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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王亞南

　　目    錄
　　再版序言
　　自序
　　第一篇    論所謂官僚政治
　　第二篇    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國
　　第三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
　　第四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第五篇    官僚、官僚階層內部利害關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
　　第六篇    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
　　第七篇    官僚貴族化與門閥
　　第八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一大杠桿——兩稅制
　　第九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二大杠桿——科舉制
　　第十篇    士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
　　第十一篇  農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會經濟生活
　　第十二篇  官僚政治對于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影響
　　第十三篇  中國官僚政治在現代的轉形
　　第十四篇  傳統的舊官僚政治的覆敗
　　第十五篇  新舊官僚政治的推移與轉化
　　第十六篇  新官僚政治的成長
　　第十七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前途
　　附錄      王亞南生平

　　再  版  序  言

　　一
　　在歷史上，統治中國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中國人見得最多的壞政治作風是官僚主義作風，人們也十分痛恨官僚主義。但是，幾千年來，在中國社會科學的浩如煙海的著作里，專門系統地批判官僚政治的書籍，卻是寥若晨星！
　　這意味著什么？
　　這意味著對于在中國大地上無所不在地飄蕩了幾千年之久的這個幽靈——官僚政治幽靈的徹底清算，在今天以前是做得很不夠的。
　　現在向讀者推薦的這部書，可以說是我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系統地剖析傳統官僚政治的好書，是批判官僚政治的銳利的理論武器。它初版于1948年，當時，中國人民正在用現實的武器批判以蔣家王朝為代表的官僚政治，并且已進入大功告成的階段。在震耳欲聾的炮火聲里，這部書雖僥幸免遭搖搖欲墜的蔣記王朝的查禁，但在那種形勢下，確也難以引起人民群眾的廣泛反響。本書初版印刷兩次，僅有三千五百冊。
　　今天，在事隔三十二年之后，人們從一場封建法西斯復辟的浩劫中清醒過來，痛定思痛，才認識到對付傳統官僚政治，不能止于武器的批判，還需要用批判的武器來進行理論上的補課，以便探索克服它的有效辦法。在黨中央的號召下，目前全國批判官僚主義的文章有如雨后春筍，本書也因而獲得了再版的機會。讀者如能花費一些功夫仔細讀完這本不厚的著作，定會發現，它雖不及隆隆炮聲那么驚心動魄，但卻頗有“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思想啟蒙作用。這正是當前反官僚主義斗爭所十分需要的。
　　一葉知秋，一本書的遭遇也頗能反映社會的變遷．這部被束之高閣幾乎為人遺忘達三十余年之久的著作今天再版問世，正是我國在政治上的巨大變革的反映。必須指出，我們的改革，是以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獨特的方式——自我改革的方式——進行的，它有力地表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針的中國共產黨，是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評的政黨。正是由于這一點，今天才能形成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上下一心自覺要求批判官僚主義的思想覺醒的高潮，從而為中國革命前景帶來令人鼓舞的氣象。
　　幾千年來，中國克服官僚主義的國內外條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好過，這一點，看完本書，對照現實，自然就會明白。今后，只要我們采取科學的態度與方法，不躁不餒，同官僚主義作長期不懈的斗爭，可以預期，官僚主義必將得到相應的克服。

　　二
　　本書最有科學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地方，就在于以歷史和經濟分析為基礎，對官僚政治這一官僚主義發展最成熟的形態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對立關系做了慧眼獨具的剖析，從而為探索官僚主義的根本克服辦法提供了啟示。這種關系的兩個方面都有自己規律性的東西可循。因而克服的辦法，亦當由此而探究。第一個方面是官的方面。官僚政治下的各級官僚，如本書所述，是既不代表封建領主貴族的利益，又不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剝削者。它的各級成員只對君主負責或下級只層層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所以，官僚政治基本上沒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統治來維持。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規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壞全系于官吏一身，甚至國家安危、民族興亡、人民榮枯，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則對之無可奈何。這就是官僚政治從官的方面來看的規律。
　　依據這一規律，統治階級講究吏治者為防治官僚政治的流弊，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安排，按其實踐成效，按其從人治向法治過渡的程度，可以分作五等。
　　最低級的，就是提倡清官廉吏的賢人政治，即要求官吏在對上級對帝王負責的同時，不僅忠君，而且愛民，甚至倡言“君輕民貴”，要求君主忠于人民，而君主也很少不做“仁政愛民”的表面文章。但是，中國老百姓在舊社會愚民政策的長期毒害下，很少有從法的角度去考慮自身基本權利被踐踏的事實，若非忍無可忍鋌而走險，總是逆來順受，祈求“真命天子”和“青天老爺”保護。因此，中國人對清官的感情分外深厚。但是，人民對清官的感情越深厚、謳歌越熱烈，越說明這類人物的罕見。
　　較低級的，就是懲治貪官污吏，即當著官吏的劣跡被人發現，引起公憤，造成統治不穩時，殺一儆百，以平民憤。但在官吏是特權的社會里，官官相衛，無官不貪，上級要求于下級的主要是忠不是廉，所以歷朝嚴厲懲治貪贓的法令并不能阻止“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大破局的到來。
　　中庸的，就是官僚政治本身有意識地實行一套自我調節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如各級地方長官經常遷調以免與豪劣密切勾結等等。這類辦法在帝王英明時還能起一定作用，  在帝王昏庸、奸臣弄權的情況下，反而成為陷害忠良和黨派斗爭的手段。
　　較進步的，就是對帝王百官的權力從體系外部而非內部加以強制性的限制，即所謂君主立憲制。但除非有足以與王權相抗衡的新興政治經濟力量來支持（在近世是資產階級），否則君主立憲不過是聾子的耳朵。
　　最激進的，在資產階級時代，就是以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取代君主專制的官僚政治，以法治取代人治。即廢除君主專制，實行分權制；取消行政官吏終身制和實行職業化的文官制度；官吏不再向國王負責，而向民意機構和最后向選民負責。法律規定人民有權監督、批評和選舉、彈劾、罷免官吏；人民的權利受法律和一定機構保護，官吏不能任意加以侵犯。從政治結構說，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是作為官僚政治的對立物或否定而出現的，但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迄今為止，并沒有消滅官僚主義。
　　以上五種反對官僚政治的方式，對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來說都有參考價值，特別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反對官僚政治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反對官僚政治，其規律不在于根本否定官吏制度，而在于分權制。廣義的分權原則的要害，它的核心，在于盡可能使行政與經濟、行政官吏與企業保持一定距離，除一些經濟命脈以外，國家行政對經濟的管理與干預減少到最低限度。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政策是它的典型表現。它的好處是，從政治方面保證按經濟規律管理經濟，提高經濟效率，從經濟方面保證官吏隊伍的純潔性，提高行政效率。社會主義國家組織，應逐步改變黨政不分工的領導體制，改變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等管理體制，擴大企業自主；擴大商品生產范圍，把計劃經濟逐步地適當地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使國家管理生產的職能從低級領域騰出手來加強高級領域的領導職能。這樣做，在經濟方面就可以較好地防止來自官僚主義對經濟的瞎指揮和不正之風的侵襲，在政治方面就可以做到精兵簡政，并在此基礎上提高干部薪給，符合養廉要求，以便同時徹底廢除薪給以外的一切經濟特權待遇。再配合以一系列培訓與考核、選舉與罷免、監督與獎懲等制度，就有可能造就出一支能正確執行黨的路線的精干隊伍。這樣在全國范圍內就可以做到，在政治上高領域、高質量（而非高數量）的集中和經濟上因地制宜的分散。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這種以經濟改革為軸心、為動力的改革，實行起來比以政治改革為軸心為動力的改革阻力小而收效大，是漸進的、平和的改變，既能得到群眾從物質利益上的巨大的關心，又無群眾政治運動大轟大嗡的各種流弊。如果不這樣做，而是讓行政與經濟空前地打成一片，就會在客觀上造成外行繼續束縛內行的不合理現象和干部易受腐蝕易搞特殊化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欲求克服官僚主義，無疑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了。
　　第二個方面是民的方面。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舊中國主要是農民）的貧困無知、孤立無援、經濟上與小生產聯系等落后因素作為其條件的。因為，只有人民處于這種貧困愚昧的狀態，才會把官僚的統治當做天造地設和無法抗拒的常規來接受。馬克思說，“這個人是國王，只是因為有別人當做他的臣屬。”這句話一語道破了官僚政治中帝王百官們的神圣莊嚴諸相，不過是人為的幻覺。如果老百姓有足夠的知識，較高的生活水平，心理上與官吏平起平坐，在職業上允許適當自由選擇，再加上有一定法制與機構來保障民主，官僚政治也就難以立足。俄皇葉卡捷林娜說，如果農民到了受教育的時候，就是她的統治垮臺的時候。這話道出了官僚政治的“阿基里斯之踵”。因此，與官僚政治作斗爭的釜底抽薪之法，從長期來看，與其說在官的方面，毋寧說在民的方面，在于整個社會生產與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與現代化。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我們還可以看到由于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對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侵害民主的趨勢進行了有力抵抗的事實。正是有賴于這一主導方面的增強，使資本主義世界人民民主化進程一直呈現增長的趨勢。否認這種趨勢，實際上就是無視人民群眾依據現代化的生產與生活條件具有利用合法手段迫使統治階級讓步的力量。
　　在社會主義國家，反對官僚主義和不使官僚政治復辟的最根本的辦法，也只能是在發展生產的同時，普遍提高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使人們認識美好生活的價值，能有按照社會主義需要改造外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能力，有道德理想與審美情操，有民主、法制與遵守公共生活準則的習慣，在科學明顯地成為直接生產力，在科學技術革命蓬勃發展的現時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科學知識武裝人民，實行科學的民主化和民主的科學化，是生產力發展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執行一條大力提高人民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的路線，不是經濟主義，不是修正主義，而是偉大的革命戰略要求，特別是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社會，更應自覺地滿足這一要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強調人民的物質與精神需要的滿足有賴于生產發展的同時，也強調指出，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在滿足需要的過程中產生新的需要，這是生產發展的內在動機的客觀前提，認為需要是個人和社會積極性的動力，動力的動力，他們把充分滿足不斷增長的合理需要同共產主義目的——個人的全面發展聯系起來，則更是眾所周知的原理。因此，通過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個根本途徑來克服官僚主義的過程，實質上也是向共產主義前進的過程。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幫”這一伙打著“共產主義”和“反官僚主義”旗號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野心家，大肆宣揚封建的禁欲主義，高唱生活“革命化”的口號，竭力反對提高人民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而他們自己則過著荒淫無恥的糜爛生活，這就把他們以民為壑的封建法西斯官僚統治的丑惡本質暴露得一清二楚。
　　因此，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采取什么態度，既是區分真假共產主義的試金石，也是區分真反還是假反官僚主義的試金石。一切以任何借口來延緩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方針，都是助長官僚主義活力的方針。任何在這方面認識模糊的表現，都只能使官僚主義者得計。且不說貪污問題，只要把這些年來由于各種各樣瞎指揮所造成的損失和由于主觀主義所造成的浪費粗略地統計一下，就誰都不會懷疑，在一個推翻了三座大山達三十年之久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對這樣好的人民設法改善其生活并不過分，也不困難。應該認識到，在今天，多開辦一所大學，多招收一名大學生，多蓋一棟民房，多增加人民一分福利，就是給社會主義添磚加瓦而給官僚主義釜底抽薪。
　　對人民大眾的吝嗇，就是對官僚主義的慷慨！讓我們把這條科學社會主義的淺顯道理寫到反官僚主義的ABC中去，成為家喻戶曉的常識。

　　三
　　由于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是在資本主義不發達和封建殘余相當嚴重的落后國家取得勝利的，因此，官僚政治問題不僅是中國革命面臨的問題，也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所必須解決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從本書的闡述中，我們除上述最主要的部分以外，至少可以得到下列三點有關的重要理論啟發。
　　第一是農民起義問題，也即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到底是什么的問題，它也涉及武裝斗爭問題。
　　本書指出，中國二千多年來農民起義不絕于書，但是，中國歷朝農民暴動無一不是官僚政治“竭澤而漁”、“官逼民反”的結果，而不是生產力發展到高度水平產生了新的生產力之后引起的社會革命，也就是說，它始終是農民的，而不是市民的。封建社會要實現資本主義的近代化只有在封建社會的母胎內已經孕育好足夠高度的新生產力和足夠強大的市民階級及其反封建的同盟軍工人階級之后才有可能。如果它們還未發育壯大就被破壞摧殘，新社會是不會誕生的。建立在封建地主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官僚政治，不但動員中國傳統的儒術、宗法組織等來加強其統治，并且還把它的對立面——商工市民力量也給同化在它的統治之中。這些不是扮演官僚的配角，就是轉化為地主豪紳的伙伴的工商業者，伙同官僚、地主把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敲骨吸髓地剝削到大批流散死亡的境地之后，一旦農民揭竿而起，就都只能在戰亂中成為沒落王朝的殉葬品，而無法以社會革命領導者的姿態出現。中國辛亥革命前二千多年中只有王朝更迭的政變，而無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亦因此故，中國多次農民戰爭沒有表現出積極的社會革命成果，不是被鎮壓下去，就是以新王朝取代舊王朝而告終。
　　由此可知，并不是任何階級斗爭都能推動歷史前進，必須是反映新的生產力進一步發展要求的、由新生產力的發展準備好社會革命條件的階級斗爭，才能推動歷史的前進。階級斗爭并不是一抓就靈的萬應靈藥。那種不反映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階級斗爭，那種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左的階級斗爭，不僅不靈，  最后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一個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而仍然落后的國家，如果不發展生產力，不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不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只迷信于階級斗爭的暴力論，其結果只能造成社會的不安定，對人民來說是無窮的災難。十年浩劫教訓用不著再來第二遍，就足以使不患政治色盲癥的人們有勇氣擁護這樣一個結論：除非根本排斥改良（或改革），改良并不是任何時候都要不得的；只要允許改良，我們無妨用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改良來代替極左的革命；只要允許改良，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和無可置辯的歷史教訓來反對任何自以為“有理”而歸根到底貽害老百姓的“造反”嘗試。因為，現在只有四個現代化能夠救中國，任何輕視生產力這個歷史基本動力的主觀主義唯意志論的政治革命（不管它的號召來自上面或下面），已不能充任中國歷史的火車頭。如果不理解這一點，就意味著既不理解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性，也不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性。但是，僅僅認識與擁護這個結論是不夠的，重要的還是要英明果斷地下決心去改良在安定團結中求進步，而不要因循茍且讓“物極必反”的自然規律牽著自己的鼻子走進治亂相循的歷史渦流中去。
　　第二是勞心和勞力的問題。在封建官僚政治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官僚是知識的獨占者，知識是士宦求官晉爵和獲得特權的利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裂和對抗是封建社會的典型特征。它和資本主義社會這兩種勞動的對抗和分裂有一個質的不同。封建社會的這種大規模的對抗僅僅表現在政治領域，而不表現在生產領域，因為，勞心的士宦一般是不參加生產過程的，參加主要生產過程（農業生產）的是勞力的農民。而資本主義的這種對抗則還表現在經濟領域，但正是由于在資本主義社會腦力勞動者參加了生產過程，因此當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大工業）進一步發展時，新生產力就要求勞動者從單純的體力勞動逐步向腦力和體力勞動的結合轉移，甚至要求從事以腦力勞動為優勢的勞動，也就是說，資本越來越要求吞噬腦力勞動，資本越來越和一切勞動對立，從而造成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的開始消失，體力勞動者逐漸成長為腦力體力勞動者，與這一過程相伴而生的則是他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過程。而這兩種過程不能不對兩種勞動在政治上的對抗起極大的緩解作用，這是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發展影響生產力之后必然產生的結果，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封建社會則根本不可能發生這種過程，因此，兩種勞動的政治對抗是官僚社會的典型特征，是封建性的對抗，在十年浩劫時期，林彪和“四人幫”利用馬克思主義要求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這一正確的口號，把知識分子當做改造對象，這是逆生產力發展規律的，其目的是挑撥工農兵來整知識分子，玩弄封建權術，重新造成勞心與勞力在政治上的緊張對抗（不過這是一種顛倒的對抗）。林彪和“四人幫”對主張四個現代化的知識分子（專業知識分子和負責管理工作的知識分子即靠邊站的干部）的大規模鎮壓、迫害、清洗和虐殺，特別明顯地再現了封建時代慈禧之流保守的官僚士大夫反對現代化的猙獰面目。
　　關于腦力和體力勞動問題，是直接影響到共產主義運動的方針、政策、路線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關鍵問題之一。在這方面肅清關于勞心與勞力的政治對抗的封建觀念和排斥、歧視、打擊現代知識分子的極左政策流毒，對共運的發展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對我國今后關鍵性的十年則更是一個迫在眉睫，急待解決的戰略課題。
　　第三是官僚政治的“親和力”問題。由于官僚政治是專制獨裁政治，百官最后皆向帝王一人負責。因此，帝王擁有莫大的權力。帝王的個性、能力、知識、好惡等個體特性對他所支配的官僚政治機器的具體特點乃至成敗興衰都有極大的影響。他對于各種治術的采用有獨斷擅行的自由，其效果也頗為不同。中國二千余年的一部官僚政治史，洋洋灑灑無奇不有：在經濟上從門閥（變相的貴族制）到莊園制，從自由經濟到官僚買辦資本都能搭配；在政治上從西方議會制到法西斯獨裁皆可信手拈來；在思想體系方面，儒釋道兼容并蓄，甚至三民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女皇制都可以和它熔于一爐。官僚政治的“政治化學親和力”像魔術—樣神奇。這是為任何政治體系所不及的。當官僚政治退出歷史舞臺以后情況又怎樣呢? 官僚政治的殘余因素仍很活躍，頑固地寄留于宿主之內，只要在依靠人治的地方，官僚政治因素或官僚主義都有可能乘虛而入，形成病灶。可謂“官僚頑癥”成“官僚主義惡魔”。與官僚主義作斗爭的問題已成為比癌癥或心血管病更為普遍的世界性問題了。當舊形式的官僚主義尚未消滅殆盡時，新形式的官僚主義已經出現，例如，在西方談得很多的“技術統治論”和“技術官僚”，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很有必要在研究各國官僚政治史特別是中國傳統官僚政治史的基礎上，結合新資料建立廣義官僚政治學的研究。它的主要任務有二，其一是研究官僚政治因素的發生、發展（官僚政治）、滅亡的規律，以便于同官僚主義在一切國家、一切領域的一切表現作長期有效的斗爭和防止官僚政治的復活。其二是研究王者的限度，即研究和預測王者或領導人的權力的限界，幫助他們盡可能成為有自知之明的統治者，而不是單純地期待他們效忠于人民。在人類尚未進入自由王國之前，清官不能不在不同的程度上被人們所希望，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使人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水平不斷高漲，科學技術不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加強，則“清官”就有可能相應地造就和增加。如果清官不清，人民也不是沒有對付的辦法。除了利用法制將其懲處之外，這些官僚主義者總有一天會發現，聰明的人民寧可用機器人來逐步地代替他們。這不是危言聳聽。在電子計算機時代，一部分管理工作的自動化并不是多么遙遠的幻想，而很可能是未來人類與官僚主義作斗爭的手段之一。
　　一物降一物。官僚主義由于它的非凡的親和力，幾乎與人類共始終的共生的性格——它的原始的壓迫形態早在私有制出現以前就已存在，它的未來的壓迫形態未必能在私有制消滅以后消滅殆盡，人類不僅不可能在條件不足的情況下過早地憑空將它消滅，而且也不可能由于勉強這樣做而不受到“政治生態危機”的懲罚。但要使這一“惡魔”的為害作用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人類只有積極行動起來，用各種方法、各種手段與之斗爭。這就是以上所提到的種種辦法。這才是對待官僚主義問題的辯證的、唯物主義的，從而是冷靜的、不躁不餒的態度。有些同志，為形而上學所囿，認為社會主義冰清玉潔，天衣無縫，仿佛是從天而降，不是從舊社會脫胎而出，因此，認為社會主義一旦有了官僚主義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共產黨就不成其為共產黨，所以諱疾忌醫，對體制性官僚主義采取不承認主義，甚至連技術性的官僚主義作風也碰不得，碰了就嚴懲不貸，等到官僚主義泛濫成災，又企圖像割韭菜一樣搞幾次運動把它消滅，讓數百萬干部做官僚主義體制的替罪羊。等到官僚主義愈滅愈大，又灰心喪氣，感到共產主義遙遙無期。這種忽左忽右的搖擺，正是由于對官僚主義缺乏冷靜的科學的研究所致。

　　先師王亞南先生的這部書，就是以冷靜的辯證唯物主義態度研究舊中國官僚政治的一部富有創造性的科學著作。它無疑將為我國和世界學術界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官僚政治提供良好的基礎。自從拙文（《重讀王亞南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在《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4期發表以后，收到中外讀者來信要求借閱王著，這一情況敦促我決定接受廈門大學經濟系和王亞南教授的夫人李文泉的委托校訂此書。為尊重歷史和保持原書風格．我在校訂時只限于改正一些誤植，修訂譯名和若干引文，以及對文字作了一些潤飾。為了使讀者了解王亞南教授的經歷，書末附有關于他的生平簡介一篇。由于個人知識淺薄，校訂工作中如有錯誤，尚祈海內外賢達指正。

　　                                                                                                              孫 越 生
　                                                                                                　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七日
　　                                                                                                 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自    序
　　現在拿來問世的這本書——《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內容共分十七篇，曾分篇連載于上海出版的《時與文》雜志上。在登載第一篇《論所謂官僚政治》時，作者曾在前面附上一個引言式的楔子，說明從事這種研究的動機、態度，并附帶列舉全書內容的預定篇目。動機是已定的，不必說；在將近半年的寫作過程中，雖然現實的官僚政治的毒害在國內外引起了更普遍的責難或詛咒，而我卻幸能勉強避免激動的情緒，一貫地維持住客觀的科學的研究態度；至于內容方面，與原來預定篇目雖略有更改；那無非是為了說明的便利。因此，除了篇目一項，由目錄一見便明，無需贅述外，我在這里，只想把楔子中關于研究動機和研究態度的自白，移植過來，而最后更簡單解說我在研究中及研究后所接觸或感觸到的一些情節。
　　先言研究動機。一九四三年，英國李約瑟教授（Prof．Needham）因為某種文化使命，曾到那時尚在粵北坪石一帶的國立中山大學。我在坪石一個旅館中同他作過兩度長談。臨到分手的時候，他突然提出中國官僚政治這個話題，要我從歷史與社會方面作一扼要解釋。他是一個自然科學者，但他對一般經濟史，特別是中國社會經濟史，饒有研究興趣。他提出這樣一個話題來，究竟是由于他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時對此發生疑難，或是由于他旅游中國各地臨時引起的感觸，我不曾問個明白，我實在已被這個平素未大留意的問題窘住了。當時雖然以“沒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來奉告”的話敷衍過去，但此后卻隨時像有這么一個難題在逼著我去解答。我從此即注意搜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資料了。加之，近年以來，官僚資本問題已被一般論壇所熱烈討論著。官僚資本與官僚政治的密切關系是非常明白的。有關官僚資本的研究（一部分已在《文匯報》“新經濟”一欄及《時與文》上發表），處處都要求我進一步對中國官僚政治作一科學的說明。此外，我在大學里有時担任中國經濟史的課程，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認為中國社會經濟的歷史演變過程有許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經濟發展規律固然很難，應用那種作為社會基礎看的規律去解說歷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會文化事象更屬不易。中國官僚政治形態這種社會文化事象，將和中國社會突出的宗法組織、倫理傳統、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為我們所提論到的中國社會經濟特殊發展規律是否正確的考驗。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為我關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副產物。而我也希望藉此減輕我對于非所專習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
　　次言研究態度。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歷史上是已經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禍害的，而就中國說，則還在繼續發生反時代的破壞作用，何況國人皆曰可咒的官僚資本，正在猖獗的橫行著。我們在這種場合來研究官僚政治，就似乎格外需要抑止住感情上的沖動。過分渲染一種急待除去的東西的丑惡和過分渲染一種急待實現的東西的美好，也許在宣傳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樣會妨礙科學上的認識。當做一種社會制度來看，官僚政治究竟如何存在，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將如何喪失其存在，那才是我們研究的真正目標。一切存在的東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會條件還在發生作用的限內，我們是無法憑著一己的好惡使它從歷史上消失的。而且，在我們今日看來，官僚政治一般已成為過了時的落后的東西，但在以往，它確曾在歷史上伴隨著其他社會體制扮演過進步的角色；而中國官僚體制比一般較早的出現，無妨看為是中國社會早先比較進步的一個政治特征。曾是進步的東西，現在成為退步的象征；曾是出現較早的東西，現在居然當著其他各國典型官僚政治已分別交代其歷史命運的時候，還在中國社會極明顯的存在著，極有力的作用著，那決不是偶然的。這些都需要比較縝密的科學研究，始能抉出它的實在關鍵來。
　　再次，要講到我在研究過程中及研究后的接觸和感觸了。我從來的寫作，沒有像這次研究這樣受到普遍的注意。第一篇發表以后不久，相識的朋友和不相識的青年研究者連續來信提到或討論到其中觸及的論點，有時，因為我暫時間忙不過來或處理題材發生滯礙，致脫期未續刊出來，隨即就接到探問我、敦促我、鼓勵我的函件。大家這樣關心這個研究，顯然除了這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上是一個新的課題而外，它，官僚政治，在中國當前社會改造的實踐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儼然和中國政治史同其悠久的官僚政治，像斬了頭隨即又新生起來的九頭蛇似的怪物，許久以來就以其不絕的“復活”而在人們心目中、特別在官僚意象中，顯示其“永生”。這對于“望治頗殷”、“除惡務盡”的志士仁人，有時也難免引起一些迷惑。我這種研究，無論如何，總是希望能把這長久籠罩在觀念塵霧中的政治暗影或社會幽靈，在某種限度內讓其原形顯現出來的。我那種希望，究在何種程度實現了，那要訴之于讀過本書以后的讀者諸君的客觀評價。而在我自己，卻顯然因此加深和擴大了對于一般政治經濟、特別是中國政治經濟的基本認識。經過這次研究以后，我以往對中國社會史上想得不夠透徹，講得不夠明白的許多問題，現在感到豁然貫通了；而我一向強調的所謂中國社會的特殊發展，這才實實在在的有了一個著落。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問題，官民對立問題，舊士大夫的階級性問題，封建剝削性問題，儒家學說長期作為代表意識形態問題，商工市民階級不易抬頭問題，新舊官僚政治的差異問題，中國民主政治與土地改革的必然關聯問題……所有這些問題，在唯物史觀的系統說明中，都直接間接地要聯系到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問題，并由是明確規定了中國今后歷史的發展道路。自然，我的解說，沒有任何理由叫一切人都同意的，那不過是表示我個人在研究中乃至研究后在主觀上感到的一種收獲罷了。事實上，在這樣一部小著作中，處理這樣多的大問題，其不夠周延、不夠詳密是非常明白的，就是在表現的方式上；有的朋友曾表示，要更博引旁征一點，另一些朋友則希望更潑辣、更通俗一點，但是，當做中國社會政治之基本原則的科學的研究，它是用不著過于學究化，同時也不必是一種宣傳品。它對于中國這種既古舊又現實的社會政治形態，只不過是挈領提綱地作了一個研究導言。用我在前述“楔子”中的話說就是：“由于我個人的學力及研究范圍的限制，我對于這個新鮮的大題目，自不敢期待有了不起的貢獻，但因為這是中國研究社會科學者應當踏入的新境界，至少也希望能由我的錯誤而引出真理。”
　　最后，我得回過頭來對于《時與文》雜志負責諸先生表示謝意了。  《時與文》有限的篇幅，令我長期得到發表的便利，已夠心感了，而他們在我寫作過程中所給予的鞭策和鼓勵，更屬永遠難忘。假如《時與文》不發刊，也許這著作還只是潛在我的想象中。由《時與文》分期發表到集印，沒有經過多大的增補，而其中字句欠妥或命意欠明確地方的修改，全系勞生活書店編輯史枚先生提出而經我同意改正了的。對于史先生的精細與認真精神，異常感佩。原稿全部由國立廈門大學經濟系高材生孫越生君抄校過，為我分担了不少煩累，特志盛意。本書后面，原來打算把有關官僚資本的兩篇論文（《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分析》和《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作為附錄，但因為那兩篇論文，已經載在該店出版的《中國經濟原論》中，讀者容易找到參考，所以從略了。

　　                                                                                             著者一九四八年五月于廈門海畔野馬軒

王亞楠 2013-08-20 13: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