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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第一章山河崩裂）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1）

就在朱家驊、俞大維、傅斯年、蔣經國等人坐鎮南京調集飛機全力“搶救”北平學人的短暫時間里，從北方飄入江南的風聲越發令人慌亂和驚懼，蔣家王朝搖搖欲墜的跡象也越發分明，國民政府必須請求美國迅速投入大批武器裝備與美元才能挽大廈之傾。在蔣介石授意下，孫科內閣緊急督請胡適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即刻出面與美國交涉，盡快爭取援助，以為岌岌可危的國民政府“打一劑救命針”。胡適聞訊，極不高興地對助手胡頌平說：“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我怎樣抬得起頭來向外人說話！”堅決予以拒絕。盡管胡氏一舉揮去了向自己頭上飛來的兩頂耀眼奪目的官帽，但他即將使美求援的風聲還是傳了出來，引起社會各界強烈關注。12月18日，聯合社與《申報》等新聞媒體專門就這一問題登門采訪，胡氏以外交辭令答稱“外傳種種，絕對不確”，但沒否認蔣政權遭遇的重大困難和希望外援的急迫。當天聯合社發出的電訊稱：“北大校長胡適表示，蔣總統將繼續剿共戰事，惟無外援恐難長期作戰。胡氏認為中共為蘇聯型共產黨，與之組織聯合政府，結果必蹈捷克復轍。胡氏并稱，吾人固欲和平，即總統亦然，惟不能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當記者向其詢問對于大局與國共和戰意見時，胡以沉重的語氣答道：“和比戰難，和比戰也許難十倍，難百倍。”

這組消息透出蔣家王朝獨木難撐與蔣、胡等人決心困獸猶斗，反共到底的同時，也暗含了胡適將出使美國求援的可能。只是此時一切或明或暗的動作，都無法挽回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的頹局，正可謂“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隨著戰事越來越糟以及國民黨高層相互傾軋，包括朱家驊辭職，梅貽琦拒不入骰，傅斯年血壓高漲即將病倒等一連串事件發生，原來沸騰火熱的心漸漸冷卻，再也沒有人主動出面組織赴平“搶救學人”之事了。此一計劃隨著國民黨軍的潰敗與李宗仁集團逼迫蔣介石去職下野的呼聲高漲而虎頭蛇尾地結束了歷史使命。

1948年年底，淮海戰場國民黨軍全線潰退，北平城破在即，國民黨敗局已定，蔣介石決定辭廟下野。在退出歷史舞臺之前，蔣氏通過行政院突然任命心腹干將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傾全力經營臺灣，為國民黨撤退作準備。這道命令，連時任副總統的李宗仁和臺灣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對此，被晾在一邊的李宗仁后來曾滿腔悲憤地抱怨道：迫于解放軍步步進逼的形勢，蔣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我當了代總統。因蔣暗中操縱掣肘，使我不能有絲毫作為。蔣“在決定引退之時，即已準備放棄大陸，退保臺灣，以貫徹其改造黨政軍成為三位一體的心愿，維持一個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陸放棄之后，國際情勢必益惡化，第三次大戰亦必隨之爆發，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陸重溫接收政權的美夢。為布置這一退路，蔣先生于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孫科的行政院任命陳誠為臺灣省省主席。前已言之，陳誠于1948年春初自東北鎩羽歸來之后，在京滬一帶的東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殺陳誠而后快。蔣先生不得已，準陳誠辭職赴臺，托辭養疴，實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職突然公布時，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無所知。陳誠得令后，立即自草山遷入臺北。1949年1月便在臺北就職視事。行動的敏捷，為國民黨執政以來所鮮見。由此可知蔣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又說：“陳誠上任后，蔣先生便密令將國庫所存全部銀元、黃金、美鈔運臺。因自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之后，民間所藏的銀元、黃金、美鈔為政府一網打盡。據當時監察院財政委員會秘密會議報告，國庫庫存金鈔共值三億三千五百萬美元。此數字還是依據中國公開市場的價格計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數。庫存全部黃金為三百九十萬盎司，外匯七千萬美元和價值七千萬美元的白銀。各項總計約在美元五億上下。”正是蔣的這一切安排，“在我就任代總統之日，手頭一文不名，為維持軍餉，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飭財政部將運臺的國庫銀元金鈔運回一部分備用。但是在臺負保管責任的陳誠奉蔣暗示，竟做充耳不聞的無言抗命。”[52]

南渡北歸：離別（第一章山河崩裂）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2）

在蔣介石眼中只是一個擺設或替罪羊的李宗仁，面對這種糟糕的天命人事，以及即將全面崩潰的局勢，也只能是旱地的歪子（又稱土種氣蛤蟆）撐肚子——干生氣了。曾出任國民黨新聞局局長的董顯光在所著《蔣總統傳》一書中，對此段歷史有不同的看法，董說：二月間有一機會可從行將勝利的共產黨手中奪回國家的重要資產，“蔣總統深信大陸不免于淪陷，乃以國民黨總裁的地位，命令干練而可靠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密將政府所存黃金運往臺北，以免將來淪入敵手。這些存金到了臺灣，于必要之時，將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鴻鈞立即遵命辦理，此項存金運輸遂于二月二十日完成。李宗仁聞此消息，異常懊怒。蔣總統原來也恐此項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難免不為勞而無功的和談增加一件交易的標的。幸而蔣總統把這些存金在不動聲色之下迅速轉移地點，李氏遂未能先占一著”。

就在蔣介石與李宗仁兩巨頭爭風吃醋、較勁斗法，各懷鬼胎又各不相讓，蔣罵李“娘希匹”，李罵蔣“王八蛋”之時，一個天崩地裂、改朝換代的大時代業已來臨。

1949年元旦，共產黨通過新華社發表新年獻詞，提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響亮口號。就在這個元旦之夜，南京城一片死寂，胡適與傅斯年聚會一室共度歲末。師徒二人置酒對飲，相視凄然。瞻念前途，滿目蒼涼。思前想后，兩位書生不禁泫然涕下。

三年前的1945年7月，傅斯年等六參政員赴延安訪問，臨別時毛澤東專門托傅向胡適老師問好。此前毛與傅談到自己在北大圖書館當職員時，曾向胡適請教中國的前途等問題，回到湖南長沙所辦的自修大學，還是胡適給出的命名云云，因而毛對胡一直心懷感激。傅斯年回重慶，把這一消息傳給在美國的胡適并于媒體披露。胡適與毛澤東自北京一別，倏忽二十多年過去，一直未再見面，想不到這位中共領袖在農村組織革命數十年而沒有忘掉自己，想來也真是不易，胡適心中頗有些感動，盤算著該給這位“我的學生毛澤東”寫點什么，于是，便有了如下一電：

潤之先生：

頃見報載，傅孟真轉述兄問候胡適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二十二晚與董必武兄長談，適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查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與[于]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之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美國開國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奮斗，其所創之民主黨遂于第四屆大選獲得政權。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斗之結果，今年得一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以上為與董君談話要點，今特陳述，用供考慮。

胡適，八月二十四日。

就在胡適寫就這封電文四天后的8月28日，毛澤東由延安飛抵重慶，開始與蔣介石談判。當國共雙方為權利分配、軍隊保留等一系列問題爭得不可開交之際，談判代表之一、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適時把胡適這封電報遞給了毛澤東。毛閱后的反感與鄙視之情可想而知，棄之一邊不予理會也是自然中事。

南渡北歸：離別（第一章山河崩裂）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3）

就當時的國內政局論，身在美國的胡適真可謂糊涂得可以，其對天命人事的見解，遠沒有他的一些同事甚至后輩明白。陳寅恪嘗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而魯迅謂：中國只有兩個時代在循環往復，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個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胡適所言的英吉利、法蘭西，抑或什么美利堅等洋玩意兒，除了被對方當做無聊的扯蛋和地地道道的胡說，怕是很難再找到其他的價值。在這一點上，還是胡的學生傅斯年看得清楚、說得明白。此時的毛澤東和共產黨已羽翼豐滿，譽之當年的劉邦、項羽并不為過，其實力與斗志完全可以與蔣介石大戰三百回合，鬧他個天翻地覆慨而慷，折騰出毛澤東在延安對左舜生所說的兩個或三個太陽給天下人看看。如此豪氣干云的盛況，到了胡老師的嘴里，竟成了不堪一擊，“因內戰而完全消滅”，甚至“自致毀滅”的頹象與悲劇式結局。因了胡氏如此糊涂的政治觀點，以及站在國民黨一邊帶有威脅口吻的狠話，耿耿于懷的毛澤東，待談判結束回到延安，即在中共干部會上的報告中斬釘截鐵地指出：“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56]——這番話，在闡明了共產黨堅定姿態的同時，也算是對胡老師癡人說夢式的“胡說”一個公開的答復。

想不到僅是三年多的時間，胡適預料中“因內戰而完全消滅”的共產黨，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氣焰更盛，直至弄出了一個主客易位、乾坤倒轉的嶄新局面。國民黨一敗涂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自致毀滅”的丑八。如此悲慘的場景，實在是對胡適一介書生參與政治并不識時務地“胡說”的莫大諷刺。

午夜的鐘聲響過，胡適向傅斯年哀嘆自己由北平到南京做“逃兵”、做“難民”已十七日之后，于醉眼蒙朧中強打精神，撇開不快的往事，重新抖起文人的癲狂與豪氣，一邊往嘴里灌酒，一邊吟誦起陶淵明《擬古》第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

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

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抗戰勝利，傅斯年、胡適接辦戰后的北大，至此已逾三年。“三年望當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樹和成就之時。“忽值山河改”，由青天白日忽然變成了滿地紅旗，期望中的“事業”隨之付諸東流。“柯葉”、“根株”，經此一大“摧折”浮水東流，一切希望皆成泡影。“本不植高原”，“種桑”之地本就沒在風雨無憂的高原，忠悃所寄，生命所托，面對今日這般悲愴凄涼之境，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吟過數遍，二人酒勁上來，各自倒在床上昏睡過去。

1月5日，已奉令遷入臺北主持政事的陳誠致電傅斯年：

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須有識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濟。弟一時不能離臺，希先生速駕來臺，共負巨艱。

傅斯年接到電報，意識到自己何去何從的最后時刻到來了，在命運的重要轉折關頭，向來干練決斷的他竟再度猶豫起來。此前，隨著陳布雷自殺身亡，他亦產生繼之而去的念頭。這個念頭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時日，早在1932年他就說過：“國民黨曾為民國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組織紊亂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勢。于是一切殘余的舊勢力蠢蠢思動，以為‘彼可取而代之也’。”又說：“平情而論，果然共產黨能解決中國問題，我們為階級的原故，喪其性命，有何不可。我們雖不曾榨取勞苦大眾，而只是盡心竭力忠其所職者，一旦‘火炎昆岡，玉石俱焚。’自然當與壞東西們同歸于盡，猶之乎宋朝亡國時，若干好的士人，比貪官污吏還死得快些一樣子。一從大處設想，即知如此命運真正天公地道，毫無可惜之處。”但究因家人看護與對史語所及臺大命運的牽掛未能步陳布雷后塵——死，有時容易，有時也難。

南渡北歸：離別（第一章山河崩裂）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4）

1月8日，蔣介石接到密電，北方局勢即將全面崩盤，焦灼中急約胡適晚餐。席間，蔣循慣例先問胡對大局的看法，胡氏又犯了一介書生弄舌稱快的老毛病，竟像當年勸毛澤東解除武裝一樣，又不知深淺地奉勸蔣介石投降，且同樣列舉一些洋例子加以佐證“投降”的必要：“我為他述CeneralWain-wright（溫賴特將軍）守Bataan（巴丹半島）力竭投降，勝利后釋放回國，美國人熱烈歡迎他，國會特授與‘榮譽勛章’。”更不可思議的是，當一通勸降話說完，胡氏竟認為“蔣公稍有動意”。

事實上，身經百戰的蔣介石是何等人物，怎么會聽從一介書生的“投降”之說？就像在重慶談判的毛澤東不會聽從胡氏的癡人說夢一樣，在大地陸沉之際，蔣介石仍決定死里求生，作最后一搏，并請胡適到美國求援。因胡氏此前已明確表示不做正式外交人員為政府效勞，蔣介石亦采取通融之策，令胡以民間外交的方式使美。當天晚上，胡適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段話：

蔣公今夜仍勸我去美國。他說：“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么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只]要你出去看看。”

胡適經過一番心靈煎熬，決定服從蔣公這一委派，重返美國為政府“做點面子”。

1月9日，被共產黨部隊圍困在淮海戰場達66個日夜的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向蔣介石發出了最后一封電報：“各部隊已混亂，無法維持到明天，只有當晚分頭突圍。”[62]是夜，國共兩軍展開激戰，國民黨軍全面潰敗。整個淮海戰役，解放軍以傷亡13萬人的代價，殲滅、俘獲國民黨軍萬人，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戰場總指揮杜聿明被俘。而作為一個指揮50余萬大軍的主將在戰場上被俘，這在中國歷史上曾未有過。

1月15日，共產黨軍隊占領天津，北平危在旦夕。胡適匆匆趕往上海拜訪銀行家陳光甫，商討赴美求助方案。17日晚上，正在上海的顧頡剛受邀參加胡適的晚宴，早已與胡老師產生芥蒂且不明就里的顧氏，借著酒勁勸胡借此脫身國民黨政府的糾纏，不要再回南京，“免入是非之窩”。并謂：“當國民黨盛時，未嘗得與安樂，今當倒壞，乃欲與同患難，結果，國民黨仍無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顧氏的一番說教，胡適并未放在心上，更沒有透露自己行將赴美的半點口風。此時的胡適與顧頡剛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皆已分道揚鑣，這對相互傾注過熾熱情感與人倫大愛的師生，上海一別竟成永訣。

1月19日凌晨，傅斯年遵照事前安排，欲趕赴機場搭乘軍用飛機赴臺。在殘淡的星光照耀中，傅斯年提著行李走出史語所大院中的居處，專門由上海返京送行的胡適做前導，傅氏秘書那廉君殿后，一行三人在漆黑寒冷的黎明中悄無聲息地走著，沒有人再說話，千言萬語已說盡，最后要道的“珍重”又遲遲不能開口。當那扇寬大厚重的朱紅色大門“咯咯”推開時，沉沉的夜幕遮掩下，把門的老工友接過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車的同時，嗚咽著道：“傅先生，今日一別，還能相見嗎？”傅聽罷，悲不自勝，滾燙的熱淚“刷”地涌出眼眶，順著冰涼的面頰淌過嘴角，又點點滴滴地隨著夜風四散飄零。“好兄弟，等著我，我會回來的。”傅說著，握住老工友的手作了最后道別，然后登車倉皇離去。正可謂：“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當天上午，傅斯年飛抵臺北。此次一去，竟是“回頭萬里，故人長絕”了。

岳南 2013-08-21 09: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