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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論顧準
　　最早聽說顧準的名字是在30年代末的上海。當時我有親戚在立信會計學校上學，說起那里有一位杰出的老師，年紀只有20上下，卻已當上了教授，而且最得學生的崇敬。立信并不是北大、清華那樣的“最高學府”，但是其專業訓練之嚴格卻是全國聞名的，等閑之輩是上不了講壇的。大概就因為這一點吧，這個名字從此就永遠地印在了我這個中學生的腦里。
　　第二次聽說顧準是在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的后期。他的大名赫然出現在《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上，是受批判、處分的對象。這時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老黨員，而且官也不算小了——華東軍政委員會的財政部副部長，另外還是上海市的財政局長兼稅務局長，不過當時他已經顯赫不起來了。他的“錯誤”不是貪污、受賄，而是“目無組織、自以為是”，具體的罪狀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也許當時就沒有弄清楚，因為并非“大老虎”也要罷官撤職，而且播惡名于全國，這在我當時確實還是不大好理解的事。
　　1957年，顧準的名字因為被定為右派分子而又上了報，這時，我似乎已不大驚訝了，反而覺得幾乎是合乎邏輯的發展。但是到幾年以后隱約聽說顧準又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消息卻使我膽戰心驚。當時多數象我這樣的右派分子已經摘掉了帽子，一心想的不過是夾起尾巴做人，安安穩穩打發下半輩子。組織上是交代過的：“再不老實就再給你戴上帽子！”但是始終未見實例，因此心里也就慢慢踏實下來。顧準的二次戴帽，不免令人有“又驚秋肅臨天下”之感．現在知道這原不過是孤例，但是當時給人的壓力卻著實不小。
　　“知其人而不讀其書可乎？”我雖然早就知道顧準的名字但是實際接觸他的思想已經是他死了六年之后的1980年了。那年年初，黎澍同志奉命籌辦《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一開頭就收到了顧準的遺文《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要我去參加審稿，事先把油印本寄了來。展卷捧誦，頓時就覺得眼睛一亮。照作者自己說，這本來是一篇讀《資本論》與《共產黨宣言》的筆記，按當時流行的風氣，它很可以是一篇"講用報告"，然而它卻是尋根究底，追問資產階級的原文burgher（市民）的語源是什么？市民是怎樣形成的？又是怎樣從卑微的地位上升為統治階級的。從此一步一步地分析它是如何從希臘與羅馬的城邦里發展起來的。顧準細致地論證了資本主義并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而且是一種法權體系，只能形成于一定的政治與文化背景與一定的歷史傳統下。用同樣的方法，他還分析了產業革命何以只能發生在英國而不能發生在商業資本主義也已相當發達的其他西歐國家的原因。在這樣論證的過程中，他批駁了幾十年來中國理論界搬洋教條而形成的"中國自己也能生長出資本主義"，"明末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成說，而對中西歷史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對比，其中充滿了前人所未發之論，或者是前人雖然說過，但是只有被他放到歷史大背景中才光芒四射的論點。他不但解釋了許多困惑人的歷史問題而且提出了一個哲學上或者發生學上的論斷：歷史上的因緣而以特例發生，然后再傳布而成為通例。他說："資本主義注定要發生在一國然后再傳布于世界，由英到法－德－美－俄－日。歷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變人類命運的變革，都是這樣發生和傳布的"。這是對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系的深刻的闡發。他自稱只聽說過馬克斯·韋伯的名字，而無緣讀到他的書，然而以我看來，顧準的分析似乎要比后來在中國大大走紅的韋伯學說更加切實而全面。
　　按照當時領導上對《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的要求，它必須，而且只能刊登代表中國學術界最高水平的文章。剛從"文化大革命"的噩夢中走出來，我還沒有看到過學術水平比這更高的文章。因此我追隨孫冶方、徐雪寒兩位前輩之后竭力主張黎澍采用這篇文章。不久以后，當《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的"試刊"送到我手里的時候，這篇文章赫然在目。但是不久以后，當創刊號正式出版的時候，它卻又不見了。
　　這使我感到愕然，然而也似乎不太意外。當時，"開動機器，解放思想"的口號還剛剛提出，改革開放還沒有多少重大的步驟出臺，文革的陰影還重重壓在人們心上。顧準在文章一開頭就表示他的目的實際上要探索中國經濟現代化何以如此艱難的原因。他說，"這一百多年中，中國人深深具有馬克思當時對德國的那種感慨：'我們……為資本主義不發展所苦'……"但是在那個時候，僅僅是"資本主義"這個詞就可以引起人們的神經過敏，盡管這是馬克思說的，而且作者還注明了出處是"《資本論》第一版序言"。
　　顧準在這篇文章的末尾說"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的對待客觀實際，我們國家不久就會在經濟上雄飛世界"。這句話是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日寫的，那正是中國經濟瀕于崩潰的年月，而我在1980年1月讀到的時候還只是為他的愛國心所感動，為他那千難萬劫都不磨滅的"革命浪漫主義"情懷所感動。我沒有能像他那樣充滿信心地預見：只要少一點教條主義，多一點實事求是，我們就很快會在經濟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現在出版的《顧準文集》中有將近一半的篇幅是他研究希臘史的筆記……一部已經可以稱得上是專著的《希臘城邦制度》。顧準的本行是經濟學，到死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他肯定在經濟學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在這方面的思想記錄大概都在文革抄家期間隨他的筆記從抽水馬桶中沖走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只是孫冶方同志一再聲明的他在五十年代提出要重視價值規律是受了顧準的啟發。（這件事冶方同志曾跟我這個八十年代的新交鄭重說起過，還特別在臨終前囑咐整理他自己的文集的同志一定要說明這一點。冶方同志對顧準的古道熱腸是令人敬佩的。）顧準從一個經濟學家轉而鉆研西洋歷史，看似奇怪，其實理由倒也不難索解。他不但是一個經濟學家，更是一個革命者，甚至還是一個狂熱的理想主義者。他出身貧寒，十七八歲便投身革命，既干過地下工作，也干過政權工作，但是五十年代以后個人的遭遇，國家的命運，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么一回事。當他意識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臘與羅馬的城邦國家以后，就下定決心要用十年的時間，先研究西文的歷史，后研究中國的歷史，進而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人類的未來進行探索。可惜的是癌癥不容他完成這個計劃。他在三個月（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至五月二日）的時間里寫下了十萬字的筆記。雖然它既沒有完稿，也沒有達到使自己滿意的標準，對我們這些后來者來說已經感到啟發多多了。
　　顧準再三慨嘆于中國人太聰明，太善于綜合，是"天生的辯證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臘人那樣去建立文法學、邏輯學、幾何學之類的笨功夫，對事事物物分門別類，深鉆細研，因而發展不出科學來。這話五四前后的先賢其實也是講過了的，但是顧準卻親自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做笨功夫的榜樣。他為弄清希臘城邦制度，從地理到歷史，從人種到字源……一點一滴地搜羅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許多中國人僅僅憑中國自己的歷史而對外國所作的想當然的了解。他終于弄清楚了只有希臘那樣的地理、歷史、文化條件才能產生在古代世界是孤例的民主制度。
　　除此之外，他還提出了一個大問題：是不是可以把中國歷史同歐洲歷史套在一個框架里而得出一個關于社會發展史的通用模式，比如：中國有沒有同西歐所謂的奴隸制一樣的奴隸制？人們今天通常說的中國封建社會與西歐的封建社會是不是一回事？這個問題，原來也有人根據常識意識到了的。問題是迄今未見有什么人肯下笨功夫來做這樣的比較研究，而顧準卻赍志以歿已經二十一年了。
　　《顧準文集》中特別引人入勝的部分是在一九七三…七四年間他給他的胞弟陳敏之以通信的形式寫的二十來篇筆記。真要感謝敏之先生（顧準自幼出嗣外家，因此而改姓顧）使顧準在那個"被徹底孤立"的年月里還能有一個對話者，因而給我們留下了這十多萬字的精金美玉般的文章。說起來也真是萬幸，在那個年代，即使是私人之間的通信，討論所謂"理論問題"也是十分危險的。"四人幫"還在監視著每一個人的思想，這些筆記只要被一個善于"上綱"的第三者發現，通信者就逃不了"現行"的罪名，很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
　　因為不是專著，這文章當然就少了一點論證的系統性與嚴密性，然而也唯其如此，題材就比較廣泛，寫法也比較活潑。大家都知道，讀書最大的樂趣就在于體驗一個偉大的心靈是如何工作的。讀這些筆記，這種感覺特別鮮明親切。
　　顧準在這些筆記中涉及的問題真是十分廣泛，不但有他專門下了工夫的希臘文明，還有把希臘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比較，有日耳曼騎士文化對希臘－羅馬文化和猶太教－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有宗教與哲學的關系……等等，往往著墨無多，即已一語破的。后生晚輩嘗鼎一臠，倘能繼軌接武，光大其說，必能卓然成家，這是我敢于肯定的。
　　在當時一片要比照巴黎公社的榜樣建立"北京公社"與"上海公社"實行直接民主的喧囂聲中，他論證了直接民主只可能見諸于古代的希臘城邦，而不可能實行于后世廣土眾民的民族國家。唯一可行的只有間接民主，只有政權容許"合法的覬覦"的有制衡的政治。顧準本來是把民主當作為自己的目的來追求的，但是探究的結果卻認定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或者就目的）是進步。
　　為了揭穿"四人幫"蠱或人心的假革命的騙人口號，他分析了歐美政治史上兩種不同的潮流與傳統，論證了法國一七九三年式的潮流和傳統勢必走向革命的反面而形成獨裁的皇權，由人民的專政變為對人民的專政。他揭示了這種假革命的哲學上的源頭在于柏拉圖的理念哲學與基督教一神論的結合，在于黑格爾式的"真善一致"的絕對精神。他說，"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那么，他就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這是可悲的。"
　　顧準無休止的探索一直到對質量互變、矛盾統一、否定之否定這些被認為天經地義的"規律"提出質疑，認為它們不過是黑格爾的世界模式論的邏輯學的三個部分，是為他的來自基督教的世界模式論服務的，然而它們既不能為經驗所證明，也與現代科學發展的趨勢相違背。
　　《顧準文集》所收的最后一篇文章《辯證法與神學》最明顯地透露了顧準的思想所達到的深度，不妨借用他摘引的狄慈根的話：他"連天上的邏輯程序都要尋求，連一切知識的最后問題都要謀求解決。"正因為如此，在我所知道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只有顧準注意到狄慈根把辯證法看做"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神學"卻從來沒有受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批評。而且只有顧準從馬克思所強調的"歷史的和邏輯的一致"中看到了作為其底蘊的"神"、"道"、或"邏各斯"，也只有顧準看到"人是世界的主體，神性寓于人性之中，這個世界是一元地被決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這些觀念）于革命的理想主義確實都是不可少的。"對于古今中外的大智慧人來說，思想的探索達到這種程度，就已經可以算是參透天人之際而究竟了。但是顧準卻不肯停留在這樣的境地。因為如他所論證的，對所謂普遍的客觀規律的絕對肯定會導致極其危險的后果。他說："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斗到底！"
　　寫這些話的時候，他已是孑然一身而且病入膏肓去死不遠的人了。他自己也想必知道他的"奮斗到底"其實不會有什么人理睬。他明明白白說自己是在"喃喃自語"。但是他還是要寫，要用他自己說的"用鮮血做墨水的筆桿子"寫，一直寫到死。雖然他主張市場經濟，但是卻不是為市場而寫作的。
　　下面的一段話也許最能表明顧準的思想歷程：
　　人要有想像力，那千真萬確是對的。沒有想像力，我們年輕時哪里會革命？還不是庸庸碌碌做一個小市民？不過當我們經歷多一點，年紀大一點，詩意逐步轉為散文說理的時候，就得分析想像力了。
　　我轉到這樣的冷靜的分析的時候，曾經十分痛苦，曾經像托爾斯泰所寫的列文那樣，為我的無信仰而無所憑依。
　　現在這個危機已經克服了。
　　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說過的，他們對黑格爾，也對過去信仰的一切東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實實得出結論，所謂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終極目的的絕對真理論來自基督教，所謂按人的思維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終極目的的絕對真理論，來自為基督教制造出來的哲學體系、黑格爾體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從這種想像力出發，固然可以完成歷史的奇跡，卻不能解決"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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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發現，當我愈來愈走向經驗主義的時候，我面對的是把理想主義庸俗化了的教條主義。我面對它所需要的勇氣說得再少，也不亞于我年輕時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氣。這樣我曾經有過的失卻信仰的思想危機也就過去了。
　　我還發現，甚至理想主義也可以歸到經驗主義里面去。
　　"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樣？"這是顧準經常向自己提出的問題。使顧準從理想主義轉向經驗主義的正是這種鍥而不舍、尋根究底的精神。
　　有人說，自從進入二十世紀下半期以后，中國就再也產生不出獨創的、批判的思想家了。這話并不盡然，我們的顧準就是。
　　在那"史無前例"的時代，被稱為挾"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以襲來的大風暴當然也震動了許多人的心靈，激起了他們的反思，但是誰都沒有像顧準那樣執著，那樣用功，想得那樣全面，那樣深刻，那樣徹底，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樣"笨"！
　　據說我們現在又進入了第二個文化熱的時代，其特征是國學熱。顧準沒有能如他自己所計劃的那樣，在完成對西洋史的研究后開始對中國史的研究，但是他對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也自有真知灼見。他指出，"沒有世界史的對比，中國歷史其實是不可理解的。""我們要的是進步，向后看齊實在是進步不了的。""要確立科學與民主，必須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思想。"他對中國傳統哲學與中國社會心理有不少零散然而精辟的論點，我誠懇地希望有志于振興國學以促進中國"雄飛世界"的學者能夠從顧準的思想中得到有益的啟發。
　　后世決不能忘記的是：顧準是在什么情況下求索的。當然，"自古圣賢多寂寞"，思想家歷來要倒些霉，但是苦難深重如顧準也真還罕見。如果說在中國被戴上帽子成為人下之人而被"孤立"、被批斗、被下放勞改的人并不少的話，像顧準那樣被迫與至愛的妻子離婚，而妻子卻又終不免自殺，子女與自己劃清界限，而自己還不得不簽具脫離父子、父女關系的聲明，從此形單影只、獨處斗室，以啃冷饅頭、鉆圖書館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罵挨打以外，連一天都沒有能直起腰來松一口氣的人也可算達到苦難的極致了。他甚至被孤立到這樣的地步：永遠不會與他劃清界限而且日夜想念他的九十老母，雖然與他同在北京，也因為他的身份而始終被阻至死未能見一面；真是"人生到此，天道寧論！"但是這樣的苦難也并沒有把他壓倒，他始終為祖國的命運，人類的出路而默默地思考，偷偷地寫作。在顧準去世十年之后，他的大女兒才讀到父親的遺稿，寫下了這樣的一段讀后記："我逐年追蹤著父親的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中趟過來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數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著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個父親，對于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么呢？！"
　　顧準才智過人，但是在這里，我們還不能不強調他的女兒在寫完上面那段話以后引用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說過的話："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其道德的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的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其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人們以為的程度。"
　　我小時候的初中國文教科書上選得有泰戈爾的一首詩，我至今還記得其中有一節說："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走吧！"當時這話曾使我幼稚的心靈震顫難已。六十年過去了，我看到了這樣的人，他就是顧準。
　　（原載《改革》1995年第5期）

李慎之 2013-08-22 14: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