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國共紛爭 03 兩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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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兩個主義
  已經離任的最后一屆港督彭定康說到亞洲危機與中國改革的關系時,有一番精彩論述。他認為,中國如果再不進行政治改革、讓民眾有機會“透透氣”的話,經濟改革已經很難再上一個臺階。他說:“我就不信列寧主義與資本主義能那么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聽到這話,我們會聯想到鄧小平在六四鎮壓之后一片肅殺中,為挽救他瀕危的改革,說的另外一句與肥彭的意見相反的話。他說:“只要維持經濟增長,管它姓‘資’還是姓‘社’。”(后來又說“發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了他這兩句話,1992年之后,一片片農田被開發商“圈”起;一座座豪華大廈拔地而起;鄧家的和別家的共產黨員們也都不失時機地富了起來……,終于到了今天——貧富懸殊、環境破壞、貪贓橫行、道德淪喪。它們姓“資”還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義與信仰本可以同時存在于一個國家與一個社區的——這是人類自共同生存、相互影響與相互制約以來,最主要的經驗與教訓。這并存是有條件的,就是我們常說的自由主義精神:它不僅是一切制度與規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與遵守這些制度規章的人們的生活態度。于是我們知道,原來老鄧的“先富起來”和“姓‘資’姓‘社’”里邊少了東西:他的“資”是只有由社會主義權力轉化出來的資本,而沒有監督資本發生、維持資本運作的自由與法制精神。也正是在這里,肥彭給出了他否定的結論。
  這又使我們想到了1924—27年間,理想與信念不同的國共兩黨的合與分——它們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標一致的情況下利用對方、壯大自己(這無可非議);但在它們決定分的時候,缺乏現代社會與現代政黨意識、一味置對方于死地的弊端就顯露出來了。
  孫中山去世不久,一批從一開始就與共產主義積不相能、被史家稱為國民黨中“極右派”的人,曾繼“彈劾共產黨”之后,再提出召開會議,由多數決議,將共產黨清除出去。無論他們如何事先密謀、如何“總理尸骨未寒”就動起手來,其做法平心而論都沒有什么不正當;甚至可以說,雖然脫胎于同一個中國社會,卻比較懂得,共存于世的兩黨,無論合作還是競爭,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規矩。可惜當時共產黨和國際代表運用計謀,使“費厄潑賴”(fair play,魯迅譯詞) 會議沒有開成——光明正大地解決紛爭遂成泡影。
  接著,戴季陶開始發表被說成是“總理去世之后跳出來從理論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等在今天看來,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有話公開說”的做法是光明的。共產黨在當時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寶“打倒土豪劣紳”論證為“三民主義”的組成部分,并為兩黨所采納,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欽佩——可惜未見嚴肅的、達到學術水準的討論。也可以說,以知識人為主體的共產黨,并沒有將自己當時最擅長的理論探討發揮出來。緊接著,中山艦事件爆發。這本來是一件算不上策劃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兩黨內部的主要派系,對那類“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流氓(蔣介石)同樣敬畏,都不敢不引為同盟軍,不但裝作視而不見,還繼續加強對他的支持來討好他。1925-1927的局面遂變成臺面上不作爭論(理論探討),臺底下倒動作起來。我們后來一直奉為瑰寶的“痞子運動”經策動,在農村迅猛發展起來。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見有學者對澎湃、韋昌輝、???等進行比較研究。
  回想“大革命”時期兩黨合作的歷史,共產黨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國民黨不但非把它排擠出去,還非要趕盡殺絕不可呢?從新發掘出的歷史案卷里,我們知道,“友好”、“合作”,甚至“服從領導”、高喊萬歲,都是權謀。中共從來沒有放棄過列寧主義,即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在中華民族處在最危機的1938年,被說成太右傾、太靠拢國民黨、“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王明,心里真實的念頭,仍舊是“我們是中國的主人,中國是我們的。……將來的國共關系破裂,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裂,使國民黨內革命分子到我們領導下,使右派最后滾出去。”
  看來,如果并存的、共赴大業的政治勢力領袖人物如此不具現代政黨的風范,任何屬于權宜之計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戴晴 2013-08-19 16: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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