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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毛澤東的自由觀
　　據報載，毛澤東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國〈新聞周刊〉列為本世紀具有最大影響的兩名中國人。這實在非常有趣。因為，如果不問所謂“豐功偉績”，只就內心所崇奉的政治與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權等等而言，這兩位所代表的，恰成兩端——以強權剝奪個體的尊嚴和自由；或者，為保有內心的尊嚴與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毛澤東對中國的大影響，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國人會承認——當然不會是“大救星”、“締造者”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某些至關重要的內心理念，一旦掌了權，會不會在具體決策上發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說，毛澤東到底是怎么看待自由？非常幸運的是，他年輕時和一個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對話留了下來。1921年的中國，“共產主義”并不如后來那樣，成了寫進法令章程、并不時掛在穿著藍制服的億萬中國人嘴邊的八股。那時候，“共產主義”還是一種紙面上的美麗述說。當時,毛澤東有一個好朋友，即與他聯手創辦“新民學會”的蕭瑜。毛勸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并通過革命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蕭瑜當時對俄國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間于是有了一場爭辯——
　　蕭認為，革命如一輛兩個輪子的車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輪子，車子就會倒下并且寸步難移。這兩個輪子就是自由與共產主義。蕭瑜說他“反對資本主義，并且完全同意共產主義的原則；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產主義的統治，這輛車就失去自由之輪”；當時尚不滿三十歲的毛認為靠“提倡自由而達成理想”無非癡人說夢，他說，即使只有一只輪子，只要有足夠的力，照樣能使革命的車子向前：“這種維持一個輪子的力，正是政治斗爭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這種力量，這就意味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實力就是不斷地保持這種力量。”蕭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最應珍惜的，是“經過幾百年的斗爭流血，中國人所獲得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認為“如此辛勤得來的寶貝東西，必須加以悉心守衛。”毛反駁他說，“實行共產主義，并不是說人民就沒有自由啦。”但蕭當時好象就預見到了1949年之后的“毛澤東時代”，他說：“自由有好多種。人類所向往的自由與豬所享受的自由全然不同。豬也有自由，只限于豬欄之內，直到被宰殺。共產主義國家所給予人民的自由，只是豬的自由。”毛當即舉出“法”這一利器。他爭辯說：“群眾必須受法律控制，每一個人必須服從國家利益。在必要的情況下，他必須自我犧牲以成全國家利益。”我們可以看到，就在他不過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時候，“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約，已經定型為“上而治人者”的“籠頭與鞭子”。蕭瑜反對他的這一見解，雖然他那時不可能預見到“解放戰爭”、大躍進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據原理，對沒有限制的權力作出了解釋：“國家的權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個人只是蒼蠅或螞蟻。如果國家命令某些人去殺死國內的另一些人，他們必須照辦。如果國家要人民吃少一點，人民就必須吃少點。如果國家要人民死，就死。與國家相比，個人就根本不成為東西。”毛認為國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爭辯說，“共產主義國家必須實行一種新民主。”蕭當時不可能想象出這“新民主”就是后來毛所倡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他只好以俄國為例：“以俄國的共產主義來說，與其說是新民主，不如說是新極權更為恰當！今天俄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比中國歷代最暴虐的皇帝還不如。”毛爭辯道：“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問題，而是身為領袖者是否有魄力的問題。”接著抒發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領袖們沒有足夠的權力，就不可能推行他們的計劃。領袖的權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計劃實現。為了改革國家，有一些人必須犧牲。”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他后來確實就是這么作的，不必說政治對手和底層百姓，就連他的戰友們，也一個個給犧牲掉了。蕭說：“我不同意犧牲某一部分人以幫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則。更不同意犧牲每一個人以使未來的世代獲得一種虛無飄渺的遠景。”毛反駁說：“如果我們斤斤計較這些小事情，社會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會實現的! ”蕭說：“如果我們能在一千年內進入理想的社會，就應該心滿意足了。”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澤東則說：“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希望明天就達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達到了。但給中國百姓帶來的又是什么呢？

戴晴 2013-08-19 16:0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