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為什么不提“毛澤東思想”

簡體傳統

　　關于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研究，是一個熱門題目。對此，中國學術界和中共本身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認為中共八大提出了一條正確的路線，而把此后20余年內中國激進和極端的發展道路及其后果，歸結為對八大路線的背離，同時又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改革開放與八大連接起來。[1]這種理解，大致說來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但作為歷史研究者必須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八大開過不到一年，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擁護的八大路線就被拋棄了呢？歷史存在慣性，那么在八大路線中，有哪些地方保留了“革命傳統”，而恰恰在這些地方為后來中共的激進和極端政策埋下了伏筆？這個問題正在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本文選擇其中一個雖然不大卻很重要的方面——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以及當時風靡社會主義陣營的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進行考察，希望為尋找答案做些努力。
　　中共八大期間有一件事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在所有大會文件和發言中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是從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寫著：“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2]然而，在八大黨章中卻刪去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3]此外，在劉少奇的政治報告、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和八大決議中，都沒有出現“毛澤東思想”一詞，甚至所有的大會代表在發言時也不約而同地都不提“毛澤東思想”。
　　這個問題自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人在學習八大文件時都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新黨章為什么未提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沒有講中國的個人崇拜問題？現在黨章不提毛澤東思想，是否是反對個人崇拜？[4]國外研究者也因此對毛澤東的地位做出了種種猜測。他們認為，新黨章根本沒有提到毛澤東思想，而是強調集體領導，這“進一步證實毛大權旁落”。“對毛澤東威信的真正打擊是從新黨章中刪節了兩處涉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他們還猜測，“劉少奇可能的確試圖減少毛澤東的作用”，甚至斷定“把涉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從新黨章中刪去的提議，最初來自彭德懷”。[5]中國史學界的研究已經否定了這些判斷和推測。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并非突如其來，而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而且這個決定是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提議做出的。自1948年11月以后，毛澤東多次將送他審閱的文件中有“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刪去，或改為別的說法。[6]從目前披露的大量文獻和史料看，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其過程也是清楚的。
　　自七大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后，在中共黨內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最早講到這個問題的，恰恰是毛澤東本人。在1948年（11月），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打電報向毛澤東請示，要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并提出在教員和學員中，“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毛澤東給吳回電說：“那樣說法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里所說的‘中國革命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7]
　　1949年1月，毛澤東在修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時指出：將草案中的“毛澤東思想”，一律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將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改為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強調不要把他與馬、恩、列、斯并列，說如果平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套，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這樣不好，我們請他們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8]
　　1952年9月25日，毛澤東對《人民日報》送審的國慶社論提綱草稿作了兩處修改：將“這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刪去；將“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一句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同時批示：“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并提，并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9]
　　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體系”用語的地方一律被刪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澤東親筆刪改的。[10]1953年4月10日，毛澤東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應將這些字刪去。”5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報送的內務條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8月14日，毛澤東又將中共中央給中國駐越南顧問團的電報稿中“毛澤東思想”字樣刪去。[11]
　　這樣，由于毛澤東本人一再反對，中共中央終于做出了正式決定并通知全黨。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指示起草了一個《關于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通知》說：“黨章已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通知》還特別說明，“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在審閱這個通知稿時加了一句：“在寫文章做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12]這個《通知》的精神并沒有限定在黨內傳達，12月19日毛澤東在一次座談會會上向與會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打招呼說：“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并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13]
　　上述情況足以說明，那時不提“毛澤東思想”的確是毛澤東本人提出的，而且中共中央書記處也有明確指示，并在八大前已廣泛告知黨內外（只是沒有傳達到基層）。所以，在研究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時，追究起草文件時是否專門做過決定，是否有人建議或者是誰“最初提議”的，都已經沒有意義了。莫說目前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的史料，即使存在這樣的決定和建議，相信其內容也不外如此。既然黨內高層早已達成共識，中央也發過通知，那么這一切都是沒有必要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什么會產生這個想法，并且一再強調不能提“毛澤東思想”？這是否如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毛澤東和中共早在赫魯曉夫提出反對個人崇拜之前就有了這種主張和想法？
　　胡喬木后來解釋說：“這與蘇聯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不感興趣有關。”“在我們黨提出毛澤東思想后，蘇聯黨始終拒絕承認這個提法。在蘇聯報刊上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這成了一個禁區。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發表時都給刪掉。既然蘇共是如此態度，而中國革命又離不開蘇聯的幫助，從大局出發還必須搞好與蘇共的團結，出于這樣的考慮，不僅‘歷史決議’將毛澤東思想提法刪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14]這就是說，毛澤東主張不提“毛澤東思想”是被迫的，他所顧忌的只是斯大林和蘇共的態度及其對中蘇兩黨和兩國關系的影響。
　　胡的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1948年下半年，在社會主義陣營里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蘇南沖突，共產黨情報局10月會議決定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逐出教門。斯大林決心與鐵托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容忍南共的自作主張和在巴爾干獨立門戶的“民族主義傾向”。與此同時，針對東歐各黨“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和主張，斯大林在共產黨情報局范圍內開展了一場圍剿“狹隘民族主義”的斗爭。[15]毛澤東對此極為關注。當時，國共之間決定中國命運的決戰已經開始，中共絕對需要蘇聯的全力支持和幫助。據蘇共中央聯絡部觀察，從1947年9月召開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大會后，中共就明顯地表現出對蘇聯的好感，并廣泛地利用會議材料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派的斗爭。[16]所以，共產黨情報局1948年對南共和民族主義的批判，立即得到了中共的積極響應。中共中央專門做出了關于南共的決議，指出：鐵托集團由于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系列基本觀點，因而陷入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11月1日，劉少奇撰寫《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文，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一切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爭求解放和保衛民族獨立，取得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援助，乃是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17]毛澤東就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提出對宣傳毛澤東思想降溫的，其目的和考慮不言而喻。
　　斯大林去世后，毛澤東的壓力本來可以也應該解除，但他仍然堅持不同意使用“毛澤東思想”一詞，其原因還在于蘇聯——蘇共此時開始的反對個人崇拜的舉動及其在中國黨內的影響。斯大林死后不久，蘇聯報刊就開始從理論上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并提到個人崇拜問題。在1953年5月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根據貝利亞的倡議，通過了關于在節日期間禁止游行隊伍抬舉領導人畫像的決議，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并由此談到了個人崇拜的危害性。[18]接著發生了貝利亞事件，蘇共中央為此做出的7月決議特別指出了“另一種不正常現象”，即在“近幾年來的宣傳工作”中，“走上了一條宣揚個人崇拜的邪路，從而貶低了黨的領導核心和整個黨的作用”。[19]蘇共中央還特意安排了三次會議，分別向中共、東歐各黨及意共和法共介紹情況，而在這里，斯大林遭到了點名批評。據參加會議的意共代表帶回的材料，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出席了通報會。莫洛托夫在宣讀全會文件后進行的長篇解釋性講話中，列舉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錯誤。通過許多具體事例，莫洛托夫描繪出一個頭腦簡單、性情粗暴、處事偏執、權欲熏心、甚至有些瘋癲的最高統治者的形象。莫洛托夫最后告誡說，為了避免重犯“個人崇拜”的錯誤，“應該堅持集體領導”。[20]
　　此后，類似的消息不斷傳到國內。1953年12月25日中國駐蘇使館向中宣部報送了兩個材料，介紹了蘇聯報刊和宣傳中批判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情況，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1954年第3、4期刊載了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大使張聞天又向中共中央辦公廳報送了一份題為《蘇聯宣傳中對斯大林提法的改變》的材料。4月28日毛澤東批示劉少奇：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為內部文件印發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在京有關人員。[21]鑒于蘇共當時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地位和影響，其反對個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共中央引起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這年12月中宣部發出的那個關于如何解釋毛澤東思想的通知，不能說與這些背景沒有直接關系。
　　蘇共二十大以后，特別是在1956年7月《人民日報》公布了蘇共中央《關于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以后，反對個人崇拜問題更加成為了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了。新華社編輯的內部參考，大量登載了中國社會各界的種種議論。人們不僅為赫魯曉夫揭露出來的斯大林的錯誤感到震驚和不解，而且已經有人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中國黨內有沒有個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頌領袖時應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詞句，應考慮改變一下”。[22]廣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說，“蘇共能夠這樣暴露缺點，才是發揮民主精神。”“我們過去有時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是不夠恰當的，帶有封建色彩，也是個人崇拜，忘記了黨的集體領導的力量！”[23]長春市干部中也有些人認為，中共也有個人崇拜的現象，如開會時只給毛主席致敬電，不給黨中央致敬電，電影里只提毛澤東軍事思想，不提黨的軍事思想，農業發展綱要中只說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議：“我們國家對黨的領袖也應注意”，“不應強調喊毛主席萬歲”。[24]一時間，世界各國共產黨都在減少對自己領導人的宣傳，以避個人崇拜之嫌。東歐各黨緊跟蘇聯自不待言，連法共和意共都贊成批判個人崇拜的現象。[25]越南勞動黨中央機關報《人民報》則在7月10日發表社論，歡迎蘇共中央關于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26]甚至朝鮮也逐漸減少了個人崇拜式的宣傳，最先改變的是取消了“金日成萬歲”這個口號。[27]在這樣的氛圍下，毛澤東本人和中共高層領導人自然都不便再重新提出“毛澤東思想”。由此可見，在中共八大和有關文件中不提毛澤東思想，乃為客觀形勢所迫，而非主觀愿望。
　　如此看來，八大沒有提毛澤東思想，絲毫不能說明毛澤東本人和中共黨內對“毛澤東思想”的內涵和表述有任何懷疑，所謂毛澤東地位下降的推測更是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從毛澤東歷次談到這個問題時的說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強調的只是不宜在公開場合使用“毛澤東思想”這種提法，而并非認為這種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國后，從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戰爭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勝利，這使毛澤東在黨內外的威望和影響空前提升。人們更加折服于他的雄才大略，沒有人會懷疑其領導的正確，更不用說會有誰對毛的地位提出挑戰。
　　從八大對個人崇拜問題的處理方式可以看出，這個關乎共產黨發展大計的重要問題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蘇共二十大以后，反對個人崇拜已經成為各國共產黨通行的口號，中共當然不會公開提出異議。然而，八大對這個問題的處理相當微妙。與半年前蘇共二十大的情況不同，反對個人崇拜并沒有成為八大的主要話題，眾多大會發言對此都沒有涉及，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報告也只是從肯定蘇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了個人崇拜問題。盡管在制度層面做出了一些加強集體領導的規定，但中共并不認為在中國存在著個人崇拜現象。鄧小平在報告中談到這個問題時是這樣說的：
　　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從來沒有否認杰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對于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于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于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么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的黨章草案的總綱里去了。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于個人的神化。當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這對于制止歌功頌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系，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地執行。[28]
　　鄧小平報告的基本口徑是：反對個人崇拜是正確的，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這個問題，而且正是毛澤東自己反對對個人的歌功頌德；領袖是需要熱愛的，這不是個人崇拜。這樣，既接過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口號，又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并間接地回答了人們對中國是否也存在個人崇拜現象的質疑。
　　當然，八大關于中共黨內不存在個人崇拜現象的解釋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事實上，個人崇拜現象從延安整風時就已經開始了。延安整風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授予了毛澤東獨斷專行的權力，神化了毛澤東的作用。在中共七大會上，不只是劉少奇，包括張聞天、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在內，對毛澤東都是一片頌揚、崇拜的言詞。延安整風后，“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迅速傳遍延安，《東方紅》也是這時傳播開來的。[29]
　　不過，關鍵的問題還是毛本人的態度。從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對于蘇共批判個人崇拜的心情是雙重的——既高興又担心。高興的是赫魯曉夫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解除了套在中共頭上的緊箍咒，正如他后來對蘇聯大使尤金講的：“應當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一個經常壓抑我們和妨礙我們正確理解許多問題的蓋子。是誰為我們揭去了這個蓋子？是誰使我們大家更容易正確地理解個人崇拜的問題？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30]担心的是在一般意義上反對和取消個人崇拜的做法將導致中共黨內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出現“蛇無頭不行”的混亂局面，所以他才認為赫魯曉夫“捅了簍子”，并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突然冒出一句：“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31]后來又說，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沒有指出本質的問題”，“只說反對個人崇拜，不能解決問題”，應該反對的是主張沙文主義、個人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個人崇拜。[32]八大對個人崇拜問題的提法，正是反映了毛澤東的這種復雜心態。
　　看來，毛澤東反對的是對斯大林的崇拜，而不是對中共領袖的崇拜，歡迎的是蘇聯黨批判個人崇拜，而不是中國黨也批判個人崇拜。說到底，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還是需要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的。正是在這樣的認識論的基礎上，八大關于發揚黨內民主和加強集體領導的制度規定便大大打了折扣。
　　蘇共二十大以后，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執政的共產黨必須回答一個問題：斯大林的錯誤為什么會發生和發展？潛在的問題更在于，各國黨會不會重犯斯大林錯誤？事實上，自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開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就力圖對此做出回答。中共八大還試圖從制度上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為了實行集體領導，發展黨內民主，八大除提倡重大問題和選舉都必須經過會議或集體討論，充分保障黨員民主權利外，還在制度上進行了改革，主要是實行黨的全國和省、縣代表大會的常任制。全國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省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縣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二年。這三級代表大會一律每年開會一次。相應地取消原有的黨的各級代表會議制度。目的是保證黨的各級代表大會能夠定期召集并充分發揮作用。鄧小平承認，從中共七大以后，11年不開黨代表大會，無論如何是不正常的，不符合黨章規定的。[33]“這是我們黨的民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的缺點”。雖然這些年份里召集了大量的干部會議，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黨的代表會議以至代表大會的作用，但是，“無論如何，召集這些會議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會，不能彌補不經常召集代表大會的缺憾”。常任制的改革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缺憾”。鄧小平對這項改革寄予很高期望，認為這是“一項根本的改革”，“必然可以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34]
　　然而，在中共的概念中，民主從來都是相對的，而且只是一種手段。因此，八大所說的民主，指的是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在這里，民主與集中始終是一對矛盾，長期來看，其內在邏輯總是趨向于集中制。只有當“過分的”集中制嚴重地損害了黨組織的活力時，黨內民主問題才會被提出來，而發展黨內民主最終還是為了更好的集中。鄧小平說：“一切發展黨內民主的措施都不是為了削弱黨的必需的集中，而是為了給它以強大的生氣勃勃的基礎”。[35]劉少奇說得更明白：擴大黨內民主生活決不是減弱而恰恰是加強了“黨的集中制”。[36]難怪八大結束以后，除1958年召開過一次八大二次會議外，常任制就再沒有真正實行過，而中共九大直到13年后才召開，其拖延的時間甚至超過了八大。
　　中共八大確有許多非凡之舉，就改造共產黨自身而言，在許多方面的主張和動議，甚至超過了蘇共二十大，比如對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分析、對經濟發展方針的調整、對經濟體制改進的設想、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等等。所以，這次會議能夠鼓舞人心，激發全黨的熱情和干勁，使國人看到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于歷史的局限和革命的包袱，中共領導人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中國自己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沒有、也不可能對師承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這一代革命家，都是經過千錘百煉、大浪淘沙的中國社會精英，他們并非沒有改造中國的雄心和能力，關鍵的問題是他們的思想觀念還停留在革命年代，沒有隨著時代的前進而轉變。他們遇到了新問題，但最終只能用老辦法去解決。1956年對于蘇聯、中國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都是其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十字路口。中共八大確實抓住了歷史主題，卻沒有從根本上認識這個歷史主題，因此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就很可能會走到自己所熟悉的老路上去。不幸的是，八大剛剛開過一個月，暴風雨就來了——在東歐爆發了令人震驚的波匈事件，緊接著是一場席卷中國大地的反右派運動。就本文提出的問題而言，結論也是很清楚的：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絕對沒有抵制和反對個人崇拜的主旨。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最明確地表達出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赫魯曉夫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這個壓力，要學打倒個人崇拜，這是個別人，大多數人不贊成。這也是獨創精神。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里，為什么不崇拜呢？我們是崇拜真理，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對于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對不正確的部分也贊成，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37]
　　惟其如此，才使個人崇拜現象在中國逐步升溫，直至“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堪稱世界之最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載《歷史教學》2005年第5期
　　[1]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作了這樣的評價：“八大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頁。
　　[2]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頁。
　　[3]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21頁。
　　[4] 吉林省檔案館，1-12/1-1956.129，第65-95頁；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56年10月8日第2013號，第819頁。
　　[5] 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王弄笙等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40頁；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翻譯組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8-161頁。
　　[6] 石仲泉、沈正樂、楊先材、韓鋼主編：《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3頁；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34-535頁。
　　[7] 逄先知執筆整理：《關于毛澤東思想提出的歷史過程》，《文獻和研究》1982年第1期，第12頁。
　　[8]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329頁。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563頁。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8頁。
　　[1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192、238、304頁。
　　[1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623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87頁。
　　[1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9頁。
　　[15] 詳見沈志華：《對1948年蘇南沖突起因的歷史考察》，《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26頁；《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第172-187頁。
　　[16] 關于九國共產黨會議之后中國的局勢，1948年1月23日，РЦХИДНИ（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1173，л.1-37。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65頁；1948年11月7日《人民日報》。
　　[18] 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6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80-409頁；ЦХСД（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ф.3，оп.10，д.22，л.3-4；д.20，л.11，Наумов В.П. Был ли 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5，с.20-22、27-28。
　　[19] 《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8卷，第47-72頁。這里根據原文對譯文做了一些修改。原文見Наумов В.，Сигачев Ю.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9，с.265-273。
　　[20] R.J.Service，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Soviet Studies，Vol.33，№2，April 1981，pp.240-242. 代表中共出席通報會議的是高崗，但可惜至今沒有看到中方有關這次會議的任何史料。
　　[2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484-485頁。
　　[22]《內部參考》1956年2月28日第37號，第293-295頁。
　　[23]《內部參考》1956年3月13日第51號，第150-151頁。
　　[24]《內部參考》1956年4月18日第87號，第394-396頁。
　　[25] РГАНИ（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ф.5，оп.28，д.415，л.165、167.
　　[26] 《內部參考》1956年7月11日第1930號，第259頁。
　　[27] 《內部參考》1956年10月24日第2032號，第1180-1182頁。
　　[28]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91-92頁。
　　[29] 詳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05-646頁。
　　[30] 毛澤東與尤金談話備忘錄，1957年10月30日，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3，оп.65，д.589，л.173-179。
　　[31]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42頁。
　　[32] 毛澤東會見波蘭大使基里洛夫的談話，1956年10月31日，轉引自李捷：《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外交》，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8頁。
　　[33] 這種情況并非中共獨有，可以比較的是，蘇共1939年召開十八大，1952年召開十九大，相隔13年。
　　[34]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90-91頁。
　　[35]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89頁。
　　[36] 《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1頁。
　　[37]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10日。吉林省檔案館，1/1-1/14，第6-10頁。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08-1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