘇格蘭的一部分、整個冰島、格陵蘭島、奧克尼群島和海布里地群島子衍》、《莊子通》等。參見“倫理學”、“美學”、“文學”、，但他在舊天主教堂加冕之前，也必須向羅馬法庭把自己復雜的身世原原本本講清楚才行。

　　年復一年，教會的勢力根深蒂固。

　　保加利亞國王一味屠殺希臘戰俘，偶爾還折磨拜占庭的皇帝。他根本不對宗教思想感興趣，可是還千里迢迢跑到羅馬，卑躬屈膝地懇求教皇承認他做臣仆。在英格蘭，幾個男爵搞出條條框框來約束皇上，教會便不客氣地聲明他們搞的憲章無效，因為“它是依仗武力獲取的”；接著又由于他們給世界帶來的那份著名的文件《大憲章》而把他們逐出教會。

　　所有這些都表明，英諾森三世不會輕易放過樸實的紡織工和胸無點墨的牧羊人提出的要求，因為他們對教會的法律提出了質詢。

　　不過，到底還有一些人能鼓起勇氣，做了我們將要看到的事情。

　　異端邪說這個題目實在費解。

　　異教徒大都是貧苦大眾，沒有什么搞宣傳的才能。他們偶爾寫幾本小冊子闡述見解，以保護自己打擊敵人，但是馬上就會被當時掌權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機敏鷹犬抓住把柄，大禍臨頭。他們的敵人為了殺一儆百，欺世惑眾，也寫文章披露“新撒旦的反叛”，我們對異端邪說的了解都是從這些文章和審判記錄中略知一二的。

　　結果，對這些人的復雜形象，我們通常得到的是這樣的印象，他們都是些使體面人聞之欲嘔的小人，他們披頭散發，衣裳襤褸，住在最下層貧民窟的空地窖里，拒不沾崇高的基督食品，一味吞嚼菜幫菜葉，只喝白水，對女人避而遠之，念念有詞地叨嘮救世主第二次下幾的預言，責罵教士的庸俗和邪惡，還惡意攻擊萬物的內在規律。

　　當然，許多異教徒的確今人討厭，這也許是自命不凡的人的天命。

　　很多人以非神圣的熱情追求神圣的生活，臟得象個魔鬼，臭氣沖天，那些關于真正基督存在的怪誕思想把鄉村的平靜生活攪得雞犬不寧。

　　不過，他們的勇氣和誠樸還是值得贊許的。

　　他們所獲無幾，卻失去了一切。

　　一如既往，他們一事無成。

　　但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趨于組織化。最后，就連根本不相信組織的人為了有所成就也要成立一個“無組織促進協會”。喜愛神話、沉緬于感情的中世紀異教徒也不例外。他們謀求生存的天性使他們聚在一起，一種不安全感迫使他們在自己的神圣教旨外面裹上于幾層玄奧莫測的禮儀做掩護。

　　但是，忠誠于基督教會的公眾卻不能區別這些教派。他們把所有異教徒混為一談，稱他們是骯臟的摩尼教徒或用其它不恭的字眼，以為這樣就能一了百了。

　　這樣，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紀的布爾什維克，當然我不是說當時有一個綱領明確的政黨，象數年前在俄帝國建立的統治力量一樣。我是指一種含混不清的謾罵，如今的人也用它來詛咒房東，因為房東如果嫌開電梯的小伙計沒有把電梯停在適當位置，就要向他要房租。

　　在中世紀的上等基督徒眼里，摩尼教徒是最討厭的家伙。可是他們又沒有真憑實據進行審判，便以道聽途說之詞施以誹謗。這個方法在私下聚會中倒頗有成效，比一般的法庭審判還快一些，但常常欠準確，導致了許許多多冤案。

　　可憐的摩尼教徒的情況愈變愈糟，因為創始人波斯人摩尼是寬厚和仁慈的化身。他是歷史人物，生在三世紀前葉一個叫艾克巴塔娜的小鎮子里，父親帕塔克是有影響的財主。

　　他在底格利斯河畔受過教育，青年時代所處的環境就象如今的紐約一樣，集世界風云、語言混雜、道貌岸然、不信上帝和追求實利，并充滿空想。在從東方、西方、南方和北方熙熙攘攘來訪美索不達米亞大商業中心的人群中，各種異端、宗教和教派都有自己的追隨者，摩尼傾聽著各種說教和預言，把佛教、基督教和猶太教混在一起，再摻上一點古巴比倫迷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學。

　　如果不考慮摩尼教徒有時把教義扯向極端，那么摩尼只是復蘇了古代波斯神話中的好上帝和壞上帝的說法。壞上帝總是與人的靈魂作對，摩尼把萬惡之神與《舊約》中的那和華聯在一起（于是那和華變成了魔鬼），把萬福之神看作馬太福音中的“天父”。而且，（這里可以體會到佛教的影響）摩尼認為人的血肉之軀是邪惡齷齪之物，天性可卑，所有人都應該不斷磨礪體膚，忍饑縮食，以期擯除自己的凡俗野心，才能不淪入萬惡之神的魔掌，不被地獄之火燒為灰燼。他恢復了一大批禁忌，這不能吃，那不能喝，給追隨者的食譜只是涼水、干草和死魚。這后一項條令也許會使我們吃驚不已，不過教徒們一直認為海里的冷血生物對人的不朽靈魂損傷小一些，比陸地上的熱血親族強，這些人寧愿死也個肯吃一塊牛排，而吃起魚來卻津津有味，毫無惡心厭惡之感。

　　摩尼把婦女視為草芥，這也表明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東方人。他禁止信徒結婚，主張逐步滅絕人類。

　　至于對猶太派創立的、洗禮者約翰發起的洗禮以及其它儀式，摩尼對之深惡痛絕。因而即將就職的圣職人員不必將身子浸入水中，而是要行按手禮。

　　二十五歲那年，這個怪人開始向全人類解釋他的思想。他首先來到印度和中國，獲得相當大的成功。繼而他轉回故土，要把教義的祝福帶給自己的鄰邦。

　　可是，波斯教士們已經感到超凡脫俗的教義的成功使他們失去了大宗秘密收入，于是轉為反對摩尼，請求對他施以極刑。起先摩尼受國王保護，但是老國王死后，新國工對宗教事務毫無興趣，把摩尼交給教士階層裁決。教士們把摩尼帶到城墻下，釘在十字架上，還把他的皮剝下來掛在城門上示眾，以此警告對這個預言家的異端邪說感興趣的人。

　　隨著與領導人物的激烈沖突，摩尼教會分崩離析了。但是預言家的零碎思想卻象眾多的精神流星，在歐洲和亞洲的大地上廣為傳播，在以后的世紀里在樸實貧苦的民眾中引起巨大反響，民眾不自覺地揀起了摩尼的思想，仔細審視它，發現它很合乎自己的口味。

　　摩尼教是何時、怎樣進入歐洲的，我也不得而知。

　　很可能它是經過小亞細亞、黑海和多瑙河流傳過來的。繼而它翻過阿爾卑斯山，很快在德國和法國享有崇高聲譽。新教義的追隨者給自己起了個東方名字：凱瑟利，或者說“過純潔生活的人”。苦惱的情緒迅速蔓延，以至在整個西歐，這個詞與“異端邪說”相提并論了。

　　不過請不要認為“凱瑟利”因此形成了一個固定教派，根本沒人試圖另立一種新教派。摩尼教的思想對許多人產生了巨大影響，而這些人卻又咬定自己只是基督教會的虔誠兒子。這使這種特殊形式的異端邪說非常危險，難以察覺。

　　有些病菌的體積大得在省級衛生部門的顯微鏡下就能看到，相對來說由普通醫生診斷由這軒病菌引起的疾病并不那么難。

　　但是天神庇護我們不受在超紫外線照射下仍然能隱形匿跡的小生物的侵害，因為這些小東西還要繼承世界。

　　用基督教的觀點看，摩尼教是最危險的社會瘟病，它使組織的上層人物的頭腦充滿恐懼，這在各種精神苦惱到來之前是體察不到的。

　　這些話不過是些竊竊私語，然而早期基督信仰的最堅定支持者也的確表現出了這種病的征兆。就拿圣奧古斯丁來說，這個十字軍的杰出勇敢衛士曾經一馬當先摧毀了異教的最后堡壘，但據說他內心里卻向著摩尼教。

　　西班牙主教普里西林于三八五年被燒死了，他彼控傾向摩尼教，獲得了《反對異教法》的第一個試刀鬼的榮譽。

　　就連基督教會的頭面人物也漸漸被可怕的波斯教義所吸引。

　　他們開始勸告不懂神學的門外漢不要讀《舊約》，最后在十二世紀還宣布了著名的條令：所有神職人員都必須保持獨身。不要忘記，頑固的波斯理想很快在精神變革的主要人物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最受人愛戴的艾西斯的弗朗西斯制定了具有嚴格的摩尼式純潔的新修道院條令，為他贏得“西方釋迦牟尼”的頭銜。

　　但是當自愿的貧窮和靈魂謙卑的高尚理想慢慢滲入大眾心靈的時候，當皇帝與教皇的又一場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候，當外國雇傭軍各自扛著鑲有十字架和蒼鷹的旗幟為地中海岸珍貴的彈丸之地拼殺得你死我活的時候，當大批十字軍攜帶從朋友和敵人那兒掠奪的不義之財蜂擁回國的時候，當修道院長豢養一群阿諛之徒深居在窮奢極欲的宮殿的時候，當教士們乘馬撞過清晨熙攘的人群去飽享狩獵早餐的時候，一樁不妙的事情已經注定要發生，而且真的發生了。

　　毫不奇怪，對基督教現狀的不滿首先產生在法國的一個地方，那里的古羅馬文化傳統雖然維持得最長，但野蠻卻沒有能夠融化在文明之中。

　　從地圖上可以找到這個地方。它叫普羅旺斯，包括地中海——隆河——阿爾卑斯山這樣一個三角形。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馬賽過去曾是、現在依然是這個地區的重要港口，這兒有不少富裕的鄉鎮和村落，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水和陽光。

　　當中世紀歐洲的其它部分還在洗耳恭聽長頭發的條頓英雄的野蠻故事時，普羅旺斯的民間歌手和詩人就已經發明了新的文學形式，為現代小說奠定了基礎。普羅旺斯人與鄰邦西班牙和西西里有著密切的商業交往，這使人們能夠及時接觸到科學領域的最新圖書，而在歐洲北部，這種書卻少得屈指可數。

　　在這個國家里，再現早期基督教的運動在十一世紀的前十年就已趨明朗。

　　但是無論怎樣牽強附會，這些都不能構成公開反叛。在一些小村落里，一些人有時含蓄地指出，教士應該象教民那樣樸素無華；他們拒絕隨爵士們奔赴疆場（啊，多么令人懷念古代的犧牲者啊！）；他們要學一點拉丁文。以便自己閱讀福音書：他們公然宣稱不贊成死刑；他們否認“煉獄”的存在，而早在那穌死后六世紀，“煉獄”就被官方視為基督天國的一部分；而且（這是更重要的細節〕，他們不向教會交納分文。

　　只要一有可能，反對牧師權威的叛逆首領就會被察出來，如果他們拒不改悔，還會被偷偷地掃地出門。

　　但是邪惡繼續蔓延，最后不得不召集普羅旺斯各地的主教開會，商量采取什么行動阻止這場非常危險的煽動性騷動。他們的爭執一直延續到一O五六年。

　　這時已經清楚地表明，一般性的懲罚和逐出教會是徒勞無功的。要過“純潔生活”的樸實鄉民只要有機會在監獄鐵窗里表現基督仁慈和寬厚的信條就高興不已，如果有幸被判處死刑，江會象羊羔一樣順從地走向火刑柱。況且，一個犧牲者留下的位置總會馬上被十幾個懷抱圣念的新人填補上。

　　教會的代表堅持要采用更殘酷的迫害，而地方貴族和牧師（由于了解老百姓的本意）則拒絕執行羅馬的命令，他們抗議說暴力只能使異教徒以更堅定之心反對理性的聲音，是白白耗費時間和精力。就這樣，兩方面的意見爭吵了整整一個世紀。

　　到了十二世紀末期，這場運動受到了來向北方的激勵。

　　在與普羅旺斯隔隆河相望的里昂小鎮里住著一位商人，叫彼得·沃爾多。他嚴肅持重、心地善良、寬宏慷慨，滿腦子只想追隨救世主的榜樣，都有些發癡了。耶穌曾經說過，讓駱駝鉆進針眼也比讓富有的年輕人進天堂容易。整整三十代基督徒絞盡腦汁想弄明白耶穌說這話時的確切含意。彼得.沃爾多并沒有這樣，他讀了這句話便深信不疑。他把自己擁有的一切都分給了窮人，然后退離商界，不再積攢新的財富。

　　約翰寫道：“汝等需自尋圣經。”

　　二十個教皇評論了這句話，仔細小心地定出條條框框。規定在何等條件下一個俗人才能不經教士指點自己研究圣書。

　　彼得·沃爾多可不這么看。

　　約翰既然說了：“汝等需自尋圣經。”

　　那么好吧，彼得·沃爾多就要自己讀一讀。

　　他發現一些與圣杰羅姆的結論不相吻合的東西，便把《新約》譯成自己的語言，把手稿散發到普羅旺斯各地。

　　起先他的活動并未引起很大注意。他渴望貧窮的熱情似乎沒有危險。他很有可能被說服，為愿意過真正艱苦生活的人建立一種新型的修道院式禁欲條令，他還指責現存的修道院有點兒太奢侈太舒服了。

　　羅馬是很會為信仰熱情過盛而常常鬧出亂子的人找到適當發泄場所的。

　　但是一切都要按照常規和先例辦。如此說來普羅旺斯的“純潔人”和里昂的“窮人”真是棘手萬分。他們不僅不告訴教皇他們的所作所為，甚至還膽大包大地公然宣稱沒有職業教士的指點他們也能成為完美的好基督徒，羅馬的主教在自己的司法權限之外沒有權力告誡人們應該做什么和信仰什么，正如培爾塔利的大公爵或巴格達的哈里發也沒有這種權力一樣。

　　教會當時處于進退維谷的境地，實事求是他講，它等待了很長時間才最后決定訴諸武力根除這些異端邪說。

　　但是如果一個組織基于的原則是：只有一種正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其它的都是臭名昭著人所不恥的，那么當它的權威受到質詢時，它就必然會采取極端措施。

　　教會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也就無法生存，這終于迫使羅馬采取果斷行動，制定出一整套懲罚條例，使以后的持異見者都心懷恐懼。

　　阿爾比教徒（以阿爾比城命名的異教徒，該城是新教義的發祥地）和沃爾多教徒（因其創始人彼得·沃爾多得名）在國家中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因而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他們被選中做為第一批犧牲品。

　　一個教皇的代表統治了普羅旺斯好幾年，他把那里當作被征服的領土作威作福，結果被殺死了。這給英諾森三世的干涉提供了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規十字軍，攻擊阿爾比教徒和沃爾多教徒。

　　在四十天內志愿加入討伐異教徒的遠征軍的人可以在欠債中免交利錢，可以赦免過去和將來的一切罪孽，也可以在一段時間內不受一般法庭的審判。這些恩惠煞是可觀，北歐的人正求之不得。

　　攻打普羅旺斯的財豐物盛的城市能夠得到精神上和經濟上的報答，千里迢迢到東方的巴勒斯但打仗所能得到的好處和榮譽也不過如此，北歐人怎么會不去從軍奔赴路程短一些的地方呢？

　　那時“圣地”已被人們遺忘，法國北部、英國南部、奧地利、薩克森和波蘭貴族紳士中的敗類紛紛擁往南方以躲避地方長官，把已經空蕩的錢箱重新裝滿，把一切災禍部推在富裕的普羅旺斯人身上。

　　被十字軍絞死、燒死、斬首或大卸八塊的男女老幼的數目眾說不一，我也不清楚究竟有幾萬人送了命。各地在正式的執行大規模死刑后很少提供具體數字，通常都在兩千和兩萬之間，視城鎮大小而定。

　　貝濟埃城被占領后，十字軍士兵分辨不出哪些是異教徒，哪些不是，左右為難。這個問題被送到隨軍的教皇代表精神顧問那里。

　　這家伙說：“孩子們，干吧，把他們都殺死。主知道誰是良民。”

　　有一個英國人叫西蒙·德。蒙特福特，是個久經沙場的正牌十字軍。他殘暴無比，嗜血成性，不斷變出新花樣殺戮掠奪。作為對他的“功績”的報答，他得到了大片剛被他搶掠過的土地，他的部下也按“功”分得賞賜。

　　剩下幾個個免遭殺戮的沃爾多教徒慌忙逃入人跡罕至的庇耶德蒙山谷，建立了一個自己的教會，直至十六世紀的基督教改革運動。

　　阿爾庇教徒的命運更糟。經過一個世紀的折磨和絞刑之后，他們的名字從宗教法庭的報告中消失了。不過三個世紀之后，他們的教義稍做改變又卷土重來，倡導者是個撒克遜教士，叫馬丁·路德。這個教義掀起了一場改革，打破了一千五百年來教廷的壟斷。

　　當然，這一切都瞞過了英諾森三世的機敏眼睛，他還以為困難局面已經終止，絕對服從的信條已經成功地確立了。《路加福音》中有一條著名的命令，講的是一個人想舉辦一個晚會，他發現宴席上有空位子，幾個客人還沒有來，便對仆人說：“到大路上去，把他們拉進來。”現在這條命令又一次實現了。

　　“他們”，也就是異教徒，被拉進來了。

　　怎樣留住他們是教會面臨的問題，直到許多年后這個問題才得到解決。

　　由于地方法庭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諸如在第一次阿爾庇教徒造反時組織的特別調查法庭便在歐洲其它首都紛紛建立起來。法庭專門審判所有異端邪說，后來人們干脆稱它們為“宗教法庭”。

　　甚至在今天宗教法庭早已不起作用的時候，這個名字仍然使我們心驚肉跳。我們仿佛看見哈瓦那的黑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的生銹鐵鍋和烙人的刑具，黃色的兜帽和黑色的面紗，以及一個下額寬大的國王凝視著一排排望不到邊的男男女女慢慢地走向絞架。

　　十九世紀后期的幾部通俗小說的確描寫了令人發指的野蠻行徑，我們可以把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內容歸于作者的想像，百分之二十五歸于異教徒的偏見，即使這樣所剩下的恐怖也足以證明所有秘密法庭都是難以容忍的魔鬼，在文明世界中是絕不會被容忍的。

　　亨利.查理利在煞費苦心寫成的八卷書中講敘了宗教法庭的活動。我在這里把它縮減至兩三頁，要在這樣短的篇幅內對中世紀最復雜的問題做一精辟解釋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一個宗教法庭能與如今的最高法院或國際仲裁法庭相比。

　　在不同的國家里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它們又都負有不同的使命。

　　最著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羅馬的圣宗教法庭。前者帶有局部性質，監督伊比利亞半島和美洲殖民地的異教徒。

　　后者的魔爪伸往歐洲各地，在大陸北面燒死了圣女貞德，在南面燒死了喬達諾·布魯諾。

　　嚴格他講，宗教法庭沒有殺過一個人，這倒是真的。

　　由教士組成的法庭宣判之后，異教罪犯便被送到非宗教的當局手里，當局可以用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置他。不過當局如果沒能判處他死刑，便會招致許多麻煩，甚至被逐出教會或失去教廷的支持。如果罪犯逃離了此難，投有被送到地方當局，這類事也曾發生過，那么他受的磨難就更大，因為他會被囚在宗教法庭的孤獨牢房里慘熬余生。

　　由于在火刑柱上了卻殘生比在巖石城堡的黑洞里緩慢發瘋而死的恐懼還要好受一些，許多無辜的囚犯便大包大攬承認各種罪名，以期被判處異端邪說罪而早日脫離苦海。

　　談論這個題目要不帶偏見是很困難的。

　　說來令人難以相信，在整整五個多世紀里，世界各地成千上萬與世無爭的平民僅僅由于多嘴的鄰居道聽途說而半夜三更被人從床上拖起來，在污穢的地牢里關上幾個月或幾年，眼巴巴地等待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審判。沒有人告訴他們罪名和指控的內容，也了準許他們知道證人是誰，不許與親屬聯系，更不許請律師。如果他們一味堅持自己無罪，就會飽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斷，別的異教徒可以揭發控告他們，但要替他們說好話卻是沒有人聽的。最后他們被處死時連遭到如此厄運白原因都不知道。

　　更難以置信的是，已經入土五六十年的男女也會被從墳墓中挖出來“缺席”判罪，以這種方式定了罪的人的后裔還要在罪犯死去半個世紀之后被剝奪財產。

　　但事實的確是這樣，因為宗教審判官正是靠分享所有被沒收來的物品來飽私囊，所以這種荒唐的事就絕非罕有，時隔兩代的祖父據說干過某件事而導致孫子們被逼得一貧如洗，這種事屢見不鮮。

　　凡讀過二十年前沙皇俄國處于全盛時期的報紙的人都記得什么是暗探。這種暗探總是以引人注目的個性和“悲傷”的樣子出現，扮成地地道道的小偷或洗手不干的賭徒。他故作詭秘地使人知道他是由于創痛才參加革命的，常常能博得誠心反對帝國政府的人的信任，但他一旦探得新朋友的秘密，便向警察局告密，把報酬裝進腰包，再到另一個城市重演卑鄙的勾當。

　　在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紀中，南歐和西歐布滿了這些居心歹毒的私人暗探。

　　他們的謀生方式是靠告發那些據說抨擊了教會或對教義中的某幾點持懷疑態度的人。

　　如果周圍沒有異端邪說者，暗探就要人為地制造出幾個。

　　他心里有數，被告不論多么清白無辜，在嚴刑拷打下也會承認罪名。他絲毫不會担風險，可以無止境地從事這個職業。

　　在許多國家中，人們可以匿名告發別人思想不端，這種制度在人們頭上籠罩了恐怖。最后，就連最親密無間的朋友都不敢相信，一家人也要互懷戒心，留神言辭。

　　掌管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托缽僧人充分利用了他們造成的恐懼，在差不多兩世紀中他們搜刮了許多民脂民膏。

　　是的，我們可以毫無顧忌他說，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廣大民眾對這些盛氣凌人的乞丐深惡痛絕了，他們披著虔誠的外衣，闖入安份守己的公民家里，睡在最好的床上，吃最好的飯菜，嘴里還喋喋不休地說他們應該被做為上賓招待，應該活得無比舒服。他們的唯一本領就是恫嚇人們說，如果他們沒有得到理所應當的奢侈豪華，就要向宗教法庭告發施主。

　　教會當然可以答復說，宗教法庭這樣做完全是起思想健康檢查官的作用，立誓要盡的職責就是防止錯誤思想在群眾中流傳開來。它可以舉例說明對于出于無知而誤入歧這的異教徒的既往不咎。它甚至還可以宣稱除背教者和屢教不改的人之外幾乎沒有人被處死過。

　　但是這又怎么樣呢？

　　一個鬼把戲可以把無辜的人變為死囚，也可以使他表面上悔過自新。

　　暗探和偽造者從來是好朋友。

　　在奸細的行當中，幾封捏造出來的文件又何足為奇呢？

房龍 2013-08-19 13:3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