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胡繩何許人——致李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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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繩何許人——致李普信
李普同志：
　　你《悼胡繩》的文章收到了。拜讀了兩遍，覺得你援用蔡仲德先生評論他老丈人馮友蘭先生的話，認為胡繩一生也有“早年實現自我，中間失去自我，晚年又回歸自我”三個階段，已經對胡繩作了全面確切的評價。你要我再補充點什么，我實在已經沒有什么可以補充的了。不過，你的文章啟發了我，又使我再反復思索了一下，現在在你的評價的基礎上再把我所親歷親見的事多說幾句，也許還不為辭費。
　　我認識胡繩比你晚了六年，是在1946初進《新華日報》的時候，也是先認識他的夫人小吳，我們連桌辦公。那時胡繩好像已去北平、上海，只因家在重慶，才偶然回來。他一向是一個寡言少語的人，同我又沒有什么工作關系，因此在當時白區黨內的“才子”中，我同他的關系遠不如同喬冠華、陳家康那樣密切。
　　那年秋天，我隨周公撤回延安，喬、胡則去了香港。1949年以后，他們都到了北京，但是因為工作關系，我同喬冠華和陳家康（在1957年劃右派以前）倒是常見面。
　　同胡繩則一別三十余年，直到1980年我作為“中央寫作小組”的“留守人員”，住進毛家灣時才又見面。毛家灣原來林彪的宅子當時已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辦公地點，胡繩在那里當副主任。我們的辦公室相鄰。他溫雅如故，毫無架子如故，然而大家剛剛經過十年浩劫（我還要再加十年），似乎也沒有多少話可說，話題往往是那里存放的陳伯達、康生搜刮來的一些書畫。就是從這些對共同愛好的交談中，才似乎慢慢恢復了過去的相互信任。
　　那個時候，胡繩似乎還背著一個“凡是派”的惡名。他是從來不會替自己洗刷的，反而對我說：“我當時思想確實糊涂，是鄧力群同志給我打了招呼，才猛醒過來的。”
　　我們比較接近是到1982年胡喬木把我倆都調到玉泉山為十二大準備文件的秀才班子里去以后。兩人比屋而居，他帶有聶紺駑的《三草》，時時吟哦，引得胡喬木也知道了聶老的千古奇詩而專門去拜訪了一次，還請人民出版社為他出版了《散宜生詩》，并且親自作序榆揚。那時，胡繩還送了我他重印的《棗下論叢》和剛出版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不過我的歷史觀當時已大有變化，翻了一翻，覺得并無新意，也就沒有如當時權威人上號召的那樣去認真學習了。
　　1985年他任社科院院長以后，我們算又是同事了，但是來往仍然很少。一是因為他是領導，二是分工不同。不過我們的辦公室挨著。他偶爾也會到我屋子里坐坐。剛上任時，他頗為學術研究工作該怎么做而苦思焦慮。我曾給他提過兩條意見，一條是“坐得冷板凳，才吃得冷豬肉”；一條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前兩句是老共產黨員、歷史學家范文瀾的名言；后兩句胡繩當然知道是曾挨過全民大批判的胡適說的話。這兩條意見，我提的都不很正式，他也不置可否。但是我注意到，在以后的黨組會上，他都委婉地提出類似的方針。事實上，在當時的環境下，恐怕這也是學術工作惟一的出路。
　　1988年，他當選為第七屆政協副主席，一下子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了。我怕自己秉性難改，言行不慎而連累他，交往也更疏遠了一些，不過每年或者隔年春節，總是到他家里拜個年而已。
　　現在世人都知道胡繩在1998年初發表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再評價》是他晚年深入反思的代表作。以至于有人猜測胡繩的反思是什么時候開始的。這個問題我當然也答不上來，但是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那是在1987年反自由化的高潮中，胡繩(可能是奉命)在《人民日報》頭版發了一篇當時可稱是傳誦一時的大文章：《為什么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它得到了中央的表揚，認為是解決了青年學生的思想問題。社會上也是一片贊揚聲。記得在一次黨組會上。有人稱贊這是“中國社會科學最高水平的體現”。就在這個時候，胡繩忽然扭過頭對坐在旁邊的我說：“其實我不過回答了一半的問題；還有一半問題根本沒有談呢!”我當時也沒有很在意，會后細細琢磨，胡繩的話是不錯的。他的大塊文章確實回答了中國共產黨如何發揚蹈厲，以新民主主義為號召，以統一戰線為依托，以堅苦卓絕的武裝斗爭打敗了反動腐敗的國民黨。建立了新中國。但是當時許多青年心中懷疑的還有：為什么新中國不實行新民主主義而實行社會主義，不實行市場經濟而實行計劃經濟，不實行共同綱領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還有，為什么會有反右派，大躍進，大饑荒，以至文化大革命這些大悲劇呢？這許多明擺著的問題，胡繩并沒有回答，當時的中國也沒有一個人能回答。
　　我越想越覺得：在胡繩這樣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身上，理性的力量何等強大。
　　也許，胡繩的反思就是在寫《為什么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這篇文章時開始的。
　　1989年的那場風波肯定也是刺激胡繩進一步反思的一個因素。那年五月底，他在領銜發表了社會科學院學者們的呼吁書以后，就率領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到蘇聯訪問去了。當來自祖國的悲痛消息傳到蘇聯的時候，代表團有人看到他暗自落淚。回來以后不久就是檢討，最后得了一個“免予處分”的“處分”。
　　那年年底柏林墻被推倒，到1991年的蘇聯瓦解改制，大概都進一步對他有所觸動。
　　1994年5月，曼德拉領導南非黑人解放運動成功，南非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白人種族主義者和平交權，曼德拉也當選總統。1995年春節，已經退休的我去給他拜年的時候，談到這件事。他說道：“現在看來，民族問題或者種族問題所造成的人的對立與仇恨比階級問題更加深廣，然而就是這個問題也不是不可能和平解決的。”就我所知，南非問題的解決在國內確實也引起了一些人對毛澤東所說的“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問題”這句話的懷疑。胡繩也是想到了這一層。這個想法在他后來因病住院的時候大概也曾同前來探病的社科院同志說過。結果傳出了兩個版本：一個是上面提到的；另一個則說，“胡繩同志指示，今后研究國際問題一定不要離開階級分析。”真是南轅北轍，大相徑庭。第二種版本后來傳到香港，立刻有人攻擊胡繩成了“左王”。來年春節，我又去給胡繩拜年的時候，一進門他就問我“有什么新聞？”我說“你現在成為新聞人物了”。他頗為驚訝。我把原委本末一講，以為他會不高興，因而建議他把他原來的意見正式傳達一遍，以正視聽。不料他竟面無慍色。只是淡淡地說：“隨他們說去吧!”
　　我起初還有些納悶，后來仔細一想，胡繩一輩子是一個學者，雖然做了十多年的院長，但是從來沒有發過什么指示，要求別人傳達。另外，他更不愿意以自己的地位來同誤傳了他的話的人立異作對。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我同意吳江同志說胡繩“雖是高官，并非政要”的話。他逝世以后，我聽到社科院的干事、工友、甚至司機的評論，都說“胡繩是一個本份人”。“本份人”這個說法不但使我感到新鮮，而且感到親切。當今的世道，以胡繩這樣的地位、資望，得到的評語，竟不是“炙手可熱”而是“本份人”，實在是最高的贊譽。
　　我和胡繩是一個支部——辦公廳支部。成員可以截然一分為二，少數是我們這樣七老八十的人，多數是小青年。我們退休以后，開會一般是很少的。記得有一次開會時幾位青年同志稱胡老為“無產階級革命家”，要他給大家講些當年的革命事跡，進行革命教育。不料胡繩立刻不自在起來，聲明自己不過是一個“三八式的黨員，談不上老革命。同志們千萬不能稱我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我也幫他說了幾句話，要同志們不要亂叫。因為在我心目中，只有二十年代或者三十年代初參加革命，而且當過七大、八大中央委員的人才有資格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當今健在老革命當中能夠當此稱號的已屈指可數，胡繩是不會也不愿僭越的。不料2000年11月胡繩逝世以后，消息傳來，第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胡繩”如何如何，大出我的意外。不知胡繩地下有知，作何感想。
　　胡繩喜歡做格律詩，而且做得不錯，這點我是1982與他一起隨胡耀邦到四川、湖北視察時，參觀隆中諸葛草廬和襄陽米洞堂時人家拿出紙墨筆硯，要求我們留下墨寶時發現的。每到這種要命的關頭，像我這樣的人總是竭力退避，以免出乖露丑，胡繩則只要沉吟有頃，援筆可就。后來錢鐘書也告訴我，他沒有想到胡繩能詩。錢先生眼界高，要得到他的贊揚是不容易的。他論詩分唐宋，細入毫芒，但是他雖然宗唐，自己做起詩來，卻總是脫不了“宋人以學問為詩”的味道。我曾問過他為什么，他說作詩要靠天分，勉強不得的。他對胡繩的詩卻認為出語天然而風致嫣然，求之時人，實屬難得。詩是靈魂的一扇窗子，從胡繩的詩也許比通過他的學術論文更能了解胡繩的為人。
　　還有一件事，文革末期毛主席批評郭沫若“百代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以后，風傳郭有一首七律上呈毛主席。開頭就說“讀書廿載探龍穴，云海茫茫未得珠……”，以后郭才能免于批判。原來這詩是胡繩在干校自述學習心得所作，不知為何誤傳成郭沫若的了。胡繩自己在詩集中說明這件事，不知你是否知道。
　　上面已經說過，你對胡繩這一輩子“實現自我，失去自我。回歸自我”已經作了全面而正確的評價，但是你好像還希望老天爺能假以年壽，使他的反思更深入，作出更大的貢獻。這當然也是我們大家的希望，但是我要說的是，胡繩所做到的實在已經很不容易了。古今中外，有幾個人到了七十八十還能反思，還能“盡棄所學而學焉”呢？西方哲學家認為，未經過反思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人生。這話是經過馮友蘭介紹到中國來的。馮先生一肚子的學問，然而到了八十歲才有機會開始反思。中國古代的圣賢從孔孟顏曾起，“吾日三省吾身”的工夫是有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是有的，但是在經過三十年的信仰，三十年的大惑以后，還能從頭反思，如馮友蘭、胡繩這樣的，以我之陋，實鮮聞知。胡繩作為一個八十歲的老人，不容易啊!
　　這段話是本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的精神說的。巧的是胡繩本來姓項，叫項之迪。這是住在我樓下的呂叔湘老人告訴我的。呂老是胡繩在蘇州中學的老師。胡繩當院長后，曾兩次來看過呂老，執弟子禮甚恭。
　　就寫這些了。你和胡繩同年，但身體好得多，我比胡繩小了五歲。胡繩的反思只能由我們這些人和更年青的人繼續下去，深入下去了。是唯后死者之責，何敢辭!
　　2001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