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二、「土法煉鋼」和「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

上篇所說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為著「罷相」問題的明爭暗斗，從歷史哲學的觀點來解釋，實在也是近代中國文化轉型中一計過眼煙云的轉型現象。我們不是不斷地說過，「轉型」問題，在政治上，便是從「帝制」轉向「民治」的問題嗎？這一轉型是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歷史的「必然」。只是這一轉，要把皇帝轉成總統的程序是很慢的。他要先從大皇帝、真皇帝（道光、咸豐），轉到半皇帝和大獨裁總統 （袁、蔣、毛），再遞減到假皇帝和半獨裁總統（蔣經國、鄧小平），漸次轉到家長總統或總理（李登輝，也包括李光耀吧），慢慢才能轉上依法辦事、為人民服務的公仆總統像為好色而遭彈劾的小公仆，在轉型中國尚未出現的，柯
林頓）。朋友，這一轉，需時兩百年，工程浩大呢。 我們不也是說，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嗎？那么皇帝轉型，皇帝以下的宰相，也就要跟著轉，從封建帝王朝廷中的「宰相」，轉成代議政府中的「國務總理」。可是宰相的轉型卻是和皇帝的轉型，「同步」進行的。皇帝是「皮」，宰相是「毛」。要轉，則毛與皮得同時同步轉變，不能皮轉毛不轉，也不能毛轉皮不轉。筆者在拙著中曾討論到袁世凱和唐紹儀的關系，那就是個毛轉皮不轉的關系。所以唐紹儀內閣只維持個把月就倒了。 我們也談過黎元洪和段祺瑞的關系。為著「參戰問題」，段祺瑞自認是「責任內閣制」中的國務總理，總統只是個劃押蓋章的「虛位元首」，所以他獨斷獨行，非參戰不可。可是黎元洪和一般反段的政客 （包括孫中山），尤其是當時去古未遠的社會大眾，則認為段只是個宰相，宰相要挾天子，才能令諸侯。如今天子反對，而宰相專橫，成何體統？在轉型期間，各說各話，是非不明，雙方都有口難辯，最后還是靠槍桿來解決，就天下大亂了。但是這個天下大亂，軍閥混戰的本身，也是個轉型現象，從巫山之顛，俯瞰三峽中的順流、逆流，和從不停止轉動的亂流，及大小漩渦，我們就會了解到夫子之言，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但是它最后還是要慢慢地向東方流去。人類的歷史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管它是怎樣的迂回曲折，進三步，退兩步，它底總方向是不會變的。明乎此，我們就不必大驚小怪了。縱遲至毛澤東時代，這個總方向也不會變的。 不是路線問題，是權力問題 以上所說的是從宏觀歷史著眼，看的是歷史潮流的大趨勢。我們如再從微觀歷史著眼，來看看共黨本身權力的變化，那就有另一種的啟示了。大體說來，在中共的早期黨史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長征途中所舉行的「遵義會議」，實在是個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共的黨內斗爭基本上是「路線」問題。因為那時的中國共產黨，還是個百分之百的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根據第三國際的黨法，全世界的國際支部，對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ECCI）都有「絕對服從」底義務。因此在「中國支部」里，代表國際的領導人，不論他是華裔或外裔，都是欽差大臣。他所執行的國際「路線」，中共全黨都得無條件奉行的。例如最早的「家長」陳獨秀，和后來挾天子令諸侯的李立三和王明。所謂「立三路線」、「王明路線」，事實上就是「國際路線」。全黨都得跟著這路線打轉。不得有違。 不幸的是，列寧死后之所謂「國際」者，事實上便是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二人，雙頭馬車的平行領導。而他二人對中國情況也是一知半解。因此他二人的「領導」，事實上也只是一套「瞎指揮」。指揮出了毛病，二人就互相攻詰。他二人的矛盾反映在中國支部里，因而中國共產黨也就分成「托派」和「史派」了。等到托洛斯基在俄國被斗垮，逃往墨西哥另組其「第四國際」時，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國「托派」，就變成反革命了。以故三十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所執行的「政策」，便是史派的政策，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史派的共產黨了。斯大林雖是個了不起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對遙控中的「中國工農紅軍」，難免也是一派瞎指揮，終于在蔣介石的「五次圍剿」中，一敗涂地，在「遵義會議」前后，紅軍殘部數千人，被逼向川黔山區流竄，眼看就要步石達開太平軍的后塵，集體消滅了，才
舉行了一個起死回生的「遵義會議」，讓毛澤東取得了軍權，而扭轉了黨的命運。 自此，一個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權力系統，便逐漸的形成了。在這一系統的成長期間，也就是在「遵義會議」與七大的十年之間（一九三五─一九四五），它始則對「第三國際」陽奉陰違，漸漸的它就擺脫國際對它的直接控制。七大之后，中共就變成一個真正獨立的毛派政黨，而自訂其獨立的革命政策了。再更進一步，則黨內凡是與毛派有抵觸的其它系統，如原先掌握中央黨權的國際派（張聞天、王稼祥、秦邦憲、陳紹禹），和有意自立中央的第四方面軍（張國燾、徐向前），以及單獨發展，自成方面的第二方面軍系統（賀龍），留守贛南蘇區的零星游擊武裝（項英、陳毅），早在自己故鄉就扎寨為王的陜北土共（高崗、劉志丹）等等，不是被慢慢的吸收融化（像賀龍、徐向前、陳毅），就是被迫靠邊站（像張聞天、王稼祥、項英），乃至干脆驅逐出黨（像張國燾，和早先的托派），或被迫自我流放（像陳紹禹），這種為著權力集中而發生的「清黨運動」，現在我們也可叫它為黨的「凈化運動」（party cleansing movement）吧。原是所有的革命政黨和極權政黨都有的，不限于中共一家也。解放軍打了天下，毛公「進城」不久（一九五四），就發生了所謂「高饒事件」，高崗自殺，饒漱石瘐死獄中，黨內外許多觀察家都認為這是毛澤東殺功臣的開始，其實更正確的說，那只是這一凈化運動的延續。殺高饒非毛一人之意也。毛派從龍之士，人人皆欲誅之，因此毛之有意誅戮自己系統之內的功臣、近臣，實在只是在開國九年之后，從他企圖把周恩來罷相開始的。這是起于毛派的窩里反，毛要在他自己的系統之內，搞拉一派，打一派，來自清君側，那就與「高饒事件」在性質上大異其趣了。 所以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全大會之后，毛澤東在他自己的政權系統中所策動的一系列的運動，只是一種他自己系統之內的權力凈化的內爭，這也就是傳統帝王在打平天下之后，所實行的誅戮功臣的老套路。與黨的路線無關；與共產黨的意蒂牢結，更無直接關系也。或問草莽英雄在打平天下之后，做了皇帝了，為什么一定要大殺功臣呢？此雖非關本題，我們也不妨三言兩語的代為舉例解釋一下。因為這也是個有現代意義的歷史問題，近代中國轉型運動如不能于短期內完成，它可能還會繼續，所以我們有義務要了解一下的。 政權政策的轉換問題 第一是在打天下和共患難期間，革命伙伴，同生共死，親如弟兄，沒啥尊卑之分。漢朝的劉邦已經做了皇帝了，在慶功宴會上，有些老粗，酒喝醉了，還要「拔劍擊柱」，胡鬧一通，使新皇帝惱火不已，所以他以后要「起朝儀」，分尊卑，搞三跪九叩，來加以約束。一九四九年后的新中國，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在五星紅旗升起之后，滿朝文武，都一致主席長、主席短之時，彭德懷那個「張飛」，卻改口不了，還是老毛老毛的亂叫，成何體統？據說當「彭大將軍」（毛給他的封號）從朝鮮血戰歸來之時，有要事要晉見主席，適逢主席正擁艷晝寢，彭德懷這個「樊噲」，不耐久等，竟推門直入，就更不成話了（「史記」上相同的故事別說劉邦正「枕宦者而臥」，意思是劉邦正在搞同性戀，樊噲卻排闥直入）。彭樊噲最不可恕的，還是把岸英未保護好，被美帝飛機炸死了。原來，高麗戰爭爆發之后，毛主席為鼓勵士氣，派長子毛岸英從軍入韓。這在古代原叫做「太子監軍」，何等嚴重，想不到彭德懷這個老粗，竟讓美帝飛機把個「監軍」給炸死
了，豈不令人浩嘆（抗戰期間，蔣公介石也曾把緯國派到胡宗南部下當連長，胡則派了一團精銳來加以保護，后來國共徐蚌會戰時，緯國已升任裝甲兵團團長，率部參戰，前線指揮官也特派蔣團長在空中指揮）。彭德懷最不可恕的還是他濫用國防部長的權力，解散中南海文工團，干涉禁城宮闈瑣事，更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所以彭德懷這個「海瑞」，最后被「罷官」時，毛公實在把他恨得牙癢癢地，并親撰文告，質問這個人粗「心細」的彭樊噲，「何所恃而無恐」？朋友，毛公之黜彭，實在不是因為彭德懷上萬言書，寫諷政詩才「罷」他的呢。很多歷史家堅持這個觀點，那對「歷史三峽」中，人治政權的歷史，就未搔著癢處了。 第二，傳統皇帝之殺功臣，多半也是因為功臣功高震主，潛力深厚，怕他們遲早會造反，影響小皇帝接班，因此許多功臣縱使是老朋友、老同學，絕不會造反，但是皇上也會怕「功臣的功臣」，為著功名富貴，像宋太祖趙匡胤被部將強迫他「黃袍加身」一樣，不得已而纂位做了皇帝。既做皇帝，趙匡胤也還怕他底「功臣的功臣」來如法炮制，所以老趙要搞「杯酒釋兵權」。其實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系，和毛與林彪的關系，也正是如此。尤其是在八大（一九五六）以后的劉少奇和九大（一九六九）以后的林彪，都已羽毛豐滿，派系顯明，不但他二人自己對黃袍有心，他二人的家臣伙計，也都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足使毛公寢饋難安。縱使像彭張飛這個圣人，對毛主席絕無二心，但是他在解放軍中有統兵作戰的光榮歷史，有將士歸心的崇高聲望，這也就不得了也。 記得李宗仁先生以前曾告訴我一則有關白崇禧的故事。李說蔣介石對白崇禧的才能最為欣賞，但是對白也最不放心，就是白雖屬「桂系」，卻也能指揮蔣的「中央軍」，蔣對他就不能推心置腹了。毛對彭德懷也正是如此。毛氏明知老彭對他絕無二心，但是老彭在解放軍中有崇高的聲望，解放軍除主席之外，也可以跟彭老總走，此毛之所不欲也，彭氏不黜，毛亦寢饋難安也。但他們都是數十年肱股近臣，彭是有名清苦簡樸、不近二色的張飛，甚至是關云長；林彪則是有名的好權而不好色的「病號」；劉少奇已貴為「儲貳」，第六位夫人又是中外有名的「校花」，所以毛公要學「續通鑒」上的趙匡胤，來頒布一個「新婚姻法」，奉獻點「歌兒美女」、保健護士，對他三人就完全是失去效應。因此要清除這個三人幫，他就只有搞拉一派，打一派，來分而制之了。二桃殺三土，毛這個法家高手，雖然是完全成功了，但是歲月原是白駒過隙，一瞬即逝，以致毛公生命的最后的二十年，除掉連續的殺人、整人，搞拉一派、打一派之外，其它的「功業」，歷史家對他，就一無足書了。這段歷史寫下來雖然可惜可嘆，但是這也是「從帝制轉民冶」的轉型過程中，兩千年帝王專制的回光反照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現象吧。 罷相企圖的后遺癥 再者，上篇所述的毛周之爭，我們如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它也是民國初年的歷史之中的袁世凱和唐紹儀之爭，以及黎元洪和段祺瑞之爭的翻版。只是毛主席比袁、黎二總統顯然更為強暴；周總理比唐、段二總理，則更為柔順罷了。因此毛澤東不愿從「一人獨裁」，轉回集體領導（在西方政治學上則是從Autocracy轉回Aristocracy或Collective Leadership），周恩來學了乖，也就順水推舟，聽其獨裁；甚至你要向后轉，我也「同步」向后轉；你要「冒進」，咱也跟
你冒進；你要殺人，我就做劊子手。總之，咱倆好，咱倆綁在一起，寸步不離，同生共死，這種「綁在一起」的關系，在最新的「航天科學」上叫做「同步」。搞不好這同步技術，就不能使用「精密武器」（precision weapon）。在太極拳家的術語，則叫做「黏綿拳」，一旦你被我「黏」上了，你縱有九段摔角高功，你也休想把我甩掉。這在美國江湖上的俚語則叫做「If you can not lick him, join him.」。（「你搞不過他，就和他合伙」；「搞不過他，就賣身投靠」；「搞不過他，就和他狼狽為奸」。）說來算是褻瀆圣賢吧，周和毛最后二十年的關系，就是如此度過的。對周來說，伴君如伴虎，為公為私，為主義理想，為身家安全，為保護老同志和知交好友，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乃至中國共產黨的前途，他都是不得已而為之，其痛苦可知也。內心煎熬太久了，所以周氏死時，四癌并發，實在是醫學史上所少有的，至可憫也。 「周恩來」這個名字，筆者在孩提時期。就很熟悉了，因為他是我三舅父韋光熄在南開中學時的同班同學。我在幼兒時代，在他們的「同學錄」上就見過周恩來的名字。抗戰中期，我自己的一位中學同班周小姐和翁文灝的兒子結婚，我也被請去參加婚禮。在那紅綢上簽名時，我赫然發現周恩來也在我后面排隊，真為之大驚失色。抗戰末期某次一個青年集會上，舉行戰后對聯合政府的「假投票」，我也投了個多數票；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長周恩來。想見當時中國青年對周某期望之高也。后來筆者在美國教授「中國現代史」近四十年之久，對周氏之觀察，就更是從職業角度出發，而認定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兩個半外交家之一，另一個半是李鴻章和顧維鈞。而李周二人都是外扼于強寇，內制于昏君，未能盡展所長，為之惋惜與嘆息，未嘗斷也。 英雄識英雄的最后二十年 至于最后二十年的毛周關系中的毛澤東，就不然了。在表面上看來，從土法大煉鋼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間，中國一切的政治運動，都是毛澤東一手推動的，劉少奇和林彪只是他的兩個棋子罷了。但是一旦牽涉到周恩來，毛就無一而非被動了。就以一九五八年「罷相」這個運動來說罷，毛顯然是準備有素，用心良苦。但是在六月九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周卻輕輕松松的就過了關，毛也只好干瞪眼，而無可如何也。 后來毛把整肅的矛頭指向彭德懷，周反而是毛要爭取的對象。毛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搞「拉一派，打一派」手法，以圖去彭時，他第一個要「拉」的，雖然是劉少奇；周恩來雖未積極的助毛黜彭，至少也是棄車保帥，坐看黜彭以自存。周本可彭溺而援之以手的，但是周卻為了趁勢自保，而見死不救。彭后來之慘遭迫害，傷殘致死，周氏對此顯然是心疚終生。彭死之后，周恩來在老同志一片哭聲中，對彭的遺像鞠躬不已，可知其心境也。（大陸上制作的電影周恩來傳，導演把這一鏡頭便導得十分真切，甚至出神入化，今人感動。） 彭去之后，劉少奇惡有惡報，變成毛澤東「拉一派，打一派」的第二個對象。這次毛拉的主要同伙是林彪，但是周恩來卻被迫做劊子手。劉少奇最后被判成「工賊內奸」而遭永遠「開除黨籍」的決議案，就是周恩來所親口宣讀的。周是保不了劉的，他也無心保劉。相反的，在毛劉之爭中，他反可在夾縫里，勉圖自保。
可是被迫做劊子手來親口宣布劉的「罪狀」，顯非周之本意也，被迫昧良心而為之，亦是不得已也。 按順序來，毛的第三個整肅的對象，就輪到林彪了。這一次，毛要「拉」的主要伙伴，則是周恩來了。這次周也心甘情愿地下海，做全心全意的劊子手，沒有這個劊子手，毛要單獨對付林彪，也甚為吃力。因為林彪也不是個省油燈。英雄識英雄，林彪對老毛這一套領教已久，也早有防范。林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是全力助毛除劉的，但在除劉的過程中，他也留了一手來養寇自保。毛為除劉而發動其血淋淋的文化大革命，本來計劃，六個月就可大功告成。但是林彪也是一代英雄嘛。他知狡兔一死，走狗必烹，他也就學會了美國流氓的秘訣：「搞不過他，就和他狠狽為奸。」把個反革命、走資派留著慢慢宰割，這一來毛澤東原計劃只要六個月的文化大革命，就變成「十年浩劫」了。在拖延十年的漫長歲月中，為著對付林彪，毛澤東對周恩來就只好言聽計從。而周之事毛，也是忠心耿耿。他知道兩害相權取其輕，對毛他還可「黏」于一時；「副統帥」一旦當權，他這個可恨的老狐貍、可怕的白面虎，必然是首在開刀祭旗之列。因此周之助毛除林，雖不動聲色，卻用盡心機也。 據說某次突傳毛王席一口氣不來了，周竟為之嚇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論者或說周某工于表演藝術；此事不論其發生于「九?一三」之前或之后，不才均信其實有其事也。蓋林彪這個「副統帥」，是好對付的？毛周合力，未必能制之也。主席突然歸天，總理一人如何應付得了？驟聞噩耗，怎能不屎尿直流？此事如發生在「九?一三」之后，周之驚惶失措，亦不難理解，蓋林家余黨未清，林四（四人幫）余情猶在，老毛驟去，他們兩幫合力挾恨尋仇，亦是不得了也。主席皮也，總理毛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九·一三」前夕，毛之能避掉「五七一（武起義）」的噩運；林彪之所以折戟沉沙，毛周合力，缺一不可，而在實際運作中，周之指揮若定，實遠大于毛也。五年之后，汪東興奉命捉拿江青時，曾對奉命執行的張耀祠說，要像以前對付林彪一樣，「不動聲色」。其實林彪事件，「九?一三」之前已醞釀有年，而能絕對的「不動聲色」者，周丞相的羽扇綸巾之調度也，汪東興算個屁？ 林彪一死，毛還要搞「拉一派，打一派」，來對付周恩來，他就無派可拉了。最后黔驢技窮，把個潑辣的老婆也拉出來搞「批林批孔」，再來「罷相」一番，那就是失盡人心的天大的笑話了。毛氏橫行天下數十年，蓋世英雄也，死前被老周制得服服貼貼，窩囊到如此程度，而于青史長留笑柄，亦是二十世紀中的天大趣事。迨周先他而死，毛公余憤未了，竟拒絕參加周恩來的喪禮，也真是阿Q之甚矣。可笑也。以后如篇幅多余，當再一樁樁、一件件，分別作較詳盡之處理，以留信史。此處只籠統的交代一下，言其大略，讀者諒之。 也是毛公和四人幫的不幸吧，周公用巧計過多，心力耗盡，終于先毛而死。他如死在毛后，四人幫何敢奪權？四人幫不奪權，以周之一貫的作風來推斷，江娘娘也不致鋃鐺入獄。如此則毛死周繼「開放改革，匕鬯不驚，多好，哪又會讓畫虎不成的鄧小平把坦克開上長安大街呢？若論政治策略之運用，實在是毛不如周也。鄧小平承繼周公衣缽，然與山高水長的老宰相相比，小平，小平，儂只
是個五尺之童的小潑皮。在五千年國史上，蕭規曹隨的一幕喜劇演員而已，沒太大經緯也？ 找不到治天下的藍圖 總之，毛澤東從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直到他一九七六年壽終正寢約二十年中，除整人殺人之外，未做一件歷史家可以大書特書的善政。海內外一般毛評家，大致都可同意說，毛澤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但是大家都未能說出個所以然來：毛澤東何以不能治天下？ 筆者本人曾一再說過，毛澤東在近現代中國史上，最大的成就，就是自袁世凱以來中國所有的統治者，都要做而沒有做到的「武力統一」。「武力統一」本身，就是個最大的成就。它是中華民族在現代世界上，能否復興再起的最基本的條件。有此，就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功。舍此，則一切免談。中國一分裂，則一切完蛋。這也是目前江、朱等當政者，念茲在茲，曲不離口所謂「穩定」的實際內容。這個「武力統一」，就是毛澤東這個歷史人物對中國歷史最大的貢獻。可是他的貢獻也就到此為止。其它都是負面的。 但是武力統一了這么個大國（論人口是世界第一大國，論土地是世界第三大國），如何治理呢？總得有個藍圖嘛。毛公在打平天下之后，最有興趣的藍圖，便是他所最向往的，也是我們老祖宗，行之兩千年未變的「秦制度」，但是這個「焚坑事業待商量」的「秦制度」，毋待多說，畢竟不能再用了。毛有時雖也戲稱「寡人」，戲稱「朕」，并把丁玲「封」為「貴妃」（見丁玲回憶錄）；對尼克松、季辛吉說他是中國古帝王的繼承者，但是他只能在心中口中，過過干癮，自我陶醉一番，真皇帝畢竟再也做不成了。 既然如此，那么毛公底第二套藍圖，便只有向「老大哥」學習的「蘇聯模式」了。開國之初，在農村、在都市，從「集體農場」、「自留地」，到「友誼商店」等等，蘇聯的確提供過數百十種模式，讓中國來學習。不幸這些模式在四十年后，經實驗證明，多半是不切實際的破產模式。學習這些破產模式，讓中國浪費了數十年的時間，也就罷了。最糟的卻是蘇聯的黨政平行底兩頭馬車的制度。而糟中之糟，卻是他們自己也一直不能解決的黨政領袖權力轉移的問題和繼承的問題。從二十年代的中期開始，蘇聯模式由于解決不了這個權力轉移的問題，斯大林為爭接列寧的班，就開始殺人了。不出十年，老史把蘇聯第二代的領袖，幾乎殺得精光，他把他在列寧時代，聯共中央「主席團」（Presidium）（編者按：當時叫做「政治局」）中的資深同僚同志，幾乎殺得一個不留（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二位是幸存的例外）。因此一部二十年代的「蘇聯黨政名人錄」，幾乎就變成斯大林殺人的名單。在這一名單的背后，受他們牽連的數百萬古拉格勞改犯的悲慘命運，就不必多提了。 這個蘇聯模式顯然是個一團糟的模式，當初孫國父的「以俄為師」，和后來毛舵手的「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如今已過去五十年到快一百年了，讓一些「事過則知」的聰明的「司馬懿」們，今日再回頭一看，才知道當年拜錯山門，而大呼負負，但是為時已晚，為之奈何？可是讀者賢達，你我能錯怪當年的孫公毛公
嗎？你我今日也都是一些不大不小的「司馬懿」也。我輩當年，如果也有幸地加入了孫公蔣公的青年團、救國團；或做了毛公毛婆的紅衛兵、三八式，還不是跟著去起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臺灣的名作家柏楊，原來不就是這樣的革命青年嗎？后來頭腦清醒了，才恍然大悟。乖乖，這一「恍然大悟」，對他有多大的代價啊。筆者不敏，近十年來在海外、在大陸，也碰到過幾十幾百個柏楊。大家痛定思痛，今日也都恍然大悟了。一錯三十年、五十年，一輩子也就過去了，恍然大悟有屁用？個人如此，國家民族就慘不忍言了。 毛公是老一輩人物，他活到七十年代就翹辮子了；轉型階段未到，所以他是至死不悟的，也是真正的「死不改悔的」。他至死也不知道他找錯了鬼谷子。拜錯了山門，畫錯了藍圖，所以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了。我們貴國從君權神授的絕對帝制轉向高度代議民主制，為時至少要兩百年。在這兩百年中，我們不斷的犯錯，不斷的迂回，原是歷史發展之常規，怎能怪得少數英雄人物呢？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毛之不幸是他掌權于轉型中期，歧路亡羊，不知道轉型后的中國是怎樣的一幅遠景，可說是終身尚未聞道，就溺斃于三峽之中，做了個胡涂鬼。悲夫，我們這些后輩司馬懿，怎能以「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來厚責古人。歷史發展的階段未到，雖賢者不知也，如之奈何？只是我國古史家，有所謂「誅心之論」。毛氏晚年為其方寸之私，要保權保位，而把個現代中國，弄到真正的「人相食」和「易子而食」、「父子相斗」、「夫婦告密」的絕境，冤死者數千萬人，受害者逾億，那就是其心可誅的無賴和獨夫了。在十二億同胞之前，歷史家這樣評毛，不算不公平吧。 只有「較好」，沒有「最好」 再重復一句，在現代的文明世界中，所謂民主政治和極權政治，最顯明的區別，就是政治權力轉移（甚至于政策的轉換）過程中，殺人和不殺人的區別了。人民中國既然選擇了蘇聯的極權模式，那么政治權力的轉移，乃至正常政策的變換，也就非殺人不可了。因此人民政權在建國之初的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五六）一帆風順之后，也發生了「七年之癢」，不但政策要變換，政治權力的轉移也走上臺面。現代政治觀察家不知說了多少遍：集大權于一身的獨裁者，未有不濫用其權的。為著集權不被濫用，所以才有人想出鬼主意，讓他們彼此牽制，來他個「三權分立」或「五權分立」嘛。這在現代政治學理上，便叫做「制衡制」（Check & Balance）。權力有了制衡。有權力的政客，才不致濫用其權。 這宗老生常談的學理，不但毛澤東嗤之以鼻，連喝過洋水，愛吃法國面包的鄧小平，照樣不懂。鄧就說過，三權分立，等于是三個政府，沒有效率，在中國不能采用。最近朱镕基總理不也說過，他派出來的人，比選出來的人，更為適當嗎？這話原都是絕對真實的經驗之談，若不見，今日柯林頓大總統煞費苦心所簽訂「禁止核試條約」，簽了字，還不是被美國參議院的政客，三下兩下就否決了嗎？八十年前的威爾遜總統曾手創了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國際聯盟」，但是美國國會和法院，卻偏不許美國加入這個國際組織。朋友，這是什么個國家呢？不是鄧小平所說的「三個政府」，是什么個東西呢？
再看看臺灣今日的政治，臺灣今日學美國的三權分立，學的不能再像了。但是臺灣這個蕞爾小島，如今已被幾百個政客，吵得天翻地覆。最近還要把個老頑童李敖哥，也拖出來競選總統。李敖是絕對當不上總統的，但是也可因此名垂史冊，因為他畢竟也是中華五千年史上，沒有當上皇帝的黑頭皇帝之一，跟林彪一樣，縱使是在溫都爾汗折戟沉沙，也是留名青史的。敖之，敖之，憑你這個嘴巴，你應該是下蠶室，遭閹割才對。今日你居然也當起候補皇帝來，跟鄧小平一樣，我輩同行，為爾驕傲焉。 不過話說回頭，大陸這么大，如果也照臺灣這樣吵起來，那還得了？不說別的，這樣吵來吵去，對財力人力，也是個無謂的浪費嘛。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富強都浪費不起，暗中還要搞「中國獻金」；中國哪浪費得起呢？所以大陸上的江主席，望而生畏，因此要提出個「四不」原則來，不許臺灣用臺灣制度來「吃掉大陸」。朋友，你說江主席，杞人憂天？臺灣行得，大陸行不得？真的，臺灣吵得，大陸就是吵不得也。臺灣只是個茶壺嘛，茶壺內起了風波，不會把茶壺弄裂也。大陸是個大水缸，水缸攪起風波來，就難免要缸破水流，無法收拾了。所以老江看茶壺而生畏，是不難理解的。試想今日大陸，如果也要找出個李敖哥來競選一番，豈不天下大亂哉？所以老江要恢復「立儲」舊制，也是另一種實驗也。可是江主席今日在學袁世凱，來搞個「金匱石室」制，也是令旁觀者担憂的。學不了威爾遜，就回頭學袁世凱，總歸是不大對勁嘛。這分明就是「轉型期」所特有的現象了。 總之，一個可行的政治社會制度之誕生，原是智慧與機運相結合，經過反復底長期試驗，才能慢慢地磨練出一個「定型」來（像傳統中國的科舉文官制，和近現代在英語民族國家中所施行的選舉代議制）。縱使如此，也沒有哪一宗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朋友，只有「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原沒什么「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我們中國一行兩千年的考試制度，就是個「較好的制度」，不但孫中山主張加以承繼，今日大陸的共產黨還不是要繼續利用？更在擴大實行之。（注意：毛澤東卻把這一制度恨得牙癢癢的反對到底，文革時期，那位教育部長張鐵生原來就是一個在考試制度中「繳白卷」的爛考生。）因為考試制度，畢竟是比入黨做官，較好的制度。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論家，一向也沒有說過，「民主政治」這位「德先生」是個最好的制度，而只是個較好的制度罷了。一個在文化轉型期中的民族，總歸要通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實驗出一項適合他自己的較好的制度來，在目前中國，把李姓兩位總統（李登輝、李敖）都弄得方寸大亂的「英美式競選制」，和大陸上從電視連續劇上學來的雍正式的「立儲制」，似乎均有待改進，才能實驗出一個「較好」的和適用的「定型」制度來。所以筆者才敢擅自預料，我們要駛出這個動亂不定的「歷史三峽」，恐怕還有四十年的實驗要做呢。 從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 總之，時隔四十年，回頭一看，從毛公于一九五八年所搞的第一次罷相運動之后，直至今日，大陸上還未實驗出一個穩定的、較好的制度來。相反的結果卻是，毛周二人這一無聲之斗，在人民中國的政治制度的發展上，卻突然劃出一道休止符。自此以后，共產中國的一切設施，皆以毛某的一言為定，舉國上下，就
再無政治體制之可言了。落筆至此，我不禁想起，在文革末期，第一次返國時，一位國內教授級的朋友接待我時說，「我們雖然沒有法律，我們有政策也是一樣的。」 讀者同意否？人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定鼎北京之初，制度上雖未盡如人意，然趨勢上則一切看好也。至少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決策層次，看來是團結無間、行動一致的集體領導也。人民政府不是個民主政治，但至少是個現代化的「集體領導制」（a modern aristocracy）。在中央政治局內，高層的領袖們，為國為民，還可集思廣益的，制訂和執行一些有效的「政策」，可是在這次一九五八年的罷相爭執之后，毛澤東雖驅周未成，卻樹立了他個人的絕對權威。自此以后，在國政決策中，連國務總理周恩來，都不敢隨意發言（見前篇末節），他人可知矣。如此一來，毛澤東就逐漸走向唯我獨尊、荒淫無道的暴君行列，歷史三峽之水，在漩渦中倒流，中央人民政府就變成變相的帝王專制的朝廷了。 本來嘛，對去古未遠的中國來說，帝王專政，正如民國初年，來自美國的憲法顧問古德諾教授所說的，不但不是個壞制度，而且是個可行的制度。但是要采取這個制度則必須有兩大前提：第一是人選的問題。做皇帝的人一定要具有中國古代傳說中深具圣賢資質的堯舜。不幸在中華五千年史中，也只出現了這兩個傳說中人物，以后就再也沒有了。要不那就出個希臘哲學中所要求的「哲學家皇帝」。而在中國歷史傳說中，除掉周文王之外，也就再沒有第二個皇帝哲學家了。毛公坐在此龍座上，顯然兩者皆不是。 搞帝王專制政體的第二個前提則是，帝王專制，一定要有個鐵定的接班制，庶幾在老王死后，小王可以和平接班。沒有這兩個關鍵性的前提，那末帝王專政，就是現代文明中最壞的制度了。不幸的是，在我國第二次文化大轉型中期，出現了帝王專制的回光反照的毛澤東政權。毛澤東基本上是個沒有帝號的皇帝，甚至比皇帝還要皇帝呢。我想我們這項看法，今日大陸上千百位黨史專家，也會完全同意的吧。 封建王朝的「宰相」是怎么回事 再者，在中國有兩千年之久的帝王專制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應該說是最好的皇帝之一吧。但是一部資治通鑒也告訴我們，縱是圣主明君像李世民那樣，有時也會濫用其權的。世民就時時自吹他「身兼將相」，偶爾也就有點得意忘形，可是他一看到那位守正不阿的宰相魏征，他就會立刻收斂的。有時他也為這個礙手礙腳的宰相，感到厭煩，要把魏征「罷」掉。相不到李世民卻有個賢淑而有見識的老婆長孫皇后，他每次要把魏征罷相時，都被皇后苦諫而止，所以唐朝的「貞觀之治」，卒能全始全終，造福萬民，永垂史冊。這和它那「較好」的宰相制，也是分不開的。 再回頭檢討檢討我們及身而見的，紅色帝王毛主席。中國今日已非帝制時代，搞搞集體領導的政府，已經是不得已而為之。統治者實在不能再模擬皇帝了，而我們毛主席卻熱中為之。真的要做皇帝，那么您就學學好皇帝李世民也好嘛。毛公原來也的確有個魏征嘛，可是他偏把這個魏征，糟踢成一個和稀泥的周恩來，
最不幸的他還討了個糟糕透頂的老婆，她不但不能像長孫皇后那樣，來致君堯舜上，她還要助紂為虐，把個老公弄得桀紂之不如，桀紂之君，荒淫無道，也不過搞點酒池肉林，逞逞私欲罷了。不像毛主席還要唱高調，來搞什么「大躍進」，把無辜的農民，餓死數千萬，接著再搞個「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另外的幾千萬人弄得家破人亡，這就是傳統史家所說的「桀紂之不如」了。我們實在無心要詛咒毛主席也。但是這也是過去五十年中，鐵一般的歷史事實，我們既吃寫歷史的這行飯，又怎能昧著良心，硬說它不存在，視而不見的，加以回避呢？一直被寫歷史的人，承認為國史正統的當國者（legitimate rules），也不應該諱疾忌醫，否認這些鐵的事實嘛。歷史就是歷史，任何人想回避都是徒勞無功的。身為當國者，更應引史為鑒，不為暴君、昏君惡政護短，才能開辟出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新世紀來。如反其道而行，在歷史三峽中逆水行舟，那就永無出峽之望了。 「大躍進」的序幕 現在再讓我們回頭大略的看看，毛主席的「大躍進」是怎樣搞起來的。得機再辟專題作較詳細的處理。大躍進的前奏曲，最早發端于一九五五年的冬季「一五計劃」接近尾聲之時。「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中共在毛氏有生之年，所搞的所有的五年計劃中，最成功的一次；也可說是唯一做出結果來的一次。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增長指標，竟高達十八?七％農業也增產至三?八％。這項高指標的成就，雖然也包括「恢復生產」（rehabilitation）底數據在內，但是全國工農業生產，史無前例的增長則是鐵的事實。 ［筆者附注：在大躍進進行期間，中國大陸對國家經濟情報，高度保密。當年海外（包括港臺）學人，大都根據不完備的數據，對大陸經濟成長，加以推斷。結果與實際情況亦頗為接近。近年大陸上有關新書迭出，新史料亦源源而來，但數據也大致相同，參見「劍橋中國史」，卷十四，「人民共和國篇」，第七章。］ 加以社會安定，動亂減少，全國也確有其海晏河清的遠景，一九五五年底既然一切看好，人民中國的朝野兩方，難免都有些由滿足而走向驕矜的心態，中央自毛主席以次，多認為五年計劃尚可加快，因此發生一些急躁情緒，而各方面執行干部，有的則由于片面加速生產，以致數據供應不足，而發生生產失調現象，影響了全國性的整體規劃。這些現象在工農業向前發展的過程中，都是正常而不難解決的小問題。因此以周總理和陳云為首的經建領導中樞，乃實行了一些所謂既反「保守」，也反「冒進」的實事求是的措施。這在任何正常「發展中」的國家，都應該是最正常的運作嘛。不幸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人民中國，由于政治問題日趨嚴重，「反保守」和「反冒進」，甚至如上篇所述的「反反冒進」都變成了政治皮球，被踢來踢去，終至演成個死人數千萬的政治經濟的大災難，這就是所謂「總路線」、「三面紅旗」和「大躍進」了。這大躍進反映在城市的工商業里面，就走火入魔的搞出個千古笑柄，「以鋼為綱」的「土法大煉鋼」；它反映在鄉村的農業方面，則是所謂「以糧為綱」的「人民公社」了。［對這兩個題目作深入研究，資料豐富而可信，文筆也十分瀟灑流暢而公正，可讀性亦至高，可供一般參考者，下列專著，頗值一讀：丁抒著「人禍：『大躍進』與大饑荒」，一九九六年，香港：九十年代雜志社。全新增訂本。共三七八頁，作者為一科技教
授。因成長于大陸，對書中故事有親身體驗，故旁及之，亦甚難能可貴也，專業讀者有意接觸第一手史料，入門之學，則下列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問題」，一九九三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分上下兩卷，學術性與可讀性均高，值得推薦。］ 謹分類述其大略，以后再及專題，先談談「土法」如何「煉鋼」。 「土法大煉鋼」的歷史鬧劇 原來在「一五計劃」完成時的一九五七年，中國鋼鐵生產量已達五三五萬噸，這正是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時的鋼鐵產量，因而這也說明中國在解放后十年之中，鋼鐵產量已接近日本明治維新后七十多年的成績，因此在「二五計劃」中，國務院乃把一九五八年的鋼鐵產量訂為六五○萬噸。這項指標已屬超額。但是為著十五年趕上英國（見上篇），則這一指標，就未免太慢了。所以在毛主席的心目中，鋼鐵生產應該「翻一番」才好。但是當時，中國重工業的基礎，能否在已屬「超額」指標之外，再來個「超超額」，甚或「超超超額」呢？這在經濟學家的知識范圍里（不論是計劃經濟或自由經濟），都屬于絕對不可能做到的神話，可是人民中國的建國本身，卻原是神話變成事實。加以建國初期全國各行各業，在黨的領導之下，內政外交、司法立法、經濟財政、輕重工業等等，無一而非（如羅章聯盟所說的）「外行領導內行」。在「勝利者是沒有錯誤的」（斯大林安慰毛澤東的名言，見上節）心理狀態之下，不但毛主席不相信那些專家學者、小資產階級的鬼話，全國上下那些做「領導」的行外干部，對專家的意見，就更是不屑一顧了。在一般干部的眼光里，蔣介石四百萬大軍，都可以摧枯拉朽的拉掉，那樣兇狠的美帝，都可以打敗，煉幾百萬噸鋼鐵算個什么呢？毛主席既然說得到，就應該做得到，再從毛主席的角度來看，群眾的力量，是無堅不摧，無病不治的萬應靈藥。「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何事不可為？在早期國際共產運動中，就曾有「勝利沖昏了頭腦」（二戰后毛的批蔣名言），和「假話說多了就變成真理；騙人騙久了，自己也會相信」（十月革命時期的俄國流言）一類的話題，在五十年代之末，大躍進期間，黨內各階層中這類潛意識，顯然是十分泛濫的。群眾相信主席，主席依賴群眾；主席完全依賴群眾，群眾完全相信主席這個良性大循環，或惡性大循環，發起燒來，上帝就叫整個中國大陸上千余萬的中共黨員，和數萬萬黎民百姓，一道發瘋了。 長話短說，二五計劃中，原已超額的鋼鐵生產指標，終于被毛主席的新指標代替了，這新指標對鋼鐵生產的預計是，一九五八年的生產量是一九五七年生產總額五三五萬噸的「翻了一番」，成為一○七○萬噸了。這一個鋼鐵產量大翻身，據當時實際主管鋼鐵生產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事后的回憶，也是出于一個天大的偶然。原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為想提高鋼鐵生產量，曾召見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頭咨詢。毛在池中問薄，一九五八年的鋼鐵產量的指標能否翻一番？剛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個身，因而隨口說「翻一翻」。毛聞言大悅，就說翻一翻吧。他二位決策者，因而就這樣決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鋼鐵產量「翻一番」，就訂下了一○七○萬噸的指標了。 ［筆者附注：這個在游泳池里「翻一翻」的故事是根據國務院體改所前所長
阮銘教授，聽薄一波在文革出獄后親口說的。見阮著「中國大陸無程序決策」載于一九九三年五月號的「中國之春」，復被丁抒教授近著「人禍：『大躍進』和大饑荒」增訂再版所引用，見該書頁五七，七九，然薄一波在其自己的回憶錄里，雖然也承認他確是制訂這「翻一番」計劃的重要決策者，甚或是心甘意愿的幫手，他對毛的「冒進」橫行，倒頗有恕辭，蓋當時盲目樂觀，因而具有冒進心態的高干太多了。薄一波本人，甚至劉少奇，皆在所難免。這大概就是所謂「謊話說多了，自己也相信」起來的心理問題吧，見薄著前書，下卷，「全民大辦鋼鐵的由來」，頁六九一─七○九。］ 根據薄一波的回憶，以及其它相關官方紀錄，他們所訂的一九五九年的指標，則為更荒唐的三千萬噸;六十二年則為八千萬噸到一億噸。這個指標訂得太高了，鋼鐵廠辦不到，毛主席乃號召，為完成一九五八年鋼鐵生產的指標，乃于是年秋季開始，搞「全民大煉鋼」，這也是因為當時各省的省委書記，都在主席面前夸口，他們各該省地方的鋼鐵產量是如何如何的茂盛。總合起來竟有七七○萬噸之多，使毛主席龍心大悅，這現象在封建帝王時代便叫做「承旨」。（康熙皇帝以前為體恤漢族婦女纏足之苦，下詔「放腳」，立刻便有漢族大臣，專折上奏說，「臣妻先放大腳」，此次各省書記承旨，便是「先放大腳」的現代版或人民版。）毛主席既然發動了全民大煉鋼，各省市和自治區的土皇帝書記，乃蜂起競爭，大煉鋼鐵，終于把各地人民的鐵鍋、鐵床、鐵門、鐵鎖、鐵條、鐵鏈、鐵欄桿、鐵絲網鐵釘、鐵皮，凡是屬于鐵的東西，照單全收，投入土制小高爐，送九千萬人上陣：上自大將軍、大部長、大使、大教授，乃至國母宋慶齡、國妻江青，下至販夫走卒，担柴、賣漿，以及幼兒園的小毛頭。總之，農民不下田，學生不入校，夫妻不上床，一齊上陣，沒晝沒夜的來他個全民大煉鋼。朋友，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土法大煉鋼」了。終于把幾百萬噸有用的鐵沙和鐵制器材，煉出了幾百萬噸，在工業上一無可用的鐵疙瘩，筆者本人于一九七二年回國探親時，還親眼見到過。 「土法大煉鋼」一詞，今日已變成世界性的成語了。它在中國語言里，勢將和后主阿斗劉禪所制造的「樂不思蜀」的成語，和魯迅所制造的「阿Q」一樣，在中國日常詞匯里，永垂不朽了。 「土法大煉鋼」這一命題，在下一個世紀的中國大學里，一定會有許多本最詳盡的博士論文出現。縱是筆者手頭的史料就足夠一個「博士生」來寫篇論文初稿，有暇不才亦當自理之。此處限于篇幅，姑且說個大略，乞讀者諒之。下節再談談「以糧為綱」的「人民公社」。 回看一下傳統的土地制度 咱們中華大帝國，在***、李登輝出現之前，從盤古開天地以來，一直便是以農立國的。我國古語說「有土斯有財」，土與財是分不開的。這種對土地的占有欲，不只是人類如此呢，禽獸亦不能免也。京戲的唱詞里，有什么「艷陽天春光好，百鳥爭喧」，其實會唱歌的鳥，都是單干戶。牠們唱歌都是先劃定一塊疆土（territory）來單鳴獨唱的，同一疆土之內，牠絕不許第二只鳥來同聲合唱。鳥兒們是不搞什么「黃河大合唱」的。那些不會飛的獸類，那就更是如此了。君
不見狗兒歡喜零星撒尿？牠撒尿的目的往往是在劃定疆土界限，不許別的獸類入侵呢。非洲的黑猩猩（chimpanzee）是一種群居動物。牠們的群（herd）都是有一定疆土的。群群之間，劃疆而居，互不侵犯，偶有疆界之爭，各群為著保疆衛土，發生內戰，往往也殺得尸骸滿山，慘不忍睹的。人類原是群居動物之一種，初民的部落也都是各有其劃定疆土的。他們之間所發生的部落戰爭（tribal war），十九也都是由疆土糾紛所惹起的。等到人類文明進入農業時期，一個部落的土地就為各該部落所公有。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里面，就叫做「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是為人類社會發展史中的第一個社會形態。 等到人類社會發展到奴隸或封建社會時，土地則屬于國王和封建領主。在這塊土地上工作的奴隸或半奴隸（農奴），則是和土地分不開的（在中國近現代史里面，達賴逃亡前的西藏，還是如此的）。奴隸或農奴自己本身和家屬，都和土地一樣，是國王或封建主財產的一部分。在這種奴隸制或封建制之下的奴隸或農奴，都是在主人的鞭子之下工作的；他們自然不會發揮出最高的生產力。 在我國東周列國時代（公元前七七一年到二二一年），基本土是個封建時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則堅持此一時代是奴隸社會，但證據不太充足，筆者曾有專篇另論之）；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動亂的時代，動亂之源則是諸侯國之間搞土地兼并的戰爭。這戰爭一打五百五十年不斷，把原先的數千個（據「漢書．地理志」所記錄，至少有一十八百個）大小諸侯國，「兼并」成七個。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就被秦始皇獨家統一成為大秦帝國了。在這歷時五五○年的長期內戰中，西周封建式的土地公有制（部落公有制的延續），就被徹底的破壞了。老的制度被破壞了，必然就有新的制度出現。事實上，秦國在統一六國時的一百三十多年前，就開始試行一種新的土地制度，這就是所謂「商鞅變法」了。商君試行的這計新土地法，果然改善了這個落后的秦國的經濟條件，使它一躍而為七國之首的超級強權，終于統一了東亞大陸，開創了中國通史中的帝國時代。 秦國的新土地法，所謂「廢井田，開阡陌」，我們如果用中國最新的詞匯來解釋，那就是秦國把個原先已經癱瘓了的同吃、同住、同勞動、土地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廢除了。改行「責任田」、「三自一包」、「包產到戶」、「借土與民」、「擴大自留地」，甚或干脆賣土與民，使農民可以私有土地相互買賣，相互租佃，相互競爭，搞「農業市場經濟」，鼓勵農業生產。這個「秦制度」經過數百年的反復試驗，幾經改良，終于在漢初落實成為一個兩千年沒有原則性改變的土地制度的「定型」。 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制度」，這樁土地制度，就是這個「秦制度」主要的內容。其后兩千年中，多少次，多少人，多少朝代，想改變此一制度，一個王家就出了兩個重要人物，王莽（前四五－后二三）和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尤其是王莽，要徹底恢復古制，化私為公，可是二王都以失敗告終。再如隋唐之間的「均田制」，乃至自漢以后歷朝的「屯田制」，尤其是占「天下土地七之一」的明朝的「軍屯制」，也都沒有對傳統的土地私有制，作出原則性的改變，太平天國史家曾人吹過洪秀全天王的「天朝田畝制」。事實上，那從頭到尾，只是一張紙而已。
若論真要把這宗「千載猶行」的「秦制度（土地制度）」加以原則性的改變，王莽而后，實在只有我們親眼看到的毛主席了。毛澤東要向王莽學習（王莽原是近代中國馬克思史學派的英雄），復先秦之古，化私為公，最后竟然搞起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來，表面看來很新奇，說起來更是玄妙無比的，「土地革命的高潮」，什么「真正實現了共產主義」，什么超越了馬列主義底，「毛澤東思想」的「天才發明」，其實在熟讀古書的中國歷史家看來，毛氏的一切構想，皆未脫古人框架也。所以我們才敢大膽的說，毛公的政權是傳統帝王政治的回光反照，小子豈敢謬評朝政哉？但是真理愈辯而愈明，我們倒竭誠歡迎各派同行史家嚴肅的指教。 再看看目前的資本主義 以上所說的傳統土地制度，不是個好制度，甚至是個壞制度，但也不是左翼史家所說，是封建反動的「萬惡之源」。上節已略述之，治制度史的人，不能說什么「最好的制度」或「最壞的制度」。他們只能在「較好」、「較差」、「可行」，和「不可行」之間，作其比較的評述。鄧小平先生在發動他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初，有句名言叫做「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其實，在兩千多年前的秦漢之際，那批了不起的政治家像劉徹（漢武帝）、公孫弘等人，所搞的「農業市場經濟」，其目的也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但是這「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卻有個發展的極限，那就是，你不許發展到「壟斷」（monopolization）的程度。 最近兩個世紀的世界經濟史也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怕，便是它一開始就要搞「壟斷」，不壟斷，哪還有什么資本主義呢？所以美國人要不斷地推行他們底「反托辣斯法」（Anti-Trust Laws）。這一法令稍一放松就不得了也。君不見小毛頭比爾．蓋茲之竄升為當今世界的第一富豪，十數年之間事耳。對這些小毛頭不加管制，那還得了？ 可是回看我們傳統的農業市場經濟，就不如此了。農業不比工業，工業集中在城市里，管理問題不大；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也易于推動；利潤以等加速度遞升，也不難做到（蓋茲就是這樣成長的）。我國傳統的「農業市場經濟」就不然了。它分散于農村，管理不易，農產品生產緩慢，利潤不能遞增；加以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大規模生產，利潤反要隨業務之擴大，而作反方向的遞降呢。加以農業經濟中，不能實行「獨子繼承制」（Primogeniture），中國民間也無此傳統。父死財分，三代而盡。所以中國歷史上「土地集中」的問題，并不如想象中的嚴重。真正能搞土地集中的，歷史上也只有「官僚地主」，差可為之。但這不是經濟上「農業市場經濟」制度的毛病，而是政治上「官僚制度」的毛病。 「官僚制度」才是個壞制度，它侵入農業經濟，就會出現「官僚地主」；入侵工商業經濟，就會出現「官僚資本」。這一制度的遺盡，在臺灣至今亦未能根治，所以才出現「黑金」。在毛澤東政權下的大陸，則正是「方興未艾」，吉拉斯所謂「新階級」是也。但是毛澤東所制造的新階級，重點在「權」，而不「錢」。
所以今日大陸有個頗為「凡是派」所樂道的順口溜，叫做「毛澤東干部，兩袖清風；鄧小平干部，百萬富翁」。殊不知錢與權本來是一樣的東西。毛澤東干部，雖然是「兩袖清風」，卻掌有「生殺之權」，所以才枉殺數千萬。這比錢所引起的惡政，就無法相比了。 鄧小平干部「百萬富翁」，他制造了千千萬萬的「面團團富家翁」。至少不會殺人嘛。再者讓他們「少數人先富起來」，擁有了斗大的「元寶」，我們多數人至少（且引用一句南京土語）「也可啃點元寶邊」嘛。兩相比較，朋友，這就叫做「較好的制度」（a better system）；「較好的制度」，更可晉級為「更好的制度」嘛。這就是江朱二公今日看好的遠景所在了。好自為之，全民利賴，至可嘉也。后篇再續論之，這兒暫時煞車。 所以話說回頭，歷朝農民暴動，原因復雜；中國傳統社會之生產力偏低，原因也不單純。把他們一古腦兒歸咎于土地集中，泰半都是于史實無據的。在中共主政以后，我們在海外也讀過不少有關傳統中國土地史的新著，就很少不帶有政治宣傳的偏見。近五十年來，大陸上社會經濟史家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相當深入，但對土地集中問題，則始終還在假設的邊緣打轉也。所以中國傳統的土地制度，縱使是個壞制度，但是并不是一個不可行的制度。因此它才能「千載猶行」，長期不衰。消滅這個制度，本是社會經濟轉型的問題，社會轉型成功，它會自動消滅。社會轉型不成，而誤認為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或意蒂牢結的問題，那就「吠非其樹」了。明乎此，我們就可以談談人民中國的「人民公社」的歷史了。 土改分田「完全正確」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主張土地革命的激烈，莫過于中國共產黨了，其實中共在建黨之初，那些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領導人，和他們背后的第三國際的決策者，沉迷于馬列主義，對農民參加革命都是不太有興趣的。馬列二公都曾認為農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不足與言「階級革命」。共產革命是「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的專業；所謂「普羅階級」（Proletariat），原義是古羅馬的「市平」或「市貧」，是不包括「農民」的。所以那一時期的中共領袖們，像周恩來、李立三、劉少奇、高語罕等人所策動的群眾運動，都以「工運」為主。劉少奇就是在安源煤礦，搞工人組織起家的。只有從農村出來的極少數青年共產黨員，像彭湃和毛澤東才是以組織農民為專職的，熱情甚大，在黨中的影響則有限。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了，劉氏歷史被抹黑。在安源煤礦組織工人的光榮歷史，就被派給農民領袖毛澤東了。那幅有名的「毛主席在安源」油畫中的青年毛澤東，多么英俊瀟灑。但是與事實有違也。 ［筆者附注：文革期中大陸上還有另一幅有名的關于「井岡山會師」的油畫，畫中人物應該是朱德和毛澤東，卻被畫成林彪和毛澤東了。據說朱德初見此畫時，看到畫中沒有朱德，卻有一拉著馬的馬夫，便笑著說，「那個拉馬的應該是我了。」因此當年在大陸上搞黨史和國史的職業人士，由于個人的恩怨，和政治的壓力，述史畫史，都難免有曲筆。縱是心存公道，也每因身在此山中，而難于掌握其全貌，我輩流落海外，雖史料不全，見聞有限，體驗不足，但有失有得，在當代
史學上，旁觀者清，固亦不無其致力之虛，而自覺心安理得也。］ 可是上述這個重工輕農的開始，長征以后就全面逆轉了。八路軍建軍以后直至「進城」，以農村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幾乎就是個百分之百的農民政黨了。土地革命因此也就變成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主要內容。但是吃一塹，長一智。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期，中共聲明停止土地革命，所以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共在其「民主根據地」中，所搞的土改只限于「減租減息」。可是日本一旦投降，毛公就立刻訓令各解放區，把原先的土改，晉級為打倒地主，搞分田運動。不但「地主」與「富農」之田要分，「中農」之田，也不能保留。根據中共戰后新政策，不但各級干部要忠實推動，土改還要從下向上，由「貧農」和「下中農」主動執行之。 可憐的中國，二戰后的中貧農和中農，根據人民政府后來的官方統計，要占全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見「歷史全鑒」，一九九六年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卷一，頁一八】，也就是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上下，經毛主席這一號召，地下消息不脛而走，大家摩拳擦掌，全民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就倒向共產黨了。執政的國民黨原來也有它自己的工農政策和土地政策嘛。不幸自蔣以下的派系，這時都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只顧在收復的都市里，搞其「五子登科」和派系傾軋，農民，尤其是貧下中農，是不在他們興趣之內了。老實說，國民黨在大陸的潰敗，便是從失去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開始的，不算胡說吧？相反的，共產黨在大陸的勝利，也就是從掌握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開始的。朋友，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中說，毛主席「完全正確」，你怎能說他不是？ 「高級化前土改后」 不過劉少奇所說的「正確」，實在只是從兩黨斗爭的政略和戰略出發的。可是要真正解決中國農村的實際問題，那就自當別論了。因此中共建國之后，為著完成其土地革命，并把農村建設納入正軌，乃于一九五○年六月頒布土改新條例，而推行之于全國。 深入研究人民政權的土改史，那將是一本巨著，三言兩語概括之，我們可以說，全國農民在分田之后，所得到的平均地產，根據中外經濟學家的統計，在中國的東南和華南的「魚米之鄉」，人煙稠密之區，則一家五口，只能分到可耕之地約三市畝（半英畝）。在華北西北一帶貧瘠地區，或可多分若干，而產量則遞減也。不論江南水鄉，膏腴之地，物產是何等的豐盛，以半英畝土地的農業產品，來養活五口之家，在一個先進國家，乃至聯合國所認定的生活標準上，都只能算是在「饑餓線以下」（below poverty line）。在一個有數億人口的大國，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生存在饑餓線之下，則這個國家只能算是個乞丐國家，在這種國度里搞「農民暴動」，確可幫助農民領袖們，打天下，做皇帝，但是他不能解決真正的「農民問題」。 記得就在中國農民分地、熱火朝天的五十年代之初，紐約有位華裔朋友，在郊外住宅區購置一小屋，并招待親友，作詩自娛曰：「購得美洲半畝地，移來中國數株桃」筆者當時敬陪末座，曾向同席的美國朋友和學生們說：「主人這塊半畝地，數株桃，在中國一家五口要賴以為生呢。」這一鐵的事實，曾說得舉
座皆驚，認為不可想象也。 可是縱使如此，中國農民那時對中國共產黨的擁護，還是火熱的。理由很簡單，中國農村自鴉片戰爭以后已破產百余年。對一般貧下中農來說，他們已三代五代，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如今毛主席能給與三畝荒田，也往往是三代五代始第一次擁有土地，也算是耕者有其田了，能不對共產黨毛主席感恩戴德？ 不特此也。為著耕種這數畝恩田，你得購買耕牛，置辦農具（如水車、犁耙等物），三畝小農，如何能購買得起？為農民著想，兩袖清風的毛主席干部，乃勸導農民組織「互助組」，集資買牛，購犁，輪流使用，互助合作。這一德政，真是引得農村歡聲雷動，「毛主席萬歲」之聲不絕于耳。三年之后，在「一五計劃」發軔之時，「互助組」更奉命擴大為「初級合作社」。蓋在互助組中，互助合作者不過數家。欲集體使用化肥，學習駕駛拖拉機，則非數十家合作不為功。這樣則「初級合作社」之組織，就在所不免了。 可是中國農民正如馬克思所說是保守成性的。做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單干戶，本是農村的傳統。為著購牛積肥，互助合作一下，還可勉強，真搞起合作社來，膽小的農戶，就有點怕怕了。因此初級社之組合，曾偶有阻力，稍久終能相安。加以歷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真是百年所寡有。因此人民中國開國初期的七個年頭，對中國農村本身而言，也可算是一段，為其后數十年受盡折磨的苦難人民，所懷念不置的，所謂「高級化前土改后」的黃金時代啊，可惜為時太短。一九五六年實行「高級化」之后，多難的中國農村便再度墜入深淵，幾至于萬劫不復了。［這句「高級化前土改后」，形容「黃金時代」的順口溜，原為一九五八年冬毛主席在鄭州會議所引的當時農民的語言。足見毛公其時并非不通下情也。見丁抒著前書，頁四一，引自清華大學「學習數據」。］ 一九五六年是個難關 一九五六年后的中國農村，為什么又再度遭劫呢？這就說來話長，原因復雜了。我們大致可分為三項，來試作解釋： 第一，五十年后，我們回看「歷史三峽」中的潮流，可以大膽的說，人民政權原只是轉型期中的過渡階段之一，它對重大的政治社會問題，也只能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處理，后來所謂「黑貓白貓」是也。搞不出個「定型」來，則老病新疾，就會在短期中，作周期性的循環了。毛澤東似乎也看出這一特征。他的解決辦法便是「在大亂中求大治」，所以在文革期間，他也說過文化革命，每隔六七年就得重復一次。 第二，社會無定型，則處理社會問題，往往不能對癥下藥，「漢書」上說：「有病不治，得乎中醫。」那就是說，醫師治病，好醫師固能把病治好，壞醫師則可能把病治壞，所以「有病不治」，等于找一個「中等醫師」。治現代中國的社會病，卻治死了三四千萬人，那就不如「有病不治」的好。而一九五六年，中國共產黨在城市里搞「反右」，在農村里搞「高級化」，就是這個「治絲愈棼」，和「藥石亂投」的開始。七年之癢，此其時矣。
第三，在「人治」依然重于「法治」的轉型末期，則國家社會一切運作，還是靠「政治掛帥」。因此政治如果出了問題，不論是暗潮，還是明浪，得不到解決，如上篇和上節所述，毛周、毛彭、毛劉、毛林之間的許多政治問題，愈來愈嚴重，則其它相關的社會經濟設施，就必然隨之擱淺，甚或滋生并發癥，而每下愈況，終至不可收拾。所幸萬亂之源，集于一人，此人一死，則所謂「人死病斷根」，大家在「帶淚的微笑中」（smiling through tears）一切再從頭搞起。 明乎此，我們就可以談談一九五六年以后的共產中國里，毛澤東政權階段的歷史了。 從「反反冒進」到「人民公社」 先回頭看看政治掛帥，人民中國建國七年的「黃金時代」，成績斐然，唯獨它對帝制轉民治；人治轉法治的進度，鮮有足述。甚至對最迫切的政策和政權的和平轉移，均在原地踏步，一籌莫展，甚至于大開倒車。等到黃金時代結束，在體制變革的需要中，政策和政權的和平轉移，都有其必要之時，這架碩大無朋的政治機器，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期間，就開始拋錨了。這一拋錨，引起的骨牌效應，問題就大了。上篇已略作交代，不再重復。 再看看工商業，士節亦已略述之。「一五計劃」原是毛公有生之年最成功的一次的五年計劃。「一五」結尾時，「以鋼為綱」的鋼鐵產量已達五百三十五萬噸，以后按年遞增，連赫魯曉夫也為之咋舌。可是在一九五六年后，也就煞車了。它之所以煞車，上篇也已交代過，實在是毛主席和薄一波兩人在中南海游泳池中「翻一翻」的結果。翻到一千零七十萬噸，出不了貨，一人當國的毛主席就開始發燒，要搞「土法大煉鋼」，來補其不足。結果鐵疙瘩倒煉出了幾百萬噸，鋼鐵產量基本上是倒退了。 沒有鋼，餓不死人，問題不大，順序影響到農業生產。民以食為天，人民沒飯吃，問題就嚴重了。原來在「一五計劃」的后期高潮中，那項「以糧為綱」的中國農業生產，也逐年創立新高峰。根據這一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毛澤東就開始在農村推動所謂「合作化運動」了。那就是集「單干戶」，組織「互助組」；再集「互助組」組織每單位包括數十農戶的「初級合作社」（簡稱「合作化」）；接著再合并初級社，組織每單位包括數百家，乃至千家以上的「大社」，或「高級合作社」（簡稱「高級化」）。百尺竿頭，如果更進一步，那就合并高級社，組織每單位包括數個，數十個，乃至數百個高級社，共有社員農戶千萬家的「人民公社」了。這個「人民公社」，和原先的「合作社」，在性質上是有霄壤之別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義」的建制。合作社員都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者。在理論上各社員農戶可保留各自的私有財產。合作社社員是可以自愿入社和自愿退社的。 「公社」就不然了。「公社」是「共產主義」的建制。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所有公社的社員都是同吃、同住、同勞動，是沒有私產的。個別社員除保留「一碗一筷，一鋪一蓋」之外，全部私產，涓滴歸公（正因
為如此，那時農民在被迫加入高級社或公社之前，都要把私產耗盡才赤手空拳「入社」，有的在三天之內要吃盡三月之糧，竟為之脹死）。但是公社內吃大鍋飯，畢竟不要錢，大肚漢在公社食堂中，各吃所需，脹個半死，也無人過問。六億同胞如果都能大辦公社（包括城市公社），同吃、同住、同勞動，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樣的中國便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了。推而及于全球就世界大同了。 朋友，這就是我們「毛澤東思想」的最高境界。你能說這一思想不高明不偉大？毛主席要把這一思想內容首先在中國的農村里加以試行。那時所有有思想的中共各級干部，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可說無人不服膺這一理想。他們之間的分歧，只是時間（Timing）的問題，快慢的問題；和實行程序的問題，方式的問題。 因此在「一五計劃」快要勝利完成之時（一九五五─五七年間）高高在上、滿腦理想、信心十足而意氣風發的毛主席，和一些同意毛氏，或以毛為攀援之樹的少數高干，像柯慶施、康生等人，就和當時黨中那些目不暇接、日夜干活的實際負責人，周恩來、劉少奇、陳云、鄧子恢、鄧小平、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等等實際工作者，就發生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差別了。 老實說，這一分歧，是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有的現象。但是只有在法制嚴密的國家里，才可得到和平合理的解決。試看美國開國之初，開國元勛的杰斐遜和漢彌頓，不就為著重農重商的問題，相持不下。其時高高在上的華盛頓，不就親漢而黜杰。逼得杰斐遜一怒辭職，另組新黨，競選總統，實行他自己底重農輕商的樸素民主主義？但是美國當時的各項客觀條件，卻有利于漢彌頓的資本主義，終使美國政治經濟制度，再度和平的轉回漢彌頓路線，以迄于今。 可是這一相同的問題，在中國政治里，就變成一個解不開的死結。從一九五五年起，毛主席這位理想家，就認為「一五計劃」太慢，要大力加快，一翻再翻。并藉柯慶施等激進派為前鋒「冒進」了起來（柯慶施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篇筆誤為市長，便為更正）。周、陳、薄等務實派專家，則認為翻不得也，一翻就要攪亂全局，大出紕漏。他們不察就里，還在繼續呼吁要「反冒進」。可是那在暗中策劃冒進的毛主席不依了，在上篇曾約略說過的「南寧工作會議」（一九五八年一月）里，乃揭開面紗，挺身而出，公開的領導「反反冒進」運動，并強迫周恩來自己承認是「促退派」，并企圖加以撤職。據周恩來秘書事后的回憶，周公就為那一點點的犯顏直諫，被毛某強迫去「親撰」（不許秘書代筆）認罪、坦白、檢討書使周公夤夜一人枯 坐于辦公房內，執筆流淚，使守夜不能成眠的鄧大姐，也心焦不已。隨后陳云、薄一波等人也都被迫「認錯」、「檢討」；對劉少奇也被迫承認「頭腦沒有主席清楚」，而由「反冒進」轉為「反反冒進」。因此在全國一片冒進聲中，在全國「土法大煉鋼」，百萬座「小高爐」的熊熊烈火照耀之下，中國農村里原有的百萬個初高級的「合作社」，在數周之內，就被合并成兩萬六千四百二十五個「人民公社」了。所有的中國農民從此也就都能「吃飯不要錢的」進入「共產主義的天堂」了。
餓死三千萬貧苦農民 上述這個吃飯不要錢的共產主義的天堂之在中國出現，是人民中國建國十周年的事。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這個天堂，其后一直延長了三年。其實際結果是在天堂里發生了數千萬人民的「非正常死亡」。說真話，就是農村里面的農民，有三四千萬人，被活活的餓死了。但是當時中國農村大量餓死人的實際情況，由于黨和政府對信息封鎖的嚴密，不但國外毫無所知，連大陸上的城市居民，如在農村沒有親友，也只是糊胡涂涂，一知半解，不知其情況之嚴重也。筆者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返國探親訪問，只略知童年期在農村的玩伴，多半死亡，固不知其死亡的原因是「餓死」也。但是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是今日世界任何史書上的大事。紙包不住火，二十年后，消息漸出，全世界，尤其是，「事過則知」的華裔司馬懿，無不為之大驚失色。但是在這三年之中，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就言人人殊了。今后可能也不會找到精確的數字。但是國際人口學者，根據中國大陸歷屆人口調查的數據來統計，這三年（一九五九─六一）在中國大陸上所發生的「非正常死亡」，其底限蓋為二千五百萬人。根據從大陸移民出國的丁抒教授，很細心而可信的估計，則非正常死亡底限，應為三千五百萬人。【見丁著前書，頁三六九─三七四，附錄：「大躍進餓死了多少人？」】再根據陳一諮先生告我，他是在當時的國務院，親身參加調查所作的估計，三年之間全國非正常死亡的總數，約在四千萬和六千萬之間。陳君當時在國務院任職，曾親身參預對中國農村受災情況的調查，并在筆者的故鄉、受災慘重的安徽省肥西縣實地調查，住過甚久。后來黨和政府為著扭轉災情，更新制度，乃實驗出「包產到戶」的「安徽經驗」，由各省前來「取經」模仿。這項「安徽經驗」，便是陳君幫助一位不惜舍身飼虎的地方青年干部郭崇毅（也是筆者的一位近親表弟，他保存有大量原始史料，并撰有專著），不顧死活地頂出來的。這項經驗，一諮曾為我在紐約簡述之。因為他所提出的，四千萬到六千萬的總數，縱有點情緒，也絕非信口開河也。 人是怎樣餓死的 既然餓死這么多人（在中華五千年通史中，所有暴君所般的人，加在一起的總和，恐怕也達不到這一數目呢），讀者或許要問，這么多人是怎樣餓死的呢？政府為什么不加防范？不加救濟呢？據說闖此滔天大禍的毛主席，后來也知道死人不少，而可憐的農民，寧死也沒有揭竿而起，來暴動反抗，毛主席為此還把農民的善良褒揚一番呢。朋友，豈今日農民比古代農民更為善良哉？今日的極權政府，管制之嚴密，豈古代專制政府，所可望其項背哉？古代農民可以揭竿而起。現代農民，你敢？這就毋須多加解釋了。 至于人是怎樣餓死的呢？沒飯吃嘛。糧那兒去了呢？政府征去了嘛。政府為什么要如此起征呢？大躍進嘛、冒進嘛。毛主席在都市中號召。工業要「以鋼為綱」，要全民建小高爐，搞大煉鋼，生產要翻幾番。翻得遍地都是鐵疙瘩。毛主席在農村號召「深耕密植」、「以糧為綱」。要把糧食產量翻幾番。農民翻不出就餓死人了。奇怪了，糧食增加不了，又怎曾餓死人呢？教授有所不知，咱中國是個古怪的國家呢。糧食產不出，還要虛額上報；按虛額繳稅。公積糧繳之不足，
就繳口糧，甚至種仔糧也得上繳，這樣，青黃不接之季，就餓死人了。誰個混賬東西，來強迫農民，餓死也要超額繳稅呢？干部嘛，省委書記嘛。他們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大家都要搶著「放衛星」，虛報生產量，還要搶著超額報稅，向毛老大討好嘛。農民的死活他們就不顧了？當了干部，當了官，誰還去管什么人民呢？就是這么簡單，三千萬農民就活活地餓死了。 死了這么多人，政府為什么不早為預防呢？它不超額征稅，不就是預防了嗎？但是它又怎能不超額征稅呢？有如此災荒，中國原可向國際購糧賑災，也可向國際報荒，請求賑濟。但是一向就鼻孔朝天的毛主席，又怎能向帝國主義乞憐呢？斯大林說，死一個人是個悲劇，死一百萬人，只是個統計。毛主席大辦公社，辦死了三千萬人，在歷史上剩下的也就只是個「統計」了，夫復何言？

唐德剛 2013-08-20 16: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