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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別真假民主
對世界上的落后國家來說,在二十一世紀要實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紀來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為全球化的形勢,可以說是"萬方民主逼人來"。堅持專制難免被鄙視,被孤立。第二是因為已經有百十來個先進國家樹立了民主的范例,要學習并不困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關實行民主的概念和實踐,已經有豐富的積累而十分明確了。
民主起源于人對自己天賦權利的要求,世界各國歷史上大概都有很長時期的由自稱權力來自于天或上帝的專制君主或者少數有特權的貴族統治人民的時期。所謂啟蒙,就是普通人對自己的權利的覺醒,所謂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專制者或者特權者的統治。從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宣言》以來,一七八九年的美國《人權法案》和同年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就都確認: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個公民都享有言論、寫作和出版自由,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遷徙權、居住權、隱私權,結社權、有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申訴的權利,以及以后不斷增補擴大的各項權利,寫入憲法,成為治理迄今為止最大的人類群體——民族國家絕對不容侵犯的原則。
聯合國成立以來已經制定了《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其他的許多宣言和文件,對保障人權都有明確的規定,凡是聯合國會員國都有義務遵守。
民主起于人權,人權起于人要求自由的本性,是民主還是專制,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只要以人民是否享有上面所說的權利一對照,就一目了然了。
至于組織民主政府的原則,則從選舉制度、代議制度、司法獨立、三權分立,出版自由、輿論監督作為第四權……直到警察制度、監獄制度,世界上幾十個國家已有成熟的經驗,可以為后進國家參考、學習、驗證。
充分的民主必須實行充分的法治。如果說民主是人民自己制定憲法來管理自己的話,法律必須是至高無上的,沒有任何個人和組織可以處于憲法之外,更沒有任何個人或組織可以居于憲法之上,所謂法治國就是康德所謂"一群人生活在法律規范下的命運共同體"。中國古代的法家也是主張"以法治國"的,不過那是為擁有絕對權威的帝王服務,與民主的法治國毫無共同之處。決不容許以專制君王治人的法制(rulebylaw)與人民自己實行的法治(ruleoflaw)魚目混珠。
歷史上還有所謂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古代如希臘那樣人口不過幾十萬的城邦實行的就是直接民主。一切大事由全體公民投票,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這種民主很容易給人以"最民主"的印象,其實并非如此。不但因為后世的國家發展得越來越大,直接的辯論和投票在技術上變得不可行,而且因為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可以不尊重少數,更不懂得保護少數人不可剝奪的權利的必要而破壞了民主。另外,一個國家有許多利益各各不同的集團,而確定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方針政策往往要多方面研究考量,而不是一次辯論,一次投票就能作出正確決定的。因此現代的民主國家全部都是實行代議制的間接民主的國家,人民由于利害的不同還要組成不同的政黨,反復辯論,各自爭取群眾擁護,形成多數才能最后作出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決定。
二十世紀以來民主還有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之分。實質民主也是一個十分蠱惑人心的名詞。把"民主"這個概念引進中國的陳獨秀,就因為受實質民主的蠱惑,直到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間折騰了二十年之后才覺悟到民主與否不能由一個政黨自定的真理來判斷,終于認識到自稱能給勞苦大眾謀利益的"實質民主"其實"一文不值"。
我在青年時候就是沉浸在宣傳之中而迷戀于"實質性民主"的。我覺悟所花的時間比陳獨秀還長,一直到老年才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沒有資產階級民主,也沒有無產階級民主;沒有舊民主,也沒有新民主,民主就是民主。"
民主的精義在確保個人的自由。因此,從人文價值講,在民主成為全球價值的時代,個人立身處世的標準應該是全球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互動(或者用中國人愛說的話來說,是辯證的結合),這涉及到更深層次的研究,這里就先不說了。
另外,這里所講的全球價值都是指的各個民族國家內部的民主價值。再進一步,還有全世界范圍的民主,這才是最后的全球民主價值。馬克思所說的"因特納雄奈爾"雖然大概不能實現,康德所說的"世界政府"則大有實現的可能。不過這起碼是一二百年以后的事,現在可以先不談。
最后,在談論民主的時候,千萬不要忘了兩句名言。一句是邱吉爾說的:在這個罪惡與災禍的世界上,各色各樣的政府形式都試過了,而且還要再試下去。沒有人以為民主是完美無疵的。說實在的,倒是有人說民主是最壞的政府形式,只不過要除掉不斷試驗過的所有其他一切的政府形式。(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下議院講話)
邱吉爾說的實際上就是"民主是最不壞的政府形式",這也是在世界上廣泛流行的版本。
另外一句是當代美國思想家尼布爾(ReinholdNibur)說的:人行正義的潛能使得民主成為可能;人行不義的傾向使得民主成為必要。(《現代西方神學辭典》R.Nibur條)
人的本性可善可惡,自私與利他,貪婪與慷慨兼有,使人類對社會制度永遠只能在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之間作選擇。雖然現在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但是我在二十世紀生活了七十七年,只能算是一個二十世紀的人。盡管歷史上歷來善行與惡行連綿不已,但是我所見到二十世紀是歷史上集大惡與大善之大成的世紀。一方面是極權專制空前規模地殘害人類的罪行,一方面是正義得到伸張,人權得到提高,民主得到推廣,同樣規模空前的世紀。人類畢竟在進步,我愿以民主價值確立為全球價值來祝福二十一世紀。
二○○二年五月于杭州
李慎之 2013-08-22 14: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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