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代的蔣介石是一個既有革命志向，又有蓬勃野心的熱血男兒，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在運用權術方面曾初試牛刀。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權力的增大，個人野心膨脹，權術與之形影不離，成為蔣介石攫取最高權力，鞏固最高統治地位的一把利器。

凡是有大志、想作為者，總是要為自己追求的目標去拼搏。蔣介石也有這種精神，但由于他曾在上海十里洋場混跡，受“冒險家樂園”環境的熏陶，使自己常人的心態發生變異。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蔣介石善于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以賭徒心理，察勢賭時，謀定后動，經常在復雜的局面下，做出孤注一擲的選擇。

在蔣介石那個時代，政治風云變幻莫測，階級關系錯綜復雜，權力爭斗你死我活，適者生存，適者“為王”，不適者“出局”，不適者“死亡”。所謂適者，實為應變能力強者。蔣介石的政治生涯雖經幾起幾落，但自攫取中央政權后，就一直掌控著權柄，在最高權力的寶座上坐了２２年之久，敗逃臺灣后，居然能起死回生，在那個小天地里又稱王２0多年。他所以能在政壇創造這樣的奇跡，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應變有術。蔣介石應變所踐行的是詭道，以詐成必以詐敗，這是蔣介石成為集喜劇悲劇于一身的歷史人物的一個重要原因。

近代權術大師曾國藩說：“結網天下，雀無所逃。”他把結交關系，編織從政網絡，培植勢力，視為“一生成敗之所系。”視曾國藩為“祖師爺”的蔣介石，對于此道倍加欣賞，頗有心得。建立關系網絡，不分黑道白道；網羅人才，不計歷史恩怨；攀附權貴，不擇手段；培植勢力，不計成本。在他的精心編織下，形成了一支“船堅炮利”的蔣記“聯合艦隊”。他依靠這個網絡，奪“天下”，坐“天下”。

對最高當權者而言，國事萬千，日理萬機，但未必要事必躬親。想成功最主要的是做兩件大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蔣介石當權時在用人問題上頗下工夫，煞費苦心，有一套獨特的馭權用人術，其用人原則是，以我劃線，跟我者用；保持距離，親而防近；用人必疑，疏而不遠；提防尾大，以“專”制權，等等。他正是依靠這一套馭權用人術，使其網羅的文臣武將們為蔣家王朝賣命。

寧漢合流，尤其是東北易幟，張學良歸順南京政府后，南京國民黨中央政權形式上獲得對全國的統治。然而，北洋軍閥時代軍閥混戰的局面，不但沒有終結，反而愈演愈烈。大小軍閥擁兵自重，割據一方，抱團結伙，混亂不已；而蔣介石的一些政敵，或者本身就是軍閥，或者借助軍閥張勢，窺視中央政權，挑戰蔣介石的最高權力地位。蔣介石為了削除這一心腹之患，采用了各種手段，削弱乃至消滅軍閥勢力。然而，他始終沒有徹底解決軍閥割據的問題。蔣介石玩弄權術，雖也奏效，但治標不治本。因為，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統治的結合，是軍閥割據的根源。要根除軍閥割據，首先要從整治這一根源著手。當然，這對于他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一來，就挖掉了蔣家王朝賴以生存的根基。

在國民黨政治圈內，幾乎所有人都同蔣介石發生過矛盾，并與之發生敵對關系。從根本上說，這是權力誘惑的驅動，因為由剝削階級獨霸的政壇，本身就是一個權力角逐場，臺上臺下，統領者與被統領者之間，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在政治權力和利益的爭奪上，客觀上存在著排他性，而這種排他性時常會轉化為敵對性。

常言道，弱國無外交。自鴉片戰爭以降，舊中國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蔣介石比較喜歡仰仗國際勢力解決他在執政中所遇到的麻煩和問題，在國際爭端中也能通過外交途徑尋求解決。他的政治生涯與國際交往有著密切關聯。他的發跡與攫權，下臺與復出，崛起與沉淪，輝煌與尷尬，都可以看到洋人的影子，外交的痕跡。他的成與敗，與國際交往不無關系。

當蔣經國準備權力交接時，摒棄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庸俗的權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卻沒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機制與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借鑒其父蔣介石憑直覺和個人的好惡選才用人的經驗，使得李登輝這一類的偽君子、野心家有機可乘。蔣經國把權交給了一個“臺獨”分子，這絕對不是蔣氏父子的心愿，這又是一個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