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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春一夏一之一交

戴一晴
這是兩年多前在牢里寫的。更確切地說，是在秦一城監獄職工宿舍區隨兩名職
業看守監視居住的時候寫的，否則也沒有紙和筆。
那段日子一共寫了三篇文章。一篇是一出獄即由友人偷帶出境交《明報》發
表的《我的入獄》，從被捕寫到釋放； 這篇是從胡耀邦去世到六、四鎮壓；
另一篇尚未完稿。寫的時候就絞盡腦汁騙看守，帶出獄門帶出國門都不易。
在 Harvard 忙得腳朝天，這文章就一直扣在我手上未動，直到六、四三周
年又到，東問西問之下得知，似乎已逸出境外的親歷者，議論是發了又發，但不
大見有誰結結實實地回憶一下那兩個半月的過程。
我于是想到這稿。看了一遍，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不是為事實——事實
沒有問題。我那時剛被警察反復盤問，每個細節都記得非常清楚。 我臉紅是看
到那時自己所發的議論——真夠臭的! 虧得還頂個作家記者頭銜，虧得還時不時
賣弄:這人還看不透? 我干什么吃的?可從文章一開篇對蘇煒、老鬼等人的議論
外加担心還有只有身在牢房對外界一無所知的人才有的那種一相情愿的懷念，包
括文中對這人那人的評述來看，作者真正一個吃貨!
但我寧愿以原貌奉出，雖遭今天讀者嘲笑，但為明天的歷史學者提供一點真
貌，讓他們知道原來曾有人作如是想； 當她有幸活過了 1989 年和后來的幾個
年頭，不幸又有幸出境看了一遭之后，對那些她曾經以為可以看作是朋友與同道
的人的理解，或許有了些許改變。
標題中的也，是針對那時有權在國內各報刊上大放咒聲的鄺言、忻華實等
等而發。你們談得夠恣，也得容別人說兩句吧。沒有針對 89 年前后陸續出境的
領袖們、文人們的意思。但那時沒這意思不等于永遠沒有，特特在此申明將來哪
天高興對他們也也一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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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1 四月十五日 前總書記胡耀邦辭世
2 四月十九日 兩分被封掉的刊物的最后一次座談會
3 四月二十六日 4.26社論
四月二十七日 4.27大游行
4 四月二十九日 統戰部的下午茶
5 五月十三日 與前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的會見
6 五月十四日 廣場斡旋
7 五月十九日 再度斡旋
8 五月二十日 戒嚴
9 五月二十七日 知識界大游行
10 六月四日 退一黨
(一) 四月十五日 前總書記胡耀邦辭世
我是在當天上午得知胡耀邦前總書記辭世的消息的。
那天北京非常平靜。學生在上學，工人在做工； 學者作家們，無論研究政
治經濟，還是挖空心思纂小說，都在進行著尚屬于他們自己的創造性勞動。那天
天氣很好，甚至可以說很明媚——那種讓人覺得新的一年終于來了，新的生命就
要開始了的日子。
那天，我陪臺灣一家雜志總編輯到北京飯店去見前中共中央對臺辦負責人汪
鋒，在座的還有中共中央統戰部新任命的副局長陶斯亮。亮亮是我從小的同學。
她一見到我就說:德平爸爸去世了，今天早晨。過了一會兒，她又說:又是一個
好人不在了。
德平即胡德平，胡耀邦前總書記長公子是也。中共高干的孩子也是孩子，
相互間談到小伙伴的父親時，并不用總書記、總司令等公稱，也象山里或海邊的
孩子一樣呼為狗蛋爹或者海娃大。
我什么也沒說。不但汪鋒先生順利見過了，甚至接下來的某些歡樂活動看起
來也都照常進行。比方，就在那天晚上，即將卸任回國的美國駐華大使洛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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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夫人在他們的官邸開的一個告別派對，我們就都去了。照常開逗、照常跳舞、
照常吃冰激凌。
但我總覺得心頭有些異樣。雖然這里用不上諸如五色無主這類字眼兒，但
笑著的臉與緊抽著的心總不是一回事。就算不能說是兩個人的，也差不多是兩個
魂的了。
我并不認識這位總書記。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道是為了一名被搞掉的
——請原諒這樣用詞，可那人確確實實被這么弄下臺的——前福建省副省長陸東
明的問題。促使這名精力充沛、猛打猛沖的著名改革家去職的最后與最關鍵的一
擊來自胡總書記的一段充滿無產階級義憤的、感情色彩濃烈的批示。我作為一名
實地調查記者則打報告請求他在事實面前否定自己。他在一定程度上這樣做了。
這在處于極盛期的中共高層干部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這抵消了我對他其它一些
細節上的不滿，贏得了我對他一定的尊敬。
現在，他去了。在按照中國特色，以他所處的地位，在尚屬英年早逝的
年齡。
那天春意融融。沒有人哭，也許人們還不知道。但就算他們知道了，以我的
判斷，中國的老百姓也再不會為任何一名政壇人物哭了。1976 年他們已經哭夠
了。在周恩來身上，他們傾下了最后一掬真誠的、凄切的、摻雜著憤懣與愚忠的
熱淚。他們以宗教般的虔誠把政壇人物奉為自己的理想與幸福的化身的時代已經
結束。如今，他們已經冷冷地站到一旁，一邊算著自己這個月的薪水是不是收支
相抵，一邊看著大人物如何在臺上蹦蹦跳跳——他們甚至連蹦跳也懶得看了，寧
可欣賞路邊的野花不要采，寧可欣賞月亮代表我的心，而當這些也聽膩了的
時候，就跟著崔健一起聲嘶力竭地喊:我一無所有! 枵腹從公、熱腸古道的中國
人快要消失殆盡了，為主義已經獻出了自己的一切的幾代人，不得不絕望地承
認，無論誰上臺，無論他們在臺上說什么，最后起作用的還是自己的工資袋和商
店里的價目牌。不，中國人不會再為誰哭了。
但我無法化解掉心頭的梗噎。這似乎不是悲愁，而是某種內恫，因為我知道
中國人歷來輕新生而重喪葬，這一古老文明不但一直為守舊派所控馭，新派為了
革命的目的這時候也不避嫌了，你只須想想本世紀初湖南的革命先鋒怎么為蹈
海而死的陳天華大開祭壇。
當然，以我的體會，對死者的敬重就其本質而言是對大自然的尊崇。作為同
為地球人的同類循著這一偉力來了又去了，我們誠懇地送送他們以示對上蒼的膺
服。我對伍子胥鞭尸從來沒有好感，這倒不是因為我本人曾在退一黨申請被正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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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黨員資格被正式注銷之后又讓人大張旗鼓地開除了一次，從而與楚懷王認同；
我只覺得這種刻毒沒什么意思。當然太隨意了也不好，比如戒嚴部隊的士兵居然
在億萬人通過電視屏幕的注視下用鐵鍬把他的戰友燒焦的尸身扒拉來扒拉
去我總覺得，中國人，特別是現代中國人之重喪葬，其實是找個口實尋個通
道，舒泄他們憋在心里的尤怨與憤懣。他們要么忍著，一旦暴發，準在送葬的時
候。
可年輕人已經不大想忍了。與世界在精神及物質生活上的反差再加上他們對
自身能力的估評，使他們對這個壓抑著他們的心靈和才干的社會懷有一種強烈的
要求變革的沖動。中國的年輕人有不少欠缺，但如果說他們過于激烈、不懂克制
與忍讓則無疑是最不恰當的評價。就算拋開批評的愿望不計——這在幾十年間已
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僅就強制自己去適應那選擇面相當窄的環境而言，八十
年代的中國青年不但試著使用從他們的父輩那里學來的逆來順受打下門牙往肚
里咽等等經典模式，實在不奏效時他們也會根據當局的容忍程度試過跳舞、摸牌、
喝酒、打獵、直至性放縱。但這并不是人生的目的，也表達不了他們最深沉的愿
望；更可悲的是每個通道口上都站著好些或德高望重、或拿著大印也許還有手銬
的官員。他們于是選擇最具隨意性、最不能作出確切解釋的方式，這當然已經不
是閃著純真的光的星星畫展。他們在三九天脫光上衣將色彩涂滿前胸；他們在金
碧輝煌的大廳當著一批衣冠楚楚的長輩砰砰放上幾槍
然而耀邦去世了，這唯一的看來對他們還有幾分理解與容忍的長輩，這唯
一一個覺得自由與人性還不那么刺耳的政治家。他們以年輕人所獨有的、甚至可
以說充滿孩子氣的固執與率真認定了他是猝死、他是中道崩殂、他是為了他們而
遭貶抑最后郁悶身亡的。他們覺得對他不住。他們扯起了該死的不死，不該死
的死了這種條幅。他們快要忍不住、要喊出點什么了。
但那天在大使官邸跳舞的文化人似乎沒這么激烈。這是一批小有名氣者或者
小小得意者，過上了稍稍高于今日中國普通人生活水準的小日子。我猜他們當中
的大部分人，包括大使夫人本人，也都如我一樣知道了那死訊，但大家都小心翼
翼地避著——也許有人出于對政治的絕望，但大多數人恐怕更傾向遠遠地繞開那
隨時都會引爆的地雷。我不認為這是因為惜命，而是我們都太疲倦了。更何況誰
都知道如果不是經過精密計算的定向爆破其后果無非一片廢墟。
但也有人不是。老鬼。真誠地寫著虛偽的小說的女作家楊沫的兒子，文壇上
新跳出來的一條粗漢。他不象莫言與王朔，他沒有他們的機巧與冷漠，他是真正
從六歲就開始打架一直打到三十歲的血性漢子——雖然血性漢子在今天已遠不
如前者時髦。老鬼寫小說毫無技巧可言。他不是不懂技巧，他是北大中文系的畢
業生。他只是覺得技巧這東西簡直他媽的妨礙他發泄，無論是怒火還是愛欲。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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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晚上他也在大使官邸，穿了一件臟襯衣和一雙懶漢鞋。他一臉茫茫然的怒氣，
覺得穿梭于他身邊的嘻嘻笑著的紅男綠女簡直就是一批醉生夢死的蟲豸。 他抓
住我的肩膀一個勁搖——沒準兒在他眼里我是當時在場的唯一一個還算是人的
人。
X 他個祖宗，戴一晴，怎么辦哪，真把人給憋死了。我 X 他個祖宗!
我無話可說，只任他搖著，朝他喊老鬼也象沒聽見。果然，沒幾天，他到
天安門廣場去了，帶著一份血書。
你現在在哪里呢，老鬼? 你沒有象我一樣坐監獄吧! 如果你坐了，你那善良
而軟弱的母親會不會也象對待你死去的姐姐一樣——她被當年一名政治紅人毒
殺了，那兇手太紅了，你母親表示堅決站在政府一邊。
蘇煒那晚很輕松，特別與他一個月后的激烈相比。五月中旬以來他基本上與
嚴家其持相同的觀點，和我不但在對形勢的分析上，甚至在交情上也已經分道揚
鑣。那些日子，他基本上已經不大回家，據說一直把牙具、內衣背在身上，時時
等著警察抓他。 6 月 4 日以后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蘇煒，我覺得他一定不在了。
當時我竭力壓抑著的一個沖動就是跑到他的公寓樓請管理員打開他的房門: 如
果他那只剛剛作了母親的小貓阿依達還好好地活著，他就活著； 要是阿伊達和
她的寶寶餓死了，蘇煒肯定已不在北京。
當然蘇煒與老鬼不同，他雖然也下過幾天鄉，基本以翩翩佳公子自詡，對于
中國底層民眾的全部苦難與隱忍，不可能有老鬼那種淪肌浹髓的感受。他的變革
要求是他在美國讀了碩士、作了訪問學者、又徒步周游歐洲之后的才子式響往。
公平地說，象無數優秀前輩知識分子一樣，蘇煒從自費出去讀書的第一天起就盼
著回到有無數事情等著他做的祖國。在他就讀的數年間，他不厭其煩地與我們聯
系，希望學成之后能在北京得到一個為國效勞的崗位。他的要求一點也不高，他
甚至愿意做，比方說，《光明日報》這種報紙駐廣東記者。但就這點小小的要求
也遭拒絕，因為他不是共產黨員。 在沒有位置給他預備下的時候蘇煒還是回來
了。他甩開膀子干，一年多的時間已經出了兩本書。可現在為了不進監獄，他第
二次跨出國門。你還愿意回來么? 你還能回來么? 我們還能推著鐵生的輪椅到
你那亂作一團的小屋大啖燒雞么?
李陀那晚渾渾然。他不會跳舞也不會說俏皮話，但對于二者，據稱都有超乎
常人的鑒賞能力。他那晚正向我們展示他的太太怎么通過一種氣功消掉了多余的
皮下脂肪。我望著他的確實小了一圈的太太，一位不那么聰明卻很純樸、很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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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影導演，心想消掉脂肪恐怕不止這一種耽誤功夫的辦法吧。不知張暖忻今天
是不是更瘦了，如果李陀 6 月 4 日出走之后至今未歸的話。
李陀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他是文壇與影壇上最孤獨的吶喊者。將他的見解與
當年的創造派比，如果我們非堅持進化論不可，當然也可以說是螺旋式地上升了
一層。但中國現代文明螺旋式進展螺距之小，真讓人等老了面孔、等皺了心。你
只消將今天共產黨的總書記們的學識、見解、人望與 60 年前比一比，那恐怕只
能以 μ 來度量的螺距就十分了然了。當然我這里說的 `創造派'是已將它的鼻祖郭
沫若先生作為數學上的一個盲點刪除掉了。郭先生后來的創作不但不再為藝術而
藝術，連為人生而藝術也談不到了；當然他不必為糊口而藝術——這其實一點也
不可恥——他既然為了別的，也就沒有藝術了。
但即使這樣，作為創造派的不肖子弟李陀還是成了革命文壇泰斗(以下簡稱
革命文泰)最討厭的人。他們絕不容忍這個 30 年前依照《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
話》所指引的方向不考大學而去當工人的共產黨員作家開口馬爾科斯、閉口昆德
拉。當然我也討厭李陀，我認為他那套純文學純藝術在今天的中國實際上是一種
乖巧的逃遁，逃避良知、逃避責任，而說白了不過為逃避強權的懲戒。
我們曾經就究竟為讀者還是為自己寫作，當眾大吵過一次。他高傲的結論
是:什么他媽的 XX 讀者!(XX 者，陽具之俗稱也)我則為不能象他一樣以罵出一
串臟話取勝而干生氣。但我們誰都不提懲戒。我們不說是因為我們覺得無須說。
我們對那如一步步走進冰冷漆黑的地窖般的懲戒所包容的一切太熟悉了:
第一階冷落你； 第二階排斥你； 第三階批判你，從不點名到點名； 然后
是四，禁你的書；五，將你逐出國門； 直到六，送進監獄和七，送上斷頭臺。
一般人下到第一階就受不了了——誰不想獲個全國獎、弄個協會理事當當?
也有人走到第五階還很自如且無反悔之意。當然直下到最后一階還保持瀟灑自若
恐怕就不大容易了。后來的事實證明李陀雖然將一切獻身民眾銳意改革的愿望與
行為統斥為XX，但他自己自四月下旬以來一直游蕩在天安門廣場。他畢竟還是
人，是中國人，是有著思索與判斷能力的人，是有血有肉、有 XX、也有激情的
人——雖然用他的話說他那是在體驗廣場文化。
那天馮驥才也在場。他是女主人大使夫人的好朋友，專程從天津趕來的。他
帶著他的慈眉善目、顯得有點怯生生的賢妻坐在角落里，不加入我們這熱鬧的一
群。雖然在他沒有當文聯全國副主席、民進全國副主席、外加別的這個那個主席
副主席、特別在他還沒有對新華社記者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我的創作很有
幫助這種話之前，曾跟大夥互認鐵哥們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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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并不一概排斥走紅，有哥們兒榮升了司令之類總是好事。雖然我不會
下作到提包點心登門也謀個師長旅長當當，但發不出去的文章說不定在他的轄下
就網開一面。
我估計擁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馮驥才所能走的最遠的極限，這里邊有多
少苦心與苦澀，也許只有歷史才能回答。
不管怎么說，自去年七月以來，他的名字也和一大批近十年來涌現出的、得
到了讀者承認的、剛剛開始找到自我的、而且剛剛開始展現那極為珍貴的才華的
作者一道在各種報刊上消失了。是他拒絕再往前走? 還是因為他曾經為革命文泰
的對手所寵愛過，于是令文泰本人不大高興，而再想報效已不可得了? 我想不會
是這樣。我希望不是這樣。一代又一代中國作家早已經領悟到在這種時刻邀寵的
全部屈辱。他們已經站起來過，不能再跪下了。
那天晚上我是我們那自得其樂的一小群中唯一一個主動上前與他和他的太
太搭話的人。不為別的，只為我曾在文章里罵他罵得非常狠。大馮很客氣、應當
說也是相當親切與真誠地與我握手。我敢說那文章他一定是讀過了。 后來聽說
他在天津一直為學生們說話，很與他們那澎湃的精神共鳴。這時我才覺悟到我是
多么刻薄，我太愛罵人了。
大馮，我很想再見見你。你的官當得再大或者已經全部被捋掉都已無關緊要。
只不知還有沒有這個機會。
(二) 4 月 19 日 兩份被封掉的刊物的最后一次座談會
果然，學生們上街了。
與此同時，在官方的默許與實際協助下，前總書記家里設了一間小小的靈堂，
供普通百姓鞠躬道別。我得知這一消息的第一個反應即是:很棒! 胡德平到底是有
文化的人。鯀的子孫終于明白，堵，不是治水的唯一辦法。
大約在 27 日晚，《世界經濟導報》的張偉國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讓我出席
19 日上午由他們和《新觀察》雜志聯合召集的一個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
要發言么?我問。
那當然。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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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我就免了吧?我求他。我不知在這種場合說什么好，而絕不說沒勁的
話一直是我這幾年出席各種會的準則。
我本人就是在上億萬句不具任何信息量，足能把人膩死的廢話里泡大的。現
在輪到我說了，我不能再浪費別人的生命。正因為我持這種觀點，反資產階級自
由化以來，我成了各種想把會開得帶勁的主持人特別愛邀請的對象，因為我老是
在會上向權威發難，會場于是一下子熱鬧起來。比如我和黎澍先生爭李鴻章的經
濟體制改革； 和靳尚誼先生爭人體藝術； 和邵燕祥先生爭純真的美和帶邪念的
美； 和于浩成先生爭民主制度的建立； 和王魯湘爭闖黃燈的勇氣等等。
我的提問與反詰都很不客氣，語氣也咄咄逼人，但他們誰都不生我的氣 1，
除了女性這一優勢而外，恐怕主要還因為我是一個十足的外行——當然應該算是
一個還聰明的外行。我自己就覺得和聰明外行談天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在悼念耀邦的會上正式發言，除了成套路的廢話而外，還能說什么呢? 更
何況他有那么多顯赫與才華橫溢戰友外加部上部下，和他們比，我只能算個 0。
說說陸東明事件? 沒勁。第一，這是一個太長的故事； 第二，在這一個案
例中，前總書記的形象不夠光輝，我與他全遭敗北。他的失敗在于一開始的偏聽
偏信；待到他不想偏聽偏信時，又遭到了欺蒙與利用他的人的堅決抵制。我則如
一頭勇氣十足的一歲半的小狼掉進陷阱，讓那批具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的路
東明的死敵給玩了個底兒掉——手持一紙總書記的敕令也白搭。
我有什么好說的呢?
張偉國不依不饒。
要是換了別的報刊，由別的編輯出面請，我也許會堅決拒絕。但欽本立是我
最尊敬的黨內辦報專家，《世界經濟導報》是當代中國最有頭腦的一批人讀的一
份半民間報紙； 張偉國又是我非常喜歡的記者。我眼看著他從一名學法律的畢
業生怯生生地開始他的采訪，一天比一天成熟、一天比一天干練。他有著全部上
海人的聰明卻沒有他們的浮華，他的見解、判斷力、外加干勁都是第一流的。在
他幾乎已經成了首都活動能力最強的記者之一的時候，也從不搭架子、不追求物
質待遇，辦好《導報》成了他最高的享受。他不是靠當記者來達到別的目的的，
比方說，小到買點便宜貨，大到為自己謀個肥差等等這些當今中國記者多多少少
沾上點的通病。他的追求太單純了，純得你不好意思攙了雜走到他面前。我在導
報的版面上，應該說夠賣塊兒的了，可是我從未收到過他們任何一件禮品，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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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紀念品——我一直沒想過這會是一種缺憾，直到我在獄中得知他們不但被
進駐，而且被永遠吊銷了。
應該說，完全因為與張偉國的私交，我才同意出席 4 月 19 日的座談會。當
時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的是，我在這個會上的即席發言，后來竟成了在全國范圍
被點名批判的依據。
那天的會場依舊選在老《紅旗》雜志社的一個破禮堂二樓以過廳加堵墻改成
的會議室里。沒有沙發、沒有地毯、更說不上空調，僅有的幾張桌子拼成 U 型，
只容得下十多人，大部份小字輩都要坐在桌子另一側的一張張排著的木椅上。
我所參加的大部分最有意思的會都是在這里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的場租
最低——也許根本就不收。這給我造成一個印象：氣派越大，內容越貧乏； 而
閃著智慧和真性靈光的交談，往往在窮得不行、破得不行的地方進行。怎么回事?
當然也有一次例外，那是科學院的一份雜志請科學家和作家共談科學與民
主——似乎這兩種職業即各居德、賽二先生之一方——那天準是沾了夏衍、錢
三強等老前輩的光，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就在我發完言匆匆溜出會場時，一
個漂亮極了的、完全象唐僧一樣的男子緊緊尾隨著我，直到記者們都離開之后，
他才很動情地說了一句你的發言太好了。我吃了一驚。他穿著筆挺的毛料中山
裝，細皮嫩肉，又穩重又謙和。誰呢? 他把我送進電梯。關門之前，我忍不住問
道:
請問您是
我是人大會堂的工作人員。他說。
我的被感動不在他之下。老實說，我的發言平淡無奇； 只能說，這樣的發
言在人大會堂不怎么常見。
現在回過頭來說 4 月 19 日的會。
那天我到得略晚了一點，會場已經布置好，U 型的桌的周邊和后面的椅子差
不多已經坐滿了。我一進去，就覺得氣氛不一般。因為主持人《新觀察》雜志主
編戈揚女士的面容不但莊重悲切，還有幾分內在的緊張。
她預感到什么了?
應邀者陣容空前: 胡績偉、李昌、李銳等開明高干都到場了。我立刻想到延
安的青委會，還是他們這幫子人，可已經過去了差不多半個世紀。當時他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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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開始滋生的腐敗的厭惡與對開明的向往絕不在王實味之下，他們那份很有朝
氣的《輕騎隊》的呼喊也在王實味之先。但因他們年輕，又很聽招呼地立即回到
黨的身邊，立刻就沒事了。這對他們說來一定留下深刻印象，成了他們隨后進入
政壇的必修課。但既使這樣也沒有改了他們的本性，他們依舊是中共高干隊伍中
最能接受新事物、最活躍、最開明的一批。
以我的判斷，張偉國本事再大，這些人也未必請得到。他們到場是沖著戈揚
的面子，她可以歸為都市紅小鬼一流。當然也還有胡德平的關系。
在舉行了簡單的三鞠躬式之后，大家開始發言。雖然在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就
發言事極為勉強地算是應允了，但因當時正忙著采訪聯名吁請特赦魏京生等政治
犯的 33 人，并沒有作準備。況且，就算我拿出一天時間來，也未必就找得到好
話題。于是狠狠心，決定到會場上再說。要是運氣好，沒準別人的哪句話就能勾
出一篇不錯的感慨來。當然這有點冒險: 要是那靈性事到臨頭怎么也勾不出來呢?
這場面不是沒有過。那就只有厚著臉皮溜掉或者裝傻了。
而此刻我完全放心了: 有這么多前輩在這里，就算我想說，也得排到下午了；
而下午我另有事，不得不退席。
我放下心來，開始靜聽他們講。第一位好象是李昌先生，他是胡耀邦青委會
時候的老戰友了。他講了前總書記一生如何堅持原則、如何好學、如何平易近人
等等。接下來談的還有誰記不清了，總之也是這種通用的話，直到蘇紹智。我
想學者而非官僚的蘇先生總該來兩句帶勁的了吧，沒想到他在說了一番通話之
后，竟把對前總書記的贊揚集中到他的修養上。他盛贊耀邦同志在被撤了職務
之后極為難得地坦然處之。這真讓我大吃一驚。
接下來發言的另一位前輩就更絕了。他回憶一次黨組織請黨外人士開會的情
景。他使用了這樣一個字眼，說那黨外人士的講話放肆得很，轉而贊揚耀邦如
何氣量大云云。我的天!
我當黨員也有 20 幾年了，真是聞所未聞。是你共產黨請人家來開會的，人
家進上逆耳忠言之后當主人的不發火也成了功德!
我這時已經有點坐不住了。我忽然覺得，胡耀邦身上的優點其實也不少，他
們怎么專撿頂沒意思的說? 當然我不想擾亂會場——像在其他座談會上一樣
挑起熱鬧的辯論，這不僅因為那天是一個以悼念為主題的會，還因為胡德平在開
頭的幾句致詞中一再強調祥和，這個詞兒在他不到一分鐘的講話里重復了三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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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能不說。胡耀邦兩度當我的總書記——共青團的和共產黨的，我有資
格悼念他，講他的挫折與悲哀，講共產黨應該汲取的最深刻的教訓。因為，并沒
有誰規定，對死去的人只能用放在哪兒都象那么回是的話來贊揚。我給會議主持
人寫了一張條子，要求盡快發言。
我決定就從心懷坦然談起：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在遇到不符
合原則的事情的時候，應不應該坦然地站在一邊。什么是不符合原則的事情呢?
我想，近年來黨內最嚴重的非原則事件莫過于他本人的突擊式的去職——他在走
進那次將他開銷的會的會場的時候，還在問今天的日程安排。據說，當那一悶
棍打下來的時候，他連為什么都沒有問。當然，這里用坦然二字是不夠的，應
該用很鎮定、很克制才對； 而幾天之后交出的檢討才稱得上坦然，其實這
里也不該用坦然，而是繩趨尺步、委曲求全。但正是這份檢討，構成了這名
本來很有朝氣、很有特色的政治家生命史上最沒勁的一筆。悲劇更在于，他還未
曾坦然地以他的新建樹將這一筆勾去，死神上門了。
作為一名普通黨員，我堅決反對以修養、策路等等茍且借口偷換黨的原
則。如果連黨的高級干部在最高層的黨內會議上都不能充分發揚民主、堅持原則，
這原則要它還有什么用? 或者換句話說，你留在黨內還有什么意思? 總書記是
全黨的大總管，說拿掉就拿掉，如果這還不算踐踏黨員意志，只能說明一個現實:
以如此之高位，也不過一名小廝而已。
這使我想起他的前任鄧小平也是這么幾乎在一天之內被拿掉的。再往前推要
屬張聞天了。張聞天的去職雖然不這么戲劇化，但當軍事與政治的實權都掌握在
毛澤東手里的時候——按中共史家的說法這是遵義會議和瓦窯堡會議的偉大勝
利——他這個總書記形同虛設，在那樣重大的延安整風期間，他居然帶隊到鄉
下作調查去了。于是康生乘虛而入，作了整風領導機構總學委的副主任(主任是
毛本人)。至于再前邊的博古、李立三、瞿秋白，直至我所景仰的、并立志一定
要替他作傳的陳獨秀——我要寫出學者從政的巨大悲劇，包括個人的和整個民族
的。學者們貢獻于社會的應是智慧，而不是他們最不在行的欺詐、鉆營、背后捅
刀子和腳底下使絆兒——都是共產國際手中的棋子而已，誰占哪個格，并不是中
國人自己決定得了的。半個多世紀了，在選擇自己的總書記的時候，中共普通黨
員居然從未真正行使過黨章上所規定的權利。更可怕的是因為這局面延續得太久
了，當黨員而無權并且無須多嘴反倒成了天經地義。
那天，我坐在陳子明旁邊，我看他正緊張地寫一篇密密麻麻的發言稿，頓時
覺得自己這么胡亂一想就開講實在有點大不敬，于是決定不再聽發言，也寫將起
來。

—53—
正在心神不定之際，隔座的章乃器先生的公子發言了。我研讀過不少右派行
止，章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一位。僅就當時報上披露的反動言論而言，他的才華
和骨氣無人可比。不料章公子講的竟是恕我直言，竟是很辱沒他先人的小里
小氣的話。他說他懷著悲痛與感激之情懷念耀邦，因為總書記在他給他的信上作
了批示，使得章乃器先生的名字得以從已經定下的永不改正的中央級右派分子名
單中撤出。這實在太離譜了! 如果出了名單的人的子女要為此感激批示人，那被
列為永不改正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子女，是不是該怨恨他了?
我提綱也不寫了。在接著章公子之后發言的詩人劉湛秋剛把他的詩念完，那
悼亡的韻味還和著香煙之霧在會議室上空飄蕩的時候，我開始向蘇紹智、章公子
開火了。
我想我的發言一定給與會者留下很壞的印象。而且，黨史界的朋友如果想挑
我的毛病，那真是太容易了。因為我那十分鐘所包含的內容，足夠一名嚴肅的學
者研究好幾年的。我放機關槍般地把那幾盤子彈打完之后，將小本塞進書包，轉
身就走了。還沒下樓梯，一名高大的青年追了出來：章公子立凡。他對我的唐突
一點不介意，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我真高興我尊敬的章乃器先生有這么大氣度
的后代。
今天，在獄中，根據今天聽一點、明天聽一點的官方新聞和提審時讓我寫的
材料分析，這批聚在破禮堂會議室的人已如晨星般寥落。人大常委胡績偉是給徹
底開銷了； 無論干什么——包括寫詩——都象回事的李銳正在被調查，想來他
的命運正與閻明復、朱厚澤二位同。宋平干得很徹底，將來在中共組織史上定會
記下一筆。我不懷疑宋平的廉潔清正，但僅僅廉潔未必就能成就一名稱職的組織
部長。以他的學識和智力，理解李銳、閻明復和朱厚澤，似乎還不夠檔次。
李昌有了萬潤南這么一個女婿，不可能再得到任用，既使他還有另一個在改
革大潮中走紅的女婿也白搭。
蘇紹智和戈揚恐怕近年難于歸國了吧? 我是已在監獄中。當時坐在我右首的
于浩成想來也免不掉這一命運，因為他也被陳希同點了名。而且，在 5 月 14 日
的會上，他就已經告訴大家，公安部黨委通知他不可隨意離京。
坐在我左首的陳子明在躲藏了半年之后，出境未成，已經落入廣東省公安廳
之手。溫文而雅的章公子呢? 我曾被要求寫出我們加在一起不足三分鐘的三次交
往，想來他也失去自由了吧?

—54—
我之所以不憚其煩地寫出這一切瑣節，是因為我從后來的批判文章中看到，
那寫文章的人簡直把這次會當做一個密謀顛覆策劃什么了不得的大行動的重要
聚會了。作出這樣的結論，姑且不論其用心如何，也太缺乏窺測密謀的常識了。
就算你密謀的不是一次軍事行動而是一場文人的輿論進攻，也不可能在這些七長
八短、七拼八湊的人士中進行。何況我們當場就爭了起來，而且爭的不是方式而
是根本觀念問題。
當然，這次會議的發言摘要后來竟成了《導報》的催命符，卻也始料所未及。
而據報載，其中最不可容忍的除了因為出入于趙紫陽參謀本部而遭人忌恨的嚴家
其的發言——我當時沒有聽后來也不曾讀，至今不知他說了些什么——竟還有我
那純屬玩票湊熱鬧的一段。我記得很清楚，他發言的時候我已經走了，但署名文
章說，我接著提出非程序權力更迭，還說我以我的發言為他作注腳，二人的目
地么，據文章稱，只有一個，那就是打鄧保趙。
讀到這里，連正在坐牢的我都不禁笑起來。我想忻華實先生的錄音機一定
不大好，因為他連男聲和女聲的音域音色都不辨，硬把嚴家其的話加在我頭上
——非程序化權力更迭這話說得很漂亮，但是是標準政治學用語，不是我能想
得出來的；我又覺得那機器也許不錯，因為它一定有方向按鈕(direction)，弄得
他們把發言次序也排亂了。
而且打鄧保趙也是一個糊涂的概念，不知是哪位大爺為刺激敬愛的小平同
志一拍腦袋想出來的。趙紫陽作為鄧體制中實行改革的一把刀，自從將礙手礙腳
且干預國務院事物過多的胡耀邦砍將下去之后，自己的地位一直岌岌可危。沒有
鄧保他，1989 年的春節都過不了。沒有了鄧，地委書記出身的趙也一定沒了，
這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唯一看不大清的恐怕就是處于情緒最為沖動的
時刻的趙本人了。如果他在四、五月間肯背叛他自己的全部信念，并且出賣愛他
的黨員、學生和市民，一味地或者哪怕暫時地順著鄧的脾氣，他也就不是今天的
下場了。
趙紫陽應該向戈爾巴喬夫學的東西太多了，而第一條就是政治家的血氣什
么時候才可以 方剛"。
（三） 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二十七日 《社論》與大游行
學生們借悼念耀邦以表達他們的某種愿望和憤懣的行動，在胡的公祭那天達
到高潮。當時分別有兩名有資格乘專車穿過戒備森嚴的通道到人民大會堂參加葬
禮的人向我描述了他們所見到的靜候在廣場上的學生的情景。他們都為中國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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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好青年而被感動得不能自已； 他們都不明白，作為公仆的領導人在那樣的
時刻何以不能稍稍隨和些，和人民靠近一點。
這一節，我想他們至今也沒有明白。誰都不明白——全國、全世界，包括當
時對峙著的雙方：跪下了的大學生和對此不予理睬的領袖。
如今這一個不但向你的智慧，同時也向你的心地挑戰的場面已經被用最膚淺
的語言輕輕帶過。但我敢說，歷史一旦揭出整個 1989 年春夏之交這一場蓄意制
造的以完成非程序權力更迭的全部真相的話，那蓄意自這時已經開始了。
《4.26 社論》及文中所引用的鄧的原話，無疑是這蓄意的再次升級。我不
否認鄧有極為獨特的個性，不乏開朗與開明的一面； 但作為一名獨裁者，也不
可避免地必有壓制不同意見的一面； 而這壓制在中共黨內，已那么習以為常，
用起來已經那么諳練，全套人馬干別的不行，干這事已經那么駕輕就熟，連整人
的語言都已經那么規范化； 任何領導者，稍不加勒制，不管他駛進駛出的那部
車漆成什么顏色，立即就掉進這舊轍。我堅信，就算我看不到了，我的孩子一定
能看到，在他們準備獻出年輕的生命以撬撬這快要把人悶死了的鐵屋子的時候，
鄧的這種傾向如何被利用——《4.26 社論》出籠。
按照中共政治運動的老路子，戲唱到這里本來可以收場了：大部分人被嚇住，
剩下的幾個隨便從檔案里抽出幾條順手收拾收拾了賬。
不料時代畢竟不同，本該被嚇住的一大群居然豁出去拼了。其實，\強調{這
時候}調集軍隊也沒什么不可以，不料鄧本人不知怎么居然又傾斜了一下，表現
出了他開明的一面。誰的功勞？這游說怎么奏效的？歷史終會揭示。
如果北京的大學生在四月底能稍稍明智一點，對自己角色的估計能準確一
點，能把中國國情看得透一點，趕快回校復課，讓鄧把句號畫在他的面孔尚未變
過去的時候，那蓄意可能就給憋回去了。想搞掉趙紫陽，只好另尋機會。但這
時候出現了一批人，王丹、劉曉波諸君，不知出于什么，他們確實不甘心就這么
完了，好象非把事情鬧大才過癮——用他們的話說，叫做民主運動不能流產。
趙的兩次講話無疑使他們受到鼓舞，這鼓舞沒準還幻化成一種政局上的憧憬，于
是運動拉拉拽拽地到了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
這可真是正中下懷。
我在當時雖傾向認為政府效率低，缺乏應用現代觀念與現代手段解決沖突的
經驗； 或者他們之中雖然有人具備這種愿望與素質，但因高層意見分歧而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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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實際為零。無論處于前者還是后者，給人造成的印象只有一個：政府在這么好
的青年面前不理不睬，冷漠無情。更多的人憤怒了。
但今天我已經不這么看。我懷疑蓄意者那時正以逸待勞； 我甚至懷疑王
丹劉曉波諸君的激烈無知也是被煽動的結果，但這煽動不是來自，比方說，方勵
之夫婦，而是來自那真正的想讓局面更激化的人，說不定就來自那本已有點絕望
了的蓄意者。
還回過頭來說《4.26 社論》。
《4.26 社論》讓我反感，也讓我看不起，但今天細細回想起來，我對中共
高層與人類文明文化割斷的程度還是估計偏低了。不錯，鄧體制奉行改革開放。
但中國的改革雖然表面上看來先走了一步，但不過為解決數億農民眼看就要餓飯
的燃眉之急，并未推開千年農業古國的老思路，并不具革新觀念。那僅有的輝煌
的第一步，也用不著太多的學問，只要不人為地用各種紅頭文件對延續了千年的
農業生產力加以破壞就行了。再往下走就沒那么簡單了，除了領域特征等諸般因
素而外，總體上講，因為受到意識形態模式的牽制，居然邁不出任何果敢的、具
有戰略意義的一步，其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毫無章法可言絕不是偶然的。此等
改革，距將人的創造力徹底解放，并將這解放用合理的制度固定下來，并用法律
保護起來，還離得遠著呢！
所謂開放，也并沒有超出借款、販貨、學技術這一李鴻章、袁世凱都能接受
并且還真的實踐過的模式； 更有趣的是，在文化上，居然也和他們一模一樣地
一概排斥，當然用語變了，不再用首倡邪說，背叛圣教，敗滅倫常，惑世誣民，
而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猖獗，正氣為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
當然改總比不改好； 開放總比不開放好； 而且我堅信，只要改革開放能不
被扼死，就算它象要把人折磨死般地一點點往前挪，中國就一定會從目前的水準
一步步向前推進。
但在 1989 年春天，在中國連文官政府與國家化軍隊等現代民主國家必不可
少的構成物的影子都沒有的時候，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要求思想自由、言論開放，
要求決策的透明度與進程的民主化，只能讓真正的開明派為難而授頑固守舊派以
柄。
所幸這次軍隊內的開明力量沒有象文化界和政界那樣被一網打盡。我一貫認
為，只有他們能使中國的傳統專制變為開明專制。至于民主體制，我從來不抱奢
望，我估計那大約是數十年乃至百年以后的事了。

—57—
但在收看《4.26 社論》時，并沒有想得這么多，也沒有想得這么明白。
（四） 四月二十九日 統戰部的高茶會
四月二十八日，亮亮打電話來，通知我第二天到一家叫做什么龍的飯店參加
一個知識分子聚會。近年來，各種刊物、出版社常邀知識分子們，即被他們盯上
了的撰稿人，一起聚聚談談，還吃點東西作為索稿之餌。但亮亮是官員。
誰主辦？我問。
我們局。我們部長也到場。你一定要來。
我知道統戰部新成立了一個知識分子局，陶斯亮是該局副局長。但我這種從
共產黨窩里鉆出來的透明的紅蘿卜居然成了中共中央的統戰對象，總顯得有點
不倫不類。我猶豫著，不愿與沈醉、杜聿明歸為一類； 但更直接的原因是，我
第二天還有別的事，一個外地編輯說好了要來看我，我們有正經事要商量。
你一定得來，非來不可，就這么定了。陶副局長下了命令，不是因為她官
大，而是因為她有這個把握: 她的三把火不許我不捧場。
我按時去了，沒有請柬，打一聲招呼就往里走。名簽已經寫好擺在登記臺上。
我掃了一眼那分成三堆擺放的名簽，方知今天的來客除了知識分子，還有北京市
和海淀區的干部——恐怕主要是統戰系統的干部。
我很為好心腸的亮亮難過。她怎么連這點都不懂呢？知識分子和官員的交情
是不能靠各自所踞的位置建立起來的。在這種情況下眼睛盯著的，只是交椅。我，
還有一些別的人之愿意來，是因為你亮亮本人，我們喜歡你，看得上你，而不是
因為你當了副局長。如果在四十到七十年代，中共主管統戰的不是周恩來，這衙
門倒也不會冷落，但聚在它周圍的恐怕就是另一批人了。我想愿意和閻明復交朋
友的人未必都看得起萬紹芬，僅憑她把那部用江西財政購買的高級奔馳轎車帶到
北京這一條，就足夠讓一大批人背過臉去。
會場熙熙攘攘，生面孔居多。所幸我一下就在打扮得最漂亮的人里發現了南
寧——《人民文學》最干練最活躍的編輯。她上天入地無所不能，卻不肯屈尊謀
個小官兒。
怎么回事？4.26？我一上來就問她。我們之間用不著廢話。

—58—
誰他媽這么混蛋，把鄧老爺子推出來。她憤憤地說，本應續在后邊的那句
這下栽慘了沒有出口。她是抱著對鄧小平及他的改革全部的愛與惋惜這么說
的。我想起 1984 年，那年秋天我正在福建出差，十.一到了，賓館的客人已全
部走光，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休息廳看天安門廣場實況轉播。當北大的教師突
然在游行隊伍中扯出一條自制的小平你好的橫幅時，我幾乎從椅子上蹦起來，
充分分享了具有清醒判斷力而無任何功利式私念的知識分子歡快爽朗的情感表
達。
贏得這條橫幅不容易，小平先生。這是那些讀書人自己制作的，沒有任何官
方指令。當你的地位越來越高，高到在中國戰史上，與武昌起義、南昌起義、廣
州暴動等等相比，并不具特別地位的百色起義不但被拍、還進而被說成是怎么好
得不得了的影片時，再也不會有一個有著獨立的人格與高傲的心的知識分子為你
扯出一幅自制的橫幅了。前者不過塊把錢，后者大概耗資數十萬，你掂了嗎，哪
個重？
賓客漸漸到齊了。作家們來了不少，都是亮亮的朋友。他們大都有著顯赫的
名聲與之相配的地位，足夠把外省的文聯小干部嚇個半死。我沒往他們那兒湊。
他們太正規，太如星座般高低分明，是我這種游蕩散神絕對受不了的。我瞄住一
個空位，恰在我喜歡的美學家李澤厚先生身邊。他也愿意與我為鄰，我們開始喝
茶吃杏仁。他沒怎么講話，但我能體會出他隱隱的不安與不耐煩。
后來，在靜靜的監房里，我常常想起這一幕，我們怎么把茶送到唇邊，怎么
默無一語地用眼睛掃向全場。我不禁想，如果我當時不那么挑剔，而是憨憨地扦
進作家一群，就不會有后來的閻明復部長徑直來到桌旁的談話，也不會有由他聯
系的與胡啟立的見面，就不會有十二名作家學者的《緊急呼吁》及聯袂走上天安
門廣場，也就不會有這鐵柵與牢門了。選擇與誰一起吃杏仁，這是多么偶然； 但
我的更喜愛學者而不大喜愛作家，以及我只說我想說的話、做我想做的事，卻是
必然的。我的坐牢，并不取決于我說了什么與做了什么，它只取決于今天中國當
權者所握著的坐牢標準。所以，也就沒什么好遺憾的了。
那天的那個有東西吃的茶會，即所謂高茶（high tea）會，由副局長亮亮主
持，到場的大人物一共兩位：閻明復與李鐵映。閻的出場顯然是對部下的創造力
及活動能力的一種贊賞與支持； 李可能純粹出于與陶斯亮的私交，當然也可能
因為他本人的父親曾是在位最久的統戰部長。
陶副局長站在麥克風前。她從小就是個細致溫存的女孩，雖然對文學有著超
乎尋常的愛好乃至憧憬，但我不認為這就是能作漂亮講演的充分必要條件。然而
她并非脫口而出的話還是讓我們大吃一驚。她幾乎一上來就說：二十七日平平

—59—
安安過去了，孩子們——我們的青年學生太可愛了，我們黨也經受了一次民主的
考驗。大家先是怔了一下，接著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我沒有踮起腳來看看北京
市和海淀區的干部們，但李澤厚鼓了，同桌的科技日報孫長江鼓了，作家們還有
站著與坐著的記者們也鼓了。這些人都十分了得，他們接受別人的掌聲不少，但
要他們真心為一位官員鼓掌，這確是我幾年來經歷的第一次。亮亮，干得漂亮，
你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對政府的期待，你知道什么才能真正打動他們，贏得他們。
接下來是幾個大腕兒唱歌。他們當然唱得很好，也令人感動地開宗明義地
宣稱這是獻給學生們的。但我們似乎不是那種大白天聽歌之輩，于是一個個溜了
出去。后來南寧告訴我，這也是貌似敦厚的亮亮的詭計之一: 她何嘗不知道我們
無閑心聽歌，但她掐指一算，這 high tea 要從 3：00 開到 6：00，時間是極具
危險地長了一點，她很担心哪位名人一高興或一不高興，跑到麥克風前說幾句讓
人難堪的話，于是在早上 9：00 就把南寧從被窩里提溜出來，令她火速找幾名
歌星把可能出問題的時間填滿。
我溜到酒店寬敞華麗的走廊，立刻被中新社的耿軍咬住。還好他使的是快刀，
幾分鐘后我就從他的利爪下脫開了。就在這時，我見到邁著方步慢悠悠地蕩過來
的包遵信。
包遵信是最激烈的傳統文化的反對者。他曾單槍匹馬鏖戰臺灣數名國學大
家，且戰績不錯。他開創《讀書》、開創《走向未來》叢書，又一一被人一腳踢
出。好在他不戀舊棧，轉眼間，又以他不足 50 公斤的體重，開創令人瞠目結舌
的別的去了。他歷來是我最推崇也最常遭我打趣的對象。他在我面前只有三個字:
沒脾氣。我一見他便說：
小老包，咱們得給黨中央來一份致敬電，27 號沒動手在中國歷史上非同小
可。
他很同意，立刻掏出紙筆，我們倆坐下來開始想開頭。
我當時的想法是，乘著今天這個勁頭和這個陣容，那致敬電一定足夠壯觀。
我不打算避嫌，比如我是共產黨的孩子或者文稿是在統戰部高茶會上起草的等
等，只要對局面有好處。我堅信懷有偏見的謠傳抵御不住真知灼見與真情實感。
不幸的是此時陳鼓應先生又踱了過來。他是臺灣的教授，我的鄰居，還是病號，
我們不得不放下電文，向他噓寒問暖。
于是，這份電文沒有出籠，又是一個偶然。

—60—
夏末，包遵信以最激烈的反政府面目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并且進了監獄。
有誰知道他在四月二十九日那個亂哄哄的下午曾打算真心幫助政府、贊揚政府的
開明呢？
就在這些偷偷溜會的人還沒有說到酣處的當兒，工作人員跑過來了：
快，快回去，要向大家介紹你們了。
當我們像鴨子一樣被趕回原位的時候，麥克風前的陶副局長已經有點不耐
了。
她先介紹李鐵映與閻明復，她用在他們二人名字前邊的頭銜是高級工程師和
高級翻譯，大家又報以掌聲。她很知道大家的脾性：我們能扳著指頭把政治局委
員的名頭數齊已經很不容易了。我們可能會攙著一名瞎了眼的乞丐過街，卻未必
肯在省委書記進門的時候站起來問好。
接著她又把幾名有頭有臉的官員點出來給我們看，不過我都沒記住。然后轉
向知識分子們。文壇星\簡{斗}好象最先被她提溜起來幾位，著名這著名那的，我
沒大注意。然后轉向我們這張桌。
李澤厚被她點了起來，形容為著名的美學家，看上去就像個小伙子。55
歲的李先生只好頻頻點頭致謝。下邊輪到了我。可憐的亮亮，她竭力想把氣氛弄
得輕松活潑，但她本質上是個謙和柔情的人而不是講俏皮話的好手，我想大家只
因為理解她、支持她才一陣遞一陣地笑笑的。
她除了將著名二字也慷慨地贈給我之外，又加了這么一句：她在文壇被認
為領導服裝新潮流，你們能想象得出她是一個那么厲害的鐵嘴鋼牙的女記者
嗎？我連李先生般地點頭致謝都不可能了，我甚至不知道這究竟是恭維還是挖
苦。
那天我穿了一條極普通的黑窄裙，白底黑點子的上衣是用那種哪家百貨公司
都推得滿滿的料子縫制的。我不否認我對穿衣服比較在意，但這種在意是防衛式
的。我絕不愿在衣飾上引人注意，因為一旦這種局面出現，只能說明我穿冒了，
冒傻氣了。再者，我絕不會為買一條裙子而吃一個月咸菜； 我更不具照料自己
衣飾的精力。我也曾想過請一位服裝顧問，但幾試之后發覺，選衣服正如選戀人
一樣，是一種只能由自己品味而絕對無法對人道的感受，任何外人在這種地方插
杠子都只是幫倒忙。我的觀念背晦到如此地步，已根本與潮流無緣，哪里談得上
領導？至于鐵嘴鋼牙，更是亮亮隨便檢個詞往我頭上扔。我的口才并不好，我的

—61—
工作主要靠賣力氣，靠當別人看電視、逗孩子、追趕服裝新潮流的時候打著磕睡
啃書本。
一一介紹過之后，亮亮還嫌不夠成色，開始讓兩位大人物演節目。
高級翻譯先唱了一首《卡秋莎》，又唱了一曲比較現代的，可能流行于六十
年代末的蘇聯歌。他唱得不錯。他能在這種場合將嗓子放松到那種程度是很不容
易的。如果他沒有經過訓練，只能說明他是一個自制力很強的人。
接著輪到高級工程師。他聲稱不會唱，但可以指揮，因為他是運動員。李鐵
映留學期間在布拉格堅韌的長跑是很有名的，但就算我們認可了雙腿的移動能力
可以推演為雙臂的揮動能力，但再把它推至對音樂的理解與把握，未免太牽強了
一點。好在他決定指揮的是一支名叫《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而不是
德彪西的《海》，這確實只要運動員的肌肉就行了。
全場大約有五分之四的人跟著他的手臂揮動或大聲或中、小聲唱，我沒有唱。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陶斯亮導演的一出雙簧。但即使是，我也完全理解。她是伴著
這首歌長大的，而且直到今天她可能依舊真誠地認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就算她對這一見解稍稍打點折扣，她也一定切望在共產黨治下將會有一個更新更
好的中國，否則她就不會去當中共中央的統戰干部。
我當然也認為沒有共產黨就不會有今天這個樣子的中國； 但它有沒有領導
中國走向光明、有沒有實行民主好處多，不是寫在歌里并且由數億條嗓子一天
唱三遍就定得了案的。當然別人愛唱是別人的事，我的耳朵不能象眼睛一樣閉起
來； 正如已經被寫進《憲法》共產黨領導，我雖然覺得這種做法在人類憲法
史上尚屬罕見，但也只有認可一樣。
唱完歌，雞尾酒會式的談天開始。閻明復簡直是徑直朝我們坐的桌子走來。
我想他是沖著李澤厚來的，因為李先生的《美的歷程》，他的三大部中國思想史
和近期的研究，一直為國內外所矚目。但這些顯然都不是在這種場合下好抖出來
隨便談談的題目； 李先生更不是一個愛把自己的腸子肚子亮給人看的人。他就
從來沒跟我談過一句美學方面的話。但局面不能干著，只好由我這個剛被冊封的
鐵嘴鋼牙的來打園場了。
如果走過來的是一位八、九十歲，但由于全國人民的愛戴，仍身居高位的
老人，我一定也會象報上常描述的那樣，伴著最無邪的笑容，用雙手握著他溫
暖的大手，代表大家問某老好，祝某老健康長壽，說幾句一定堅決跟黨走，
學習雷鋒好榜樣之類與他的智力水準及應對能力相適應的話。但走過來的是閻

—62—
寶航之子閻明復，博學而干練，又處在他的智慧最發達與成熟的年齡，我就不打
算客氣了。
閻部長，我們可都是共產黨啊！共產黨員成了中共統戰部的工作對象，究
竟什么發生了變化，你們還是我們？
這時周圍已經圍了好幾層人，有人叫道，好厲害的記者！閻明復則轉攻為
守：你說呢？
我不想在這個貌似促狹的問題上和他較量，因為我知道，我們雙方都明白，
這本是一個眼色就能溝通，但也足夠寫一部專著來論述的問題。我發起第二攻擊
波：
四月二十七日的處置，統戰部作了不少工作吧？究竟誰在哪個節骨眼上起
了關鍵作用？
這回他不笑了。他的面容非常嚴肅，眼睛里似乎還含著一絲憂愁：大家都
作了工作。大家。
不知道周圍的人有沒有像我一樣感到這其中的艱苦與沉重，說不定還潛伏著
只有親歷者才知道的深深的不安。但我感到了，這使我絕沒有心境再去為難他。
還好這時有一位社科院新聞所的女研究人員擠上前：
閻部長，我們新聞界也要和中央對話。
真是傻透了。我不好責備她，但我自己決不在這一水準上行事。學生們什么
都提不出，只一味要求對話，已被證明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首先，對話，外加
直播，是解決不了任何實質性問題的。第一，古今中外沒有哪一個要害決定不是
在私下作出的； 第二，如果對話的雙方都很精彩也罷了，我們站在旁邊看的人
起碼還有一種觀劇般的享受。但從電視上看官員學生那種對法，我連氣都懶得生
了，只剩下心里的一份傷感，為他們雙方，也為同為中國人的自己。
新聞界對話能對出什么來？新聞改革是一件多么艱巨、復雜、敏感、細致的
活兒，能靠對話解決嗎？特別當你追求的不是某種渲泄式的快樂，比方說把對方
逼得抓耳撓腮，甚至讓他出乖露丑，而是實質性的進展，哪怕只前進扎實的、再
也退不回來的一毫米，你就更不能對，尤其不能對贏。你唯一的選擇是裝孫子，
并且讓爺爺高高興興打開他的錢袋。
但閻明復的反應非常干脆：

—63—
好，可以。你們要見誰？
大家七嘴八舌點出了當時中國意識形態四巨頭：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書記處
書記芮杏文、中宣部長王忍之、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這四位中的三位，如
今也已從中國的報刊上消失了，而我們當時還總嫌他們不夠開明，嫌他們壓制了
我們的創作力。我們曾經批評學生太急躁，不諳政情，我們自己又比他們好多少？
閻部長說：好，我立刻聯系。你們這邊也提個名單。他說著用手一指，把
我與陳女士劃了進去。
在他走向別的桌子以后，陳立刻找我商量。應該說，這事我本不愿介入。因
為我不但對新聞界人頭不熟，對新聞業務與新聞理論也很陌生。只因為在中國當
個記者實在太容易了，容易得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也就那么胡亂充了個小數。
但此時我不忍掃她的興。同時，我也覺得，如果那時真的存在新聞界與中央協調
的這種必要性的話——我認為無此必要，新聞是黨的工具，這早已說得明明白白，
斧頭能向手要求什么嗎——而且中央也真的想向新聞從業人員了解點什么的話，
首當其沖的就是《世界經濟導報》。我于是向她建議請《導報》的張偉國一道商
量。
有一篇大約在九月中發出的、署名忻華實的文章煞有介事地講到我怎么與
張通電話密謀，又怎么和他一起在這次會上串聯征集簽名。我在獄中讀到該文時
真是啼笑皆非。我估摸這忻華實恐怕是新華社上海分社一類吧。當然，考慮到
新華社在世界上的名聲，對我這點小小的編造倒也算不了什么。不過既然我現在
還活著，又在寫這篇文章，也就順手把它澄清一下。
那天茶會，張偉國作為在北京最活躍的記者之一，當然到場了。我看見他在
人群里走來走去，好象在散發什么——后來知道是在發他們 329 期，也就是最
后一期的復印件——我一直沒機會與他講話，直到陪著陳女士把他抓到了。
抓住他之后我向他講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給老板拍了一封電報。可見自四
月二十六日之后我們還沒有講過話，包括通電話。因為如果要講，以我的脾氣，
這件最有意思的事那時一定就講過了。
看見了，他笑著說，這是編輯部收到的第一封，大家都覺得真好玩。說
畢，我和陳告訴他閻部長答應聯絡新聞界與中央對話事，我們三人開始擬名單。
我因為對新聞界不熟，當時只提了一個我認為選人時應遵奉的原則，即部
主任以下在第一線從事新聞業務工作的人。這條后來也被署名鄺言的文章批了
一通，好象我在有意打擊受到黨信任與重用的骨干。鄺言這種狠挖深究實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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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一點，當然如果考慮到他那篇重頭長文實在沒什么東西好說，倒也還可以
諒解。我提的這原則其實簡單到不能再簡單: 部主任以上的總編、副總編有多少
機會見這四巨頭? 有話不早就說了，何必非使用這次？
當陳女士在中間為了什么事情跑開一會兒的時候，張偉國告訴了我嚴家其起
草的對上海市委抗議一事，并請我也聯署。他沒有把那份抗議的原文給我看，我
至今也沒有讀過這份文件，也不知當時都有誰簽了名。
我在前面說過，張偉國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對他的請求，我一般都不拒絕，
但我認為他此時之舉實屬當事者迷。這抗議是無論如何不該做的。我這樣認為
不是因為這是一件對極了的好事，上海市委在處理這件事上當然有不妥之處，甚
至可以上升到越權違憲； 但中共各級可挑的毛病多了，都抗議？嚴家其怎么想
不到，從策略角度看，此刻這么做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把事情做死，用工程語
言形容，就叫卡在盲點上，不憑籍外力再也轉不起來； 從道義上考慮，即便沒
有這抗議，真理與正義在哪方，世人自有公論，更無須多言。當前，最重要的是
保住這張報紙，哪怕再吃些委屈，哪怕眼睛一閉出它幾期廢話，只要班子在，刊
號在，就值得。
這是我近年來第一次拒絕他，他沒有講話。不過以后事實發展證明，我的不
抗議主張同屬白搭。因為如果要消滅這張報紙的決心已下，而且這消滅之意并
非來自這張報紙本身和它所踞的層次，再忍讓后退也不會使對方手軟了。
這時大廳里的人差不多都已經走散，連桌上的殘食都已經收拾干凈了。我告
訴張偉國此事與陳女士直接聯系，我就不管了，然后我們一同下樓朝外走去。
在飯店門外的車道上，門衛突然向我大聲喝叫。我回頭一看，一部漂亮的黑
色轎車正從我身后駛來。我向右邊跨出一步，那轎車卻在我身邊停了下來。車門
開了，閻明復先生跨出。他與我握手道別，很誠懇地說：以后常到我們這里來。
態度如此謙和的高干真是不多見。我點點頭。我想，一定是我的單刀直入給他留
下了印象。
那年十月份以后，最后在黃鎮的葬禮上露了一面，他的名字從此從報紙上消
失了。
1989 年春夏之交，他是最勇敢、最熱忱、最不計一己之私利、最不念官場
的沉浮，以最坦誠與積極的態度一心為黨為國效命的高級干部。共產黨居然連他
都容不下，真是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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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月十三日 與前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的見面
從四月底到五月上旬，北京的學術界很平靜。研究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學
者們顯得很疲倦。不能說他們對半個月來發生的事已經興趣全無，只能說他們很
矛盾：他們愛學生，也覺得社會不改造不行，但他們對紛亂懷著一種本能的反感。
他們是作學問的人，而作學問需要環境安定、空氣自由，飯桌上有幾樣菜倒還在
其次。
1942 年以來，隨著紅色中國在地盤上的一步步擴展，她的子民在精神上可
以舒展舒展的地域已越來越逼仄。這局面在幾經反抗與鎮壓之后，終于在槍彈與
鐐銬的護持下固定下來：對不起，你既然已經享受了說不完的共產黨的恩情，
你就得接受這只可以有一種哲學、一個主義、一套思想體系的局面。對此，學子
們先是震驚，繼而是厭惡與恐懼，最后終于麻木了。當然，在整個大社會中他們
有自己小小的一席，他們當中也有一些出類拔萃者如費孝通、林巧稚輩出來裝點
門面，但總的說來，他們的勞動價值從未被看重過，他們從未有過酣暢淋漓的工
作，沒有過精神的巨大喜悅； 用已故歷史學家黎澍的話說，還想有什么成就？
還想得到鼓勵嘉獎？不批判你已經求之不得了。
如果說念過《詩經》《小雅》的毛澤東，因為沾了點舊文人積習，還有幾個
研究歷史或哲學的朋友——其實也只是他捏在手里玩的朋友——他的繼任連這
點風雅都懶得附庸了: 1986 年趙紫陽在北戴河海濱招待十數對有突出成就的知
識分子夫婦，頗顯出一點人情味。其中造機器者有之，種花生者有之，獨獨一名
研究社會科學的都沒有。
直到 1978 年，只有十幾個人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依舊門可羅
雀。無論是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還是《十四條》、《六十條》、《八十
條》，外加學大寨、學林縣等等這些把中國沒完沒了地翻了好幾個個兒的最要緊
的農業政策，跟農業經濟學者們竟沒有絲毫的關系。
不能說干社科的在中國的日子就那么難，你完全可以數十年什么都不干，月
月干拿那百十塊錢； 想要發達也不是一點路子都沒有: 為已經出臺的政策作注
腳，為大人物已出口的外行話補臺幫腔，這都需要有點小本事、小聰明。要是你
以此為恥而加以拒絕，那就只好忍受終生的冷落了。
這情形自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了令人瞠目的改變。一批老學者從冬
眠中醒轉，捧出他們藏在柜櫥頂上經年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一批年輕學
者殺出來了。在中國，什么事都講究大幫轟，50 年代的青年熱衷工業，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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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熱衷尖端科技，70 年代的熱衷念洋文出國撈外快這些，在他們眼里都
是小打小鬧。他們從充滿了玫瑰幻想的上層掉到底層，親身經歷了一種制度、一
種政策、一種獨特的統治可能對人的精神與肉體的全部戕害。當他們再度踏上金
碧輝煌的殿堂的時候，把自己敏銳的目光——它們還不曾象他們的父輩的一樣因
沒完沒了的頂禮膜拜而失去光彩——投向政、經、文、史、哲，他們不想零敲碎
打，他們要徹底變革這個國家。
但這與動亂完全兩回事。他們甚至對著名詩人、前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在四
十年代末的過問政局持否定態度。因為在他們看來，特務誰都可以譴責，而一位
優秀的詩人、文史學家就這樣永遠失去了。他們嘆惋一批又一批有功力的學人卷
進救亡而放下了治學，痛感人類璀燦的文明在中國這塊廣袤的土地上不過象
東丟一塊、西丟一塊的碎磚頭，他們立志從打地基做起，。他們的計劃宏偉又切
實，與之相比，不過三十多歲的年紀，已經覺得余生短促。要干的事太多了，種
種莫名其妙的禁令固然讓他們火冒三丈，但可干的事是如此誘人，他們把時間看
得比生命還要寶貴。就連最激進、最率直的嚴家其，為了能在精力最旺盛的年齡
寫出三本他已經打了腹稿的書，不但視一切社交活動為年華摧殘，還苦苦地辭去
他一手創建，且受到真正擁戴的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的職務。他們會熱衷顛覆、動
亂？
但他們有話還是不能憋住不說。五月初，李洪林起草了一篇為紀念五.四
運動七十周年的《倡議》，苦口婆心建議中共對前一段學生運動作出正確評價以
理順民心。我帶著這份《倡議》到一大批中外學者的聚集地——臥佛寺，他們正
在那里開一個國際學術交流會。我把那《倡議》拿給兩、三個人看，他們的反映
竟是冷淡又疲倦。
這時候說這些還有什么用？研究比較文學的北大教授樂黛云說。記得 1981
年，北大的學生競選海淀區人民代表的時候，即將赴美研習的樂先生就親口對我
說過，要是對學生動手，我們是要說話的。但此刻她已頹憊至此。可是不過半
個月后，我看到一張發在報上還是刊物上的照片，她和幾名長者站在天安門廣場，
頭頂上的橫幅是：與同學共存亡。
我在這里可以比較肯定地說，那時，正宗學者中，沒有人成立組織，沒有人
想過要過深地介入學生的行動，即使在五月八日深夜，當北大的學生列隊到教工
宿舍區，懇請恩師對他們予以聲援的時候，學者教授們依舊沉默著。當然，到
了后來，五月底、六月初，有一部分人，恰如誠樸率直的樂黛云教授一樣，被感
動了、被激怒了，參加了一些活動，說了一些所謂過頭話——若使用人類共同認
可的標準，只屬于最自然的正義與同情的流露——但硬把他們說成是煽動、策劃、
組織動亂，包括燒汽車和用碎磚塊打士兵的暴亂的罪首，真是不知處于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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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心。這種硬指，在中國歷史上雖然不乏先例，但也只有趙高等有數的幾個丑類
才干得出來。不錯，學者教授們都有著作； 近年來，因為黨允許了，他們還得
以很克制、很委婉地在自己的著作里表述了一些屬于他們個人的見解，這就是暴
亂？這就是顛覆？這就是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讓中國人民重新淪為
帝國主義的奴仆？你曠巖、忻華實有本事文字上見嘛！把論戰的一方封住嘴巴、
趕出國、關進監獄，自己再化了名大寫特寫，這算什么好漢？！這還有什么公理？
但我也得承認，對于陳子明、王軍濤、李盛平等人那時在做什么，我吃不準。
他們是和魏京生、任畹丁同時辦刊物的一批青年，當時不知出于什么考慮，對他
們沒有追究。接下來的十年他們沒白活，每個人都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雖
然就個人素質而言，他們在學界尚不能得到交口一致的贊許，但也沒有人能否定
他們的能力與成果。他們創辦了不少有聲有色的機構，署名或掛名的作品也不少，
但從骨子里講，他們不是學者而是社會活動家、政治鼓動家。這要在別處也許也
算不了什么，但十年來中國的保安機構從來沒放過他們。無論他們在哪里開什么
會組織什么活動，都有警察朋友自費在旁邊租間屋子作陪。
所以，在這種心態下，當我得知五月四日學生們要大游行而記者們決定集
體旁觀、集體采訪時，我著實吃了一驚。
與學者們比，這已經又是一個領域。在春夏之交，無論就聯系面之廣還是
涉入之深，記者們比學者們不知要多出多少倍。這本來也最自然不過。有了熱鬧
而不往那兒跑，怎么稱得上好記者？但這回當局似乎是輕輕地饒過了他們，只在
僅僅屬于他們的領域，比如新聞導向問題——順便說一句，這本身就是個荒誕不
經的概念，既可導向，還稱得上新聞嗎——適可而止地點了點，堅持資產階級
自由化，外加顛覆推翻等，都沒找他們的麻煩； 待到重點打擊的時候，對
新聞界也輕得多。理由么，可能恰如在延安時對《輕騎隊》與《野百合花》予以
的分別對待同。康生的門徒們倒是奉祖訓唯謹，但也太不具創造力了一點。這
總讓人打不起精神。
無庸諱言，記者們的集體采訪給了學生與市民極大的鼓舞。
中國人從沒把黨的喉舌看作是他們的良心、他們的代言人。笨一點的覺得這
幫小子們謀上了美差，上竄下跳惹不起； 聰明的人則比較寬容地認為記者們一
個個分別看倒還可愛，不象他們加在一起那么令人厭憎。發表他們的文章的報紙
不代表民意只代表各級官方的意見，甚至代表說變就變的政策傾向，這是誰都知
道的。唯其如此，現在他們也走上街頭，走到人民中間來，怎么不使青年們和
普通百姓歡欣鼓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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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這暫時協同一致的行動之下，記者們希望達到的目標也不盡一致。
他們對中國現階段情況的了解，無論就深度還是廣度而言，都無人可企及； 他
們所設想的興利除弊的方案，比起學者們的原理性敘述，也實際得多。他們也都
知道新聞不改不行，但路子怎么走?不但各執一辭，從對原則的理解上就有很大
差異。
我體會，以《中國青年報》為代表的革命熱情高漲的一批，所懷的主要是不
受信任、不被重用的痛苦； 而另一批冷峻些、閱讀面也廣一些的記者，則更傾
心于全世界都認可的標準：新聞的獨立與客觀。
那天的游行有人打電話通知我，但我沒去。應該說不是對自己的同行的藐視，
也不是對這件事有多么目光如炬的反感，更沒想到悠著點勁給自己留條后路。恐
怕又是一個巧合，一個技術問題: 我家離市中心太遠了。我的新聞界的朋友對我
的消極很失望，他們調侃我：隊伍里有條橫幅你看見了么？我問是什么，他們
說: 戴一晴，你在哪里？
這次集體旁觀、集體采訪產生了一個很具體的結果，即記者們也要求與
中央對話，并立即有 1031 名首都各報記者在請愿書上簽了名，我的名字也被朋
友們代簽進去了。
五月十二日，統戰部一名工作人員打電話到我家，通知我四月二十九日閻部
長所應允的事已兌現，第二天新聞界人士即與胡啟立見面，地點是統戰部會議室。
我忙問他知不知道千名記者請愿事，他說知道。我說若只見一次應以他們為準，
因為他們代表的面更寬。他說這事和他的工作無關。我因特別不愿被人指斥為侵
吞他人斗爭成果，哪怕僅僅出于誤會，一再表示請他再與 1031 人的代表聯系一
下。那名工作人員已經很不耐煩了:
告訴你，完全是兩碼事。明天的會屬我們部的工作范圍，好不容易才安排
上的，已經定下了，你一定要來。我還沒有想出應對的話，他那邊已經掛斷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點踏進統戰部會議室的門，沒想到竟是被大家等候著的最
后一名。胡啟立、閻明復、陶斯亮都已在座； 除我們六名被邀的新聞界——更
確切地說應是新聞理論界——人士而外，記協的兩名頭頭也到場了。
我一進門，胡啟立先生不但站起身、還走出座位、繞過桌子上前與我握手，
并且說了一句所有的女性都愛聽的話：喲，這么年輕，嚇了我一跳。他是北大
物理系的畢業生，知道怎么尊重人。這與我的同行孟曉云到王震副主席家請他審
聽一篇她寫的關于他的文章的情景完全相反。據傳，那天孟曉云坐在一邊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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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靠在躺椅上閉著眼睛聽。文章讀完了，老人家一動不動，良久，突然嚷了
一句：我 X 他祖宗！孟曉云不知哪里出了毛病，正不知怎么才好，秘書在一
邊提醒她：這就是說很好，通過了，你快走吧！
在那天的見面會上，他們五人都作了很好的發言。我因為對新聞理論不大通，
一直沒有插嘴。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社科院新聞研究所年輕的所長孫旭培談到
的新聞立法問題。他從這部法的動議、搭班子、換馬、數易其稿一直談到迫在眉
睫的送交人大審議。他認為這里邊埋藏了很多問題，墾請提交前將草案公諸于世，
給新聞工作者一個發表意見的機會。我當時覺得這真是新聞界的頭等大事。
胡啟立頻頻點頭，當場答應一定認真研究、慎重對待。但我覺得，這番話對
他說來并不新鮮，這一部重要的大法的份量，他心里很清楚。我甚至有一種感覺：
我們講的這些，他早已了然于胸: 他們并不是渾渾噩噩之輩，不象毛澤東垂暮之
年那樣，只憑幾名親隨在耳邊嘰嘰咕咕。他們的低效率，他們時時表現出的蹣跚
遲回，定有自己的難言之隱。
輪到我發言的時候，已經快到中飯時間了。我先匆匆將昨天深夜張偉國給我
打電話要我在今天的會上轉達的《導報》編輯部的意見如實報告，一共四條，具
體內容現在已不能確切，總之很強硬。接著談了我對這一問題的見解。我力主淡
化處理：欽本立不必檢查但也不必復職； 工作組撤走，保留第三審的顧問權甚
至暫時的三審權； 編輯部恢復正常工作。
接著我開始談我們魂牽夢系的民辦報紙——我自己并不打算辦，我受不起那
份苦。但我知道很多人想辦，也一定能辦得非常出色，我只想替他們撰稿并當讀
者——我從來沒提過新聞自由，不是不愛它，只是此生對此已不抱奢望，恰如我
不期求登月，不期求覲見教皇一樣。不過有著發育正常的大腦的人只作工具與喉
舌，總不那么對勁； 況且我們也覺得，以一個人的思索與判斷來代替億萬人的，
這人如果不是上帝，難免出點岔子； 而出了岔子，最后倒霉的，又總是那被剝
奪了思索權利的人。
但這番道理沒人要聽，如今能打動中共高層的，只有孔方兄。他們是那么堅
定忠貞的馬列主義者，面對腐朽反動的資本主義，只有孔方兄才能使他們的眼珠
略轉一轉； 如果這話說得太不具學術氣息，也可以改為：槍子兒什么都對付得
了，唯獨在通貨膨脹面前無能為力。
我那天提出，如今政府將所有的報紙雜志全包下來，財金負担過重了。我提
出能否按報紙的重要性從財政上分為三種管理辦法。第一級，黨報，如《人民日
報》，各省黨的機關報。對這級報紙，政府財政全包，包括人員工薪、住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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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發行、生活娛樂設施等等，他們則完全起傳達黨的指令的喉舌作用，各級干
部也完全由黨的組織部門直接任命； 第二級為比較重要的專業性報紙，如工、
青、婦的機關報，經濟日報、科技日報、光明日報等，對他們，國家只負担員工
的基本工資，剩下的一切就得靠自己掙了。為此，在版面上，也必須給他們一點
自由度，允許他們發表一些使讀者愿意掏腰包訂閱的文章； 對這樣的報紙，主
要干部上邊任命，但應充分考慮本單位職工的意見，因為經營好壞直接關系到大
家的飯碗問題。第三級為零雜小報，對他們，我建議政府原則上不要管，由他們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干部任免也由自己的董事會決定，但要嚴格接受新聞出版
法及各種法律法令的約束。
這意見，我估計胡啟立也早有所聞，但他很耐心地聽，并且親自做筆記，不
過沒有象對孫旭培的意見那樣當場表態。我估計我的發言還是有特色的，其特色
就在于我使勁強調我本人其實頂不在行的錢。在獄中，想到這節，我自己都不禁
笑起來：真笨呀——說這番廢話！今天的現實證明，我耍這套小心思無疑于與虎
謀皮。輿論是中共的命。想毛澤東晚年，百姓窮成那樣，他們花大錢到世界上去
買頌揚話。國家這么大，不必說火車票飛機票一次提它個百分之八十，僅將衛生
紙的標價翻上兩番，養多少喉舌都夠了。
我談的第二個問題是新聞報道的社會舒泄作用。我絕不談輿論監督，恰如我
不談新聞自由一樣。我知道中共寧肯要一萬只麻煩死了的舉報箱也不肯容納一塊
經調查核實后刊出的要害舉報版面。原因是明擺著的，能看到舉報信的有幾個
人？想要拋出什么人與瞞住什么是很便當的。
我只談舒泄。泄掉總是一件好事，將具有破壞力的閘崩變為涓流，對誰都不
構成威脅。我扳著指頭為他算如果自四月十五日起新聞報道的社會舒泄功能得以
正常發揮，局面可能會出現的變化話還沒有說完，會議室屏風的另一側已響
起盤盞的叮咚響。
吃飯時，我被按照西方的 boy-girl-boy 的習慣，安排坐在胡啟立右側——
這又是一個偶然，因為如果不這樣坐，我的發言就算結束了。但既然這樣坐了，
我又來了情緒，得以將我的舒泄論發展到實際操作的地步。于是才有了他的首
肯、有了作家學者座談會、有了天安門廣場斡旋
當時在飯桌上，我對他說，我本人自四月十五日以來，接受過不下十次外電
外報采訪； 為什么我們自己的報紙不能發表自己的學者與文化人的意見呢？這
意見與官方口徑可能不盡一致，但完全可以通過版面處置使讀者了然，比如說放
在二版或者三版，用小號字，加具有傾向性的編者按語，甚至還可以剪緝——這
樣做當然很缺德，我本人就常因被剪緝而氣得房顫加室顫； 但站在政府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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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總是可用的一招。他說他也認為沒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在最近的一次會上就
說過，中央的精神擺在那兒，版面完全由各報主編自行處理。我問：真的？真是
這樣？他說這還有假，前幾天開會我剛剛說過。
其他行業的人聽到我們這幾句對話一定覺得很奇怪，主編管版面還有這么多
麻煩？恰如后來在五月十七日那天，當《光明日報》的職工游行經過設立在宣武
門外中宣部大樓時，呼的口號竟是令路人莫名其妙的，不要打電話！不要打電
話！！——中宣部動輒打電話到《光明日報》總編室干預版面已是家常便飯。
當時，我覺得只領受這一原則性答復是不夠的，于是緊追不舍：
我們報紙常用請學者們來開座談會，會后發紀要的辦法向讀者介紹他們的
見解，這次能不能用這個辦法？
那是你們自己的事。他說。
這么說你不反對？我追著問。
我已經說過版面的事由報社自己定。
談到這里，我已經很激動，激動得連令統戰部驕傲的担担面（也許是酸辣湯）
都沒有細細品嘗。我作為他們的客人，曾在那里用過幾餐，都是這種簡單、清爽
的飯菜。在中共大張旗鼓地反腐敗、反吃喝之前就已是如此。我不知道他們是如
何招待班禪的，但那次他們確實是這樣招待的胡啟立。我想，恐怕除了吃，尚不
知世界上還有更美與更重要的事情的人，才那么大饕。所以，與其限制盤子的數
目還不如在考評官員的知識水準上多下下工夫。
和閻明復一樣，胡啟立與我握別時，特別告訴我一個電話，他念了兩遍，讓
我用腦子記住。他囑我有什么想法直接找他聯系。這個電話我只用過一次，是轉
達馮友蘭、王瑤等十位北大名教授對政府的吁請的。
今天，胡啟立先生也從報面上消失了。這可真是！不但自由派知識分子不見
容于中國，連愿意與我們這類人交朋友的官員也不見容于官場。我不知道胡啟立
身邊是不是也擁著些垂釣拜塵之流、吮癰舔痔之輩，象那些做官做得很得意也很
老到的人那樣。我想他不會的。我們對他曾有過許多誤解。新聞界當時曾流傳，
有他主管意識形態，各報主編都好當了，因為他們已經用不著自己親自出馬壓制
那些一線記者的創造沖動，他們只須將啟立又左又僵的話原封搬出來就行了。
出于同樣的見解，北大的學生在春夏之交還以有他這樣的人作校友為恥，開除
了他的校籍。 我好象還聽過趙紫陽班子里的人對他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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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理解你呢，胡啟立? 我知道，以你的判斷力，為維持那危如累卵、但尚
存一線生機的改革，你不知退了多少步，忍受了多少屈辱與煎熬，僅守著一點為
人的獨立與正直——但，就這，也不行。不知胡先生有沒有讀過梁任公悼念六君
子之一康廣仁的明于大意，達于生死，臨大節義而不茍那段話。如果他今天
讀了，一定會覺得輕松些。
那天，統戰部好象有好幾撥子客人，車子分派不過來了，只好讓我與另外兩
名西返的客人同乘一部，我于是第一次見到絕食到六月三日的周舵。
這部車本應先送我回家，然后再載著他們辦事。但我的住處更偏西，就拉我
來到師范大學的一棟小樓前。他們進去了，我等在車里。就在這時，成隊的、頭
上扎著白布條的學生正從車邊走過，好象要到什么地方去集會。
絕食開始了。
我感到很沉重。我的心情與 4 月 27 日已完全不同。就在這時，一小批人從
小樓里走出來，其中一位我認識——王超華，王搖教授的幼女，社科院文學博士
候選人。我知道她一直沒有離開過這次學運的領導核心。這么說，這小撥人就是
行動的組織者了。
我問她:為什么?你們為什么要什么干!?
她沒有回答。我從她臉上也看不出其他青年那種激憤神情。我當時已經知道
周舵到這里來是找劉曉波，原來他們在策動這件事。我很生他的氣。他是四通的
人，萬潤南的助手，他應該懂得克制，懂得分寸，就算想介入群眾運動也該有點
韻律。可他居然和劉曉波攪在一起搞這種事!
在我的印象里，劉曉波雖然也讀了文學博士，這一二年也熱鬧得很，但他既
不具學者的深沉嚴謹，也不具政治家的冷峻機變； 說他更象個詩人吧，他對自
身情緒之外的東西有太熱衷。 或許可以算個慷慨悲歌之士，因為后來我從報上
知道，他是專門從國外跑回來推動民主運動的。但慷慨悲歌之士只是為世界添
色彩、為后人添感慨的。他們在原理上不是社會進步深刻的推動力。
我估計王超華不同意這次行動，但她勸不住他們。她勸不住，還是和他們一
道，艱難地扮演著激進的學生運動中保守的反對派的角色。 后來我又見過她兩
次，一次是在座談會上，這在下面就要說到； 一次是她到我家來找我。當然在
電視屏幕上還見過一次，剩下的就是那幅全國通緝的照片了。最后那次，她的喉
嚨全啞了，人又黑又瘦，焦黃的頭發緊貼在頭皮上——而過去，她曾是一個白白
胖胖、神情活潑的少婦呢! 6 月 4 日以后，她丟下 5 歲的兒子，不知藏匿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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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音訊全無。連差不多為她而死、最寶愛她的老父的葬禮都沒敢露面。 她堅
忍、謙和、能吃苦，極具耐性和犧牲精神。如果她早生 30 年，一定是一名職業
女革命家。她一直把我尊為老師，但我知道我各方面多不如她。不知政府在了
解了她的全部思想與言行之后，能否撤銷對她的通緝。
周舵走了，他基本上已被定為共和的敵人。劉曉波在獄中，居然在獄中還接
受新華社記者采訪! 這連慷慨悲歌之士都不是了：荊珂和高漸離可不向秦始皇打
飛眼； 秦武陽雖然嚇得尿了褲子，也沒有媚態。
(六)5 月 14 日 廣場斡旋
我回到家時，已近 4:00。那天是周末，在中國，在各個大大小小的機關，
任何公休日都被自動提前休。我怕找不到人，一進家門就撲向電話機。
我的部主任還在——評論部主任陶鎧。我告訴他與胡啟立見面的情況，我當
時的建議等等。他不反對!我說。
跟陶鎧用不著廢話。他沒有讀過大學，但他在新聞系統工作的時間太久了，
又是前任總編輯楊西光的秘書，還經歷過《光明日報》最輝煌的一頁——真理
標準討論的全過程。外加眼看著《光明日報》從 120 萬份掉到不足 70 萬份 2，
早已成就為一名報精。陶鎧的自學意識與自學能力都很強，他完全有能力當總
編輯，也不是不想當，但在昧著良心往上爬和順著自己的心意作點該作和可作的
事情這兩者之間，他還是選擇了后者。所以，就不失時機地發它一版有內容、叫
得響的座談紀要這一點上，他與我有共識。
我自認為陶鎧對我不但是理解的，也是相當支持的。《學者答問錄》一問世，
他就是責任編輯。他非常清楚一篇文章里哪些話上邊通得過，哪些話會惹麻煩。
他總是毅然刪去那些非刪不可的話，而發善心把一些擦邊文字留著，給它們一
絲生的希望，讓他們自己去闖總編室、主管副主編、主編這三道關。陶鎧幾乎沒
有命令或建議我去作過什么。在我層出不窮的主意面前，陶鎧只行使否決權，恰
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此我是很服的，因為他的判斷與事后的結果總是
非常接近。
我和他的關系很融洽，我以為我攤上了一個好頭兒。沒想到四個月后，他成
了署名鄺巖、撰長文欲置我于死地者之一，這使我很感到意外。我記得在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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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被允許與我丈夫見面時，那已是 1990 年 1 月底，我有那么多家話要說，
可直逼著他問的是：鄺巖是誰? 有沒有陶鎧?"
我之所以一下子想到他，不為別的，只為文中使用的大量材料，特別除我之
外別人不可能知道的材料，都來自陶鎧讓我寫的一份關于我本人從 1989 年 4 月
到 6 月的全部活動的匯報。
沒別的意思，他當時說，你一件件如實寫清楚，報社心里有個數，上面問
下來好說。我當時想都沒想，提起筆就寫了。我至今認為，他那時并未有意騙
我。但當他決意以批我而邀功的時候，也并未想到，我會這么快出獄； 當然也
沒有想到，這樣干，就算我被這篇洋洋大文釘死在牢里了(這情形在中共治下一
點都不新鮮)，他本人在良心與道德上的損失。
王德嘉拒絕回答：別問了，別問了，以后再說。 其實，他的不否定等于
就是認可了。這無疑對我的信念是一個打擊——真下得去手，哪怕面對著的是朝
夕相處的伙伴! 我想，解釋只有一個：不是我太低能，就是共產黨，特別是它那
打一拉一的政策太偉大了 3。
13 日下午，陶鎧不用我多解釋就全都明白了。他讓我在家里等著，待他請
示后會給我回電話。我體會所謂請示，起碼要通過編委會，鬧不好還會問到中
宣部直至胡啟立本人。中共辦報，編委會而非黨委是最高機構，這是延安的老規
矩了。它不受同級黨委領導，直接聽命于上一級黨委，如《人民日報》編委會即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光明日報》曾驕傲地宣稱它的編委會直屬書記處，
我懷疑頂多也就到中宣部。
兩小時后，陶鎧打電話來：可以，就定在明天下午 2：00，十人左右，著
名學者關于形勢的座談會，老方(即方恭溫，《光明日報》主管理論部和評論部
的副主編)主持，你先拉個名單出來。
名單已經有了。我忙說，開始一一給他報。我所選的都是當時在社會上聲
望最高、影響力最大、最為讀者特別是青年學生所熟悉與景仰的，包括：
社科院馬列所所長研究員 蘇紹智
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研究員 劉再復
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 李澤厚
社科院政治學所前所長、研究員 嚴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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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歷史學所副研究員 包遵信
福建省社科院院長、研究員 李洪林
法學家 于浩成
小老包學術職稱雖然不高，但主編過的《讀書》和《走向未來叢書》，影響
甚大，屆時還是中國文化書院的導師。老于還有許多頭銜，有不少頗有生氣的機
構還是他開創的。但自 1987 年以來，已經一個一個地被奪走了，奪不去的，只
剩下了他的學問。
還有一些同檔次的別的學者，因為當時沒聯系上，現在已不能確記。陶鎧說
可以，讓我以編輯部的名義正式邀請。
蘇紹智那天不在北京，到長沙講課去了，具體地址不詳。我于是請他的太太
幫助，一旦聯系上就作一個電話采訪。
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三位立刻就答應了。嚴家其有點猶豫，讓我容他考
慮一下。李澤厚不肯。除了他所說的身體不好(他身體確實不好，后來在廣場上
還到處找硝酸甘油)，和我所體會的他本來就不愿攪進這類事情之外，他很討厭
《光明日報》，他與這張報紙已多時不來往了。考慮到我們學者的陣容，我在電
話里苦勸了他有 10 分鐘，最后總算勉強應允了。為防他明天隨便找個小借口不
到會，我立刻給陶鎧打電話，讓他明天安排專車接李先生。他是這次邀請的客人
中唯一派車接的一位。
給劉再復打電話時，李陀和蘇煒恰在他家，劉還未表態，他們二人先興奮起
來：你小子真他媽太棒了!他們說。
讀者可以從中體味出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有多么可憐。我不過替他們爭取
了一個在一份報上及時發表自己見解的機會，只不過機會而已，能否發出還不一
定，發出的后果更難預料，就已經欣喜若狂。但他們二人不是學者，本不在邀請
之列，見他們如此看重這件事，我只好順勢邀了他們三人。
放下電話，我立刻撥陶鎧，請示可不可以，陶說：就這樣吧!
就在這前后，溫元凱給我打來電話。
1983 年，報社曾派我到合肥采訪當時正如一顆巨星般上升的溫元凱。和他
談過之后我什么也沒有寫。我不是對改革無動于衷，而是感到我對此人的為人和
一系列做法都還沒有吃透。我寧愿站在一旁再揣摩一陣，掂掂他的份量。幾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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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認為有些事他作得很漂亮，比如作為人大代表提出旁聽制提案； 而有
些就顯得毛躁了些，有作秀之嫌，如最近一次和嚴家其在《導報》上的長篇對
話。總的說來，我覺得他對自己在社會上的角色担當不大把握得住。對這種人，
我不愿深交。
他說沒什么事，就是告訴我他到北京了，還說想來看看我。我不希望他來，
于是告訴他當晚在一個什么公園有一個知識分子聚會，我可能會去，要見就在那
里見吧。我確實沒有耍弄人的意思，但這聚會不但我自己未去，還把時間說錯了，
讓他撲了一個空 4。我沒請他出席《光明日報》的座談會，不為別的，只因他是
理工科大學的教授，而我們此刻并不存在向社會展示著名持不同政見者之意。我
希望學者們的發言都有較深入的、具有專業特色的理論表述，溫元凱就算有很精
彩的見解，和我擬的這個陣容也不搭界。
當時我算了算，請定的人一共 9 位，開兩個鐘頭的會，發它半版到四分之三
版，也足夠了——沒想到這時又生出一個支叉來。
當時，美國人權委員會亞洲觀察的一名調查員西德尼正在北京度假，不意碰
上了這場學運，也就無心游山逛水。由于我大約半年前見過她的委員會的主席夫
婦，并且與他們有過很有意思的談話，西德尼這次來京也就見到了我。
5 月 14 日上午，戈爾巴喬夫訪華團的文化先遣團已先期到達，要在國際大廈開
一個記者招待會。隨這個團來華的一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莫斯科的記者恰
恰是西德尼的好朋友，她于是主動提出，由她牽線，讓我們與相當于蘇聯的《紅
旗》雜志的主編見個面。
那天一大早，我還在床上，NBC 的一名雇員，前北京姑娘劉白方已經為此
驅車來接我了。雖然下午還有那么重的節目，但我覺得第一機會難得； 第二西
德尼盛情難卻，也就同意去了。劉白方告訴我還要再接上蘇曉康，這使我想到，
在我們的座談會上，已經攙進了蘇煒和李陀，他們顯然不是學者，只能算是作家，
但讀者對他們又太陌生了一點。蘇曉康本來就很棒，加上《河殤》的幾上幾下，
已經弄得他無人不曉。所以，當我隨劉白方到了他家，在她講過來意之后，我也
隨即發出了下午的邀請。蘇曉康猶豫了一下，又和他的太太商量了一陣，最后同
意了。
我之所以在這里不厭其煩地細述溫元凱和蘇曉康出席座談會的經過，是因為
國務委員陳希同在他那一錘定音式的報告中，把我們 12 個人一下子點了 9 個，
說我們給學生撐腰打氣，給動亂火上澆油。但無論是我們的《緊急呼吁》，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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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出發到廣場，其目的都是勸學生回校。這件事不但一個證人都沒有死，證
據也白紙黑字擺在手邊。
他們是太恨我們了，那些為陳先生提供名單、起草文章的人。我可以想象，
當他們發現這末多討厭鬼(我以為在他們心目中，最討厭的要算蘇曉康、溫元凱、
于浩成、李洪林和我了。嚴家其恐怕還在其次)都湊到了一起，而且還去了天安
門，那高興真是別提了。他們，包括那些協助他們工作的人，甚至包括廣大善良
的讀者，準以為我們如何精心策劃名單、如何精心安排每一個步驟，殊不知這一
切完全是一批讀書人出于他們正常的活動和正常的判斷，或許再加上點正常的愛
國心和責任感的巧合。
在國際大廈門口，我們又遇到趕來參加招待會的麥天樞。他是《中國青年報》
記者，還是最近《中國潮》報告文學頭獎得主。為了同樣的理由，我把他也邀上
了。麥天樞毫不猶豫地同意了——因為有我和蘇曉康。
按照我對戈爾巴喬夫改革思路的理解，我本以為在招待會上會見到一批全新
的蘇聯文化人，沒想到他們的面孔與我們中國出訪的文化官員竟所差無幾。舉一
例，我曾站起來提問。我的問題是：在改革的今天，蘇聯當局還會不會僅僅因
為思想與作品就對自己的知識分子加以懲戒，比如說，把他們送到西伯利亞? 臺
上的蘇聯人交頭接耳一番，推舉一位劇作家作答，她的答案是：西伯利亞現在
不那么冷，也不那么荒涼了，到那里去我看沒什么不好。 這可真是鮮紅的幽默。
當我問到民族問題會不會成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最大難題時，他們又商量了一
陣，結果是干脆拒絕回答。我不由得長出一口氣：一個主義居然能將兩個文化
背景完全不同的民族揉捏得如此相類，也算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跡吧。
沒有人愿意在這兒浪費時間，我們都魚一般地溜了出去。和那位主編的談話
也不甚理想。我們三人都是記者，又是在這么特殊的情況下的單獨會面，向蘇聯
人的提問坦白、懇切又犀利。但那人防守得滴水不漏，顯然沒有交換意見的誠意
——這也難怪，他不可能讀過我們三人中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部作品，有著三十
年代大清洗記憶的蘇聯人，憑什么相信我們? 時間已過正午，我們決定找點東西
吃，快快趕到《光明日報》會場。
我是組織者，不敢在外邊耽擱太久，把蘇曉康他們送到《光明日報》對面的
前門飯店，就匆匆來到會議室。客人們還未到，但報社方面，副主編、理論部和
評論部主任，以及負責錄音并記錄的記者，基本上已到齊。除了名正言順的與
會者，門口還擁著很多人，有生面孔也有熟面孔，都來求我讓他們進去。我處理
這類事頂不在行，干脆躲進去不管了。就在這時，我看見了王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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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來了? 你怎么知道這個會? 我克制著自己的不快，一連聲問她。我
不是不喜歡王超華，也不是不信任她，我只是不欣賞那種什么事都一哄而上，什
么成色的人都一搭拉瓜子攪在一起的做法。我不記得她說了些什么，也許她根本
就沒有回答我； 我只記得自己當時的驚愕和她那一臉焦慮之色。
接著，溫元凱也來了，身后還跟著四個陌生人。
你看，你沒請我，我自己來了。你不反對吧?他說。
哪里，當然，歡迎歡迎。我說著，轉到陶鎧身邊，低聲問怎么辦。溫元凱
過去不止一次到《光明日報》作客，總編輯一直很客氣地接待他； 我那年雖然
沒有寫他，但我們的駐省記者寫了，算是報社聯絡的老對象。 來就來吧!陶鎧
說。
溫元凱指了指那幾個人：這是著名企業家牟什么，和什么什么，他們有很
好的見解，也想談談。我對這位著名人士沒有一點印象，我們可以拒絕，而且
本該拒絕，但我和陶鎧還有副主編方恭溫都太軟弱，不忍當面駁人之請——哪怕
很沒道理的請求——這又是一個偶然： 如果我們當時拒絕了根本不曾邀請的王
超華和溫元凱，這個座談會開到 5 點就散了，以后的事情也都不會有了。
我到今天也沒有弄清王超華是怎么得到這次會議的消息而趕來的，因為這不
是一個籌備了很長時間的會——禮拜六晚上決定的，禮拜天中午就開。至于溫元
凱，我直到在獄中被提審的時候，還不解地和專案人員探討，那次座談會怎么一
下子就離開了它的主旨被引到廣場上去了。后來，直到溫元凱帶來的他的那位至
交，即所謂著名企業家牟某某，為了撇清自己而在《人民日報》上大罵與會學者
作家時，我才知道，原來是他! 是他怕亂子鬧大了，使他這樣一個從普通工人爬
到著名(?)大老板位子的人賺不到錢了，而找到溫元凱，讓他到廣場去勸學生； 溫
元凱覺得自己勢孤力單，打電話給方勵之，方表示不介入學生的事； 溫又找嚴
家其，嚴讓他到我們的會上去商量。但無論是溫還是嚴，還是那個從工人爬上去
的著名家伙，都不曾在會上開宗明義地講出自己的意圖，他們利用學者們的同
情心、正義感和書生氣，極有心計地把大家引到這一步，然后再跳出來為保自己
而大罵。這實在是我自去年以來見到的最丑的一副面孔。與會的一批有成果、有
價值，應屬中國學界與文壇的驕傲的人，現在頂著煽動的罪名，被審查、被批判、
被監禁、被放逐而如果非要用煽動這一個字眼兒的話，學者們是被他煽到
廣場去的。
2：00 剛過，邀請的人已陸續到齊，嚴家其到得最晚，大約遲到了半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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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同學們絕食的第二天，在北京，人們見面的第一句話都是廣場情況
怎么樣?。既然王超華在這里，不必說學者們和記者們，連方恭溫陶鎧也想聽聽
情況。
我是來向諸位老師求救的她說，眼睛里已滿是淚水。
王超華具體說了些什么，我已不能確記。總的意思是同學們的情緒非常激動，
環境很艱苦，而政府方面毫無反應。她最担心如果這一局面持續下去，會有更激
烈的舉動生出來。
我們的要求并不高，她說，我們只希望領導人能聽聽我們的意見為了
這一點，同學們除了自己的生命還有什么呢?5
當她說到這里時，坐在我旁邊的蘇曉康哭了。
王超華沒有危言聳聽的意思，她甚至是個不大善于辭令的人； 但她估計得
不錯，這局面不過持續到第二天晚上，就有 12 名學藝術的男學生，什么話都沒
說，就那么并排往臺階上一躺，開始絕水。當他們絕到第四天(5 月 19 日)的時候，
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三年級的那個極具藝術氣質的優秀生，心臟已經停跳(后經
搶救脫險)。
5 月 14 日那天，我們雖然預想不到這種種具體細節，但大致趨勢，在座的
人都估計到了。這倒不僅僅因為王超華的敘述，而是目睹了肅反、鎮反、三反、
反右、經濟困難、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磨難的人都知道那句話：中國人活著都
不怕，還怕死嗎?
溫元凱這時站了起來：我們應該到廣場去勸同學們回校
這動議沒人反對，問題是怎么才能說動他們。
大家七嘴八舌議論起來。溫元凱恨不得立刻就出發； 蘇煒認為可以勸，但
切不可責備學生，他堅持說他們的熱誠與犧牲精神是中國今天最寶貴的東西，一
百個官員捆在一起也抵不上。
李陀說他這些天都在廣場轉，別說就只我們這么幾個人，就是再多十倍也一
下子淹到人海里，什么事都不頂。廣場文化!他說，你們根本不知道。
溫元凱這時又站了起來，說那著名企業家有很好的意見要發表。學者們很客
氣，就靜下來聽他說。那人雖然沒有從盤古開天地說起，但他講的在我聽來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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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著邊際。主持會的方恭溫那么克制、那么耐心，真如他的名字般地溫良而恭謙，
我忍不住站了起來——我也是座談會的組織人之一：
今天是《光明日報》編輯部邀請諸位學者來談對時局的見解的，時間很緊，
如果不是正式被邀對象，有什么話以后再說吧! 至于廣場救急，等把主要日程進
行完了再議好不好?這意見大家也同意，那廝也就坐下了。學者們順序發言。他
們談得非常好，每個人都情懇詞切，每個發言都有新意，擅長于濃醇抒情散文的
文學理論家劉再復甚至帶來一篇十分感人的書面稿。
最后輪到李澤厚，他只說了一句：大家說的我都同意，我沒什么要說的了。
我那天沒和編輯部的人坐在一起，而坐在我的朋友蘇曉康和麥天樞中間。我
剛剛還開玩笑地問他們：我算哪邊的呢，報社一邊，還是你們一邊?他們說當
然算我們的。我那天也沒有發言。我覺得他們講得太好了，我不可能講得更好。
這批發言后來《光明日報》沒有用，我一直在追那幾盤錄音帶，也未追到手，
否則，就可以鄭重地附在本文之后了。我一直認為《光明日報》把這批發言用出
去沒有問題，直到陶鎧這當兒講了一句話，使我隱隱悟到我策動的這件事有多么
艱難，也就是說，在學者們和編輯部的期望之間，存在著我不曾料到的差距。他
說的是：
沒想到連一句批評學生的話都沒有。
我記得當時微微一怔，我們怎么能批評他們? 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又能批評
他們什么?當然，86 年學生一鬧，我的已經付排的三本書立刻出不成了； 89 年
他們上街，我的書全部被禁，人也進了監獄。但如果你與那 12 名絕水的男孩談
過，如果你看過那個電視鏡頭：布滿了人的大街，中間走著雖然持槍、卻用胳膊
護著頭臉的士兵，外邊是喊著叫著要用石塊汽水瓶打他們的市民； 而插在他們
中間，拉成一條人線，單薄的身體穿著揉皺了的襯衣，聲嘶力竭地喊著，以保護
前去圍剿他們的士兵的學生們，我們還有什么可說? 世界上可曾出現過比這更感
人、比這更說明一切的場面? 誰能說得清今日的中國人呢——中國的學生、士兵
和百姓?6
順序發言之后，編輯部召集的座談會本可以結束，誰要去廣場就可以去了，
不知誰提出，若想要勸說奏效，必須先說動絕食最堅決的那批領袖，再由他們去
勸說大家。而和他們談，絕不是站在廣場上、插進人群中能說得清楚的，必須首
先找一個能從容地說話、能平心靜氣地交換意見的地方。大家議來議去，認為在
人民大會堂開一間屋子比較合適，那里最具政府權威的背景，離絕食地點又最近。

—81—
這時，溫元凱又提議，光憑嘴講不行，我們必須帶一個文字東西去，以此為
依據勸說。這意見大家也同意了。
看到在場的老師們主意已定，王超華哭了。這是一種寬慰的哭，她哭得很
酣暢，甚至哭出了聲。出于她的家庭背景，和她本人對學問的摯愛，王超華太看
重有真才實學的學者們了，她以為智慧無所不能。學者們在她心目中的位置超過
一切軍人、政客、富賈，她的悲劇——同時也是我們的悲劇——正在這里。文人
們算什么呢? 在不知世界上還有看不見的手，還有文化倫理運動的強權的心
目中，學者們不就多識幾個字么，他們寫不寫書和寫了什么書，與自己屁股底下
的交椅有什么關系? 再大的學者，腦袋不一樣生在細細的脖子上嗎? 砍起來不
會比砍別人的更麻煩。這種早已在羅馬教廷、在希特勒、在慈禧、在張作霖，包
括本人還算有學問的強權人物曹操、毛澤東身上表現過的特質，王超華與我們當
時都未估計足。
我想，如果需要寫一份能打動學生的東西，蘇曉康的文字最合適了。我于是
將一迭《光明日報》的便箋推給他，他什么也沒說，凝神思索起來。
沒過幾分鐘，溫元凱就站了起來，拿起一張紙開始念。當時我們只覺得它干
干癟癟，既無感情，道理也講不清。后來在獄中看報，才從那企業家的自白中
得知，這是他們早已起草好帶到會上的一份東西。在這里，溫元凱一下子暴露出
他性格上的兩個弱點，一是不坦白： 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在這些人面前都不肯
將自己的想法合盤托出，一門心思略施小計； 第二是不自量力。他也不看看
在座的都是些什么人，他那三句半也真敢拿出來念。
至于那個自稱企業家的東西，則是從功利出發來對待一切事物的典型。這種
人可能在某個具體的歷史時刻、在面對某個具體問題時，與理想主義者有著相同
的判斷與見解； 但在骨子里，他們與為理想而非巴望現得的人實在判若云泥。
1929 年被害于龍華的富家子出身的著名烈士彭湃渴望的是平等和自由，他會同
意、甚至親自領導打土豪分田地，但他不會懷著忌恨與涎水緊盯浮財不舍，也不
會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不幸的是，中共的革命，因為有著共同的反抗
對象，比方說，三座大山，從一開始，這二者就在教條式的主義的包容下攪
在一起，從來沒有說清楚過。而到了最后，當功利主義者的目的達到以后，套句
他們常說的話：老子打下了江山，理想主義者如若還沒有放聰明一點，或者
還沒有被磨圓摩光滾到一旁，依舊書生氣十足地循著他的信念與追求，一味地惹
人厭，妨礙人家舒舒坦坦地享用江山，結果只有一個：遭排斥、打擊乃至滅頂。
革命功利主義者與經濟人是不同的。后者在他的經濟活動中可能會表現
得貪婪、殘忍、唯利是圖，但在以契約保障平等競爭從而推動全社會進步的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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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上，他屬于活躍的積極因素。革命功利主義者的社會功能只是破壞，他們擎著
理想主義的旗幟，使用暴力推翻原有的社會財富占有者而自代之。他們不具經
濟人種種創造與開創的特質，當他們占據社會生產關鍵位置——比如外貿局長
或者銀行行長——時，對此甚至不甚了然，映在腦子里的第一個印象往往是能
套成哪級? 進貢的人不會少吧? 得好能配部皇冠車? 這批革命家，出于無能與
無知，再加上對集中調用資源的體制的無由的自豪，對社會生產力往往起到阻滯
乃至破壞作用，這已由中共 40 年的治國經歷一次次證明了。
扯遠了。再回過頭來說座談會。
溫元凱念了幾句，大家只覺得味如嚼蠟。又是我站起來：曉康也起草了一
份。 蘇曉康開始念，只念了一句：同學們，幾天來，為了我們的國家，你們
辛苦了"大家就說：這份好，這份好。
我知道下邊該一句句切磋了，而在座的都是文章高手，有沒有我在場根本無
所謂，于是起身到總編室找紅機子，聯系與絕食學生領袖交談的地點。
我把電話直接打到統戰部值班室。我那時并不知道，那天下午，示威學生的
壓力既不在廣場，也不在新華門，而是移到了統戰部院內。提審時，專案人員對
此相當不解。他們認為，從邏輯上推斷，學生運動嘛，首當其沖的總該是教委，
為什么那里平平靜靜，大批人倒往統戰部擁? 這確實是個問題，是個按常規政壇
運作無法解釋的問題。這回卻是出于偶然，我相信將來歷史會證明這是一個很悲
壯的偶然： 雖然統戰部新成立了一個知識分子局，這個局在那一段也確實忙得
不可開交，但這只是形式上的原因，起根本作用的是閻明復先生的個人素質。如
果他是一個冷漠無情、老謀深算、對權位的追求超過了對真理和正義的追求的人，
所有這些亂子他都推得掉； 但他攬下了，出于對他的黨和國家的責任。當然這
里也有一個雙向選擇的問題： 何東昌的面孔學生們已經領教夠了； 李鐵映剛剛
接任，就差一點讓北京大學的學生給噓下講臺。我不認為走上街頭的學生有意識
把自己放在被中共統戰的地位，但他們覺得能夠理解他們，并且能夠如實向中央
轉達他們的意見與愿望的共產黨高級干部，也就是閻明復了。
值班室把電話轉到陶斯亮手中，我向她講了這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告訴她
學者們打算出面對最激烈的學生代表作點工作試試，請她向上報告，并聯系談話
地點。放下電話我即回到會議室。
這時，那《緊急呼吁》基本上已經擬出來了，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嚴
家其等人正在你拿去改改，他拿去改改。我問王超華：你覺得有可能么? 絕食

—83—
同學會聽我們的意見?她的回答非常肯定，并且說她立刻就去找他們。我于是請
那企業家幫忙，用他的車把王超華送到廣場，他爽快地答應了。
正在這時，陶斯亮回電話了，她說人民大會堂有困難，談話地點定在國務院
信訪局。號稱從不問政治的李陀立刻敏感到這一安排有名堂，他說這是一種降格，
表明政府根本不看重我們的這次效命。記得當時有誰勸了勸他，意思是不管政府
如何，我們已盡我們之所能，我們自己的良心就平安了。
李陀本來對勸說學生這事就很勉強，這時候根本不想去了。在場沒有人附合
他，也沒有人反對他。
應該說，在當時，除了溫元凱，我們所有的人都不曾對自己過高估計。我們
都知道，在中國，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才學和品德，而是政治身份。別說登堂入
室，就連乘車住店都要問你是什么級別。知識分子在中國，承蒙共產黨關照，已
經降到有史以來最可憐的地步，連清末舉子都不如。那時，秀才們鄉試，還能大
大神氣幾天，嚇得酒肆關門、妓女搬家。從五十年代至今，除了一批批只知道干
活的匠人，再挑幾個好乖的裝點門面，共產黨什么時候容得下指點江山之士? 但
我們已經走到這一步，很難折回了。
就在這時，《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趕來，對正在進行著的這件事，抱著
一種絕對中立的態度。我念念不忘這次聚首的原旨，當著所有的人的面將他：老
姚，座談紀要你可要發呀，這可是啟立發了話不反對的。要是咱們這次失了信用，
以后可就再也要不到他們的稿子了。 老姚哈哈笑著，絕對不接我的話碴兒，只
一再問：用過飯沒有? 讓伙房安排一下!，車子問題解決了沒有?
姚錫華是高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旗的琢縣會議的發起人之一，表面上雖
然對我又熱情又和氣，實際上我最好的文章都是被他或槍斃、或砍得支離破碎。
我不能算作是他的干員，但只要有可能，他也盡量不壓抑我的積極性。他只求我
不要惹禍。我是在獄中從報紙上得知《光明日報》總編輯易人的，冠冕終于落到
堅定的革命左派、已退休的前文藝部主任、每講半個鐘頭話不出七、八個別字
就不夠意思、也號稱詩人但詩作絕大部分都要發在自己主管的版面上的張常海頭
上。干得真徹底呀，連姚錫華都容不下了。我想那理由必定是堂皇的： 當報社
年輕的編輯記者們游行時，姚老總取的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
正在這時，陶斯亮又打電話來：閻部長要跟你們講話。 接著，他的聲音
傳來。我捂著受話器喊了一聲閻明復，屋子里安靜了下來。我大致講了一下經
過，并將學者的名子一一報出。由于我在整個過程中一直以組織人的身份出現，
覺得此刻閻明復應與真正的學者代表親自談才對頭。

—84—
我說了聲請等一下，就將話筒我瞥了一眼學者們，我很想將話筒交給
李澤厚或劉再復，因為他倆在國內國外影響最大；我也想遞給李洪林，因為他是
我們這批人中唯一一名老資格黨內理論家。但他們都離電話機很遠，唯有遲到的
嚴家其正站在電話近旁。我將話筒遞給了他——這又是一個偶然。不知這個偶然
是否會給閻明復的錯誤再加上點份量。
當時會場氣氛非常莊重。這批手無縛雞之力者，居然懷了一種受命于危難
感，其實他們與廣場黑壓壓的人群僅有的一點點的聯系作者—讀者，是最不牢
靠的； 而那命究竟來自何處，也十分朦朧。
我的印象，在電話上，嚴家其講的比閻明復多。這位理工科出身的政治學學
者，歷來就是一個長于闡發而不大會傾聽的人，在這一時刻，這個特點依舊十分
突出。我后來回想，其實在那時，我們 12 人的意見已經很不相同，我們的聯袂
出場，僅是在希望別鬧大亂子，別死人這種共識下的有限協同。嚴家其、包遵
信、李陀、蘇煒比較激進，認為這次民主運動太可貴了，對中國政局將發生不可
估量的影響； 我和李洪林、蘇曉康要保守得多，我們希望維持 1989 年 4 月 27
日以前的改革局面，認為4.27帶給社會的東西足夠消化好幾年，而按眼下這種
趨勢鬧下去，只會把改革成果葬送殆盡； 劉再復沒怎么講話，他是一個內在感
受很豐富卻怯于當眾滔滔表述的人； 李澤厚可能內心非常矛盾。他實在是聰明
過人，即使在那樣亂紛紛的時刻，他都能悄然苦惱著，被后果、安全、前程等等
非常實在的問題。
出發了。報社給我們派了一部小巴士，學者們一一落坐后，我對一直送到車
門邊的方恭溫、陶鎧說：不祝我們什么么? 連一句壯哉此行也不說? 老方溫和
地笑著，說了一句：祝大家成功!
我們那天是平日最為繁忙的國務院信訪局唯一的一批來訪者，局里的值班人
員已得到通知，很鄭重地接待，千方百計滿足我們的要求，無論是打電話、復印、
還是派車。一開始，我們被安排在一間大約有 20 多個座位的中會議室，打算在
那里等候學生，茶水等等也已經送來了。學者們坐下后，忽然覺得很不安，因為
我們 12 人，加上隨隊的《光明日報》記者，已剩不下幾張空椅，學生來了怎么
辦，誰站著? 難道是絕食的同學們? 我于是又出面聯系，信訪局方立刻打開他
們那座建筑物端頭一間權充庫房的大屋子，學者記者一齊動手，擺桌子、鋪臺布，
布置起一處使談話的雙方都覺得平等親切的環境。
陸續有人趕到這里，包括外國記者。我于是一趟趟被叫到門口，辨認他們，
決定誰可以放進來誰不可以。

—85—
在這當兒，那被多人改了一溜夠的《緊急呼吁》終于完稿，因為沒有打字機
——或者如李陀所估計，因它是宣傳器材而無人敢出借——《光明日報》一名
編輯已將它工整謄抄了一遍。就在我跑進跑出地忙的時候，不知他們怎么商量的，
待我看到這張紙，11 個名字已經簽好，最打頭的那個位置正為我空著。
我平時最恨論資排輩，尤其在文化人、自由職業者中間。但一項嚴正聲明
或呼吁的帶頭人非同小可。我不認為這樣安排很合適。
是你把我們找來的，你應該簽第一個。他們說。
我記得當時什么都沒說，拿起筆就在那空位上簽了。事后議論起這事，有人
說這是搶名譽，有人說是有担當，其實都不確。我當時想到的是，如果我不簽，
或者推三阻四地往后邊蹭，是會在猜忌本來就很重的中國文人中引起挺嚴重的誤
會的——她為什么不簽? 準是有了什么內部精神? 我這輩子被人誤解的事多
了，再加上這條也沒什么了不起，但在這種關頭應盡量避免。
這份《呼吁》后來在信訪局復印了 25 份。
等了大約一個小時，當晚霞已經布滿天際的時候，統戰部的面包車送來了十
幾名頭上扎著白帶子的青年。他們不僅神情異常激動，還非常焦躁。我因為來來
去去地忙著處理雜事，沒有聽到學者們如何勸說，待我回到大會議室的時候，發
現這些青年其實一點都不固執，基本上已經完全同意老師們的見解。老師們說
得都對，我們都同意，請老師們直接和同學們談好不好? 直接和大家見面。
在大會議室里，反反復復聽他們說的，似乎就這么一句話。這已完全不同于我們
最初的設想。這些領袖是太年輕了，他們常委、總指揮的地位，可能就是在
幾分鐘的大喊大叫下形成的。要求他們具有組織及策略意識幾乎是不可能的。他
們既然這么容易地就放棄原主張，再一次放棄不也很容易么? 而他們的反復，不
就意味著我們的徒勞么? 但那時我們被這些同學的熱誠和切望所打動，已不知什
么叫拒絕； 也已忘記，有人因為一輩子寫不出象樣文章，正等在暗處朝我們捅
刀子。
12 名作家學者，包括已年屆花甲的李洪林、于浩成，全擠進原已被學生塞
得滿滿的小面包車，一路搖著白頭帶，舉著象征勝利的兩根手指(v)，開向統戰
部。
在根本不能從容就座，換句話說，簡直就是人疊人的小巴士內，那些正以自
己的青春、激情，將中國事態推上全世界報紙頭條的學生們，竟沒有一點歷史沉
重感。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唱著一齣重頭大戲：一齣在數十億人口中重新估評社

—86—
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莊嚴的正劇。他們孩子般地將一個個破舊的小本子，甚至一
張張揉皺的小紙片遞來遞去，請老師們簽名留念。在獄中每憶及此，我總抑制
不住熱淚盈眶，歷史怎么能將這樣的重負加在如此稚嫩的肩頭?
統戰部院內滿是人，大部份是學生，也有記者和別的人。應該說，與我們同
車回來的學生領袖，還是有一定的張羅能力的，他們很快將散落在四周的人召集
在一起，然后把老師們一個個從車上叫下來，到圈內去講話。今天想起這一幕，
真象做夢一樣。我很希望有哪位清醒的旁觀者能將當時的景況如實描繪出來。我
只記得，我被接下車，塞進圈內。我不知在我前邊下車的學者們說了些什么，也
不知道我后邊的人會說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在信訪局的大會議室里，雙方是怎
么談的。我只記得我站在圈中反復強調的是： 為結束今天的局面，雙方都要讓
步，政府先讓，同學們也要讓； 至于條件，如果同學們相信我們，我們愿向政
府方面作一試探。
可能李澤厚、李洪林等人的到場使學生們受到鼓舞，他們決定撤離統戰部，
請老師們到廣場去與廣大絕食同學直接見面，我則被推舉走進辦公樓，將《緊集
呼吁》交給工作人員之后，作為學生方的代表與閻明復部長會面。
那是 5 月 14 日下午 7：00 的樣子，他正坐在統戰部大餐廳里一張杯盤狼籍
的餐桌旁。餐廳里四、五張餐桌都是這樣，看來在這里用餐的人很多，服務人員
已經來不及收拾。席上沒什么山珍海味，只是一份份快餐。
閻明復神情焦慮。他甚至來不及跟我寒喧幾句，劈頭便問：廣場上的同學
撤出，起碼暫時撤出，什么條件?
我將我們的《緊急呼吁》遞給他。領導人親自出面宣布，承認愛國民主運
動，學生組織合法等等。我說。
這是不可能的!閻明復說。
可他們總得露個面，這么僵著算什么?
如果不附加種種允諾，我盡力勸他們出來。
誰出來?
趙、李，還要誰?
出來以后呢?

—87—
不能再附加條件，這已經是今天能做到的極限了。
還有什么可討價還價的么? 我不知道。我從來沒談判過。
我們去試試，我們愿意去試試。我說。
好。閻明復說，言語之間沒有熱情，也沒有信心。
我走出餐廳，在走廊里遇見一名我大學時候的同學，他是會議室里正在談判
著的雙方政府方面的一員。
怎么樣? 我問。
毫無結果。他說。
你們怎么就不能讓讓步? 我問他。
讓是可以讓，可是讓起來，你說，有頭嗎?
我一時語塞。我不知毛澤東的群眾運動天然合理此時還有多大神力。
你不會退足? 不是一點一點退，一步退足。我強撐著說。他沒和我爭，只
苦笑了一下。 不錯，談判的一方一步退到底，與其說是一種方略，不如說是一
種氣度。一般總能獲得輿論同情，從而改變雙方力量對比。比如那天，如果政府
退夠了，街上的市民可能就會少一些。但這不過是一則原理，一種通例； 在那
時候的中國，在民眾情緒如此高揚又有那么多居心叵測的人攪進來的情況下，似
乎很難以常理作判斷。
也在這同一條走廊，我又遇見一名青年。想來是談判雙方學生方面的一員。
他的焦急已全部擺在臉上。
戴老師"他主動走上前。
絕食團代表? 我問。
要是就好了。他說，我們在這兒談，剛有一點進展，就被他們推翻，以前
說的全都不算。我們是被正式推舉出來的，可什么也代表不了。
我當時說出來的竟是這樣一句話：你們努力爭取。外面絕食的同學由我們
負責勸說。

—88—
那就太好了! "他說。
在牢里我一次次回想這一場面，羞愧得無以自容。我有什么把握、又有什么
資格作這種大言不慚的許諾呢?
記得到了 1989 年底，警察讓我寫一份對八九春夏之交的認識。
我無罪可認。我說。
不是讓你認罪，是認識錯誤。誰沒錯? 我們都得寫。
我寫了，就認這個錯，認得心悅誠服。我說我五月間最大的錯誤就是介入斡
旋。總的說來，斡旋本身并沒有錯，問題是有沒有人可以充當沖突雙方的斡旋人。
這，從原理上講也有，比方說有實力者——特別是軍事和財經實力； 有背景者
——國際的或者家族的； 有聲望者——德高望重的前政治家或者社會活動家、
科學家、文化名人等等。 中國有沒有過這樣的人呢? 也有過，不幸半個世紀來，
不是因學舌成了寵兒，就是被下了獄、殺了頭。有幸居中活下來的，不是心灰意
冷，便已噤若寒蟬，只有我這種不知深淺、不諳內情、不知自個兒斤兩的，才會
在這種時候自以為干得了這等事。改革開放不過十年，許你小聲哼哼幾句不過幾
回，還不必說你尚不具哼哼的本事，哼得稍稍走點板還一巴掌打過來，不禁打的
已是敗象畢露，政府憑什么信托你? 民眾憑什么信托你? 無人信托，你斡旋什
么?
后來的事實證明就是這樣，只可惜當時沒這樣想。
我身負重托，走出統戰部辦公樓。半個小時前還擁滿學生的大院，已恢復
平靜。在一名統戰部干部的陪伴下，由統戰部出車送我從正陽門來到廣場。
天已完全黑了，廣場上滿是人，圍成一個個秩序井然的圈子，有人在圈子中
心發表講話。我們弄不清誰是誰，就朝最先遇到的一個圈子走進去。有誰問了一
句找誰? 我反問教授們在這里么? 這話被一波波往前傳，不知怎么傳成教授
來了，只聽圈子中心的人大喊，教授來了太好了。教授，快請進來演講! 不由
我們分辨，已被擁到圈子中心。這時我才看清，主持人非常年輕，但靜靜地坐在
四周的，有不少上了年歲的人。
你們不是學生么?我問。我那時以為，這種時候靜候在廣場的，只有學生。
不是，我們是工人。七、八人爭著回答。我嚇了一跳。工人和學生完全不
一樣，他們走上街頭，固然也有道義的推動，但主要是利益。而中國的工人，尤

—89—
其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又眼見今天一套爛章程的工人，其實非常特別。那時，
他們被稱作領導一切的階級，也真的一批批被偉大領袖派出去管政府、管學校、
管研究機構； 而今，在他們看來，老實干活的人窮得丁當響，流氓痞子倒一個
個闊得流油。除了根本不知道他們自己是什么、要什么和怎么得到之外，又心眼
兒實得讓你一點脾氣沒有。就算我是個研究工人運動的專家，滿肚子學問正沒地
方倒，也不能在那個時刻、那種地方發表宏論。我們連聲道著對不起，立刻撤了
出來。我要盡快找到他們 11 人，盡快勸學生撤出，工人們已經來到廣場，情況
已經很危急了。
我們往南擠，很快就碰見了學生，很快就來了一名小頭頭，領著我們從很快
讓出的一條通道往當時的指揮中心——廣播站走去。
所謂廣播站，不過幾臺便攜式錄音機，但從聲音可以送出幾十米遠判斷，或
許有臺把擴大機和高音喇叭，我沒有看到。學生們全部席地而坐，秩序可以說好
到不能再好。估計有不少電視攝影記者包括搜集情報的干員擠在當中，因為只要
有人講話，不下 10 支聚光燈就會從各個方向打過來。
他們 11 人也已全部坐在廣播站中心(也是席地)，我還沒來得及把和嚴明復
見面的情形細細說明，并在 11 人(其實是 10 人，嚴家其此時已不知在何處)中充
分討論，主持廣播站的學生領袖們已急不可待：請老師們快點開始吧，大家等
得太久了。
于是開始第一項，由領袖們將我們一一介紹。每報出一個名子就是一片掌聲，
包括大家肯定相當生疏蘇煒、李陀，也許再加上我本人。贏得掌聲一般總令人欣
慰，不幸我從小就讀莎翁的《裘力斯.凱撒》，記得還挺熟； 又對革命是民眾
的節日這句名言篤信不疑，所以那時只覺不安。
介紹完畢，讀《緊急呼吁》。因為我是 12 人中唯一女聲，于是由我讀。讀
畢，由我宣布撤出條件： 總理和總書記來看望大家，同學們從廣場撤出，哪怕
暫時撤到中山公園，為明天的國事活動讓出地方。
這回沒有掌聲了，但也沒有噓聲。人群沉默著，象在等待什么。溫元凱、蘇
曉康、包遵信好象除了生病的李澤厚和嗓子啞了的李洪林，一個個起來發言，
苦口婆心地勸。人群漸漸有了反應，似乎是，光來看看不行，必須說點什么。
說什么呢，各種方案都有，都不現實。老師們于是又一個個站起來勸。其中以
蘇曉康的臨場演說最為精彩，有理有據，聲情并茂，真不愧寫電視劇的。

—90—
我也站起來兩次。勸說本是我最不擅長的一種活兒，平日與人相處，三言
兩語，談得拢就談，談不拢各自走路，從沒嘗過苦口婆心的甜頭，無論對己還是
對人。這次非同小可啦，再不行也得上陣了。
當時說了些什么，已不能一一確記，唯一記得的，是對那些純潔的年輕人說，
你們已經干得很棒，下面要由我們一點點來作了。你們這幾天所開創的局面留
給我們的，幾年也干不完。 現在回想，在這句話里，我既沒說清什么是你們，
什么是我們，也沒說清什么是棒，什么是一點點來作。于是，不如我想象的
那么純潔與年輕的人的反應是： 啊，我們受苦受累，你們摘桃子(這是我接
到的一張條子)!
我的第二個建議是關于向政府所提條件。我建議如果學者們的發言能在《人
民日報》上轉發，就同意撤。對這條的反映是： 我們費這么大勁造成壓力，讓
她發文章!(其實這一組發言中根本沒有我)。
在這樣的基礎上還作什么斡旋?
果然，沒過多久，一個瘦瘦的、戴副眼鏡、學生模樣的人從人叢中擠過來，
對誰都沒有打招呼，直接從我手里一把奪過話筒，以無比的激情喊道：同學們，
同學們，現在，跟我念三遍絕食宣言!鮮血生命民主
下邊齊聲喊起來，聲勢起碼比剛才大十倍。王超華呢? 一直沒有見到她； 別
的將我們請來的領袖們此時也一言不發。面對這種場面，我們還能作什么呢?7
咱們撤吧。學者之中不知誰建議。沒人再有別的意見，我們順序從人群閃
開的一條通道中撤出。一路上，不少同學朝我喊，有的還激動地伸過手來揪住我
的衣領：戴老師，我們不能撤啊，我們豁出命跟他們拼了! 我任他們拉來拽去，
不做任何反映。我不認為有如中華民族遙遠回聲般的理性能敵得住毛澤東幾十年
培植起的以愚昧無知為基礎的革命激情； 我也不認為，在這種局面下，散蕩
如我者，還足夠堅強到堪與營謀有日的潛在政客對峙。
回到統戰部，神形俱疲的文人們被讓到一間小會議室。閻明復部長很快就來
了。沒等我們細述經過，他先開口，眼睛誰也不看，聲音是從未有過的沉重。直
到今天我還清楚記得那緩重低沉的語調： 我們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謝謝大家。
大家辛苦了。時候不早了，請回去休息吧。
這時已是 15 日凌晨。

—91—
(七) 五月十九日 再度斡旋
5 月 14 日的斡旋失敗之后，從理性方面分析，我本已心灰意冷； 可那時候
廣場還那么僵著，可以說，是個正常人就做不到了不相涉。不少人躊躇滿志，以
為改變中國歷史的機會終于到來了。我沒那么大的氣魄。我不認為看起來絕對正
面的驟然的變化就一定會導出損失最小的正面結局。辛亥革命就是一個最好的例
證。
我那陣子一門心思想的只有一個： 給學生找臺階。我担心這沒人肯負責的
局面將釀成大禍，更不愿中國青年一腔報國之忱受到傷害。
因為住得離市中心遠，5 月 15 日—5 月 19 日的這段日子，天天就是接電話、
打電話。記得在 15 日晚，曾將北京大學馮友蘭、季羨林等 10 位教授的呼吁書
轉告統戰部辦公室； 還曾在一天晚上給胡啟立辦公室打過一個電話，忘記出了
個什么主意，總之如果政府答應這個條件，學生就撤云云。對方答應轉達，還甩
出了這么一句：他們會遵守諾言么? 答應了這個又得寸進尺。我語塞。
大約在 5 月 17 日或 18 日清晨，我的芙蓉里的鄰居楚莊——他那時是民進
中央副主席，還是人大常委——突然來到我家。進得門來，話還沒有說，已是淚
流滿面。我請他坐，他說已經絕食絕水這么多天，要出事情了，怎么辦? 我也哭
了。他問我知識界能不能作點什么，我說我問問看。他說他在人大和黨派想點辦
法，請我與知識界的人商量商量，說畢就走了。
緊接著，我又接到我的朋友沈及明的電話，她是文化部電影資料館編輯，一
向怡怡然樂天知命。這回，她非常著急，因為她的 20 歲剛出頭的兒子是 12 名
絕水中的一個，正和他的伙伴們一句話也不說，就那么靜靜地躺在人大會堂東面
的臺階上。沈及明在話筒那邊已泣不成聲。如果說剛才和楚莊議論的時候感覺還
比較抽象，這時候的焦慮已經很具體： 想辦法救孩子，好朋友的兒子不能死。
為理想壯烈獻身一直是共產黨反復宣揚的主題，直到今天我在原理上也是同意
的。但這里有一個嚴格的限定條件，那就是，對這一精神的尊奉只能是行為個體
絕對清醒的自主選擇，不應由主事者或者看客哄起來。到今天我也不怕被指責
為不愿為革命作出貢獻。我倒覺得，直到六.四已經過去三年之后，相當多好
心的人還看不到，或者說不愿承認，做為可能會在瞬間失去兒子的母親，沈及明
在那時就已經了然了的事實： 陰險的見習政客們正用犧牲別人的生命來為自己
鉆謀。

—92—
那時，我與今天玩兒民一運的文人還算得上是朋友，雖然意見不同，尚未到
交惡的程度。也就是說，有時還有個商量。我那時雖然不象今天這樣確切明了一
些充滿革命激情的作家們那時候曾起到過那么大的作用，但知道蘇煒、鄭義一撥
子人常在一起商量事，就打電話找他們，哪怕找著相關的人也行。找來找去都找
不到，只好打給家住東城的人民文學編輯朱偉，請他在見到他們時轉達我的今天
看起來不啻癡人說夢的意見： 如果各種勸說都失敗，能不能我們成年人絕食，
年輕的孩子們進水進食。朱偉說他知道他們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有個聯絡點，他去
看看。我說你把我的意見傳過去，我等你的電話，有什么進展或決定就通知我。
后來朱偉沒有給我回電話，只聽說文化宮的好漢對我的意見頗不以為然，鄭義說，
我和戴一晴在電話里吵了一架，蘇煒說，我也同她吵了。估計那時在他們心目
中我還沒夠上政府特務的份兒，薄識淺見而已。
鄭義說的那次吵架可能是在 5 月 15 日或 16 日左右，也是在電話上，他通
知我游行。我問他目的是什么? 要是游行之后能把學生帶回來就參加，否則不
參加。話雖這么說，游行這種事，經不住朋友一動員，還是去了。不但去，還
在頭箍上亮出兩家報社的大名——《光明日報》和《世界經濟導報》(我是已經
故去的欽老總的特約記者)，真夠傻的。還好我從來未如亞姐、港姐般胸前斜個
彩帶，書上自己的名字和作品。當然我也沒有那么著名。真不知這種主意怎么想
得出來。
再回來說 17 號或 18 號。山窮水盡之際，突然想起了一個老朋友，住在南
池子南端，也就是緊靠天安門廣場的大蘇州胡同的張朗朗。我讓他將我的這個意
見帶給學生核心。后來張回電話說同學們拒絕了。可過了一夜，張又電話告我，
說學生提出了一個八人名單，即領袖們還愿意聽聽他們的意見的八個成年人。
這其中大多是比較活躍，經常出面的學者。確切記得的，除我之外，還有一個
89 年 5 月以來才常常被提起的《中國青年報》的李大同。我立刻表態，說愿意
向同學們貢獻意見。 不久，張又回電話來說，另外 7 人不愿與我一起與學生談。
現在回想，這打擊其實夠大的。可那時顧不上這些了，我說那我就單獨談。于是
定在第二天在張家中與他們見面。
放下電話后我感到，要想說服學生停止絕食，返回學校，壯著膽子去談倒沒
什么難； 可是要談成，靠我一人，影響力說服力怕都不夠。我決定借助老革命
的威望，一同作工作。那么這老革命之中，哪位是有見解、肯担當的呢?
19 日下午，我給原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長溫濟澤老打電話，請他約原中組部
副部長，現中顧委委員李銳老。剛放下電話，震鈴又響，社科院文學所何新打電
話來，談對局勢的看法。那些日子，何新經常和我通電話，一說就是一個鐘頭。

—93—
19 日那天，我與他的意見大體相同。我想，他一直是青年學生們喜愛和熟悉的
學者，頗有一時之俊杰之名聲，就也約他同去。他沒有猶豫就同意了。
19 日下午 2:30 左右，我與何新，還有一名他的新華社記者朋友，在溫老家
約齊后，一同到李銳家。李銳讓談談情況。正談著，原人民日報社長，那時是人
大常委委員的秦川推門進來，一迭聲說：好了，好了，絕食停止了。 還說，消
息絕對準確。于是我決定我與何新先去看看，有什么情況隨時向老革命通報。
我們到大蘇州胡同時大約下午 3:30，張朗朗不在，但不久就回來了，同來
的還有熊焱和另一名女青年。熊自我介紹說是學生核心組織負責外聯的，愿聽聽
知識分子的意見，有什么辦法就提出來吧。我們忙問絕食是不是停止了? 他頗為
不解地看了我們一眼，說沒有。于是何新開談，大意是這樣鬧下去后果不堪設想。
熊焱有點不耐煩，說，談具體辦法吧。我當時提了幾條，如： 是否可能再組織
一次大游行，然后把同學們帶回學校； 或者我們成年人絕食，同學們進水進食，
等等。熊焱都簡單記下來了，但邊記邊說：不可能、沒用。最后，我提到紅
十字會一再發出的瘟疫漫延的警告，能否考慮同學們不是向政府讓步，而是向大
自然讓步，因為至今人類在大自然面前是無能為力的。同學們能否從愛護支援大
家的北京市民出發，先撤出廣場回學校，請環衛工人清掃消毒，需要的時候再來。
熊焱也說沒有可能。何新接著又說，新華社記者也插話問： 那你們說怎么辦?
談話的當兒，我不斷給溫老李老撥電話，想告訴他們這邊的情況，希望他們
通過電話勸勸熊焱。但對方一直占線，沒有撥通。
談話過程中，熊焱似乎不十分專心，有點敷衍的味道。我當時想，他聽這類
意見可能聽得太多了，煩得慌。 在 4:00 到 5:00 這一個小時里，不斷有人來找
他批條子，他也就一邊與我們談，一邊就手批了兩張。我的印象，都是好幾千元
的，象是買對講機。這年輕的領導人批得很隨意。我記得當時心里很難過。可能
是與生俱來的小家子氣，花人家捐的錢，我可不敢這么瀟灑。
我因為還要到機場接人，就在 6:00 左右走了，何新繼續留下談。張朗朗送
我出門時笑著告訴我，剛才陪熊焱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和那幾位見面，拐來拐去，
跳了一回溝，又翻了一道欄柵，很象電影里的秘密工作者。穿過他家的小院出門，
我看見西屋不少人正圍著一張桌子在吃飯。我驚問怎么那么多人? 張朗朗笑了，
他說：你放心，到這兒來的全是撤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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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五月二十日 戒嚴
5 月 19 日傍晚，我到飛機場去接人。這是一個臺灣記者團。大約半年前，
北京幾名藝術家把內蒙古哲里木盟一批健康和殘障的孩子的版畫介紹到臺灣去
義賣，這個記者團這次就是將這筆義賣款送到內蒙，親手交給孩子們的。我們在
兩個月前已經安排好，在他們路過北京的時候，開一個首都文化界招待會，播揚
這一對幼弱的關愛。地點、時間都定下了，就在人民大會堂，就在 5 月 20 日。
這回全都不行了。
航班又出故障。當我們驅車經過天一安門廣場的時候，天完全黑了。華燈依舊，
人潮依舊。然而，站在路邊維持交通秩序的，已是頭系沾滿了灰塵與汗漬的白帶
子的學生——不過三、四天前還是警察。
把臺灣人送到他們下榻的旅舍，安排好種種雜事，已近深夜。回到家，氣喘
甫定，共和國總理那張昂藏之中攙和著悻悻面孔，已出現在電視機屏幕上——戒
嚴了。
這對學生們說來當然不是一個光榮的結局，但也不失為一個尚未演成最不可
收拾的慘狀的結局。一個政權行使他的行政權力維持秩序天經地義，用不著為這
受刺激。學生領袖們若真是好樣的快快放出個漂亮的應對，也還來得及。不料他
們氣沖牛斗地宣布的，竟是絕食改靜坐。這真是太像水滸里邊潑皮的手段。
這一夜，恐怕是那陣子最不平靜的、最為思緒分呈一夜了。年輕年邁臺上臺
下主著中國大事的方趾圓顱輩，怕是一夜沒工夫合眼。我那天是懷著替總理遺憾
的心情入睡的：他剛才的那番演說如果不是惡狠狠加暗暗得意，而是沉重、惋惜，
哪怕只顯得沉重惋惜一點，讓百姓覺得政府出此計真是萬不得已，效果要好多了。
第二天清晨，我被窗外樓下的喊聲驚醒。望望鐘，還不到 6:00； 跑上陽臺，
只見二、三個學生模樣的人，正站在樓前，反復念一份傳單樣的東西，只聽得：
北京的市民們，芙蓉里的居民們，起來吧，趙紫陽同志已經被他們剝奪了
工作的權利，局勢還在惡化，居民們，起來吧
我忙打開錄音機，伸向窗外。終于聽清了，原來是前一段炙手可熱的三所
一會的《六點聲明》。時間太早，芙蓉里的居民們起來的不多，那年輕人已經
有點喑啞的喊聲，在岑寂的樓群間，顯得孤單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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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當時非常生氣，一個人干生氣。三所一會那時節在中國政治生活中
所担當的角色盡人皆知，他們跑出來聲明，一下子把暮春以來政府對民眾這一
格局變成了共產黨中的這一派對共產黨中的另一派這種局面。也就是說，按照
嚴格的定義，如果我們把4.27大游行稱做是學生運動的話，5 月 13 日至 5 月
19 日絕食與進占廣場已是由激進份子領導的群眾性政治運動； 三所一會《聲
明》的出籠加上它的社會動員，已變為黨內派系斗爭的社會浮現。如果說民眾對
政府的抗議還有它道義上的正義可言，黨爭這種事，任何懵懂懂介入的外人，篤
定最后都是無謂的犧牲品，除非你鐵了心入夥，盼著最后分一杯羹。
我明白，就算我愛國熱情高萬丈，就算我一心為公毫不他顧，就算我手里正
攥著一百條妙計，我也沒什么可做的了。我的正在念大學三年級的女兒那一夜沒
有回家，可能正作為糾察隊員在廣場上拉圈。我畢竟道行不逮，連定下神來在家
中看書都做不到，只好干我歷來認為最沒勁的事——陪客人游覽。出門之前，我
給王小嘉在門上留了一個條子，命它回家后就再也不許出去，用不著去當黨爭的
犧牲品。
當然我后來還是被送進監獄了。但誰都知道，我入獄的真正原因是我的作品，
外加在中國大陸被認為有點不合時宜的正常活動。為此而被關押，是可以套用一
句共產黨常用的豪言壯語的：入而無悔。
(九) 五月二十七日 知識界大游行
道行不高的另一個明證是，我雖然自以為從道理上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真正
事到臨頭，情緒有時候還占上風。這就是說，五月下旬，我還是經不住朋友連勸
帶損，參加了兩次游行。我按他說的到了指定地點，一個熟人都不見，但已有記
者從人群中把我認出，并且把麥克風遞過來。即使在那時，我還是說了不同意
這次游行。但怎么解釋不同意還風風火火地來，來了還跑前跑后為《科技日報》
張羅橫幅，還給喊了兩聲戴老師同學簽名，就簽在他正穿著的背心上? 這是我
性格上的弱點，我也逃不脫革命是民眾的節日這一箴言。有趣的是，警察對這
一點似乎也很明了。放我回家那天，為我正式列出經過半年調查的我的錯誤中，
連給欽本立欽老板發的私人電報都拉扯進去了，居然沒有游行這條，雖然他們提
審的時候最心愛的問題之一是： 說，天安門廣場去過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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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月四日 退一黨
我是 6 月 4 日那天上午，在接受日本和香港兩家長途電話采訪時，宣布退
黨的。
那天早晨，撤出的學生西行經過六部口，坦克從后面追來，朝人群碾過
去。共產黨立黨立國最重要的原則之一是黨指揮槍。槍有了如此之作為，
黨何以為黨? 黨員何以為黨員?
我的這一決定雖然是在情緒十分激動的情況下作出的，心懷此意實在由來以
久。這久當然久不到七十年代。1975 年我以一名技術員的身分給鄧小平寫信，
站在普通黨員立場給他提建議時，黨性和黨員意識還滾燙滾燙的。在那個建議里，
第一希望黨政機關讓出北海中南海，把有水域的公園還給民眾； 第二提議每名
黨員干部自行行政降一至三級。我當時沒用罪己詔之類的字眼兒，我只想到，
黨這么干，多么得民心! 多么符合它創建的初衷!
不想當黨員的意念是隨著大陸一點一點的思想解禁，獨立人的意識一點一點
的建立而萌生的。這時的不想當黨員其實已屬君子不黨的范疇。那時共產黨的
臉色不過剛剛柔和了點兒，各界即門派林立，你噬我咬，好個沒勁。但退一黨這事
一直未付諸實施，主要因為沒功夫羅唆——平白無故退一黨也是很麻煩的——一直
拖著。六.四這回真是撞上了，退得干脆利落，無一絲沾沾粘粘。
有人問，不怕么? 好象不該怕吧。這本是一名正式黨員的權利，白紙黑字
寫在黨章上的。但所有在大陸上活過的，似乎沒人不知： 白紙黑字一回事，真
正動手又是一回事。
那么，不后悔么，心里一點牽掛、一點留戀都沒有?  人非草木。正因為人
非草木，才不能忘記整風、清查、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反資產階級自由
化，不能忘記大興水利、大煉鋼鐵、大辦公社、大毀森林、大上錯誤項目，不能
忘記幾代中國人怎么失了靈性、失了尊嚴、失了創造力思索力、失了最基本的為
人的權利。
家里邊，怕是說不過去吧?
如果說，我的某些尚在人世，且依然愿意與我的母親往來的父執輩，對于我
其他不安份的事，在替我懸心之余還能有一定諒解的話，退一黨已經超過了他們
能容忍的極限。我鄭重其事地奉還的，不僅一個可能受到信任、可能受到重用、
可能知道普通百姓不知道的事、可能看普通作者不許看的材料的中共黨員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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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還掉了黨的孩子有形無形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對此，在以后的幾年中，
特別在按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決定，把我們這批六.四期間主動退一黨的人，又周到
地再開除一次之后，感受就更真切了。算損失么? 也許表面上看算是，特別我是
鐵心打算在大陸定居寫作并度過余生。但在內心深處，除了覺得難于向我的在他
的盛年就已為黨捐軀的父親作出解釋之外——他死得太早，將他的黨在后來的日
子里的所作所為一一歷數，工作量未免有點大——沒什么不平衡。用北京話說，
叫做這回心里踏實了。
唯一不大習慣的是，頭兩年，提到老一共，脫口而出的還是本黨本黨的，
現在不得不馬上道歉： 哦，錯了，錯了。貴——黨!
初稿于 1990 年 3 月 秦一城監獄
定稿于 1992 年 5 月 哈佛大學
戴一晴《也談春一夏一之一交》，《華夏文摘增刊·人物與回一憶特輯》第 12 期 1993 年 1
月 10 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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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載 2013-08-20 11: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