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波普爾是開放社會最重要的斗士之一……他最強有力的武器是思想上的極端清晰和完整；對人類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錯性的信念不僅表現在他個人的謙虛上。人類決不可放棄對真理的追求，但必須謹防以為總能擁有真理的幻覺。　　　　　　　　　　 ——前聯邦德國總理赫　　卡爾·波普爾是開放社會最重要的斗士之一……他最強有力的武器是思想上的極端清晰和完整；對人類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錯性的信念不僅表現在他個人的謙虛上。人類決不可放棄對真理的追求，但必須謹防以為總能擁有真理的幻覺。 　　　　　　　　　　 ——前聯邦德國總理赫

序
　　赫爾穆特·科爾論卡爾·波普爾
　　歐洲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世紀即將告終。對某一種族或某一階級歷史使命的信念已
經證明是本世紀最具毀滅性的謬誤：數百萬無辜的人民淪為它的受害者。卡爾·波普爾
與這種謬誤進行了無休止的斗爭。他是開放社會最重要的斗士之一；他反對他的論敵的
論證至今仍具有效性和說服力。
　　他最強有力的武器是思想上的極端清晰和完整。對人類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錯性的信
念不僅表現在他個人的謙虛上。人類決不可放棄對真理的追求，但必須謹防以為總能擁
有真理的幻覺。
　　對這些信念的承諾需要勇氣——逆潮流而動的抵制“時代精神”的內在力量。自由
和民主在歐洲的勝利證明卡爾·波普爾是對的。他對未來的信念是：我們必須仍然保持
警惕；批判理性是人民和國家在尊嚴與和平中共處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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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所不知和可錯性
　　排除什么？提出什么？那就是問題。
　　　　　　　　　　　　　　 休·洛夫廷：《都利特爾醫生的動物園》
　　在我20歲的時候，我跟維也納一位名叫阿達爾伯特·波什的家具木工老師傅當學徒。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不久，從1922年到1924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兩年。他的相貌酷似喬
治·克萊孟梭，但卻是一個非常溫和而又善良的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后，每當工場里
只剩下我們兩個人的時候，他時常給我傳授他那無限淵博的知識。有一次，他告訴我說，
多年來他一直致力于制作各種永動機的模型，并且若有所思地說：“他們說，你是不會
成功的；但是一旦成功的話，他們的說法就不一樣啦！”他特別喜歡問我歷史問題，當
我確實答不上來（雖然我這個徒弟是個大學生——這是一件使他非常自豪的事）時，他
就自作回答。他會問：“你知道是誰發明了長統馬靴嗎？不知道吧，是弗里德蘭公爵華
倫斯坦在三十年戰爭期間發明的。”在他自己提出一兩個更難的問題，并由他自己得意
洋洋地解答后，我的師傅便會以樸實的自豪神情說：“好啦，你可以隨意問我任何問題，
我什么都知道。”
　　我相信，從我親愛的無所不知的師傅阿達爾伯特·波什那里學到的知識理論，比從
我的其他任何老師那里學到的更多。除了我的師傅以外，沒有任何人對我有那么大的影
響，使我變成一個蘇格拉底的信徒。因為正是我的師傅使我不僅懂得我是多么淺薄無知，
而且懂得我所追求的任何智慧只是更充分地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是無限的。
　　每當我在制作寫字臺的時候，我的腦海里就充滿了屬于認識論領域的形形色色的想
法。那時我們承担了制作30張兩邊有許許多多抽屜中間可容膝的紅木寫字臺的任務。我
担心，由于我專心致志于認識論，其中一些寫字臺的質量，尤其是法國罩光添的質量會
受到嚴重影響。我的師傅提出過這一點，并且這也使我深深認識到：對于這類工作，我
太無知，太容易出錯了。所以1924年10月我決心結束我的學徒生涯，我應當尋找某種比
制作紅木寫字臺更容易的工作。有一年的時間，我從事教育那些無人管教的孩子的社會
工作，我以前干過這種工作，并發現十分困難。然后在我用了五年多的時間主要從事學
習和寫作后，我結婚了，并且找到了一個中學教師的工作，并幸福地安居下來。這是在
1930年。
　　那時，除了教書以外，我沒有專業上的抱負，雖然1934年末，在我出版了《研究的
邏輯》一書后，我對教學工作有些厭倦了。所以在1937年我有機會放棄教學工作并成為
一個專業哲學家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那時，我已快35歲了，找想我終于解決
了如何制作寫字臺的問題，然而我還是全神貫注于認識論。

2．章年的記憶
　　雖然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點——我于1902年7月28日出生在維
也納上圣代伊特區一個名叫希梅爾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智力生活是什
么時候又是怎樣開始的。就我的哲學思想發展過程來悅，我的確記得它的一些早期階段，
但它確實比我的感情和道德發展要開始得晚。
　　我覺得，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雖然這種
態度的養成也許是由于我感到我無權參與評價除我以外的任何一個人。在我最早的記憶
里，我羨慕我的長者和強者，例如，我羨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羨慕他比我
大1歲，羨慕他的整潔，特別是羨慕他漂亮的相貌：我總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
又難得的天賦。
　　現在人們經常會聽說兒童生性殘酷。我不相信這種說法。當我是個孩子的時候，我
就是美國人所說的那種“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記得的最為強烈的感情之一。
我最初經歷的愛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這次經歷是在我5歲的時候。我被送進幼兒
園，幼兒園里有一個美麗的小女孩雙目失明。她迷人的微笑，她雙目失明的悲劇，使我
的心碎了。這是一見鐘情。雖然我只見到過她一次，而且僅僅只有一兩個小時，但我永
遠忘不了她。后來再也沒有送我到這個幼兒園去，也許我母親注意到了我那時多么心煩
意亂。
　　當我還是一個幼小的孩子時，維也納一貧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慮不安的主要問題之
一——以致它幾乎總是在我的腦海里、現在生活在西方某一個民主國家的人很少有人知
道本世紀初貧困意昧著什么：男女老少饑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們孩子對此無能
為力；我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要幾個銅板去送給那些窮人而已。
　　只是在許多年之后，我才發現我父親早已為挽救這種局面而長期努力工作，雖然他
從來沒有談起這些活動。當時他在兩個委員會工作，這些委員會管理無家可歸者的收容
所：一個是共濟會分會，管理一個孤兒院，他多年來一直是這個分會的會長；而另一個
委員會（不是共濟會的）則建立和管理為無家可歸的成年人和流離失所的家庭提供的龐
大的公共機構。（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維也納期間就被收容在后面這個機構中：
“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
　　父親這項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視，那時老皇帝封他為弗朗西斯·約瑟夫等級的
爵位，這不僅必定使人大吃一驚，而且必定是個問題。因為，雖然我的父親——像大多
數奧地利人一樣——尊敬皇帝，但他卻是一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學派的激進自由主
義者，而根本不是一個政府的支持者。
　　作為共濟會會員，他甚至還是當時被奧地利政府宣布為非法的一個團體的成員，盡
管弗朗西斯·約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沒有這樣宣布。因此，共濟會會員們經常越過匈牙利
邊界在普雷斯堡（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去聚會。奧匈帝國雖然是君主立
憲制，但并不受它的兩個議會控制：它們無權罷免兩位首相或解散兩個內閣，甚至投不
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較的話，那么，奧地利議會似乎比威廉和瑪麗統治下的
英國議會更加軟弱無能。當時幾乎沒有什么牽制和平衡，有的只是嚴厲的政治審查；例
如，我父親用西格蒙德·卡爾·弗呂格的筆名寫了一本才華橫溢的政治諷刺作品《公元
1903年》，在1904年出版時就被警察查封了，直到1918年仍被列在禁書目錄上。
　　盡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國西部的歐洲有一股自由主義的氣
氛；奧地利也彌漫著這種氣氛，現在似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永遠毀滅了。維也納大學擁
有許多真正出類拔萃的教師且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自主。劇院也是如此，劇院在維也
納生活中是重要的——幾乎和音樂一樣重要。皇帝遠離一切政黨，并且不支持政府中的
任何一方。的確，他徹底地遵循索倫·基爾凱郭爾和丹麥克里斯蒂安八世談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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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早期的影響
　　我是在滿屋書香的氣氛熏陶下成長的。我父親西蒙·西格蒙德·卡爾·波普爾博士，
像他的兩個兄弟一樣，是維也納大學的法學博士。他有一個大藏書室，那里到處是書—
—除了餐廳外，在餐廳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鋼琴以及許多冊巴赫、海頓、莫扎特、
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父親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歲——父親擁有他的
著作，并在這些書出版時就已讀過。我父親是一個出席高級法庭的律師和法務官。至于
我母親燕妮·波普爾，母親姓施夫，我在談論音樂的時候將更多地講到她。我父親是一
個有才華的演說家，我聽到他在法庭上辯護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當時我自
己是個被告。依我看來，這個案子是再清楚不過的。因此我沒有請父親為我辯護，可他
堅持為我辯護，我深感為難。但是他那精練、明確、真誠的演說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
象。
　　我的父親在他的專業工作中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維也納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長卡爾·
格呂勃爾博士的朋友和伙伴，父親還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務所。這個事務所是我們居住的
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維也納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門的對面。
雖然他每天在這個事務所里工作的時間很長，但實際上與其說他是一個律師，毋寧說他
是一個學者。他是一個歷史學家（他的藏書室里有關歷史的書籍數目相當可觀），尤其
對古希臘時期以及18、19世紀的歷史感興趣，他寫詩，并且把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詩歌譯
成德文；（他很少講這些事。純屬偶然，有一天我發現賀拉斯的一些歡快的詩歌的譯文。
他獨特的天賦是明朗的風格和強烈的幽默感。）他對哲學有濃厚的興趣。我一直保存著
他的柏拉圖、培根、笛卡兒、斯賓諾莎、洛克、康德、叔本華，以及愛德華·馮·哈特
曼的著作；由提奧多·貢佩爾茨（我的父親高度評價他的《希臘思想家》一書）編輯的
J·S·穆勒選集的德譯本；基爾凱郭爾、尼采、倭鏗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馬赫的
著作；弗里茨·毛特納的《語言的批判》以及奧托·韋寧格的《性別和性格》（這兩本
書似乎都對維特根斯坦有些影響）；以及達爾文大部分著作的譯本（他的書房里掛著達
爾文和叔本華的畫像）。當然還有德國、法國、英國、俄國和斯堪的那維亞權威作家的
文學作品。但是社會問題是他的主要興趣之一。他不僅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拉薩爾、卡
爾·考茨基和愛德華·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還有馬克思的批評家波姆－巴維克、
卡爾·曼格爾、安東·曼格爾、P·A·克魯泡特金以及約瑟夫·波普爾-林克烏斯（顯
然是我的一個遠親，因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這個小城鎮的人）的著作。藏書室
還有一個和平主義的專架，上面有貝塔·馮·蘇特納、弗里德里·威廉·福斯特以及諾
爾曼·安格爾的書。
　　因此在我能夠閱讀這些書以前很久，它們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學會閱讀前
不久，我母親讀給我的兩個姐姐和我（我是三個孩子當中最小的一個）聽的第一本書給
我留下了深刻而難以磨滅的印象。這是偉大的瑞典作家塞爾瑪·拉格勒夫的一本兒童讀
物，德譯本頗為優美，書名為《小尼爾斯·霍爾格森和鵝的奇遇》，英譯本名為《尼爾
斯歷險記》。許多年來，我反復閱讀這本書，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
閱讀了塞爾瑪·拉格勒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歡她的第一部小說《古斯塔·伯杯》，雖
然這本書無疑是十分著名的。但對我來說她的其他每一本書都是杰作。
　　學習閱讀和寫作，當然是一個人智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無法與之
比擬，因為，幾乎很少有人（海倫·凱勒大為例外）能夠記得學習說話對他們意味著什
么。我將永遠感謝我的啟蒙老師艾瑪·戈爾德伯格，他教會了我三個R。我認為，這些
是必須教給一個孩子的惟一必要的東西；有些孩子為了學習這些甚至不需要別人教。其
余的就是氣氛，以及通過閱讀和思考去學習。
　　除了我的雙親、我的啟蒙老師和塞爾瑪·拉格勒夫以外，我認為對我早期智力發展
影響最大的是我終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侖戰爭期間德國民族主義的著名奠基
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馮·昂特的一位親戚。而阿瑟·昂特是一個熱情的反民族主義
者。雖然他是德國人的后裔，卻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過了他的青年時代。他比我
大20歲，當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時，他已年近30。他在里加大學學習工程學。在
1905年未成功的俄國革命中，他曾是學生領袖之一。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布
爾什維克的強烈反對者。從1905年起，他就結識了布爾什維克的某些領導人。他把他們
描繪成社會主義的耶穌會教士，就是說，他們做得出犧牲無辜的人、甚至違背他們自己
心愿的事來，因為偉大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昂特不是一個堅信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
但他認為馬克思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社會主義理論家。他發現我非常愿意聽取社會主義
思想，而我覺得，沒有什么能夠比結束貧困更為重要的了。
　　昂特對恩斯特·馬赫和威廉·奧斯特瓦爾德的門徒們發起的運動也有濃厚的興趣
（遠遠超過我的父親對它的興趣）。這個團體的成員自稱為“一元論者”。（與著名的
美國雜志《一元論者》有聯系，馬赫是這個雜志的撰稿人，）他們對科學和認識論感興
趣，對現在所稱的科學哲學感興趣。在維也納的一元論者中，“半社會主義的”波普爾
－林克烏斯有相當多的追隨者，其中包括奧托·紐拉特。
　　我讀的第一本關于社會主義的書（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響下——我的父親是
不愿意影響我的）是愛德華·貝拉米的《回顧》。我很可能在12歲就已經讀過這本書了，
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帶我參加一元論者組織的去維也納森林的星期日遠足。
在這些場合，他解釋和討論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無疑，大部分內容不是我所能理
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奮人心。
　　在一元論者組織的這些星期日遠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當我們接近
維也納郊區的時候，已近黃昏，我們聽說奧地利的王位繼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
薩拉熱窩被暗殺。大約在這之后一個星期，母親帶著我和兩個姐姐到離薩爾茨堡不遠的
一個村莊阿爾特－奧塞去過暑假。在那里，在我過12歲生日的那天，收到了我父親的一
封信，他在信中說；“很不幸，因為戰爭”，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愿參加我的生日聚會。
由于我收到這封信正值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正式宣戰之日，所以我父親似乎意識到戰爭
已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