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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發跡以前大哥陳其美 1
一九O六年五月間,蔣介石首次東渡日本,雖未能入學,卻初識了陳其美(參閱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121— 122),于其生平關系至大。蔣氏家譜以及陳布雷編蔣介石年表,都說他于光緒三十三年由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是錯誤的。因該年系丁未年,是一九O七年的二月三日到一九O八年的二月一日。整個一九O七年,蔣都在國內,不可能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即使一九O八年之春,蔣第二次踏上日本國土,但陳其美已自日本回國(見姚輝《辛亥革命時期的陳其美》,頁二十九),失之交臂,不可能于此時在日本相見,更不可能于此時由陳介紹入同盟會。陳介紹蔣入會,很可能在上海,因蔣在日留學,于假期經常回國。設于東京的同盟會,自孫中山離日后,已形同分裂,多系反孫一派,而陳其美是屬于孫派。說蔣介石參加同盟會,不如說參加孫、陳一派,較為實際。當時加入同盟會的手續很簡單,很可能蔣在上海填表由陳其美監誓加入同盟會的。總之,蔣是陳其美的人馬,為陳驅馳。蔣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動,都由陳主動決定,主要于辛亥年參與杭州舉事。陳給了蔣三千六百元和一百名“先鋒敢死隊”,到杭州后于十一月四日攻打浙江巡撫衙門,當時清吏早已風聲鶴唳,全無斗志,不攻而下,五日即控制市區,六日抵抗結束。蔣自杭返滬。當時上海亦已光復,宣布獨立,陳其美利用上海商團的捐款,組成滬軍第五團,任命蔣介石為團長,隸屬黃郛的第二師。陳、黃、蔣三人遂換帖拜把,結為兄弟。這是蔣介石生平多次結拜的第一遭。
蔣介石在辛亥革命史上的業績,不過如此,如果他于杭州舉事陣亡,歷史名聲不會高過王金發。
辛亥革命之后,他為大哥陳其美暗殺了革命元勛陶成章;一九一四年孫中山討袁,他在上海奉陳命辦事;同年七月赴東北,也是奉陳之命。直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陳其美被刺身亡,蔣一直是陳其美的人,與孫中山的關系是間接的。
陳其美之死當然使蔣介石悲痛萬分,他以義弟的名義寫了一篇情見乎辭的《祭陳英士文》,劈頭就是:“嗚呼!自今以往,世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乎!”后來他更愛屋及烏,發跡之后,重用陳其美的兩個侄子——陳果夫與陳立夫,以至于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說。
陳其美死后,蔣與孫逐漸建立起比較直接的關系。但是后來國民黨官方又“事后聰明”,總想渲染孫蔣關系,提早孫蔣初識的時間,如黎東方在《蔣公介石序傳》中說:
蔣公在光緒三十四年加入同盟會,到了宣統二年六月中旬才有機會與國父在日本見面。原因是,國父在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便已經被日本政府強迫出境,到了宣統二年六月才能夠再來。在光緒三十四年介紹蔣公加入同盟會的是先烈陳其美。在宣統二年六月間介紹他謁見國父的,也是先烈陳其美。國父看到蔣公,十分欣慰;當時在同盟會同志之中,軍事專門人才極少。國父和蔣公談了很久,談到具體的革命方略與軍事計劃。其后,陳先烈告訴國父說,蔣公不僅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學者,而且言語踏實,見解透辟,一定能成為“革命實行家”。是同盟會“真正需要的人物”。(頁二十七)
黎東方的“國父”,就是孫中山。孫于一九O七年被日本政府強迫出境,那是光緒三十三年,不是三十二年。至于宣統二年(一九一O)六月,蔣經陳介紹,與孫在東京初識,以及孫慧眼識蔣等等,都是照錄國民黨官方的說法,目的為使兩雄愈早相見愈好,以便建立革命法統相繼。黎東方的說法還算含蓄的,貝華主編的《蔣介石全集》中的《蔣介石先生傳略》中,竟謂陳在孫面前,盛稱蔣,以至于孫在東京,“欣然欲往晤”,最后總算陳其美說他是晚輩,還是請他去看孫中山,于是蔣介石“衣士官學校制服”(按蔣介石并沒進過士官學校,詳見李敖在《千秋評論》第四十九期所寫的《蔣介石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嗎?》一文),“意態雄越,垂手立于總理前”,孫中山“瞪目注視者良久”,乃大喜贊嘆,“相與暢論時政,夜深不忍別”。后來任何計劃,都要先問蔣介石云云。董顯光的英文本《蔣介石傳》,更說“兩雄相見”場面,恨無藝術家在場傳真,而孫居然說出蔣介石是“我們革命的英雄”(the hero of our revolution)(頁十三)之言。鄧文儀的《蔣主席》一書,更加錦上添花,于“兩雄”東京相見一幕,花樣又翻新,借孫中山之口,說出“這個士官學生,將來一定是黨里了不得的人才”,不知蔣介石根本沒有進過日本士官學校。
第二部分:發跡以前大哥陳其美 2
其實蔣介石絕對不可能于一九一O年或一九O九年見到孫中山。關于一九O九年說法(就是吳敬恒、陳布雷兩人的說法),其實不攻自破,因為一九O九年全年,照《國父年譜》(增訂本),孫中山根本沒到過日本,既然沒到過日本,則蔣介石在日本見了孫中山之說,自然無法成立!至于一九一O年說法,照《國父年譜》(增訂本),這一年孫中山在六月十日雖到過日本,但是同月二十五日就被日本人花錢送走,去了新加坡,來去匆匆,十五天中,“行動尤為縝密,即同盟會員亦少晤見”,只見了黃興、趙聲、宋教仁、譚人風。根本無從見陳其美,更遑論陳其美介紹來的無名之輩矣!照徐詠平《民國陳英士先生其美年譜》,一九一O年全年,陳其美并不在日本。陳其美既不在日本,則陳帶蔣見孫之事,也就根本不能成立矣!
再從蔣介石自己的說法中,可見嚴重矛盾與破綻。蔣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峨嵋軍訓團升旗典禮講《革命軍的基本要素》,說“十八歲追隨總理”,但是在《三十九年(一九五O)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則說“追隨國父”,始于“幼年”。既云“幼年”,則再寬限的說,恐怕也在十歲以下。十歲以下年紀,即“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自然與史實不合。另一方面,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遺囑》里又說:
自余束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
“束發”是古人男孩成童,將頭發束成一髻;用以象征成童。這一敘述,或可相當于一九五O年“幼年追隨國父”的說法。但是“幼年”也好、“束發”也罷,無奈都與史實不合。即使是“十八歲追隨總理”的說法,也是完全失實無據的。因為照任何一種蔣介石年表,他十八歲那年是一九O四年,那年他仍在家鄉風麓學堂念舊書,距離所謂“兩雄相見”的一九O九年或一九一O年,還隔五六年之久。既然如此,又從何“追隨國父,參加革命”呢?
蔣介石初見孫中山的正確日期,無意間自己提供了線索,他在《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二周年紀念告全國青年書》中,明明說他見孫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國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國后二年(一九一三),乃“余二十七歲,即民國二年討袁之役初起之時期”!另外于一九六三年,又一次無意間透露他見孫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國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國后二年(一九一三),乃“直到二十七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旅美學者陸培勇也認為“二人之初見,該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底到六月中,當孫先生在上海的時候”。(氏撰《蔣介石先生參加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載《蔣中正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頁八十五)足見官方欽定傳記中的“兩雄相見”,雖然一篇篇寫得神龍活現,卻篇篇都是神話。
李敖 汪榮祖 2013-08-19 14: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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