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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剛解紐軍閥割據政客縱橫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糟亂的一段時期，應該就是民國初年的所謂軍閥時期了，而軍閥時期實在是從袁世凱死亡之后才正式開始的。因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還是一個可以號令全國的政府。地方軍頭還不能目無國家法紀，隨意橫行的。野心政客雖然也難免結黨營私，但是在大一統的國家之內，縱橫捭闔，多少還有些顧慮。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綱解紐，全國皆兵，政客縱橫，中國近現代史才正式進入一個所謂‘軍閥時期’了。這也就是筆者在拙作里，不厭其煩的一再解說過，我國史上第二次大轉型，從帝制向民治轉去，這個總方向是必然的，不會變動的；但是在各小階段中的變動，則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覆無常的。這個偶然出現的軍閥階段，就是個很標準的說明。
    所謂‘軍閥’者，便是一個軍人，擁兵自重，甚或割據一方(一區、一盛一縣，乃至一城、一鎮、一鄉、一村)，在名義上，他還是國家軍政體制上一個有名分的單位，但是在實際的權利運作上，則是個不受政府法令約束，而自作自為的獨立王國。在中國的傳統歷史里，通稱為藩鎮。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這樣的一個軍人就叫做軍閥了。‘軍閥’這個現代名詞，似乎是早期日本人從西文Warlord翻譯過來的。所以軍閥有大有校大的可以統兵數十萬，占地數省，自成派系。有時甚至可以暫時取得國家元首的地位，如曹錕、段祺瑞、張作霖等等皆是也。次一級的，如山西的閻錫山、廣西的陸榮廷、新疆的楊增新和后來國民黨時代的山東的韓復矩、四川的劉湘、新疆的盛世才等等也都是軍閥。再小的，有的只有槍兵數十人，占領區域不過一兩個小城鎮，但他也可征夫抽稅，自治自為，不受任何法令的約束，做個最小最小的土皇帝。
    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的那些廣西地方軍頭劉日福、陸云高、陸福祥、蒙仁潛、林俊廷、陳天泰、張春如、梁華堂等等，‘人槍較多的，自封為自治軍總司令，或師長旅長；人槍較少的，則自稱為司令、幫統、營長不等，各視本身勢力而定。割據一方，派縣長、設關卡、征錢糧，各行其是。’【見李傳第十三章】。這些都是當年在廣西省內，土生土長的小軍閥。筆者回憶幼年時期在安徽家鄉就知道一些割據鄉鎮的小軍閥。記得有個諢名叫魏三鬧的‘司令’兼個小鎮的鎮長，他一共只擁有槍兵二三十人。但是他攤夫派稅，‘保護’一鎮的治安竟至數年之久。上級的縣政府中的縣長，在動亂時代，皆存五日京兆之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對他也不聞不問；他對上級也向不買賑。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相安無事；雖然他們平時也有些禮貌上的往還。上級的縣長來來去去，而魏三鬧卻能在本縣之一角，穩坐釣魚臺，不受太多的影響，而一鎮居民的生命財產，卻多賴他的‘保護’呢。你能說魏三鬧不是個土皇帝、軍閥？
    據張學良將軍，英雄不論出身低的告訴我，張作霖早年當‘胡子’時代，也是個在東北地方上收‘保護費’的張三鬧。后來愈鬧愈大，才被招安當了管帶(營長)，以后由團長、旅長、師長、軍長，而總司令，而大元帥。割地為王，他在東北所統治的地區，加上后來‘入關’所占領的地盤，竟遠大于歐洲史上有名的神圣羅馬帝國；最后主政中樞，竟然變成了全國一人的國家元首，雖然他只能統治‘九省三市’【見下卷論奉系專章】。
    長話短說，地方軍閥之形成，在一個國家強于社會的帝國之內，中央政府一旦失控，古史上所謂‘王綱解紐’，一解到底，全國頓成無政府狀態，‘遍地黃花開’(這是太平天國時代地方成無政府狀態，群雄并起時的安徽土語，倒頗能道其實況)，就形成大小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了。所以這些軍閥也不一定全是壞人。農民領袖乘機起義，打天下，固無論矣。有些游離軍隊(像李宗仁在六萬大山中落草)和正常士紳，組織武裝自衛，也未必全是壞事。這樣，始割據，終兼并(三字經上的話)野心家或革命政黨，再乘機逐鹿中原，逐漸兼并的結果，終成兩強的劉、項之爭，或國共之戰，中國政局就再次從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了。這個循環，在古代中國如此；在近代中國還是如此；在轉型期的中國，尤其如此。我國近現代史上，從袁世凱死后的分裂，到毛澤東生前的統一，就是這個循環很標準的現象。
    袁死后各省督軍省長一覽
    今且將袁世凱死后各省的督軍省長，制一簡表如下。這個表顯示出中國軍閥時期，全國軍閥分配的基本情況，下圍棋的術語，叫做‘布局’。黑白兩方棋手，把整盤棋的‘金邊，銀角，屎肚子’，都大體你一子，我一子，作個總體的割據規畫，然后再分區廝殺。每區雙方都要圍繞著，可以獨立生存的‘眼’，建立根據地，向外發展。先是一縣、一省的各自獨立；然后搞聯省自治，或五省聯軍；或五盛七盛十三省聯盟；最后才逐漸連成黑白兩大陣營，劉邦、項羽；蔣、毛，國共來一決雌雄。下列這個袁氏死后，地方各自為政的督軍省長的分配，就是民初軍閥割據的總布局，以后的軍閥混戰，就是根據這個總布局，分區混戰下去的；有些地方軍頭的勢力，竟延長至十余年至數十年之久。例如由張氏父子所統率的奉系，直至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才開始崩潰。山西的閻錫山；廣西的新舊桂系；云南從唐繼堯到龍云、盧漢，都一直延長到中共席卷大陸，才真正結束。人民政權初期的高崗，中期的林彪，也都有割據的野心，而出師未捷身先死。后來鄧小平，口口聲聲不離‘穩定’；目前提心吊膽的江澤民，最怕的也是國家分裂，軍閥割據重見于中國。他們對建立法治民主的制度，沒有信心，才回頭走袁世凱、段祺瑞用武力鎮壓的老套路。下面的一覽表，就給與我們一幅軍閥時代最原始軍閥分布圖，讀者可一望而知當時的情況。其后的演變，也就不離按圖索驥了。
    袁后中國各省督軍省長一覽表(一九一六年夏季)東北地區：奉天(今遼寧)張作霖督軍兼省長吉林孟恩遠督軍郭宗熙省長黑龍江畢桂芳省長兼督軍華北地區：直隸朱家寶省長兼督軍山東張懷芝督軍孫發緒省長山西閻錫山督軍沈銘昌省長西北地區：陜西陳樹籓督軍兼省長甘肅張廣建省長兼督軍新疆楊增新省長兼督軍華中地區：安徽張勛督軍倪嗣沖省長河南趙倜督軍田文烈省長湖北王占元督軍范守佑省長湖南陳宧督軍兼省長江西李純督軍戚揚省長東南地區：江蘇馮國璋督軍齊耀琳省長浙江呂公望督軍兼省長福建李厚基督軍胡瑞霖省長西南地區：四川蔡鍔督軍兼省長云南唐繼堯督軍任可澄省長貴州劉顯世督軍戴戡省長華南地區：廣東陸榮廷督軍朱慶瀾省長廣西陳炳焜督軍羅佩金省長上列簡表為筆者根據政府公報等官書，及當時媒體報導輯成的，只是讓讀史者知其大略情況足矣，細說就太瑣屑了。例如蔡鍔督川未逾月，即因喉疾去職，舉參謀長云南人羅佩金自代；北京政府亦調貴州人、黔軍將領戴戡為四川省長，四川本省軍人劉存厚等不服，終于引起川、黔、滇三軍輪流火并，死人如麻，成都城內民居被毀者數千戶。羅佩金被迫率部逃回云南。黔軍被包圍殲滅，省長戴戡被殺。北京中央不能制，只得承認既成事實，任劉存厚為四川督軍。自此四川便成化外。本省籍大小軍閥，砍殺無已時，為各省之最。迨抗戰軍興，國立中央大學遷往重慶沙坪壩時，且遭阻力。本省分裂主義者竟斥為‘文化侵略’，豈不可笑。斯時筆者已在重慶，親聞之也。固知喜歡搞獨立分裂者，并非某省某省而已也。再看看陳宧之接長湘督的故事吧。陳宧，鄂人也。督湘命令方發表，便惹起湘人大嘩。陳宧夾尾而逃之后，譚延闿乃乘虛而入，北京中央也只得承認既成事實。自此湘人治湘，湘人驅湘，湘人殺湘，湘人也就被本省軍閥蹂躪得民無噍類矣。事實上，國民黨北伐，也就是從湘人驅湘(趙恒驅唐生智)，和湘人還湘(唐生智、譚延闿打回老家去)開始的。
    所以軍閥混戰的歷史，是無法說得完的。以上只是略舉兩個小例子，其他就可舉一反三，毋須多贅了。至于那幾個力能震撼全國，影響及于世界的大軍事集團，像皖、直、奉三系，他們事實上便是‘五代十國’之中各自專政四年的迷你小朝代，我們自當辟專章專冊細論之，沒有二話也。較小的軍閥，就根據個別情況分別簡述之了。
    總之，吾人如從微觀史學角度，去作‘個案研究’(Case Study)，大小通吃，那它就浩如煙海，從何說起？可是我們如從宏觀史學去看它，觸類旁通之，那也就無啥復雜之可言了。集體而觀之，一丘之貉，是有其通性的。總之，王綱解紐，藩鎮割據，政客縱橫；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今如出一轍也，何足異哉？何足異哉？
    軍閥趣事舉隅
    在我國社會文化轉型期中，一轉百轉，沒個規矩繩墨以為限制，有權便有一切，因此有權的人就可以胡作非為了。向上述魏三鬧那個小軍閥，便有生殺之權。他就可以隨便殺人。在那個無法無天的軍閥時代，有趣的故事是說不完的。就以現代化的奢侈品的汽車為例吧，哪個大軍閥能沒有專用汽車呢？但是內地省分，既無公路，又無維修設備，如何是好呢？所以他們的汽車都是動用整連整營的士兵民夫，從江邊駁船上擡了上去的。汽車拋錨了，電瓶沒電了，輪胎沒氣了，再擡下駁船，運往‘下江’去修理。
    有些向往現代享受的四川軍閥，那時還特地從上海雇用‘網球秘書’呢。這些少年英俊的網球選手，有時被軍閥們的年輕漂亮的如夫人們看中了，曾發生過私奔被捉回槍斃的慘事。想不到某軍閥某次，醋海興波，竟為私奔者同生共死的愛情所感動，不但未判他們死刑，反而資助情奔，成全好事，一時傳為‘佳話’呢。
    上述這些荒唐的小故事，都是顧維鈞、李宗仁、張學良等等三朝元老，和他們之下的文武僚屬們所親口告我的；有的也是筆者朋輩之間，包括許多‘鳳子龍孫’和‘高干子弟’所轉述的真實故事。較之司馬遷所根據的‘街談巷議’，可靠多矣。略記一鱗半爪，以概其余，作為時代的見證罷了。
    地方政府中回避制的徹底破產
    在一個有固定形態的社會里，像傳統的漢、唐、明、清大帝國，社會上有了矛盾，它都是有逐漸發展出來的既定制度，來加以預防和解決。像筆者在前章里，所說的‘回避制’，從漢朝到清朝的規定，都是本郡人不能為本郡的郡守；非本郡人不得為本郡的郡吏(行政干部)。在‘郡吏’一條上，明、清兩朝雖稍有變通，但是本省人不能為本省督撫，卻是鐵定的，不許違背。如果辛亥革命之后，此一回避制繼續有效，則民國時代的地方軍閥，‘回避’一下，猛虎不能歸山，他們就不會那樣無法無天了。試問如把張作霖調到四川，韓復矩調去云南，龍云調到東北，在‘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的規定之下，他們遠適異鄉，光桿一條，恐怕也就黃牛掉到井里去，有力難使了。
    再說那些網球秘書的悲劇吧。你搞三宮六院，你就得維持個宦官制來加以配合，才能保證安全。你既然搞了幾十個后宮佳麗，同時又養了幾百個英俊瀟灑，未經閹割的東北小伙計，來做網球秘書、游泳教習、私人醫師和衛士司機，那么，干柴烈火，怎能不出毛病呢？凡是一個有‘定型’的社會政治體制，其附帶產生的制度，不論為善或作惡，都是彼此配合的。不配合就要發生矛盾，發生動亂。所謂‘轉型期’，就是在一定期限里把各種彼此矛盾的制度，一轉百轉，使它們轉向相同的方向，摩擦就減少了。
    就以帝制轉民治這一程式來說吧，在朝中把皇帝轉成總統；那么在家中，則父權、夫權也得隨之減少的。你不能只在‘朝中’把皇帝殺了、廢了，而‘家中’還有千千萬萬的小皇帝，穩坐江山，那這個民主社會就不是真民主了。其實政治革命易，而家庭革命難也。因為政治革命中的皇帝只有一個；而家庭中的皇帝，則在千萬以上也。你要把這為數至幾千萬的小皇帝，一個個拉下馬，乖乖，那就非幾十年、幾百年不為功了。這只是一個例子。再看看所謂黑社會，我們所熟知的黃金榮、杜月笙，也都是他們各自幫會中的皇帝。你把這兩位小皇帝拉下馬，試試看要用多少氣力？
    且把這些現象再‘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我們可以說，傳統中國的社會也是個‘多重重心的社會’(amulti-centered society)。每個重心之中，都各有其小皇帝，和小朝廷。
    【筆者附注：其實國共兩黨的本身也是兩個小朝廷，而他們的小朝廷之中，還另有其小小朝廷呢。例如戴笠就是他那小小朝廷中的皇帝。戴某統治他底小小朝廷，所用的既不是‘國法’，也不是‘黨紀’，而是用他所特定的所謂‘家法’。至于共產黨中所套配的大小朝廷，是怎樣運作的，我們就只有等到中共開放檔案時再說了。它遲早是會曝光的。二戰前后，在胡佛(J. Edgar Hoover, 1895-1924-1972)領導下的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也是個自有其私法的小朝廷，只有沒有我們小朝廷的問題那樣嚴重罷了。】這些大小朝廷，不論為善或作惡，都要經過長期的調節，才能和平共存，彼此庶能相安無事；終于進入個有定型和比較安定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上有較好而可行的國法紀綱，下有足與現行制度相配合的風俗習慣。政治經濟達到小康的境界，絕大多數的人心不思亂，不愿鋌而走險，因此縱是最善于縱橫捭闔、挑撥離間和吹牛拍馬的政客官僚，也很難盡展所長來混水摸魚。有個和平安定的社會，一個民族的生存，乃至與他生存相配合的各種社會政治制度和風俗習慣，像中國傳統的，國家強于社會的中央集權制，和士農工商的社會區劃，就可以慢慢地延長下去了。一延數百年，甚至數千年，沒有本質上的變動。這就是我們在秦漢以來的傳統大帝國了。朝代嬗遞，而基本社會政治結構，則始終未變也。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千載猶行秦法政’的實際意義了。
    為佛洛伊德作實驗豚鼠
    再說說近年來把美國政壇弄得烏煙瘴氣，那也是困擾人類最多的佛洛伊德所強調的色情問題吧。靠中國外交起手的季辛吉就說毛主席有很多的姨太太【見最近公開的‘季辛吉文書’〞Word for Word/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New York Times, Jan. 10, Sec. 4, p.7.這是本根據新法令在美國檔案中輯出的新書】。其實只是一些沒有名女伴而已，不是什么姨太太也。但是縱使如此，也只有毛主席搞得，江澤民主席和李登輝總統都搞不得也。其道理也就是個社會轉型的問題。毛主席的時代，還屬于轉型中期，去古(離公開納妾的袁世凱時代)未遠，所以還可以在暗中進行之。到江、李兩公時代，已接近轉型末期，速度加快，執政者獨裁權力，也相對滑坡，他兩人就永遠失去這個機會了。這也是對佛氏哲學的一個反證埃在前書記載中，尼克森也告訴毛主席說，季辛吉訪華為絕密外交，除季辛吉的一兩位美麗的女友之外，世界上任誰亦不知也。毛主席問起尼總統對美女的興趣如何？尼連忙說，不敢不敢。周總理含笑從旁插嘴說，大選期中，真的不敢，不敢也。其實尼克森未說老實話。根據美國FBI公開的報告，尼克森也有個漂亮的中國女友，劉小姐也。他還假公濟私的，把劉氏移民到美國去呢。但他就沒這勇氣向毛主席招認也。
    至于柯林頓大總統的問題，有許多記者友好不恥下問，我就說這是個美國性氾濫的問題了。若以男女關系之變遷來看美國嬉皮出身的，反越戰，搞‘群婚’(Communal Marriage)，和雜交的這一代男女，則柯林頓尚不失為一個Good Boy也。君不見紐約華府隨處皆有，夫婦同享的色情俱樂部乎？柯林頓與希拉蕊夫婦，尚未聞涉足其間也。柯林頓之不幸，是他‘身在帝王家’。須知，美國的白宮主人在雷根時代到來之前，尚無離過婚之總統也。你如有志做總統，則千萬不能離婚。筆者的哥大老校長-艾森豪威爾將軍，原即是個Bad Boy。他在二戰期間，統軍歐洲時，竟與他的司機女同志相愛，而要拋棄糟糠，去做英國女婿。事為他的上司馬歇爾將軍所聞，馬乃嚴厲訓之曰：艾克(Ike,艾的俗名)，你將來還要做總統呢，豈可離婚？艾氏聞訓始止。阿克后來果然做了總統。
    柯林頓這個嬉皮總統之不幸，是他沒個馬歇爾來時時耳提面命，你既進了白宮這個‘見不得人的地方’(賈元春娘娘的話)，你就得戒色八年。因為在一個不斷開放的社會里，中央政府對權力的開放，一般都是最保守的、最落后的，和最緩慢的。所以在中國才有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來增加速度。試看美國的社會生活已‘開放’到群婚階段，它底總統還不能離婚呢，豈不滑稽哉？……但是這就是政治埃君不見今日大陸，全國向錢看的程度，幾乎已超過美國，但是當政者還不是口口聲聲，什么四個堅持，什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動不動就把大陸上的雷震、殷海光…‥捉將官里去？政權卻一點一滴也不開放呢。天下的烏鴉一樣黑。莎翁說，脆弱呀，你的名字就叫女人。搞政治制度的的學人也可說，政府呀，你的名字就叫保守。柯林頓這個嬉皮大總統，他把最放蕩的嬉皮生活方式，帶進最保守的政治圈內，忽然遇到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嬉皮，來投懷送抱，他那嬉皮背景，和白宮的清規戒律，就發生矛盾了。因此在不知不覺之中，就做了佛派史學中最大的實驗豚鼠，跟袁世凱做皇帝，和汪精衛當漢奸一樣，一失足成千古恨，雖咎由自取，實在也只是一樁形勢比人強的時代鬧劇埃臺下免票看戲，讀史者真不時為之捧腹也。
    社會政治轉型的中間階段
    總之，我們中國通史上，這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老套路，在這個循環完成之前，照例要有個軍閥橫行的中間階段。在近現代中國所發生的最近的事例，便是從袁世凱死后才開始的軍閥混戰了。他們一戰三十年，再加上個倭寇入侵，最后又打出個劉邦、項羽來。項羽被劉邦打敗了，中國也就分久必合了。所以在袁世凱暴卒之后，據時人估計，‘軍閥時期’在大陸上橫行的大小軍閥，蓋在三千人以上。經過三十年的割據兼井，最后才剩蔣、毛二人，來拼個你死我活。
    毛的最后勝利，據他底美國資產階級的朋友史諾的估計，一將功成萬骨枯，其代價是六千萬顆人頭落地(不包括大躍進時的兩千五百萬)，慘痛可知也【見Edgar Snow著Other Side of the River】。而這場浩劫，話說從頭，便是從袁世凱的一念之差開始的。袁世凱生前的中國原是個統一的中國嘛。袁的政府也是個可以駕馭全國的政府嘛。他如果不做皇帝，中國也不會分裂，他自己可能也不會暴卒，如此，則轉型期所存在的一切社會和政治上的矛盾，都可用不流血的方式，來個和平轉型，則中華民國的歷史，也就是另外一部歷史了。
    古語云，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沒有軍閥橫行，哪又會有外族入侵呢？政治人物，從古到今，都是善于自我毀滅的，歷史要走它自己的道路，非人力可以強求，致有浩劫連連，夫復何言？我們只能希望，歷史家紀錄出若有之悲劇(包括柯林頓所犯的錯誤)好讓后來的政客和軍閥，稍有戒懼就好了。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但是古往今來的亂臣賊子，讀春秋而不懼，又如之奈何？
    矛盾重重的爛攤子
    話說回頭，前章已言之，袁世凱死后，收拾袁氏留下的爛攤子，是非段不可的。收拾之道的第一要務便是解決接班人的問題。這時對接班最有野心、最有實力，也自認為最有功勛的(反對帝制的功勛)，實在是馮國璋。但是馮氏的接班卻于‘法’無據。袁氏留下的‘金匱石室’里，既沒有他的名字，憑新舊約法來接班，他也無份。馮氏唯一希望，是北洋派的團結。如果段能全力支援他接班，在馮、段合作之下，北洋派的實力還是全國無敵的。如今袁世凱不但皇帝未做成，連總統資格也已被取消，原先安排的副總統，當然也已隨之俱去，既然一切從頭來起，則馮之出任總統，當然也不無可借口之處，但這就端賴段祺瑞的一言九鼎了。可是馮在當權的北洋系中，是段的頭號勁敵(是后來蔣介石的汪精衛；史達林的托洛斯基)，段不可能來突出馮氏。經過與徐世昌一番密議之后，段就公開主張由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了。至于所‘依’者，何‘法’？民三的‘新約法’歟？抑民元之‘舊約法’耶？據說這‘依法’二字，是北洋派中，最精的智囊、最大的官僚，和最老的狐貍徐世昌點出的。這個‘法’是可新可舊，不新不舊的。這一來足使當時全國所有的實力派(包括段祺瑞自己)，都可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且看此時南方的反對派，原軍務院梁啟超、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乃至孫文、黃興那一伙，則堅決要求恢復被袁世凱竄改了的民元約法，和被袁氏解散了的民元國會。從而盡廢袁氏所立之法，和所建的制度。一切恢復民元的老模式，并由原定的副總統黎元洪，正式接任為大總統。如今黎副總統‘依法’繼承，不正是南方反對派之所好？
    黎元洪自己當然更是夢寐求之。但是他雖于法有據，卻為政無力。黎氏自從叛孫投袁，脫離革命陣營之后，早已變成個全無班底的孤家寡人。他底政治地位，全憑約法為斷；只要新舊約法有一個恢復有效，他就是法定的接班人。至于新舊約法是否可以恢復，段祺瑞當然更是個關鍵人物。至于黎對新舊約法的態度，也是各有喜惡的。依新法，他便是個權力極大的獨裁總統；依舊法，他雖是個虛君，卻可援引反段的國會，來對抗段的‘責任內閣’。
    段祺瑞本身這時也是矛盾重重。段之出任國務卿，原是袁世凱自動撤銷帝制，恢復大總統名位之后，根據‘新約法’派任的。但是這個新約法是個采犬總統制’的臨時憲法。他如主張沿用新約法，他這個國務卿，將來就必然要受制于將來的大總統黎元洪，此段之所不欲也。但是他如接受南方反對派梁啟超、岑春煊、孫文等人的要求，恢復舊約法，這個舊約法是個采犬內閣制’的憲法，這對段總理當然很好；可是恢復舊約法就得同時恢復那以國民黨占多數的民元舊國會。根據北洋系過去的經驗，國會之內，黨派橫行，政客們嘴尖皮厚，開起會來，筆硯橫飛，頭破血流，可不是個好對付的衙門埃段一向是聞國會而頭痛色變的。所以段對新舊約法也難以取舍。最好還是能另制一部合乎他個人需要的憲法，和組織個無條件擁護他獨裁的國會。這就是后來他另組所謂‘安福國會’的心路歷程了。這也是他‘安福系’(一名‘皖系’)終于失敗的關鍵所在。
    段氏談虎色變的國會
    但是段祺瑞(和他的前輩袁世凱一樣)在另造國會這一招上，由于沒個一黨專政的底子，終于功敗垂成，但是他底實驗和經驗，卻為后來的蔣、毛二公所充分利用而大獲成功。所以政治制度的變化是一步一步來的。不可一步登天。蔣的獨裁是較段更進一步；毛的獨裁則又在蔣之上了。但是物極必反，迨蔣、毛獨裁搞到亡黨亡國的邊緣，這才又出現了蔣經國、鄧小平這一代，來搞改革開放。歷史是一步一步發展的，不可‘落后’，但也不可‘躐等’，是急不得的。得時休笑失時人，寫歷史的人，還是一步一不的交代吧。段祺瑞的安福國會，和他的‘皖系’，是啥回事呢？暫時只提一提，讓我們到時再說。目前且讓我們先聊聊，段老總對國會為什么談虎色變？
    【筆者在前些章節里曾時不時的提過，在民初國會里，那些八百羅漢所表演的全武行，才比今日臺北的立法院熱鬧得多呢。就以動武的武器一項來說吧。臺北立法院里的打手，只能‘赤手空拳’的來搞他個‘拳打腳踢’。八百羅漢中的花和尚魯提轄，可是厲害得多埃他們那時還沒有原子筆。他們所習用的‘文具’，還限于硯臺(石制)、墨盒(銅制)和毛筆。硯臺、墨盒加墨汁和水，有重至一磅以上的。一枝毛筆，加個銅帽，也是個小小的飛鏢。一個國會議廳之內，就有硯臺、墨盒、飛鏢八百個之多，一旦羅漢們野性爆發，火并起來，‘文具’變成‘武具’，筆硯橫飛，墨汁如雨，那還得了？……須知，我們學自洋人，在立法機關里打傷人是不犯法的。有力你盡管去打好也。那時在中國國會里參觀的洋記者和外籍觀光士女，對我們的硯臺、墨盒都存有莫大的戒心。后來北京國會內的管理員，也怕文具傷人，乃把八百只硯臺、墨盒，都鉆了孔，用螺絲釘釘牢在桌上，以策安全。當年在國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些洋記者就以此發問說，中國的議員為何有那么大的脾氣？國會的發言人說，中國人都喜歡吃豬肉嘛，Pork的脂肪多。一個人的脂肪多，就脾氣大，所以國會內才打個不停，云云。有的讀者批閱拙作至此，可能認為筆者把歷史上的雞毛蒜皮都記錄下來，是輕忽歷史了。朋友，非也。搞微觀史學，本來就是一葉知秋，從小看大嘛。在本篇著墨期中，我個人也正在一面撰文，一面在看美國電視新聞，看那第一○六次的美國國會正在開幕。共和、民主兩派，為著彈劾柯林頓的好色問題，唇槍舌劍也正在對決之中。以一個定居此邦逾五十年的華裔治史者，面對這幕正在制造中的美國歷史，不禁感慨萬端：(一)他們這一套，已有數百年實踐經驗的議會政治，不只限于我們所看到的參、眾兩院，在電視中的表演呢。這是他們從幼稚園就開始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呢。舍其本而逐其末，我們中國人學得到？學不到呢？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紗。各民族的政治制度，都是經歷數百年磨練出來，自有其民族特色的制度，它不是一輛汽車，或一架電視，可以從甲國搬到乙國；乙國搬到丙國去的。東施效顰，是不是我們的一廂情愿呢？加以我們這些，醬缸出身，包袱奇重，而并無自覺的政客和學人，硬把黃牛當馬騎，是否會自貽伊戚呢？(二)縱然學得像模像樣了，像今日的以色列、日本、南韓和臺灣，是否真能解決我們的實際的問題呢？縱使能解決若干問題，它是否是個唯一的方法，或較好的方法呢？臺灣選舉，筵開千席，搞民主政治是否應該如此呢？大陸經濟發展到適當程度，是否也會如法炮制呢？不如法炮制，是否會另有出路呢？真是愛而不見，搔首踟躕，不得其解。政治制度，本來是要通過長期實驗和實踐，才能安定下來，傳之后世，五世其昌。但希望我們目前以美國模式為藍本，會慢慢磨練出一個我們自己的制度來。江元首應該因勢利導，千萬不可開倒車。】黎元洪依法繼承總之，不論段祺瑞心意中是如何的矛盾，他最后還是在與北洋派老政客徐世昌密議之后，決定讓黎元洪副總統‘依法承繼’，出任大總統。
    前已言之，這個‘依法承繼’四個字是徐世昌敲定的。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進士出身，滿清時代做過東三省總督，袁世凱時代做過國務卿，就稱‘相國’，是北洋派當時第一號的大官僚、大智囊和政壇老狐貍。他這四個字訣可說是一言安邦，全國各實力派人人接受，皆大歡喜，因為徐氏并未提出所‘依’何‘法’，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而暫時合作了。
    這個‘法’，讓我們再重復概括一下。對南方的反對派來說，顯然指的是‘民元舊約法’。恢復民元舊約法，不但由黎菩薩來當掛名總統，那失業多年的舊國會議員，八百羅漢，又可重入廟堂，去繼續其縱橫捭闔了。而這個‘法’，不論是新是舊，對黎、段二人來說，也是各有長短已如上述。尤其是段祺瑞，他不論做國務卿或國務總理，他對總統對國會，都得兩面開弓，因此對新舊約法也難以取舍，南方反對派既然堅持恢復舊約法，段也就無可無不可了。
    當時縱是野心最大的馮國璋，對這個不明不白的‘法’也感到滿足。因為他自己也知道，他想做總統，實在于法無據。段既不愿為他說項，而南方的反對派也勢必反對到底。他如能退而求其次，搞個副總統當當，則來日方長也。這也不失為一項最理想的選擇。所以馮對這一新成立的黎段中央，也深感滿意，而表示由衷的擁護。
    既然全國各實力派都一致擁護，北京的新政府也就迅速的恢復運作了。
    重新統一后中央政局掃描
    在全國一致擁戴聲中，黎元洪大總統乃于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六月七日宣誓就職為中華民國第二屆正式大總統。同時改國務卿為內閣總理，段祺瑞個人原職不動，內閣改組。這也是段所心甘意愿的。因為全國各實力派既然都認可了‘民元舊約法’，而這個舊約法，根據民元宋教仁原來的‘虛君實相’、‘責任內閣’的設計，則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實集中于內閣總理段祺瑞一人之手。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比徐世昌小十歲)雖是個崇拜德國鐵血宰相，而剛愎自用的軍人，然此人也豁達大度。如今既然掌握中央大權，他也頗希望能贏得各實力派的一致支持。因此他要組織一個包容各派各系的‘混合內閣’，以替代他原有的純北洋系的內閣。此一新內閣乃于六月二十九日，由黎大總統明令公布。其后再由八月間‘恢復’了的國會加以追認，不在話下。
    在這新閣里，段對一向反段最力的國民黨系，也逾格優容；對黎元洪總統的心腹如張國淦，當然更有特別的照顧。
    【筆者附注：張國淦幼女張傳玲女士，現定居美國加州。讀拙著，曾與我取得聯系，并送我其先人著作，都頗為珍貴。近年來其他民國要人的后裔、親友、門生故吏，讀拙作而與筆者取得聯系如張女士者，亦所在多有。大陸上政協所出版的‘文史資料’，所輯亦系相同史料，十分難得。其實流傳海外的類似資料，分量亦至可觀，值得廣事采集也。】至于梁啟超一伙的老進步黨人物所改組出來的‘研究系’，本來就打算向段投靠，如今兩情相悅，自然也就變成國會之內，與國民黨系對立的擁段派系了。為使讀者對各路實力派人馬查閱方便計，且將改組后，黎段中央的關鍵人物，和他們在北京政府中的位置粗列如下(北京政府內閣官員此時變動不停，排列不易，下表只略舉其關鍵人物，和他們在政府中的大致位置，作為坐標，以供參考)：大總統：黎元洪(未形成單獨派系，為北洋系與國民黨之間的邊緣政客)總統府秘書長：丁世嶧(原屬國會的韜園派，倒段親孫)國務總理：段祺瑞(北洋系，嗣為皖系首領)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段的智囊心腹)外交總長：唐紹儀(國民黨系，孫文香山小同鄉)內務總長：孫洪伊(國民黨系，國會韜園派領袖，倒段主謀，馮國璋智囊)財政總長：陳錦濤(留美博士，原屬國民黨，后附段)陸軍總長：段祺瑞(兼任)海軍總長：程璧光(孫文香山小同鄉，親孫)司法總長：張紹曾(國民黨系溫和派)教育總長：范源廉(接近梁啟超的研究系，左右逢源的老議員)交通總長：許世英(北洋皖系)農商總長：張國淦(黎元洪心腹智囊)此一‘混合內閣’只是根據最早的提名編制。此時內閣閣員，每月不同。例如外交總長原提唐紹儀，然北洋系各省督軍省長通電反對，段有意改提曹汝霖，又為南部實力派所反對，最后由陸征祥出任。又如孫洪伊，原職系教育總長，但是教育部在當時是個冷衙門，而孫卻是黎、馮，和國民黨系一致支持的熱人，旋即改任新職。但是不論人事如何變化，總是從一原始模式蛻變出來的，終有脈絡可尋，故制此表為坐標，以便讀者按圖索驥，而遞次說明其變化也。
    人事糾紛，無‘法’解決
    我們讀史者一看段祺瑞新閣這一原始名單，便知段氏有心要做中國的邱吉爾，而網羅全國各實力派共同為治。用心良苦，但是他這一模仿英國式的責任內閣，卻無法解決英國式的政治問題。縱是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以及國務院與國會之間的，最普通的，和無關利害的，最單純的人事糾紛(英語中所謂personality clash)，也無法解決。這種人與人之間毫無意義的意氣之爭，凡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這不同程度之間的古老民族之中，要以英國風氣最好，中國風氣最壞。吾人久適異國，在國際社區中打滾了五十余年，真是發自天良的慨乎言之。三個中國知識分子在一起共事，未有不是以君子始，以小人終，而打得頭破血流的。縱是對民主政治信仰堅定、以身許國的民運人士，他們如有三人共事，也是跳不出此一‘民族公式’的。何以如此？我們只能說，一是民族劣根性，天賦如此，上帝造的；二則是民族文化傳統如此，吾友柏楊所謂‘醬缸’是也。我民族要把這醬味清洗干凈，筆者就認為非兩百年不為功。
    讓我們再看看英國人，他們的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合作(搞Team Work)，能自治(Self-government)。三個英國人在一起，就能組織個讓大家共同發財的公司(Company)；組織個互利互信的社區(Self-ruled Community)。我們華裔就是搞不來嘛。夫復何言。以上所說還是單純的人際關系。一旦沾上你死我活的利害沖突，那就只有動刀動槍，彼此殺得人頭滾滾了(不信且看看蔣介石和汪精衛；毛澤東和劉少奇)。英國人乃至擴大至英語民族，他們也有為爭權奪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時候，但是在斗到難解難分，你死我也不活時，他們就能訂個平等的合同，彼此握手，言歸于好，大家按合同行事，這個合同在政治上就是憲法。在憲法之下，大家都是鉤心斗角的賭客，但是，賭奸，賭猾，不賭賴；不卷袖子，不出惡聲，大家來踢他個心平氣和的法律皮球，依法行事。這就是民主法治了；民主應從守法開始。雖壞法猶勝于無法無天也。
    美國這個英語民族的二房，他底兩黨制的民主政治，卻是從你死我活、利害沖突的貪污分贓開始的。在第二任總統亞當斯時代(President John Adams,1797-1801)貪污橫行，結果杰弗遜也組織個政團，來加以抵制。庶幾，要貪污大家一起貪，你貪我也貪；有贓大家分，你分我也分，結果兩派勢力平衡，你也貪不了污，我也分不了贓，大家依法行事，就變成一國兩黨制的民主法治了。所以美國史家公認，美國的民主政治實在是從最不名譽的貪污分贓(Spoils System)開始的。我們今日打開電視，這場賭博就正在美國國會之內熱烈地進行之中。只是這場賭博的籌碼，卻是由一位青年蕩婦，替他們總統作口交開始的，也太不成體統罷了。因此民主的基礎是法治，無法無天，是搞不了民主的。
    談一段比較史學之后，讓我們再看看民初袁后的政局。依法則段祺瑞的政府是個責任內閣；黎元洪只是個‘虛君’。但是在三千年的中國政治史上，除掉個阿斗和若干‘亡國之君’以外，還未嘗有過什么虛君呢。黎元洪雖是個菩薩，卻不愿做亡國之君；更不愿在北洋系段祺瑞之下做阿斗。俗語說，閻王易處，小鬼難纏。上文曾提過，以前唐紹儀總理也曾把袁總統當成個虛君，袁還可容忍于一時，可是總統府里的小鬼，卻認為總統被總理‘欺侮’了。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哪有宰相欺侮皇帝的道理呢？朋友，要把這道理說得舉國人民都不以為異，這樁洗腦工作需要兩百年的長時間呢。
    如今黎之與段，菩薩有時尚能維持廟堂風度，可是他下面的秘書長丁某那個小鬼，就咽不下那口氣了。他尤其吃不消的是，段總理之下，那個趾高氣揚，在總統府內，居然也頤指氣使的徐樹錚那頭小鬼。在他一再的抱怨之下，連黎總統也抱怨起來說：‘什么責任內閣，簡直是責任秘書長嘛。’這種無聊的口舌之爭日久變質，使內務總長孫洪伊也卷了進去。這種人事糾紛，在一個正常的法治國家里，至多只是一樁茶壺風波罷了。一切依法解決。但是發生在毫無法治觀念的中國，就無‘法’解決了。發生了政潮，只有靠第三者來調解。在中國的政治圈里，哪里又有真正的第三者呢？大家黨同伐異，就治絲益棼了。結果只有靠武力解決，就槍桿子出政權了。
    在段氏內閣所發生的，孫、徐的決斗，就是無‘法’解決，而逐漸升級為黎段之間的政潮，而天下大亂的。現在且讓我們看看，孫洪伊和徐樹錚，究竟是什么個貨色兒？
    孫徐之爭升級為黎段之爭
    孫洪伊(一八七○-一九三六)，直隸人，為馮國璋的同鄉。在民國初年的政治圈里，同鄉是有其特殊的派系意義的(和今日臺灣所謂省籍情結大致差不多)。遠在清末，孫氏已脫穎而出，榮任直隸咨議局議長。宣統年間當各省咨議局聯合奏請清廷早開國會時，孫即被推舉為請愿團常駐委員。辛亥后，孫出任民元國會眾議員，原屬進步黨，旋轉國民黨。所以孫在中國議會政治中，出道甚早，在各種國會斗爭中，可說無役不與，是位極有影響力、而善于縱橫捭闔的老政客。因此在段祺瑞于民五(一九一六)六月組織其‘混合內閣’時，孫乃被網羅為教育總長。教育總長在民初北京政府中，原是個冷衛門。段氏顯然知道，孫某不是個省油燈；不敢不加籠絡，同時也不敢過分重用。但是孫某豈是池中物？入閣未幾，他就被調任至極有權力的內務總長了。孫甫上任，他這個善于縱橫的老政客，就卯上了一個比他年輕十歲的跋扈將軍小徐(樹錚)。一個槽栓不了兩頭叫驢，他二人就廝殺起來了。現在讓我們也看看小徐是老幾？
    徐樹錚(一八八○-一九二五)，江蘇蕭縣人。幼年也是個小才子，和梁啟超、蔡鍔一樣，十二歲便考取秀才，但是鄉試不售，所以他也和袁世凱、胡傳(胡適的父親)一樣去投軍游幕。他初試投袁，但袁的地位太高了，他攀不上，乃投段，果為段所賞識，并資助其留日習軍事，進士官。返國后就一直是段的死黨了。至民初段出長陸軍，徐已竄升至陸軍次長，官拜中將，而頭角崢嶸矣。因此在北洋中竟在老徐(世昌)之后，被稱為小徐。小徐其人雖未必是個一流軍官，但此人卻精明強干，案牘如流，是第一等幕僚長人才。以故在段氏組其混合內閣時，乃擢升小徐為國務院秘書長。此時段已年逾五十，國事蜩螗，日不暇給，例行公事乃悉由小徐一手處理，此在舊式官場里，所謂代拆代行也。當時段氏是全國一人的大總管，代拆代行的小徐，因而也就權傾一時；而小徐的個性，既不像黎總統那樣的菩薩；更不像陳布雷那樣的夫子。他是個光芒四射的干才。因此對內他固然是段總理不可一日或缺的左右手；對外他難免就變成眾矢之的的憎恨和忌嫉的重心。最后竟為馮玉祥所捕殺，馮氏卻謊稱為陸建章之子陸承武干的；目的是‘為父報仇’。此是后話。
    【筆者附注：當一九二二年孫中山先生與張作霖、段祺瑞成立三角聯盟，合力聲討曹、吳時，當時代表段氏前往桂林謁見孫公的，便是徐樹錚上將，而奉孫命沿途作地陪招待徐氏的便是蔣介石中校(編者按：蔣氏時任粵軍第二軍參謀長)。中山對徐推崇備至，而期望尤殷。徐對蔣也印象極好。因此在孫公面前，也稱許蔣中校為難得的人才，卒使孫公對蔣也另眼相看，始有蔣公后來在國民黨陣營中之飛黃騰達。因此蔣對徐氏知遇之恩，念念不忘。蔣公最重江湖義氣。對徐氏后人亦視同子侄，著意提攜。徐氏長子道鄰后竟為蔣公延為家庭教師，教經國漢文。道鄰曾含笑告我說：‘經國每次寫信給我，都稱我作夫子大人呢。’蔣公戰前撰寫‘敵乎？友乎？’以警告日本軍閥的長文，也是借用徐道鄰之名發表的。徐氏對蔣公家事，所知亦深。曾為筆者道之彌詳。也都是民國史上難得之掌故也。抗戰前，馮玉祥在‘中原大戰’被打敗，上泰山‘讀書’，靠韓復矩‘奉養’，變成韓氏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韓曾暗中派人去找徐道鄰，叫他上泰山去把老馮一槍干掉，以報‘父仇’。徐氏跟袁克定一樣，不良于行，哪能當刺客呢？他更不愿為韓軍閥來犧牲自己，道鄰后來改采‘依法’報仇，抗戰中期，徐氏曾在重慶具狀向法院控告馮玉祥無故殺害徐樹錚，那有何用呢？-這些都是徐道鄰先生親自向我說的口述歷史。索性再多記兩則小掌故：抗戰中期，重慶中央大學‘歌樂平劇社’的幾個青年戲迷，正在宿舍里拉胡琴、吊嗓子，忽然門上咚咚兩聲，便推門走進一位身材高大、胖嘟嘟的中年貴婦來。她以一口純正的京片子，含笑而大聲的說：‘你們唱得好，也拉得好呀。我也來一段…‥。’她就招呼拉琴的說：‘碰碑。’接著她就使起舞臺姿勢，大聲地唱起來。乖乖，那一派悠揚頓挫、悲壯凄涼的味兒，簡直不是余叔巖，也是馬連良。唱后大家鼓掌稱贊。她連連道謝，就握手要走了。拉琴的問她：‘您貴姓？’‘我呀，’她說，‘我就是為父報仇的施劍翹。’在大家張目結舌中，她哈哈大笑，就領著一批青年男女，揚長而去。她原是槍殺軍閥孫傳芳的那位有名的‘女刺客’！張少帥也告訴我一個故事：老師被刺后，在沈陽公祭期間，日本總領事也假惺惺的來靈前鞠躬致祭。少帥說：‘我那時認真的動了幾次念頭，想把他抓起來槍斃，為父報仇。’少帥如真的干了，近現代中國史和世界史，都要改寫了。】再回頭說說小徐和老孫為啥又吵得不得開交呢？原來小徐為段總理代拆代行，難免有點擅作威福，連黎總統都嘖有煩言，他哪里把個總長看在眼內呢？老孫記在心里，多少也為著討好黎總統，乃在國務會議里批評秘書長‘越權’。段為徐稍作辯護，孫乃向黎總統‘辭職’作抗議，而黎則袒孫斥徐，使段難堪，漸漸地乃惹出最可怕的府院之爭，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政客縱橫與黎段交惡
    我們在上節已提過，孫在國會里原是反段最力的韜園派的領袖，與擁段的研究系斗爭甚烈。其志不再校因為國民黨自宋教仁以來，一直就醉心于政黨內閣。韜園派雖非國民黨正統，且不時有反中山言行，但是孫洪伊在國會之內卻要利用國民黨的多數，對倒段和代之以政黨內閣，則有莫大的興趣。再者，孫更利用‘省籍情結’(且借用一個今日臺灣的名詞)來離間北洋系。孫與馮國璋是直隸同鄉，因而向馮氏建議說，‘北洋系’顧名思義，理應以北方人(直隸人)為領袖嘛；怎能被一個南方的安徽人(段某)所掌握了呢？說得馮國璋也為之感嘆不已。事實上，后來北洋系之分裂為直皖二系，終于引出一陣陣打不完的內戰，孫洪伊這一類的政客，也有其極大的責任的。
    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政客便是所謂‘縱橫家’、‘策士’或‘說客’；從往古的蘇秦、張儀，到民國史里的楊度、孫洪伊、楊永泰，也正是數之不盡的呢。因此段之邀請他入閣，顯然也是一種統戰手腕(再借用一個中共的名詞)，想化敵為友。殊不知孫在國務院內因與小徐不睦，又挑出個更嚴重的府院之爭來，段因而也使出他獨裁軍閥的本性，于民國五年十月中下令把孫洪伊免職。但是國務總理要辭退一位國務員，‘依法’還要總統蓋印，可是黎總統此時卻拒絕‘批準’，段乃于二十四日親謁黎總統面索無效。三日之后，江蘇督軍馮國璋，竟亦致電黎總統，要求孫總長在內閣位置，不容變動。
    于此同時，孫洪伊亦正四處奔走，聯絡國民黨籍議員，在國會內為馮國璋競選副總統。經過三次激烈投票，馮國璋終于獲選如愿以償(為李宗仁于一九四八年當選副總統前之第一個副總統的民主競選)。黎總統并特許馮氏，援他自己以副總統駐節武漢前例，讓馮副總統兼領江蘇督軍，擁重兵駐節南京。這一來不特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就表面化了；袁氏死后北洋系的軍權也就一分為二了。最不幸的是黎的心腹、密典機要的總統府秘書長丁世嶧，竟然也是個資深的韜園派分子，在國會中與孫洪伊相表里，策動反段，也就使一位原是孤家寡人的黎總統，益發想運用國會為奧援，并聯合北洋系的第二號巨頭馮副總統，來共同對抗，甚或罷免那位倚賴北洋系軍力而剛愎自用的段總理了。
    可是段祺瑞又豈是省油燈呢？他底下那一窩大小軍頭，又豈能視而不見呢？在段的堅持之下，在地方軍頭起哄聲中，黎總統終于答應讓孫洪伊總長‘辭職’(注意不是‘免職’)，孫辭職之后便返回國會做韜園派領袖，就更是明目張膽的以倒段為職志了。在此同時，黎總統為安撫孫某，并提升個人聲威，也堅持要段的心腹小徐，非滾蛋不可。小徐滾蛋之后，北京的‘八三四一’或‘警總’，那時叫步軍統領，也就對孫公館，由日夜守衛，變成旦夕騷擾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孫前總長乃一溜煙，逃往南京托庇于馮副總統了。不用說，馮段這兩位原是同生共死的老友，也就從此反目成仇了。他兩條虎狗交惡不打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下來派系斗爭的骨牌效應，什么鳥直皖之戰、直奉之戰，就戰不完的了。可憐茫茫眾生，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詳，在一部設計為‘通史’的著作里細說幾位政客的意氣之爭者，就是想舉例說明，在一個沒有法治基礎的落后國家里，幾個政客的意氣之爭，都無法解決，那么遇到國有大政待決，像后來的參戰案，就會把一個政府，甚或一個統一的國家，鬧得四分五裂了。
    世紀末回頭看去，試問他們這種兩敗俱傷，所為何事呢？朋友，這就是那時畫虎不成反類犬的中國議會政治嘛。他們以英美三權分立為模式。結果呢，畫虎不成，中央政府之內，立法、司法、行政，原是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卻變成中國式的總統、總理、國會的三權分立了。三權分立的必要條件，一定要司法獨立，而有依法仲裁的絕對權力，是謂之法治。上篇我們不引過一段楊度奢談法治的牛皮？虎公(楊自稱)曰：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見楊度著「君憲救國論’，重印于前引‘北洋軍閥’第二卷，頁九五六】楊度這話，原是卑之無甚高論。梁啟超就譏笑他自己也做不到。筆者在拙著里也一再強調，我們中國人如想做到這一點，非兩百年之歷練，不為功也。時近百年了。當年黎、段諸公，墓木合抱矣。試問我們華裔朝野，從海內政客，到海外華僑，除掉打麻將之外，哪個大小政團、內外社區、商業團體、學術機構，有過真正的法制民主？沉痛言之，我華族沒有也。讓我們靜默三分鐘，心平氣和的想想，真是沒有也。是耶？非耶？豈不怪哉？
    美國模式是什么回事？
    在筆者編撰本篇期間，曾時時為最熱鬧的‘本世紀大審’(Trial of the Century)電視節目所打斷。美國國會這次對總統柯林頓的公審，確是百年難得一見。他們兩黨三院(參眾兩院和法院)，和原被告兩造，真是使盡渾身解數。控方不把總統趕出白宮，誓不甘休。辯方則死守宮廷，絕不退讓。這是一場最激烈的奪權保權的無煙內戰。全國最高學府，和最拔尖的法學、史學、政治學的權威也都被卷入；全國大小媒體，非劉即項，非蔣即毛，幾無一置身事外。全國數千萬有政治素養的人民，街談巷議，也各說各話。大家提起耳朵，眾目睽睽，正在進行一樁全國性的公開的政治學術大辯論。不特當事的控辯兩方的訴訟狀，擲地有聲；為雙方助陣的法學、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乃至神學權威的議論之作，亦均深邃之極，有時且文采飛揚；隨時閱覽，真有勝讀十年書之感。真是精彩絕倫。縱是一般賣漿煎餅的小市民，和家庭主婦、大中學生的即興評論，均能頗中肯綮，令人擊節。真是不可小視……。這就是所謂‘美國模式’的最高境界。當然他們各級的大小政客的蠅營狗茍，和我們許多搔首弄姿的可嫌的政客，并無兩樣，但是從政治總體運作來說，我們和他們就無法相比了。對照之下，不特當年在北京、南京只會舉手和抬棺材的議員代表們，顯得太原始了。就是目前在臺灣的風云政客，和他們相比，也不免是小兒科(Baby Stuff)也。
    何以如此呢？這我們就不能不從文化整體來說了。須知，美國非只一單純的美洲國家也。她底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歐裔美籍公民(European-Americans)至今與非歐裔通婚者，尚不足百分之一也。因此此一純種白人的美國公民的主體，實是歐洲全部白種民族再加上個猶太民族，在美洲的重行大組合，所形成的一個新興的白種民族。他們在文化上，承繼了整個歐洲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的主流。但是在政治組織和語言上，則直接取自議會傳統最深的英國。哥大口述歷史的創始人-猶裔納文斯教授(Allen Nevins)生前就常說，英語民族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為優越。(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are politically superior to any other race.)實在不是猶太人替英語民族吹牛。美國革命后，歐洲民族向北美洲大量移民，不特在美洲形成一個新興的混合民族(像古代中國的隋唐盛世)，在古老的歐洲文明上，也來個第二次的文藝復興，終使它成為今日世界上唯一的超發展國家。她的政治制度，是對英國的議會政治的‘延續’(Continuation)和‘進化’(Evolution)，是直線發展的。因此他們縱是三尺之童，都能道其真諦。教育愈高，智慧愈高，則更能舌燦蓮花矣！這就是我們今日‘世紀大審’中，所見的現象了。
    我國民初的議會政治就不然了。我們既不是延續，更不是進化，我們則是‘轉形’(Transformation)和‘西化’(Westernization or Europeanization)，乃至半中半西或不中不西，和所謂‘師夷之長技’，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在這種融合的過程中，有個‘不破不立’的中間階段。民國初年也就是這個階段的初期。在這‘初級階段’(讓我們借用個鄧小平思想中的名詞)，孫中山的經驗是‘知難行易’，是‘破壞難于建設’(破難于立)；胡適的看法是要‘打倒孔家店’(先破后立)；毛澤東就急于要‘鏟除三座大山’(全破再立)，……既然不破就不能立，那我們學習西方的議會政治，就十分困難了。因為我們‘破’也不夠；‘立’也不夠。張之洞之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實際上卻是，中學是‘包袱’，西學是‘皮毛’。結果是(全民的)‘包袱’丟之不易；先知先覺們的一點‘皮毛’，建立也難。這就是我們民初議會政治，通盤失敗的關鍵所在了。
    毛主席曰，知識分子書讀得愈多，愈沒有知識。這句真是夫子自道也。毛說他把‘資治通鑒’看了六遍；‘紅樓夢’看了五遍。讀得愈多，包袱愈重，對民主政治，對社會主義建設，就愈沒有知識了。毛公逝世之后，據說菊香書屋之內，一本馬列書籍也沒有。有心人臨時送去一部資本論，壯壯門面。其實毛又何嘗不讀馬列哉？余嘗拜讀毛公的‘讀政治經濟學筆記’，頗憐其苦心也。只是您如去做趙匡胤的宰相，讀‘半部論語’就足夠足夠了。但是您如做了轉型期的執政黨主席，讀十部馬列，也還是個二百五。十部馬列管屁用？……總之，我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家，從康梁到楊度、毛澤東，都是包袱太重，皮毛太輕，而弄權任性，自以為是，才誤盡蒼生的。孫中山比較平衡，但他老人家也說過，‘政是眾人之事’。眾人不要干(所謂民智未開也)，你一人要獨干，哪有成功之理呢？可是反之亦然。在眾人都要干之時，你一人偏不許干，也是要出紕漏的。小蔣總統將來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會有其一定的地位的，那就是他知道時勢不可逆轉，乃因勢而利導之，這就搞對了。民國初年的那個時代，沒有搞議會政治的任何條件。時代未到嘛。但是既然建立了民國，‘再造共和’(段祺瑞的豪語)議會政治又不能不搞；搞得焦頭爛額，也是必然的結果埃形勢比人強，治史者不可厚責于古人也，時代的悲劇嘛。這就是民國初年的政治大樣埃且看民元老國會在以上論袁諸篇里，我們對民初的國會著墨無多。因為在那一階段，中國政治圈內的主要矛盾在孫、袁之間。而孫、袁二公著重的都在槍桿，國會所發生的作用太小了。多說了反而浮云蔽月，有失真相。迨孫公的槍桿被袁公的槍桿打敗了，袁對國會不但繼續任其存在，他對國會之內的國民黨也還禮遇了一陣子。原因是他知道國會里，有國民黨籍的議員，并不一定擁護孫文，甚至是反孫的政客；更重要則是，袁還要利用國會來把自己扶正，由臨時大總統變成正式大總統。待他被扶正之后，他就把國民黨籍的議員全部開革了。國民黨的‘多數’一去，只占‘少數’的進步黨的國會就癱瘓了。
    袁搞垮了國、進兩黨的國會之后，本想組織一個御用國會來做他的橡皮圖章。可笑的是，他那時還去古未遠。這個地球上除掉皇帝之外，先進的國家里，還未見過第二種獨裁制度，所以他搞來搞去，只搞出個半調子的‘參政院’來‘擁戴’他做皇帝，終于弄得短命而死，遺臭萬年。他那時如果只做個黨主席，或黨總裁，如后來的蔣、毛二公者，則段、馮二將，又怎敢搞窩里反？蔡鍔小將，又何敢稱兵犯上哉？朋友，袁的時代還太早嘛。蔣、毛二公那套‘現代’本領，他還未練出來呢，所以他就吃癟了。因此在袁的時代，國會尚未構成個奪權的單位，寫歷史的人，也就讓他老人家暫時靠邊站了。可是在段祺瑞時代就不同了。黎、段二人此時旗鼓相當，都獨裁不了。黎要利用國會以反段；段則要利用北洋系的地方軍閥來制黎，國會就不再是‘橡皮圖章’，或‘擁戴機構’了。因此現在倒是我們應該把它老人家揭揭底的時候了。
    國會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國，必不可缺的一種政治建制。至于它在最后落實成怎樣的一個‘定型’，今日似尚言之過早。只是它是個與民國與生俱生的，在民初雖然作用不大，畢竟是值得一敘的制度，下篇當以較詳盡的篇幅概括之，或可為今后有心法制者，做點備忘工作也。(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北美洲)

唐德剛 2013-08-20 16:1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