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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5-20 星期五(Friday) 晴
悉的是它們在我們的民族記憶里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創傷,它們在我們的集體思維里被囚禁著,被審判著。
在對現實體制的禁錮進行反思時,顧準對農民群眾的水深火熱的處境真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顧準認為“固然是群眾的不濟事,決定領導可以胡作非為……”顧準身臨其境,身受制度和權力的壓迫之苦時,便尋求替代制度的可能性,可是這個Stalinism式的統治體制竟是如此的堅不可摧,完全沒有“裴多菲俱樂部”的立身之地,“何況整風反右,加上反右傾鼓干勁,把僅屬于萌芽的農民代言人禁錮起來,或者大洗腦筋”,或許顧準只能在寂寞的深夜搖頭無奈,這種無奈比那發現是一場更大的悲劇。然而,當顧準離開商城時卻深深地感喟:“我真懷念農村的人們哪!”
息縣日記是顧準第二次被打成右派時到五七干校的日記,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句話日記,內容還是勞動,思想匯報,學習,此時的顧準開始研讀歷史和哲學書籍。另一部分就是其所謂的“新生日記”,雖然時間完全相同,但詳略兩部分的內容卻大相徑庭。其實所謂的新生并不是鳳凰涅槃式的再生,只是顧準的應時之作,或許是顧準受不了親情的折磨而出違心之論,也或許是被權力和話語霸權扭曲的人格分裂,是商城那種衰弱卑劣的延續與擴大。難怪有人懷疑存在過兩個顧準,可是李慎之先生毫不客氣地回敬“只有一個顧準”。這一切只有顧準知道,因為他太孤獨了。他有同道嗎?或許有吧!有道者不孤。是當年的遇羅克,是當年的楊小凱。一個因為一篇“戳穿”的《出身論》而獻出年輕寶貴的生命,一個因為一篇“探詢”的《中國向何處去》而鋃鐺入獄,空耗十年大好青春時光。他們的一生注定是壯碩的,盡管短暫。誠如哲家所言,真理就是生命的終極,自由就是“去存在——去死亡”(海德格爾)。新生日記中雖然大多是違心應時之論,但仍不乏性情和血性文字與真知洞見。在1970年元旦顧準寫道:“一個人用生命寫出來的東西,并非無聊文人的無病呻吟,那應該是銘刻在腦袋中,溶化在血液中的東西”,這就是顧準一生文字的自況自許,也是其憂患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顧準對當時的經濟和國際關系有鞭辟入里的分析。當時中國的境況是內外交困,內困源于無窮無盡的反右批斗和“文化革命”,外困來自美日的威脅和中蘇關系的惡化。因此顧準對戰時和和平主義經濟作了指桑罵槐式的比較和評述:“20世紀20年代后的蘇聯建設是在和平時期按戰時經濟模型進行建設。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蘇聯長期以來成為國際軍火商,農業停滯,消費品生產永遠落后于購買力的增長……征服太空的活動咄咄逼人,然而西紅柿黃瓜面包問題迄今解決無望”,早年在綜考委時顧準已對蘇聯的經濟模式和帝國主義性質有所警覺,顧準在自述里說:“這次參加考察(雷瓊熱帶植物資源考察),確實使我對赫魯曉夫的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不負責任的態度,增加了一層認識”,也正是因為反對蘇聯對我國黑龍江流域水資源的侵犯而被打成右派,在勞改時仍九死未悔,依然探求是非曲直和真理之光。此時他對西方和平經濟的洞見同樣入木三分,從斯密直指凱恩斯,“十八世紀末期,Adams.mith的世界主義價值理論,曾經碰到List的國家主義的生產力論的抵消。List的理論實際上至今為止,還是一切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的理論指導。二十世紀中期,Mashall的自由競爭十全十美論,曾經受到Keynes的抵抗。Keynes理論自命為世界主義,實際上是國家主義的(他吹噓重商主義并非沒有道理)。所謂自詡為世界主義,這是因為他表面上只為治療危機,而不涉及擴軍備戰問題。所謂實際上是國家主義的,這是因為遵循他的方向指導國家經濟的,無不以國家的政治霸權為目標。”顧準自信迄至當時世界上尚未有關于這些問題的理論研究,這是預言,今天的事實正在印證三十多年前一顆求智之心的孤夜深思和對人世的不離不棄。顧準對亞洲形勢、蠟山芳郎的言論和日本的崛起、日美關系的緊張都言之鑿鑿,他斷言:日本島國的狹隘氣局不可能成為世界的中心,言下之意此重任必在我巍巍中華。他對波蘭哥穆爾卡倒臺的慨嘆是:“一個民族,拋棄了建國的理想主義,單純從物質上追求超級大國的地位,企圖用軍事優勢來支配他國,而且長期用大炮來代替牛油,用懸殊至極的報酬制度吸引達到這個目標的Brain(智囊),這確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國家。”顧準只能含沙射影,因為蘇聯模式已經嵌刻在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血肉之中,他多么希望中國能早日走上正軌。當顧準的思想翱翔千里之外時,身邊的事情卻苦苦地煎熬著他。1969年顧準要求見妻兒,被一再拒絕,以致釀成其終生遺恨。妻子自殺身亡而不自知,兒女也以這樣的父親為羞恥。這里沒有所謂天道,毛澤東說:“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顧準滄桑了,卻看不到云。商城和息縣,顧準兩度患肺炎,過度的批斗折磨和勞動,生活的營養不良,使病情惡化為癌,乃至最終奪走顧準“正當時”的思想生命。
北京日記完全是顧準發奮學習的生活寫照,全是一句話,有些只有一個書名。顧準在1972年的特殊環境里存在的空隙開始其在商城定下的十年研究計劃。此后顧準所讀之書全是哲學,歷史和政治學,必然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因為他要探求中國問題的解決之道。顧準雖在病中,讀書之勤很是令人嘆為觀止,讀書數百本,譯著亦多。以圖書館為家,風雨如晦,亦風雨無阻。在這時期顧準與陳敏之的通信就是“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其譯文涉獵甚廣:經濟學,歷史,政治學,還包括宗教(基督教)。顧準終生都在“探求中國當代和未來的許多根本問題”(陳敏之),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魯迅的“娜拉走后怎樣?”中國的人們何以會遭受如此的血淚史?
日記后附錄了其譯文《基督教》,作者是喬治.卡特琳。這編譯文傳達了顧準至死不渝的追求,也讓我們理解真正的基督教。或許顧準是無神論的,但他對基督教的內涵的體悟是信仰式的。毋寧是基督教提供了博愛,平等,虔誠,“生命的道路,是借合理的信仰獲得拯救”這也是西哲們日思夜索的共同問題,是形而上的超越追索。基督教的“原始精神是和平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或許顧準對當時的社會主義大建設是謹慎乃至懷疑的,他對陳敏之說:“我們不要輕信什么共產主義,否則很容易淪為專制獨裁的工具”,這句話針一般的扎在我的心頭,以致我一碰到集體的狂歡(活動),就怕得像只過街老鼠沒命地逃竄。關于歷史上的宗教戰爭,我曾與一位研究俄羅斯東正教的教授討論過。我認為宗教戰爭是非宗教因素引起的,宗教成為了戰爭的外衣或替罪羊,宗教不再是無所不在的信仰,而是人類廝殺的借口,諸神之爭只是人之爭的神圣化。沒有信仰的人會無惡不作,我們需要一個彼岸的依托來觀照和約束“此在”。誠如卡特琳所說:“凡是推選出來的,完全宗教的,亦即凡是神命的,決不是持戈作戰的”,后來我又在維特根斯坦那里找到了證詞:“宗教的狂熱是非宗教的狂熱”。顧準翻譯這篇文章是對所信仰的的一次曲回地宣揚,是在專制與極權的黑幕上筆劃超意識形態話語的個人自由主義之思的可能。“生命的道路是同情而不是冷漠。教會的突出貢獻是斷言——比Socrates所持理由廣闊得不可比擬——靈魂不滅,也就是斷定個人的不可計量的價值”,“然而基督教卻與此(柏拉圖的正義觀)相反,把它的精髓放在拯救教義上。它在每個人身上尋找潛在的本質。它堅決主張,真正神的正義是個人的,無論在塵世里或天國中,無論是現在還是最終,正義總是個別的落實到每個人身上,與此相似,榮耀總按照他決意去做的程度歸屬于他,縱然他的決議在環境中被壓倒了。”這活脫脫就是顧準血淚陽剛的生命評注。顧準的榮耀完全歸屬于他,而不屬于中國,它隨著顧準的靈魂已然進入了天國。塵世里只是多了一重罪惡,多了一次思想大屠殺,多了一次歷史的打劫,多了一次人間慘劇。他不屬于“我們”,他是另類,是先知。因為“這個社會最需要思想家的時候,這個社會卻已經把它產生的思想家悄悄扼殺了”(朱學勤)。劉小楓在駁斥別人拋給他的“神學救國論”時說:他并不相信宗教可以救國,宗教只可以拯救個人。在集體瘋狂失智的年代,個人主義不為所容,顧準注定孤身鏖戰。在現實中覓不到同志,便把思想的出口對準了基督教,正是這強烈的宗教式的個人主義自由信念支撐著煉獄中的顧準。
在商城的勞改中,顧準便立志戰斗“做一個歷史觀察家”,“新局面開始前沉默自全,跟著走,記錄歷史,是這時期的歷史能為世所知”,“至少應該記錄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后來者一個經驗教訓”。1960年1月6日顧準寫下了“No Reason to Be Weak and Mean(沒有理由妄自菲薄)”。他要“繼續這個態度,潛心研究十年”,此中蘊藉著顧準.多少的樂觀和自信,即此前他認定的Stalinism不是時代潮流,“結果必將以坦率、開明、寬恕、人道主義,文明的方向來代替目前說謊、專制、嚴刑峻法、無限制的斗爭,黑暗的辦法來完成歷史的使命”。然而上天這個吝嗇鬼并沒有假之以年,天忌英才,天不僅僅是自然,更是國家機器和權力系統,難怪悲憤的朋友說“順天者賤,逆天者貴”,信哉!
彌留之際,顧準對陳敏之說:他并不怕死,唯一感到遺憾的是對于學術和政治無能為力了。“我們的信仰是忠于真理,我們的任務是追求和堅持真理”(甘地),對真理有所追求的人必將無所畏懼,“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羅斯福)。顧準沒有畏懼,在反右中;顧準沒有畏懼,在“文革”中;顧準沒有畏懼,在與病魔的殊死搏斗中。“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其志也”,顧準是孔夫子“智者,仁者,勇者”的三位一體。
顧準在三十多年前預言“歷史要重寫的謊話連篇,哀鴻遍野,這一段歷史如何能不寫?”或許顧準日記就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稗史,他不僅記錄了歷史,更是創造了歷史,顧準填充了空白的當代中國思想史。歷史都是血染的遺跡,你信嗎?魯迅是戰士,顧準是信徒,中國人的罪孽因為顧準多少得到了清洗(莊周)。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然而,易山易水易朝代,魯迅走了,顧準也不會回
曾慧生 2013-08-20 11: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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