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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終的軍師

　　太平軍靠陳玉成、李秀成等人，在1858年穩住了局勢的次年，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到了南京。

　　洪仁玕是洪秀全最早的信從者之一。他的到來，使洪秀全十分歡喜。因為他的兩個哥哥洪仁發、洪仁達，愚蠢、貪婪、沒有能力、胡作非為而受到全軍上下的反對；他寵信的心腹奴才蒙得恩“總理國事”，部下怨言很多，實際上這個正掌率也掌不了大事。洪仁玕是他堂弟，當然遠較異姓可以信托；又通文墨、見識較廣，較蒙得恩壓得住臺面。于是，這個天王就再一次作了匪夷所思的提拔任用。

　　洪仁玕1859年4月22日到南京，朝見之后，立即被封為干天福。洪秀全將這樣一個相當高的爵號，封給不但寸功未立，而且一天也不曾隨軍打天下的堂弟，只是第一步棋。到5月8日，就晉封為干天義，加九門主將。義是王以下的最高爵號，九門主將是“天京”衛戍司令。但還不夠。才過了三天，5月11日，就追不及待地再晉封為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1857年，洪秀全曾公開宣布“永不封王”，至此自食其言了。軍師者也，即掌管軍政大權的第二號人物，地位僅次于天王。最高層內訌之后，一直由洪秀全自己兼任，即所謂“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這下子也食言了。為了這突擊提拔，為了壓服有功將領，洪秀全特意在天父臺舉行儀式，令洪仁玕登臺受印，向全體到場官員宣布，大家都要受洪仁玕節制。20日里放了一枚三級火箭，任命了一個大管家，很能反映洪秀全的性格與心態。在他心目中，太平軍就是他個人的私有財產，要誰作管家就由他說了算。至于經常自食其言，出爾反爾，多疑的獨裁者向來如此。

　　這樣的三級火箭式的提拔，讓洪仁玕喜出望外。他沒有參加從金田村到南京的造反，屢屢失去機會，有客觀原因，但主要是他精明，吃不準參加造反的禍福。此次到南京的意圖，他被清軍所俘后的供辭說得很直白：“予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難，聊托恩蔭，以終天年”。就是家里和個人都艱苦困難，現在你洪秀全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我來找你討點封賞，好快快活活地過一輩子。這是歷代開國皇帝的本家、親戚、故舊常有之事，并不奇怪。何況，洪仁玕是最早信從拜上帝宣傳者之一，而且躲到香港也一心盼望洪秀全成事，說洪秀全好話，為洪秀全著想，自然更可以要求“恩蔭”。供辭下一句是“殊我主恩加疊疊”，表明出乎意料之外，大大超過“聊托恩蔭。”的期望值。極端地破格重用，為他的“苦志求名”提供了最好的條件。因而才有后來的種種作為。須知，這是他決心作文天祥第二，盡力將自已塑造成高大完美忠臣義士之時，透露出來的實話，決不是托故要求清政府從輕發落之言。他明知自己必死，也毫不抱免死幻想，豈會說貶低自己“革命動機”的假話？可惜，這幾句說到點子上的話，專家們卻故意視而不見。

　　洪仁玕到南京后，為報答洪秀全，更為自己實現“苦志求名”的愿望，寫了《資政新篇》、《開朝精忠軍師千王寶制》、《頒新政宣諭》、《天歷序》、《戒浮文巧言諭》等等文件，有不少新的看法和建議。洪秀全之所以批準頒發，是為了給洪仁玕樹立威信。可是，主要將領都不買這個賬，沒人理睬，不起什么作用．在當時都是空文。然而，后來，尤其是1949年以后，成了“太平天國”研究的一個熱點，成了宣傳“太平天國”的進步意義或革命性的根據而大炒特炒這種事，在現代中國，是家常便飯。

　　吃透洪秀全的心思，加上自己被封千王、軍師而諸將不服的切身體會，洪仁玕提出防止“弱本強末”弊端的辦法。就是廣封王爵，以削弱殊玉成、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等人的權力，尤其是削弱和分散兵多將廣的李秀成的大權。這個建議很合洪秀全的心意。再由他的兩個哥哥加以發展，不但可以加強洪家集權，還可以用來賣爵斂財。實行的結果，首先是加深洪氏集團與李秀成的對立，而李秀成卻是太平軍必須依靠的頭號實力人物。其次是，使太平軍山頭林立，沒有人可以統一指揮。第三是，不少將領各顧自己，爭權奪利。第四是，賄賂公行，上下急劇腐敗。第五是，無功受封而有功不獎，忠誠的太平軍將士怨恨山積。清方的李鴻章多少看出了問題，說“增封多王……內亂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洪氏集團自以為得計，其實是制造內部矛盾，從內部瓦解太平軍的低級錯誤，或者也可以說超級慢性毒藥。洪仁玕對此負有重大責任。　　。

　　洪秀全很希望洪仁玕在指揮作戰方面露一手，以證明自己知人善任，更可用以作為高度集權的幫手，一石二鳥。洪仁玕自己當然也想建立軍功，讓諸將領信服，真正抓住軍權。他在攻蘇杭以解天京之圍的問題上，與李秀成相合，一同商討作戰方案，由李落實指揮，大破清軍江南大營。對于太平軍和洪秀全，應當說這個大戰役，他是有功的。此戰勝利，使他自我感覺良好。于是提出經營江浙、西征武昌的戰略。這個主意，當然可以講出許多冠冕堂皇的道理。不便明講的，是他要加強對陳玉成、李秀成的領導與指揮，讓他們乖乖地所從他調遣。可他并不了解實際。沒考慮到陳玉成鎮守的安慶隨時有受攻擊的危險，更不考慮李秀成先要著重穩住和經營江浙的強烈意愿。輕率地將這兩張王牌用于長途征戰，兵分兩路去攻打武昌。這一好高騖遠的決策，使“天京”的屏障兵力單薄，陳、李兩軍長途勞師不易密切配合，加上李秀成內心并不情愿，故而風險極大。即使占領武昌。如果江、浙、皖不穩，也得不償失。但他一門心思、打自己的算盤，根本不營這些。結果，陳玉成上了外國人的當，能攻占武昌卻沒拿下；李秀成未能準確接預訂計劃配合，勞師無功。更壞的是，久已盯牢安慶的曾國藩，乘機重兵圍困并最后攻下這個戰略要地，“天京”上游失去屏障，處于清軍隨時可以攻打的危境。這種態勢的出現，表明曾國藩老謀深算的戰略眼光，也是洪仁玕自以為高明的低級錯誤所造成的。導致這一低級錯誤，是由于太重的私心的驅動，再加上沒有軍事指揮的經驗，而又自以為是。

　　安慶被清軍圍困后，陳玉成急忙率軍東返，力求解圍。清軍兵多將廣，挖掘長壕兩道，志在必得。如果陳玉成沒有被洪仁玕派去西征武昌，清軍是不可能將安慶如此困死，他也決不致如此被動。萬不得已，向“天京”求援。洪仁玕只好叫章王林紹章和他一道，率兵參加解圍。是時，李秀成還在東返途中。他一些未參加西征的部下因江浙較空虛，又憤于洪仁玕的瞎指揮，沒人肯出兵參加安慶解圍。如果說，洪仁玕在理論上還可以說一通“圍魏救趙”的空話，那么。親自帶兵打仗那就完全不行。一與清軍交鋒，就被擊敗，退到桐城，不但起不了正面作用，而且損害陳玉成部下士氣，助長清軍必勝信心。隨著安慶解圍戰的失敗，陳玉成部下主力喪失殆盡，陳本人也因此自投羅網而被清方所殺。太平軍在地理上、人事上都失去了一只臂膀。而且，因為陳玉成，是洪仁玕親戚，同時又是李秀成的好友，本來在李秀成與洪氏集團之間一直起調和矛盾沖突的作用，他敗死之后，洪氏集團與李秀成的矛盾便沒有人調和與緩解了。

　　尤有甚者，在以李秀成為首的“十三王救天京”之戰，洪仁玕居然同洪仁發、洪仁達一起掣肘。他們不愿看到李秀成順利成功，害怕李秀成勢力和功勞太大，希望李秀成與湘軍都在費時曠目的苦戰中消耗得半死不活，希望諸王從此怨恨、不理睬李秀成。于是，借口防疫，緊閉南京城門，不接應十三王之兵，更不派一兵一將里外配合，哪怕做點姿態造點聲勢也不肯。弄得救援之軍上下都很憤怒，斗志日衰。加上補給困難，“寒衣未帶”，湘軍又拼死苦戰。終于，在打了一個多月之后，援兵各自撤退，沒能解南京之圍。李秀成自然會看出洪仁玕起了什么作用。

　　從《李秀成供辭》看來，他對洪仁玕雖有別于洪仁發、洪仁達，但不滿之意仍很明顯。所以多處提及洪仁玕，不但沒有一句好話而且流露出不少弦外之音。他常用“洪姓”一詞，就包括洪仁玕在內。要不是那時洪仁玕正護送洪天貴福在突圍逃亡中，要不是洪仁玕在南京危急之時被洪秀全革去大權，李秀成在供辭中一定會有更多的揭露與否定。

　　洪秀全最后預留遺詔，要洪仁玕扶佐洪天貴福，可見對洪仁玕忠誠的確認。而洪仁玕也以文天祥自命，被俘不肯投降而被殺，沒有辜負洪秀全的信托。當然，要不是靠李秀成，他和洪天貴福根本不可能突圍沖出南京。

　　太平軍最高層的內訌，以及內訌后洪秀全的所作所為，注定了最后的失敗。洪仁玕被任命為軍師，非但沒有遏止“太平天國”的傾頹，客觀上反而加速了它的敗亡。他在實現“苦志求名”的同時，也在為洪秀全及其小朝廷送終。他所作的那些政治文件，成了后來不少人做文章的好材料，成為美化洪秀全的上等化妝品。這，大約是他對洪秀全最主要的“歷史貢獻”。

潘旭瀾 2013-08-20 16:5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