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世紀末回顧‘宋案’與‘二次革命’

在本世紀初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所發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隨之俱來的，由國民黨所發動的反袁內戰(所謂‘二次革命’)，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上，所不應該發生的兩項偶然事件。不幸的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會導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國史上政爭不循法律途徑，而用槍桿子，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黨)之殺宋，是‘一錯’；而國民黨之以暴易暴，興兵倒袁，則是‘再錯’。歷史不是數學，兩負不能變成一正。一錯再錯之后，此例一開，接著三錯四錯隨之而來，就變成武力至上、軍閥混戰、槍桿子出政權了。
    袁世凱是否一定要殺宋教仁？宋其實在早年的同盟會中，一直被他底同志們目為‘親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對他是加意籠絡，甚至視為子侄呢。袁對汪精衛也是如此，他要他兒子袁克定和汪拜把為盟兄弟。汪也是當時革命陣營中的‘親袁派’。事實上辛亥革命期間，‘非袁不可’的口號，便是汪精衛首先喊出來，而舉國和之的。
    【筆者附注：我們搞歷史的人千萬不能為‘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所誤導。不能因為汪精衛當了漢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筆抹煞。事實上，汪在投敵之前，他在全中國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實在是全國第一人。他在民初國民黨中的地位，也是總理孫文的當然繼承人，排位在黃、宋、胡之上。筆者早年曾撰有‘恩怨盡時論汪精衛’一長篇細述之。此文遺失，有暇當補作之。汪是位很標準的文人、詩人、情人，他不應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后天環境引誘他誤入政壇，用非所長，接連犯了十大錯誤。全國人民、全黨同志敬之、愛之、厚望之、原諒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錯誤都能東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則犯得太絕了，全國人民和絕大多數的歷史家都無法原諒，汪氏就遺臭萬年了。】宋教仁非可怕之人事實上宋教仁和汪在當時國民黨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間。宋是一位愛國者，一位有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氣盛、精力過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個倔強的個性，和右派大嘴巴。吧啦吧啦起來，聽眾掌聲如潮，歡聲雷動，使政敵聽來，就真以為他是拔毛成兵的齊天大圣了。其實宋公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不是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那一流的人物。在聚義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的林沖，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調和一百單八條好漢的及時雨宋公明，和智能掌握十大軍區司令員的周恩來。雖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敵叫成‘梁山盜魁’，但是漁父(宋的別號)是個直來直去的革命者，畢竟不是宋江。當然周恩來也是慢慢地磨練出來的，三十歲的伍豪(周用過的化名)，也不是五六十歲的周總理也。
    總之，宋教仁不是個可怕之人。相反的，正因為他搞政治鋒芒太露，不特黨內黨外都樹敵太多，招忌太甚，縱是一般國人黨人，對他也不太心悅誠服，甚或同黨相妒呢。君不見，在孫文大總統第一次組閣時，黨中才氣最大的、聲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孫公最看中的，一夜之間就能草成一篇不朽底‘民元約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遺珠之憾嗎？其后，唐內閣垮臺，陸征祥組‘超然內閣’(內閣中國務員一律脫黨)，不孚眾望，稱病辭職(民元九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為總理，另組‘混合內閣’(只重人才不分黨派)，而終未果行，乃改提前內務總長趙秉鈞暫代；這也是趙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陸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黨派中，政敵太多，不易領導混合內閣。第二也是宋一向堅持‘政黨內閣’(由清一色國民黨員組閣)，袁不愿，而事實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當時任何一黨都人才不夠。這顯然也是事實。【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二二 ─六三選輯‘大總統與同盟會代表之談話’，原載民元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公報’；及‘宋教仁談話’，原載民元十月七日上海‘民立報’諸篇。】不重用之就殺之可是在民元秋冬之際，國民黨在選戰中大獲全勝之后，形勢丕變，宋就認為由他來組織一個清一色的‘政黨內閣’，此其時矣。熟諳中國古典政治的袁世凱，也就仿古行事，采犬不能重用之，就除(殺)之’的老辦法了。【筆者附注：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時，曹告訴劉備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一下把劉備的筷子都嚇掉了。劉備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這則古典老套路。‘三國演義’在傳統中國政治中影響之大超過正史。】民二春初，在宋氏旅行講演鋒頭正健之時，袁即連電召宋來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許就是試‘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內閣總理趙秉鈞對這個最大的政敵，就不能等待了，他或許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時就‘除之’的默許，迫不及待的，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殺宋之后，風波鬧大了，袁可能認為趙之悍然殺宋，為的只是他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攬亂袁對整個大局的布置。趙之殺宋，不是‘體諒領袖苦心’，而是投機取巧，為保持自己總理的位置，不顧主子的困難，而悍然為之，這就不能饒恕了。因此后來趙也就不得好死了。
    是誰殺了宋教仁？
    宋教仁是奉袁的電召于三月二十日晚，從上海北站，乘夜車去北京。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閣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眾。這時孫中山正率大批民黨隨員戴季陶等，東渡作訪日之行。中山紡日的目的是‘考察鐵路’。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資，來中國筑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筑路之人也。而此時國民黨選戰新勝，中山的信徒和從龍之士都相當驕縱，他們四出活動，孫大總統卷土重來之聲浪也不絕于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謠言更是傳遍全國。如今孫公重訪日本，大唱其大東亞和中日聯合的高調，而遠在甲午戰爭之前，袁在朝鮮作‘小欽差’時，與日本便有殺身之仇。現在孫公要引進日資來中國筑路，同時因為俄國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動，要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袁政府無如之何？中山乃密電袁總統，建議聯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為此而活動頻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為之惴惴不安，就不難理解了。在此關口，趙秉鈞是否乘機進讒，外人固無由知曉，然趙于此時正在暗中積極布置殺宋，則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時，車上汽笛方鳴，他和黃興、陳其美、廖仲愷、于右任等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臺人口處時，不意一個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現，向宋腰際開了一槍，擊中要害，宋應聲倒地。車站上一時秩序大亂，刺客乃乘機逃去，無影無蹤。
    可是在本世紀初年，中國正在‘轉型’運動的早期，一轉百轉的時候，他們袁、趙諸人搞后來所謂的‘特務工作’，也還不夠現代化。他們還是用‘買兇殺人’的老勾當。這個兇手武士英原名吳福銘，只是個失業軍人，并非行動機警的職業殺手。由于在上海灘流浪，乃被趙秉鈞派在上海的特工應桂馨(本名應夔丞)所臨時收買，來對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職業殺手，未受過專業訓練，他在窮困不堪時，曾向同住在鹿鳴旅館(一作六野旅舍)的兩個學生借錢，并夸口殺人還錢。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殺為何人。迨宋案發生了，這兩位學生閱報告密，陳其美等乃報請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獲，才發現了應桂馨的名片，而逮捕了應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應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經費來源，實出自北京的國務院內務部的一位秘書洪述祖。抄獲文件顯示，洪又受命于國務總理趙秉鈞，而在行刺之前，洪自夸曾報告‘極峰’袁總統，總統甚表欣慰，云云。
    不過這些抄獲文件，多系密電隱語，并且幾乎是洪、應兩人之間的片面之辭，確實內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讀。再者，另據原對袁黨甚為不滿的京師警察總監王治馨，告訴張繼說：‘洪述祖南行之先，見總統(按指袁世凱)一次，說現在國事艱難，總統種種為難，不過二三人反對所致，如能設法翦除，豈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搗亂尚不了，兩面搗亂乎？”話止如此。宋遁初被難后，洪自南來，又見總統一次。總統問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見袁顏色不對，出總統府，即到內務部告假，赴天津養玻’【見‘國父年譜’，頁四五九，引張繼回憶錄】此事如發生在當年英美的法治國家，或世紀末的新加坡、香港，甚或是臺灣，兩造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論，就要曠日持久，然后聽取法官裁決，不服亦可上訴，官司打到‘終審法庭’為止。不幸這是民國初年的中國啊！國民黨人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干的了。黃興于四月十三日所撰的挽宋聯，說得最明白。黃說：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黃興雖如是說，但他還是主張用法律解決。可是孫中山于三月二十五日從日本趕回上海時，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張興兵討袁了。中山是個現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輕視法治，袁氏是個落后的老官僚，他不動聲色的調兵遣將，來個兵來將擋，那就更順理成章了。蔣、毛二公后來動不動就用革命手段來對付政敵，歷史家又如何下筆呢？這就是筆者一再不揣淺薄所說的‘轉型’問題了。從專制轉法制，在咱中國至少要兩百年長時間啊！在轉型初期，雖至圣大賢的孫、黃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視法律之言行，自鄶以下，就無待多言了。
    袁世凱的‘水門’和‘江南’
    再者，宋案發生于華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應移交江蘇都督程德全及中國法庭主審。袁總統得報乃連電程都督澈查案情。程乃會同黃興上將，和前司法總長伍廷芳、王寵惠，根據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所接收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證物，呈報袁大總統。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制向法制轉型，實在大有裨益。不幸原、被告兩造，當時皆缺之法治觀念，思想都甚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槍桿子，就使歷史倒退，遺禍無窮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心平氣和的就事論事，我倒覺得此事頗像尼克森總統的水門案。事發時總統可能不知實情，乃下令查察，查明之后，發現確是自己的人干的，乃又企圖為犯案人隱瞞，因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誠的干部也。人家本為你犯法，你現在要執法以徇，倒打一耙，豈不令忠貞之士寒心哉？總統想為自己人隱瞞，因為政敵太多，愈要隱瞞，愈瞞不了，知法犯法，尼總統就被逼退位了。另外，民初的‘宋案’讀來也頗像蔣經國晚年所發生的‘江南案’。經國晚年對為他作傳的學生‘叛徒’劉宜良，不用說是深惡痛絕，但是后來曝光的一切證據顯示，經國并沒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卻是、不成問題的，蔣下面最最忠誠的特務和黑道。他們在殺人曝光之后，據說經國為他們底愚忠和愚蠢，氣得死去活來。
    女兒城的故事
    再者，我們根據三千年來的中國史書，和八十年來的民國實例，知道最高當局、大獨裁者，尤其是袁、蔣、毛這樣的獨裁領袖，他們有意殺人，都不會動用正式手令或口令的。他們只需皺皺眉頭，自然就有聰明人知道其意義何在。佛經上有個故事說，某次靈山大會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葉尊者就知道佛的意思何在。這種智者的本領，洋人叫做Read his mind(揣摩其心)。在中國古典政治學里則叫做‘承旨’。乾隆皇帝下江南時，路過濟南府，乃問起古書里有關齊國女兒城的故事，隨行的大臣都大掉其書袋，以自表博學，只有一位大太監知道主上真正的意思，乃盡搜‘女兒城’中的美女，來替皇上伴宿。事為皇后偵知，她怕丈夫染上愛滋病，就前來鬧場，被丈夫踢了一腳。她又去向太后申冤，太后又認為哪個貓兒不沾腥，拒絕主持正義。乾隆爺自己也認為他這位吃醋的老婆，不能‘母儀天下’，就把她‘廢’掉了。【故事見蕭一山著「清代通史’】這種有Read his mind本領的聰明人，在蔣、毛二公之下，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說他能‘體諒領袖苦心’。這‘體諒’二字，便是一針見血的經驗之談。大陸上的康生和汪東興，如何體諒主席苦心，一定有更驚人的警語和行動，將來自會慢慢出現的。可是真正的‘忠臣’，體諒之后，就按照領袖的苦心，主動地去執行，還是不夠的。萬一在執行中出了問題，你還要為領袖。背盡一切黑鍋，負盡一切責任。領袖如為化解他自己的責任，而要向你‘借頭一用’之時，你得慷慨捐頭，而口無怨言，是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義士……，古人所謂‘死士’；所謂‘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者也。只有這樣，你才能取得領袖的絕對信任，成為領袖的‘心腹’，去享榮華，受富貴。但你如善于Read his mind，就想乘勢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經發覺，那你就自掘墳墓了。
    宋至死未嘗疑袁
    袁世凱和趙秉鈞的關系，似乎就是如此。趙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殺宋，所以他就加意籌劃了。袁之連電邀請宋教仁入都，磋商軍國人事，顯然他還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兩極之間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覺。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甚為樂觀。他甚至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時，還沒有懷疑是袁氏對他下此毒手，所以他還要上書總統(這在帝制時代便叫做上‘遺折’)作最后諍諫呢。書曰：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載‘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宋之‘遺折’頗有忠藎之忱，讀來哀惋。袁或無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為保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或為殺宋之主要動機所在，亦未可知。果爾，則袁反為趙背殺宋之黑鍋矣，是耶？非耶？袁氏當時‘通令’自辯，也說：共和國家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范圍。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經法庭公開者，不得輕加論斷。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實與法律違反者，不宜信口雌黃……。須知刑事案件應侯司法機關判決……。豈容散布浮言，坐貽實禍？【見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五月四日‘政府公報’】他這話也有他的道理，讀史不能以人廢言也。而宋逝未幾，兇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幾洪述祖亦畏罪潛逃，趙亦淬斃，胡為乎而然呢？您說這是民初軍閥時代的政府下流嗎？蔣、毛二公時代，例子還少嗎？舉不盡了吧。縱在美國，甘乃迪總統是誰殺的呢？殺甘乃迪的刺客又是誰殺的呢？后來殺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誰干的呢？
    政治暗殺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難書的，不查個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當‘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現象。其實黃興所說的‘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這三大暗殺案，若從純法律的觀點來分析(如果讀者賢達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審員(jurors))，我們就很難確定袁世凱是真正的刑事犯。證據不足也。再者，朋友，我們的國共兩黨，一向都主張‘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走一個’(這話據說連陳誠都說過)，則疑犯罪犯又何從分別呢？試看‘六四’運動時，在北京大街之上，以肉體阻擋坦克車的小神經、大豪杰王維林，今在何處？江主席說他躲起來了；找不到了。難服攸攸之口也。我們怕他是在‘錯殺一百’中，被公安部門一怒之下‘錯殺’了也。王維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只是膽大包天的一個小神經而已。一個偉大的共和國，連一個神經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過，那還是什么個國家呢？我們倒希望江主席就此對老百姓有個交代才好。朋友，今日中國在世紀未，專制向法制轉型，已近最后階段，尚且如此，則生存在世紀初的專制時代，政客官僚的行為如何，就不難想像了。我們寫史者、讀史者，除掉嘆息之外，夫復何言？
    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過話說回頭，轉型原是一轉百轉的，連搞特務也跑不脫這項規律。胡適先生治紅學就曾說過，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來的特務。他底手段就是通過吟詩論文以結交南方的文人和藝人。另外還廣散金錢以救濟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爭取民心。袁世凱做了總統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務來做南方的工作。
    應夔丞顯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個特務。他的任務第一便是打探國民黨在南方的活動：同時也利用金錢收買文人，創辦報刊為袁氏宣傳。應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時任內務部秘書，由國務總理趙秉鈞直接指揮。應夔丞原是策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的一個干部，他和武漢軍政府中的‘三武’(孫武、蔣翊武、張振武)顯然都是一伙的。迨張振武與黎元洪爭權，被黎騙往北京，并乞袁世凱代為殺之。袁其時正在拉拢黎氏，乃不問案情，便將張振武槍殺。張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凱，而與原先捧他上臺作‘開國元勛’的革命黨，尤其是共進會為敵了。他把共進會說成黑幫、說成匪類，要加以徹底解散和消滅。共進會的成員當然也把黎菩薩、偽君子，恨得牙癢癢的要加以反擊。應夔丞原是張振武的黨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緝’，從武漢逃回上海。在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之后，應也就在黨部內進進出出，和陳其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高干，都很熟識。所以在宋死后，國民黨在上海為宋辦喪事時，應竟然也是個熱心幫忙的‘同志’，當然他地位太低，與總長級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應的東窗事發，陳其美等都大為驚異。殺宋的兇手竟是國民黨自己的同志。
    當然，自從一九○五年同盟會成立之時起，革命黨陣營之內就一直在鬧窩里反(且看今日在海外的民運人士)，一天也沒有太平過。武昌起義之后，黃興在漢陽吃了敗仗，孫武就領銜通電罵黃。等到孫中山做了臨時總統，黃興奉命遴選閣員時，漢方共進會成員也無一人人閣，那還是在‘共憂患’的時期。如今國民黨選戰大勝，天下在望，‘共安樂’就更難了。因此在袁孫相斗、外弛內張的情況之下，袁黨想在革命黨內搞個反間組織，他們就‘卯’上了應夔丞了。應與洪述祖有舊，似乎是遠親晚輩，又是原革命黨心臟中人物，而與孫、黃等有隙。應更是深入幫會的黑道中人；與上海的青幫、廣東的洪幫，和長江上游的哥老會，似乎都有若干往還。在上海灘頭也頗為‘吃得開’。一經洪氏利誘，應就倒入袁黨，為袁在國民黨中‘臥底’了。
    民國史上第一個特務機關
    如果‘特務’是民國政府里一種特殊‘建制’的話，應夔丞實在是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這類東西，在中國歷史里，遠在春秋戰國時即有記載。近至明末的東廠，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東西。但是把這些古老的東方封建殘余現代化，轉型成二十世紀俄國的KGB、德國的蓋世太保，和美國的FBI和CIA，那卻是從袁世凱這個簡陋的特務班子開始的。從應桂馨到戴笠，到康生，精益求精，愈來愈可怕；他們的轉型，也是有其階段性的。所以我們要注意‘現代化’(modernization)這個東西的屬性是中立的；它可以為善，也可以作惡。不是凡現代化的東西都是好的。
    根據從應夔丞家中所搜獲的，頗有系統的材料加以分析和組合，我們所知道他這個小特務機關的形成經過，大致是這樣的：在應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黨，來做國民黨的反間工作，袁黨亦有意利用他時，洪述祖乃被派南下作應的直接領導。洪在政府中的地位雖只是內務部的一個秘書，但他卻是袁世凱六姨太的近親。袁共納有妻妾十五人之多，正式以合法妾侍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這時從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寢，五姨太因長于家務，這時專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則尚在輪流恃寢之末，還算未完全失寵，枕畔床頭，仍可以替她弟兄拉點裙帶關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說他可以晉見‘極峰’，或許也有幾分真實性，他確是有所謂‘通天’底特權的。而洪在那個傳統社會里是一種下流的宵小，則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殺人綁票、貪贓納賄、拉皮條、找女人，是一種‘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凱那種傳統士大夫階級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伙，一般都有相當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這種下流勾當；可是對‘姨太太’的弟兄伙，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們的專業了。這是中國傳統社會里所特有的一種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國人，或轉型后期的，世紀末華裔中青年知識分子，所能輕易了解的了。不過關于洪述祖與袁之第六妾的關系，筆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葉，與袁生有二子三女，并不姓洪。但袁與洪的關系似甚親密，非比尋常；洪為葉之近親，為葉作些金錢外務，則極有可能也，當續尋之。
    人類的意識是受他底同時代的社會觀念支配的。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變，那這叫社會里的社會成員(social being)的集體意識和觀念，也就千年不變；因此在這種社會里，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類的社會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謂‘人心不古’這一類的成語。相反的，一個社會如果‘十年一變’，像我們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社會，則年齡相差十年的人，就要發生‘代溝’(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讀到上述那個社會現象，可能都會會心的莞爾一笑。中青年，或早歲有外國心理背景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黨那時要利用應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銷黎元洪對應的通緝，借口便是應自愿幫助政府，解散那與黑道幫會有密切勾結的共進會；應自封為該會的‘會長’。第二步則是利用江蘇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個‘江蘇駐滬巡查長’的位置，以為應作秘密活動的掩護(coverjob)。巡查長的公開職務便是‘偵察匪情，報告政府，聽候處置’；換言之，巡查長只是一個偵探長，本身沒有指揮警察捕匪的權力，他這項冠冕堂皇的公開職務，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個依違于袁、孫之間的老官僚，他顯然知道，‘偵察匪情’這項職務中，‘匪’究竟指的是誰？他夾在袁、孫之間做官，只有兩面磕頭，才能自保。
    根據應的文件，我們知道他這個小特務機關是由北京國務院直接領導的。應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并由洪經手，國務院每月秘密撥款二千元作經常費。他們不但在新聞界收買一個叫做‘民強’的刊物(雜志？)，專門替袁黨宣傳，以與國民黨報刊相對抗，他們并且遍訪或捏造孫、黃、宋等個人的‘劣跡’(如男女關系或騙詐貪污等等)編寫成書，在日本印刷十萬套，運回國內流傳，以作人身攻擊，中傷孫、黃、宋等人的人格；誣蔑他們的聲譽……，至于他們怎樣忽然從這些低級的宣傳工作、情報工作，走上了暗殺之途，那顯然是受宋教仁在民國二年初春，所作的一系列反政府的激烈講演的影響了。
    宋教仁那一系列對政府過激的批評，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駁。袁世凱當然也會頗為不悅，而形之于顏色(皺皺眉頭)，這一來當然就被‘善于觀察人主顏色’的內侍們看到了，他們就要‘承旨’辦案了。在有意或無意之間，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殺宋的‘話柄’，據此洪述祖就電囑應夔丞‘寫幾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則應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萬元的酬勞，并且還可能有‘勛位’可拿，勛章可佩呢。這樣應就去尋找刺客了；最后就找到了一個失業軍人武士英，干出一記窩囊的刺宋案來。
    【筆者附注：根據洪、應之間的密電，洪許應的經濟報酬，出自‘公債票’。民初中國政府所發的公債票是當時國際股票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原因是軍閥政府為急于取得債款，債票都以最大的折扣，盡快出售；等到公債到期時，由于有海關或路礦等企業作担保，還本時都按票面價值加利息計算，所以‘愛國的’購債人，利莫大焉。洪述祖為應夔丞安排所購三百余萬元公債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干‘分潤’。見上引洪、應密電】以上是筆者個人根據數十年來對‘宋案’探索的興趣，和閱讀數十萬字一手檔案，和二手報導，以及對當年遺老不斷的訪問，所寫下的‘半張紙’的宋案案情。自信雖不中，亦不遠也。當然歷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寫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無定案之可言。筆者旅美半世紀，就看到甘乃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金牧師的被刺案，以及足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和最近的柯林頓總統的緋聞案，至今，可能永遠，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執筆亦各是其是，讀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執簡以書之，以備一家之言云。【有關宋案的出版品，如臺北的黨史會出版的‘革命文獻’第二冊即所載甚詳。關于最近出版品，讀者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1912-1928)，卷二，頁六四 ─一四五‘刺殺宋教仁案’】國民黨對宋案議論不定上節已言之，宋案發生時，中山正在日本訪問。三月二十一日孫公得報，乃中止訪問，立刻回國，于三月二十五日返抵上海。當晚便在黃興寓所開國民黨高級干部會議，以商討對策。在眾人極度悲憤的情緒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討袁。但是與會高干，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隨聲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決。黃興尤其主張慎重。因此黨中乃逐漸形成孫、黃兩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異。中山主動武，并說‘若有兩師兵力，當親率問罪’云云。但是國民黨那時連兩師軍隊也沒有。縱有，亦絕非袁之對手。袁此時兵多將廣，哪是兩師軍隊就可打得倒的呢？國民黨此時雖號稱擁有皖、贛、粵三省地盤，然中山用武的號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立有回電，皆以絕無實力可以宣布獨立，反抗中央。中山還有個想法，是親自去東京向日本乞援，聯日倒袁。這著更是屎棋。日本那時對華正虎視眈眈，欲乘虛而入沒個借口，來了個吳三桂豈不正好？國民黨那時要聯日倒袁，就自棄于全國人民了。
    黃興主張法律解決，雖也未必能立竿見影，但那畢竟是解決暗殺兇案的正當途徑。國民黨那時究竟還是國會之內的絕對多數。袁氏投鼠忌器，背個全國皆知的殺人主使犯的惡名，至少他還不敢對全國第一大政黨動武，加以毀滅。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正如后來的林彪，他如能學會周恩來的本領，和他三五年稀泥，等到偉大領袖蒙主恩召之時，你不就可以安安穩穩的‘接班’了嗎？何必小不忍而亂大謀哉？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個造反成性、認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楊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密謀在廣州起義時，就曾主張‘四處放火’虛張聲勢。后來在鎮南關起義時(一九○七)，中山亦曾親上前線，親手開炮。其后孫大總統被陳炯明叛兵趕上永豐軍艦(即后來的中山艦)時，他要向廣州市區發炮反擊叛軍，炮手不愿誤傷舢區平民，婉拒發炮，孫公大怒，乃親自拉線開炮，還擊叛軍。孫公那時在炮火中作戰之勇猛，后來竟嚇得在一旁發抖的蔣夫人陳潔如女士小便失禁。所以中山先生的個性，并不是我們平時國父長，國父短那副謙謙君子的形象呢。本質上他老人家也是一條‘砍掉頭，碗大疤’的梁山好漢呢。他也是個列寧式的英雄。為著革命倒袁，啥鳥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因此在這‘二次革命’時期，國民黨和戰兩派并沒有一致的政策，黃興等主張法律解決，曾由江蘇都督程德全向國會要求組織‘特別法庭’，公審宋案，卻為司法總長許世英所駁回，許認為不向地方法院起訴，而另組法庭，是干涉司法獨立。可嘆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動之下，為組織‘政黨內閣’，這時北京的國務員，自趙秉鈞總理而下，當然包括許氏，都是國民黨的黨員。黨員對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見，當然也就授入以柄，讓袁總統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動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兒科了。他們沒有大兵可調、地盤可據，卻在武漢市內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動，被黎元洪破獲，說他們是‘謀刺黎副總統’，報入中央，而大開殺戒，黨人寧調元、熊越山等被捕，后來都被槍斃了。總之，國民黨內議論未定，袁世凱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戰爭的空氣正彌漫全國之時，袁氏也早就調兵遣將，著著進逼，準備動武了。
    善后大借款，不能善其后
    胡適說：‘麻將里頭有鬼。’事實上打政治麻將，則鬼更多矣。在這場袁、孫兩派的政治麻將里，孫黨就手氣奇差，簡直沒一張好牌；而袁黨則手氣大佳，好牌不斷涌現。當老袁決定對國民黨動武時，忽然來個‘杠上開花’，他向六國銀行團交涉了兩年的善后大借款，這時忽然馬到成功，由六國中的五國(美國退出)聯合借給中國政府兩千五百萬金鎊，合兩萬萬銀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迫不及待的便于四月二十七日，未經國會表決，就正式簽字接受了。這消息一出，袁黨軍心大振，而國民黨則全黨大嘩，認為是非法借款，發動內戰，黨人領袖與參眾兩院議員，亦函電紛飛，抵死不能承認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討袁的口實。其實當年各省都督，僅有四省反對借款；向通電贊成者則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年后，恩怨已斷，歷史家秉公以論之，借款案與刺宋案一樣，也是個法律問題，在一個法治國家之內，兩造律師在法律之前也是爭辯不盡的。民國新成，革命剛了，軍政善后，處處需錢。孫之讓袁，軍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經濟。而解決經濟困難唯一辦法便是商借外債。孫公首行之，試以路礦稅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謗彌深。迨孫公解職，把這爛攤子轉讓袁公，眼看縱是南京留守一個衙門，裁兵之需即為二百五十萬元之鉅。孫公解職讓袁，豈不真是無官一身輕。后來在孫、袁蜜月期中，中山為袁的經濟困難，借箸代籌，也認為舉債之外，別無二途。但是那時列強環伺，都以借債為蠶食中國主權之不二法門。各帝國主義之間的明爭暗斗，何等復雜，我政府應付之道，稍一不慎，便喪權辱國。筆者昔年曾為此乞教于曾任國務總理和財政總長的顧維鈞先生，以及曾任中國銀行總裁和江浙財團首要的張公權先生等，試圖探其奧秘，誰知所鉆愈深，愈不見底。蓋外債一項，不特牽涉北京政府時期中國朝野公私的各種建制，深不可測，其在債權國家，各帝國主義之間朝野公私的糾結亦不在債務國之下。稍一深入探索，則三五百頁之鉅著，未必能見其項背也。有暇當列專章略探之，在本篇中，我們只可說，袁黨這個大賭客‘手氣好’，在他正需錢打內戰時，交涉經年的善后大借款剛在此關口簽字。原來本為善后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后，也是國運多舛吧，夫復何言。【為了解善后大借款的大致經過，讀者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一四六─二六○，‘善后大借款’】第二次革命.第一次內戰總之，袁、孫兩黨的對峙至此已劍拔弩張，正如早年的美國內戰(一八六○─一八六四)，蓄勢已成，就看誰開第一槍了。林肯是個聰明人，他等著(甚或是以調兵遣將行動引誘著)南方來開第一槍。一槍既發，他就以國家元首之尊，為維護國家統一，下令討伐了。林肯這個狡猾的手腕，后來又被羅斯福學到了。珍珠港事變之前，羅氏深知美日之戰不可避免。但他格于國內孤立派之反對而不敢公開叫囂，只有制造戰爭形勢，希望日本小鬼來開第一槍。誰知他手腕玩的太靈活了，連中國給他最機密而可靠底日本發動戰爭的情報，他也故意的延宕了。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吃了珍珠港那個大虧。但是，朋友，美國是吃了大虧了，日本開第一槍的代價就更大了。非關本題，暫時打住吧。
    我國民初的二次革命的形勢也是如此的。他們那時轉型還在初級階段，打內戰還不知啥叫保密。中山的叫囂聯日討袁的種種‘策略’，應夔丞階段的特務雖然很原始，這點情報袁黨還是有的。至于袁的調兵遣將(他把李純精銳的第六師于五月初自保定南調武漢，另調精銳從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開的了。而國民黨此時，黃興的主和派的聲音，已早被中山主戰派的叫囂所淹沒，戰爭形勢已成，這時國民黨還在宣傳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則中山的聯日倒袁，搞分裂活動又何嘗‘合法’？大家都無法無天，那就由槍桿來決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國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實上是‘第一次內戰’。壞事怕開頭，打了第一次內戰’，以后就打他們個一千次了。第一次是個‘偶然’一千次就是個‘必然’了。小民何辜，罹此百年浩劫，也是命運使然吧。
    國民黨掃地出門
    當然這第一次內戰，強弱勢殊，袁世凱這民國史上第一位強人，此時是采取主動的。六月九日，袁以‘大總統令’，把江西部督李烈鈞免職，由駐節武昌的副總統黎元洪暫代。繼之粵督胡漢民(十四日)、皖督柏文蔚(三十日)，亦相繼被免。同時黎元洪在武漢亦大捕地下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是時粵、皖兩省黨人，皆有窩里反，胡、柏二人雖心有不服，還是遵令去職。李烈鈞因在江西掌握較穩，被撤職心有不甘，乃潛滬與中山密商之后，又潛返江西湖口，約集心腹同志，及武漢避難黨人，密謀起義抗袁；舉棋未定，李純已受命為九江鎮守使，率軍步步進逼。李烈鈞不甘示弱，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鳴炮，公開起義討袁，打響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槍。
    【筆者附注，這第二次革命和民國開國后的第一次內戰，便帶有嚴重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色彩。我國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種‘回避’的制度。如漢制便規定，本郡人不能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這就是現代政治學上的所謂‘制衡制’，是很科學的。此制斷斷續續地實行，兩千余年末嘗廢。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撫的傳統制度。所以再有清兩百余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后，再未發生藩鎮割據的現象。民國成立之后，首先就把這一優良政治傳統破壞了。民初各省都督幾乎全是本省人。這就開啟了本省軍閥盤據本省的惡例了。國民黨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們鬧窩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廣東，那時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將：胡漢民和陳炯明都是廣東人。二人不和，弄得兩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鈞掌握得比較嚴密，窩里反問題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為著革命的利益，顯然沒有他們抗拒‘北軍’(客軍)心情的嚴重。其時遠在云南的蔡鍔(蔡為湖南人而任云南部督)，對此日益滋長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雖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時他卻助袁，通電痛斥李烈鈞‘以前行為，本難寬忍’。(見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云南蔡鍔艷電’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一四四。此電在原書中誤印為一九一五年)。此一區域主義，后來竟濫觴于軍閥時期。至臺灣而變本加厲，可悲也。】這時憤恨袁氏專權，或僅為不滿現狀，欲為自身另找出路的國民黨的中下級軍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義旗一舉，各地也紛紛響應。民黨的老巢在江西、廣東、安徽、上海，固無論矣。縱在較北的徐州駐軍之內，也不乏反袁義士。須知在那個時代，國民黨并沒有它自己的軍隊。它所有的不是當時有革命傾向的正規國軍，慕義投靠，就是地方雜牌民軍，就食而來，他們底戰斗力和紀律，有時且遠不如老的‘北洋六鎮’。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說的‘驅市民為戰’。不但戰斗力有限，而軍紀之敗壞，亦不下于‘北軍’。加以彈械糧餉皆缺，又師出無名，士氣不振，上海由陳其美指揮，連個制造局亦屢攻不下，徐州、廣東、湖南一觸即潰。稍微能堅持一二周者唯湖口與南京兩處，傷亡潰敗亦慘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軍起義，然由于蘇督程德全首鼠兩端，棄職潛往上海，孫派之激烈軍官何海鳴等確有意死守南京，苦撐待變。中山亦曾有意親臨指揮，終以黃興抱奮勇而來作罷。然黃氏覺事無可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從安徽戰場敗至南京，曾痛批黃興為‘一將無能，千軍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實覺孫公之發動二次革命，正如美國杜魯門總統對麥帥有意侵華之評語曰：‘斯為一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錯之戰爭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place, at a wrong time)焉有勝利之望？
    二次革命時未迭月，革命軍就全軍盡墨，國民黨全黨上下，掃地出門之后，早期夢想的‘以美為師’，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全盤失敗。孫公就要調換方向，‘以俄為師’，去搞獨裁專制了。袁公早就感覺共和政體不適用于中國(見他和顧維鈞的對話)，再經過與國民黨一番痛苦的斗爭之后，金窩、銀窩，終不如狗窩，他老人家就要回頭去做皇帝了。吾人今從世紀之末，回看世紀之初，大概沒有什么歷史難題不能理解的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于新澤西州)

唐德剛 2013-08-20 16: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