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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序論 3

建立是以全國生產力大幅度破壞為代價的，穩定后的統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稱之為康雍乾盛世。正是當中國處于這種“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盛世”過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學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來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慶也應該算是個助精圖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說是無道昏君)，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隨之而來一幕幕喪權辱國的悲劇，使大清帝國的腐朽落后暴露無遺。本書作者在所著《明末農民戰爭史》中以確鑿的事實證明了大順軍推翻明王朝接管整個黃河流域幾乎對社會生產沒有造成什么破壞，并且掃蕩或狠狠打擊了那些嚴重陽礙生產力發展的貴族官紳勢力。如果這一勢頭不被滿洲貴族和變節的吳三桂等漢族軍閱官紳所打斷。中國社會將在明代已經取得的基礎上實現較快的發展，近三百來年的歷史也許是另外一種樣子。"以史為鑒”是中國的傳統，可惜過去絕大多數史家制作的鏡子里，侏儒們被拔高了，堅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擠出了鏡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鏡。本書作者力圖運用可靠的史實，重新描繪明清易代的這段歷史;由于材料的不足，肯定不能盡如人意。希望通過這部書的出版，給讀者提供一些較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論點。

也許有人在看了這本書以后，會斷言作者批判的鋒芒只是指向清朝統治者(包括滿洲貴族和漢族官紳中的擁清派)，而對起自農民的大順軍和大西軍則出于偏愛而處處掩飾。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書中首先批評了李自成領導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在政治上和軍事部署上犯下了難以挽回的大錯，后面又指出了在李自成犧牲以后大順軍始終沒有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領導核心，長期各自為戰，未能在抗清斗爭中發揮更大作用。對張獻忠的非議在《明末農民戰爭史》內已說得很清楚:孫可望在前期是位出類拔萃的人物，后來飛揚跋扈，導致大局逆轉，終至眾叛親離，倉皇出降，本書毫無回護之處。至于南明政權的腐朽、內訌本書同樣作了如實的揭露。讀者不難發現，書中不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統治者的昏庸懦弱，對一些直到現在仍備受人們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鄭成功都頗有微詞。有的讀者可能會問:你對南明許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責得過分了一點?我的回答很簡單，如果這些著名人物都像歷來的史籍描寫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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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南明根本不會滅亡，這些人也將作為明朝的中興將相名垂青史。

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學界長期關心的問題。在我看來，必然性只有一條:就是社會要發展，要前進;其間可能出現短期的逆轉和曲折。至于統治王朝的建立和統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屬于偶然因素。只不過人們太習慣于把既沒車實當作歷史必然，就本質而言，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顧”沒有多大區別。明朝自萬歷中期以來，朝政日益腐敗，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順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孫可望掌握實權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較長時間處于分裂的局面。本書作者著重分析的是各派勢力的成敗得失，而以哪一種勢力取勝對中國社會生產破壞最小，最有利于推動我國社會前進為褒貶的標準。講必然性，我認為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明朝覆亡以后，中國仍將建立一個封建王朝，社會仍將處于封建制度的框架內(商品經濟的發展或萎縮將視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或破壞而定)，只有這一點是肯定的。差異在于各派勢力實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也將不同。如果把既成事實都說成是歷史的必然，那么，學習和研究歷史就沒有多大用處。歷史科學的萬古長青，就是教導后來者借鑒歷史上成功的經驗，避免重蹈失敗的覆轍，使我們的事業做得更順一些，不要倒行逆施，為中華民族的興盛作出貢獻。時髦了一陣的“史學危機”論可以休矣，明智的中國人將從自己豐厚的歷史遺產中汲取教益，把振興中華的宏偉事業推向前進。

南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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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主要原因是戰略上兩線作戰，陷于左支右細的容境，造成兩大對手力量不斷地影脹。大順政權既然繼承了明王朝的“遺產”，避免重蹈索禎朝廷的覆轍，理應在最大程度上爭取漢族各階層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后，縉紳勢力已經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力量，能不能爭取到他們的支持直接關系到大順政權在管轄區內的穩定和遏制并隨后解決遼東的民族對抗。

從當時形勢分析，大順政權的領導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完全可以采取正確的對策。首先，李自成必須放棄對官紳地主實行的追贓助餉政策，代之以輕福薄賦、整頓吏治。就財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為維護貧苦農民利益實行三年免賦，以沒收明朝藩王家產和對官紳追贓助館來解決數量日增的軍隊和政權經費的需要，有其歷史的必要性。占領北京以后，按收了明朝皇帝的內帑，沒收同朱明王朝關系密切的宗室、國戚、勛貴(指明朝開國、靖難以來所封世襲公、侯、伯爵)太監的全部家產，可以解決軍隊和政權的經費，即便需要向官紳士民征派部分賦役，為數也相當有限。只要采取這一措施，就足以贏得絕大多數漢族官紳的支持，結成共同對付滿洲貴族的陣線。在這種情況下，清方面臨的不是原先腐朽沒落的明王朝，而是一個新興的、充滿活力的漢族為主的政權，雙方的力量對比將發生很大的變化，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順政權日益鞏固，清方在人口(兵源數量)、物資方面的劣勢肯定會越來越明顯。

然而，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導人并沒有依據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調整。他們仍然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在管轄區內繼續實行打擊官紳地主的追贓助餉政策。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農民起義中建立的政權都是封建政權。李自成起義軍從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下半年開始在河南一些府縣建立地方政權，1643 年在襄陽建立中央政權，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國建號。按照這種觀點，甲申三月明王朝的滅亡不是被農民起義推翻，而是為一個新興的封建政權所代替。可是，持上述觀點的人卻缺乏把自己的邏輯貫徹到底的勇氣，因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也有的史學工作者認為李自成為首的農民政權推行的“免賦”政策并不是免征而是減免，這是不正確的。大量史實表明，大順政權(包

2022-12-08 19: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