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歸》第一章往事再回首慌亂大逃亡

簡體傳統

第一章往事再回首

◎慌亂大逃亡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隨著隆隆炮火與日機轟鳴，平津地區人心惶惶，謠言四起，各政府機關及工商界人士于紛亂中開始自尋門路紛紛撤離逃亡。以北大、清華、南開、北平大學、燕京大學等著名高校為代表的教育界，同樣呈現出一派驚恐、慌亂之象，一些人悄然打點行裝，拖兒帶女，呼爹喊娘，隨著滾滾人流，頂著盛夏酷暑和彌漫的煙塵，紛紛向城外擁去。一時來不及逃亡或因特別情形而不能逃亡的各色人等，則在恐懼與焦灼的煎熬中苦苦等待與觀望，心中暗暗祈禱并希望中國軍隊或許能贏得神助和佛靈保佑，盡快擊退日軍，保住北平這座千年古城與儲存著民族文化血脈的校園。
時在廬山的蔣介石，除接二連三向宋哲元、秦德純等拍發“固守勿退”的電令外，分別邀請各界人士火速趕往廬山牯嶺，頻頻舉行談話會及國防參議會，共商救國圖存大計。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一大批學界要人應邀參加會議。
此時，平津兩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請到廬山參加會議的各大學校長、院長與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職員工，由于遠離平津，對戰事進展的真相難辨真偽，而混亂時局伴著恐怖謠言，如同風中野火四處流竄飛騰。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廬山的蔣、梅、張等三校校長坐臥不安，其情狀“實屬腸一回而九折”。[1]為此，三校校長與學術界資深人士紛紛陳情，渴盼中央政府盡快作出決斷，以挽救平津，挽救在日軍槍刺與炸彈下苦苦掙扎的高校和學界同仁。
7月16日，面對華北當權者宋哲元等戰和不定的曖昧態度，北平高校的查良釗、羅隆基、潘光旦、鄭天挺、金岳霖以及中國營造學社的梁思成、劉敦楨等26位教授和文化名人，聯名致電正在廬山參加座談會的軍政要員，吁請政府堅決抗日：“盧溝橋抗戰以來，全國振奮，士氣激昂。幾日來忽有天津談判之舉，敵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喪權辱國，豈能幸免。勿請一致主張守土抗戰之決心，在日軍未退出以前，絕對停止折沖，以維國權。”[2]
7月17日，梅貽琦自廬山密電清華大學教務長潘光旦：“今日重要會議，當局表示堅決，并已有布置。”[3]可惜梅貽琦說的是廬山而不是北平，政府的軍令部署與時局反復不定，令平津地區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的師生和民眾所看到的不是守軍的積極“布置”，而是棄守潰退。
7月29日凌晨2時，天津守軍三十八師副師長李文田根據宋哲元撤離北平途中拍發的密電，指揮所部對天津海光寺日軍華北駐屯軍指揮部、東局子飛機場、大沽軍用碼頭等日軍占領點發起猛攻。“全市民眾殆如除夕之守歲，大多數為炮聲驚起，通宵不眠。”[4]戰斗持續15個小時后，于29下午3時許，接到繼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張自忠從北平發來的“和平有望”電報，加之日軍援軍已到，敵特漢奸大肆活動，李文田忍痛下令棄守天津，率部且戰且退，向已撤往保定的二十九軍司令部靠拢。日軍趁勢反攻，地處天津城南八里臺的南開大學，突遭海光寺日軍兵營炮火襲擊，射擊的第一個目標是校內高聳的木齋圖書館大圓頂，第一炮彈著點從圓頂旁擦身而過，第二炮擊中目標，巨大的沖擊力將圖書館圓頂整個切掉拋入空中，因圓頂又大又重，當翻轉抖動著落下時，整個書庫被壓塌。緊接著，日軍數炮齊發，南開大學校園內彈如雨下，秀山堂、芝琴樓女生宿舍、單身教師宿舍區均被日軍炮彈擊中，頓時樓塌屋倒，幾十萬冊寶貴圖書和珍稀資料灰飛煙滅。炮擊過后，日機凌空在校園內外投放炸彈，校園內殘存的建筑以及相鄰的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均被炸毀。轟炸過后，兇殘的日軍又派出大股騎兵與汽車數輛，滿載煤油闖入南開大學校園四處投彈，縱火焚燒，整個校園彈片橫飛，黑煙滾滾，烈焰升騰。這所由著名教育家張伯苓等人創辦、靠各界人士贊助，經過千辛萬苦發展起來的中國當時最杰出的私立大學，在戰火中成為一片廢墟。時已轉往南京的張伯苓聞此兇訊，當場昏厥，爾后老淚縱橫，悲愴不能自制。
當天下午，張伯苓強忍劇痛，以悲壯的語調和不屈的精神對《中央日報》記者發表談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奮勵。”[5]
7月31日，蔣介石約見張伯苓，以同樣的悲壯與堅毅之情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6]
蔣介石與張伯苓的談話，給茫然四顧的平津教育界人士注入了一支強心劑，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氣。此時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徹底擊垮一個民族，除動用武力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予以摧毀，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徹底征服。但“自沈陽之變，我國家之權威逐漸南移，唯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于平津，此三校實為其中堅。”[7]因此，日本軍隊決不會輕易放過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以及珍貴的文化遺產。事變前就把平津高校作為重要征服目標而虎視眈眈的日本軍隊，終于將南開大學置于炮火之中，開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保護和搶救平津地區教育、文化界知識分子與民族精英，越來越顯得重要和迫在眉睫。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煜瀛、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102人聯合發表聲明，揭露日軍破壞中國教育機關的罪行，提出了“教育為民族復興之本”的口號，要求政府采取果斷措施，將一些高校遷往內地辦學。
8月17日上午，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在南京汪精衛寓所召開，共邀請16人參加，分別是：
張伯苓、蔣夢麟、黃炎培、張嘉森、張耀曾、沈鈞儒、曾琦、▲李璜、▲蔣方震、▲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毛澤東、馬君武、晏陽初、▲胡適。由汪精衛主席，列席者有蔣作賓、王世杰、吳達詮三部長及秘書長張群。
所邀人員大約有一半出席（有▲標志者），時在延安的中共領袖毛澤東由周恩來代表出席。從受邀人員名單可以看出，此次會議除了軍事上的討論，更多的是對文化教育方面的關注，平津地區教育、學術界何去何從，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予以討論。
9月1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出第16696號令，正式宣布在長沙和西安兩地設立臨時大學。由國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以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原北洋大學）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干，設立西北（西安）臨時大學。兩個臨時大學以原各校校長任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迅速赴當地選址籌備，盡快組織師生撤出平津地區在新校舍開課。
9月13日，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為當然委員，另有北大胡適、清華顧毓　、南開何廉，外加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湖南大學校長皮宗石、湖南省教育廳長朱經農等為委員。教育部部長王世杰為主任委員，教育部次長周炳琳為主任秘書，因周炳琳不得脫身赴長沙，其主任秘書一職由楊振聲代理。會議確定租賃地處長沙市韭菜園一號原美國教會所辦圣經書院作為臨時校舍，明確院系設置、組織結構、經費分配等事宜。此時的長沙圣經書院已經停辦，校內教室、宿舍、家具及辦公用具較為齊備，另外還有一個大禮堂地下室，正好作為臨時大學師生的防空洞，以避日機轟炸。
9月20日，北大校長蔣夢麟與三校同仁陸續到達長沙緊急籌備。9月28日，各項事宜就緒，開始啟用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關防，校務由三校校長及主任秘書組成的常務委員會負責。[8]與此同時，西北臨時大學也在西安擇好了校址并基本籌備就緒，戰時的中國教育即將揭開新的一頁。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發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各校師生中用書信和電報秘密傳達，早已心力交瘁，翹首以盼的各校教職員工和學生們接到通知，紛紛設法奪路出城，盡快逃離淪于敵手的平津兩地，輾轉趕赴湖南長沙和古城西安——中國現代歷史上最為悲壯的知識分子大撤退開始了。這一決定是在時局激變的緊急情況下倉促作出，因而，此次撤退實際上是一次毫無組織和秩序可言的慌亂大逃亡。
校園成為一片焦土的南開大學師生接到命令，乘船沿海路陸續南下。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理學院院長楊石先，早在宋哲元、張自忠等輩與日本人拉拉扯扯，欲談和屈就時，已感到兇多吉少，遂著手組織部分留守師生向校外轉移圖書、設備，并組織教授眷屬盡可能撤出校園，轉往安全之處。當戰爭打響，日軍炮擊、轟炸南開校園后，黃鈺生、楊石先與郭屏藩等教授冒著滾滾濃煙和零星的槍炮聲，在校內檢點情況。當撤離校園時，黃鈺生從自家倒掉的廢墟中扒出了未燒著的被褥和一件襯衣，楊石先則只有身上的一套單衣和一架相機，二人帶著這點僅有的身外之物，率領南開師生踏上了去往長沙的路途。
坐落于北京城中心地帶，建校歷史最為悠久的北京大學，由于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等名流均赴廬山參加政府會議，各項善后工作落到了北大秘書長兼歷史系教授鄭天挺身上。隨著北平淪陷，日軍進城，一些骨氣與民族氣節都呈“五短身材”狀的文人、學者紛紛“下水”，開始與日寇狼狽為奸，企圖阻止師生南下，局勢異常嚴峻。
面對危局，鄭天挺顧不得夫人新喪，子女年幼的悲痛與托累，全部身心用于保護校產和組織師生安全轉移中來。他先是決定向經濟困難的滯校學生每人發款20元，促其迅速離校，爾后想方設法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屬安全撤離。對此，鄭天挺回憶說：“蔣夢麟校長等離北平后久無來信，對學校下步如何處理，大家都不清楚，只能臨時應付。日寇進城、形勢更加惡化，當時教職工到校者寥寥可數，多數同仁都想早離危城，但又無路費。當時我仍每天到校辦公，解決職工教授生活、安全、校產保護等問題。未走教授如孟森、湯用彤、羅常培、邱椿、毛子水、陳雪屏等也多次開會，建議給低薪職工每人發30元維持費。并表示全力協助我共同支撐、維持學校局面。當時大家也常為我的安全憂慮。”[9]
撤離北平十幾年后的1948年，北大中文系教授羅常培對鄭天挺的傾心竭力仍念念不忘：大家在凄涼慘痛的氛圍中仍舊主張鎮定應變，共維殘局，“但是自從七二九以后大家的精神實在已經逐漸渙散了。城陷的那天，逵羽（南按：樊際昌，時為北大教務長）就避入了德國醫院。上午十時我到第二院巡視只碰見了鄭毅生（南按：鄭天挺）、章矛塵（廷謙）、梁實秋和潘光旦。十一時到第一院，聽說盧吉忱曾經來過一會兒，后來連工友的影兒都不見了。到了八月七日平津試行通車，海道可航，于是逵羽便首先離開了北平。第二天河邊率日軍入城，分駐天壇，旃壇寺和鐵獅子胡同等處，人心更加浮動。八月九日毅生、樹人、公超、端升和我在歐美同學會晤談，一部分同仁便主張早離危城。于是十一日清晨公超、樹人、實秋和姚從吾就陪同胡適之太太離平赴津。在張皇失措中從吾還給胡太太丟了一只箱子。同仁既然紛紛南下，北大的重担幾乎完全壓在毅生一人的肩頭。”而“八月二十五日日本憲兵四人到第二院校長室檢查，由毅生獨自支應，后來周作人聞訊趕到，用日語和日憲兵駁辯，那時他還站在北大同仁的立場說話。過了兩天日人又到圖書館索取中俄畫界地圖并且請孟心史（南按：孟森）先生給他們解釋，這時的情勢已經越逼越緊了。”[10]
關于羅常培所說日人強行索地圖事，北大教授錢穆在他的回憶中就具體細節有過這樣的補充：“日本軍隊進北平，聞心史曾在北大圖書館發現一舊地圖，于中俄兩國蒙古邊疆問題有新證據之發現。遂派人特訪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攝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進醫院。雙十節后，北大同仁陸續離北平南下。余赴醫院與心史話別，不謂心史竟已不起。”[11]
北大同仁南撤后，一代史學大師孟森于1938年去世，身后沒有像樣的財產傳給親屬，只有《清初三大疑案考實》等名著供后世學人追思紀念。當年他發現的那張舊地圖為日本人掠去“收藏研究”，從此再也沒有面世。
9月3日，大批日軍進駐北大第一院和灰樓新宿舍，于門口掛上了各分隊、小隊的日文牌號。在如此嚴峻紛亂的局勢中，鄭天挺仍每天到校負責料理校產與未能脫身教授們的生活，直到10月18日，地方維持會將保管北京大學的布告掛在北大二院門口，鄭天挺才和在平全體職員合攝一影，又于二院門前地方維持會的布告底下單獨拍了一張小照，算是與他恪守的崗位作了最后告別。
11月17日，鄭天挺與羅常培、陳雪屏、羅膺中、魏建功、邱椿、趙乃摶、周作人（南按：經濟系，非魯迅之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輔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離開淪陷的北平，轉道南下長沙。正如羅常培所說：“北平淪陷后的北大殘局就這樣暫時結束了！”[12]
就在北平淪陷的7月29日下午，日軍竄入北京城西北郊樹木參天、荷花飄香的清華園進行騷擾。隨即又數次以參觀為名，將竊取的大批珍貴圖書、儀器設備用卡車裝運出校園。因梅貽琦在南京未歸，局勢越來越惡化，代理校務的葉企孫與陳岱孫等幾位教授會商決定，盡快組織師生及其家屬撤退，同時決定由校秘書處事務科長畢正宣與汪健君、施廷鏞、陳傳緒、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組成“清華大學保管委員會”，以保護校園與校產。驕狂的日軍見此情形，索性派遣牟田口等部隊侵入學校公開搜查，強占部分校舍，劫掠校產，直至把“校產保管委員會”人員驅逐出校。自此，“清華園內，遂不復有我人之足跡矣。”[13]
據時為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馮友蘭回憶：在炮火連天，北平危急，人心驚恐之際，除了逃難的人群，還有四處張羅準備男歡女愛，以成百年之好者。此種做法雖與整個北方硝煙彌漫、家破國亡的氛圍極不諧調，但那些癡男情女們卻不管這些，由著自己的性子繼續在情思的夢境中生活。就在北平失守的這天，清華一位教員正在城中舉行婚禮，特邀馮友蘭主婚。想不到當天晚上城門關閉，這對癡男怨女在清華園預備的新房已無法進入，只有坐看北平淪陷，扼腕嘆息。
從北平淪陷到清華師生南遷的這段時間，整個清華園在一陣大亂過后漸漸沉寂下來，幾乎成了真空。馮友蘭回憶說：“我們參加校務會議的這幾個人，還住在清華，說的是要保護學校。我在圖書館內對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說，中國一定會回來，要是等中國回來，這些書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華一天，我們就要保護一天。有一次，夜里我和吳有訓在學校里走，一輪皓月當空，四周一點聲音都沒有，吳有訓說：‘可怕，可怕，靜得怕人！’。”此情此景，使馮友蘭想起了黃仲則的兩句詩：“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霄”，幾近溘然淚下。后來日本軍隊正式進入北京城，開始到處接管搜查，馮友蘭等幾個留守教授覺得在政權已經失掉，保管已經沒有意義了，事實上是替日本保管，等他們來接收。于是大家決定南遷，“南遷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別。”[14]
馮友蘭與吳有訓二人一起離平南下，到達鄭州時，馮突然建議上館子吃一頓黃河鯉魚，因為這一別，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回來，有機會先吃一頓再說。正在這時，意外碰到了清華的同事熊佛西，于是三人一同去館子吃了一頓黃河鯉魚，算是了了一樁心愿。當時熊佛西喜歡養狗，他面帶憂戚地對馮、吳二人說：“北平有許多人都離開了，狗沒法帶，只好拋棄了。那些狗，雖然被拋棄了，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馮聽罷，滿目凄然，道：“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我們都是喪家之狗呵！”[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