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中紀事

2005-08-24人物周刊  朱學勤

　　1985年研究生畢業，第一志愿是正在籌建的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接待我的所長很熱情，他們正缺少我這個專業的人。后面一句話卻使我打退堂鼓：“6年之內不能提家屬問題”。6年之后只是可以提，何年何月才能解決？由此轉向，回上海去一所能解決夫妻團聚以及住房問題的部隊院校。很多年后我詫異北京有那么多雄心勃勃者，稱野心也行，尤其不解學術生活亦可煥發“野心”？朋友笑答：“那是因為全中國有野心的人，都匯拢到這里。”聞言自慚，一個夫妻分居就把我從北京嚇退兩千里，可見我當時志向，倦鳥歸林，庸碌得可以。

　　第二次自慚形穢，是1996年夏天在威斯康辛大學，一位臺灣同行與我年齡相仿，經歷也相仿，于是相互夸示軍旅生活之“豪氣”。他先說：“不談實彈訓練，就說結業時的震撼射擊吧：學生兵匍匐爬行通過鐵絲網，老兵在后面架好機槍，鎖定準星，就在匍匐者上方保持30公分扇面射擊，實彈狂掃，震耳欲聾，頭一抬，立刻擊斃，有些大學生就在這最后一關經受不住，精神崩潰。”再問我總共打過多少發子彈？我趕緊岔開話題，從此只談學術不談軍旅。現在可以說了：6年中射擊一次，五四式手槍，點射，6發，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軍事機密。

　　進部隊第一詫異是語言。此前了解全來自“雷鋒日記”或電影電視，說得最露骨的也不過是《南征北戰》，扮演民兵連長的張瑞芳對分手不久即升官的高營長，巧笑嘻嘻：“又進步啦？”即此知道“進步”原來是“升官”的代名詞。“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流水的是官，不是兵。每一級軍階都有很剛性的年齡規定，時間一到，就要考慮提拔新人。同樣時間內，一個處長之位在地方上可能只產生或盤踞一個處長，在部隊卻可能產生兩三個團職干部。3年一過，這個“處長”就要走人，位近“處座”者皆可去干部處“談談心”。

　　這一現象很普遍，除部隊干部必須年輕化，另一原因就是封閉。軍營與社會隔離，這也應該，但如此一來，切斷了其他通路體現自我價值，只能天天等“進步”。故而部隊強調等級，而且要把等級穿在身上，這不僅是戰時需要，也是最為重要的激勵機制。兩個陌生軍人在候車室相逢，寒暄不到三句，就會問：“你是哪一年的兵？”這是軍中紀年法，當兵那一年是你生日，由此可推測你升遷快慢，是正常還是委屈。時間一長，我發現有兩種語言居然可以并存：談得不對路，立遭嚴正喝斥：“不能向組織上伸手，當了這么多年兵，還不知道這一點？嗯！”談得入港，可得軟語溫存：“不要這樣說嘛，組織上還是有考慮的。1968年的兵是該到團級位置了，剩下沒解決的已經不多了嘛！”

　　升遷另有制度設計，亦讓我嘖嘖稱奇。第一是橫向平衡，無論是軍事主官還是政工人員，一律由政治部而不是司令部提名行文；第二是縱向牽制，每一級單位提升干部，權限只及本級之下第三梯次，以免知遇之恩或袍澤之情。如我所在的那個院校，起初為副軍，本院只能解決副團職任命，再往上，必須報軍區空軍，那就誰也不知道誰。后來提升為正軍級，引起本院團職干部們一陣狂喜。

　　西方學者多半幼稚，推斷我們體制改革難以啟動，是缺乏制度設計能力，我曾以上述兩個制度環節，雄辯論證我們并不缺乏制度設計能力，問題并不在這里。我還曾面折一位資深教授，不能以境外模式來推測中國軍人的職業反應。在那樣嚴密的制度設計下，軍人除了聽從“黨指揮槍”，不可能有其他反應。至于文革中部隊支左，并不能用來說明軍人干政，而是早已政治化的軍隊進入同一種政治，只是比文官多穿一身橄欖綠而已，后來不也是諾諾而退？那一年政治風波，我們大院里的主官與地方官員并無二致：有幾天聽不見黨中央的聲音，全都進醫院養病，一旦中央表態，立刻出院，精神抖擻地開大會，念通令。這就讓我恍然大悟：這個制度并不是沒有“check and balance”，用來保障政治忠誠，是很有效的。所謂拉美式或南美式，還有蘇俄式，那都是外國書讀多了，一廂情愿，多想出來的東西。

　　當然，在低級范圍內是會發生低級感情的，即不僅“知遇”，而且“知知遇”。我的“知遇之恩”發生在1987年，來了一個老浙大畢業的訓練部部長，圓臉，戴眼鏡。他地主家庭出身，抗美援朝時參軍，經歷那么多運動居然沒刷掉，等到改革開放，正逢干部知識化，枯木逢春，終于“從奴隸到將軍”。也許是知識型干部，一來就抓知識課質量，我因講課較好，被他看中，暫時擺脫霉運。他欣賞地方院校畢業的研究生，兩個博士一大群碩士，與他相處很寬松。即以《渡江偵察記》陳述扮演的反派軍官語，遠遠地喊他一聲“軍座”，他也不惱怒，加夜班嚷著要抽煙，他也讓秘書照辦。有一次臨時出行，我只能從上海站軍調處弄到一張硬座票，他也不嫌棄，很隨便地與民工擠坐在一起。就這樣跟他下部隊，一年中從南走到北，總算知道了部隊基層官兵的實情。

　　我遲遲未在組織決定上簽字，一開始有壓力，待轉業令下，反而轉為主動。……后來遇到一個地方上的朋友，那一年他也要簽字，大筆一揮，居然簽出毛式三字：“知道了”。 如此神來之筆，一下子把我比下去，憋悶了許久，恨不得再有一次簽字機會。

　　上篇寫到隨“軍座”下部隊了解基層實情，那倒真是軍事機密了，不可妄說。談軍旅生活如何了斷，是我個人“走麥城”，屬凡人小事，則可言。我的麻煩就出在那個“知遇之恩”。“軍座”來了以后，欣賞地方院校研究生思想解放，能給學員換腦子；1980年代軍隊院校也有新興氣象，本人尚未悲觀，干得也不錯，于是提前晉級。不料就是這個團職害了我，樂極生悲，還要從那場大事說起。

　　大事來臨之前，“軍座”憑其氣候敏感，感覺我要出事。承他關懷，令兩位副手來寒舍提醒，偏偏那晚我出外與地方上朋友談論事前輿情，說了很多錯誤的話，憂憤忘歸。大校軍官兩道杠四顆星，兩人四道杠、八顆星，齊坐在我那個不滿10平米的小客廳里苦等，交相輝映。我妻子不知輕重，竟然打開電視，讓他們一起收看當晚中央臺，邊看邊嘮叨，他們一言不發，或許是不便批評，或許本身就有共鳴。到半夜等我不歸，留下一句話：明天一早上班前先去訓練部，部長有急事。次日一早去，方進門，即見“軍座”面容不對，也不問我昨晚去了哪里，就坐在辦公桌后一個勁地扇扇子，神色焦灼。目送秘書出門、再關門，他才轉過臉，一字一頓：“你今天聽我三句，多一句沒有：第一，前面的路還很漫長；第二，我不能看著你這一次被犧牲；第三，從現在起不出軍營半步，我還能保住你，如不聽，我將無能為力！”這是何等要緊的三句話？我居然掉以輕心，尤其沒有聽從他的第三句。下半年檢查開始，即以團職劃線。“軍座”先此調離，雖未降職，人隔千里，看著這邊檢查，果然“無能為力”。

　　我遲遲未在組織決定上簽字，一開始有壓力，待轉業令下，反而轉為主動。我自己也是事后才回過味：當事人未在處分決定上簽字，屬有案未結，地方可退回檔案，不接；今年不接，明年不接，部隊就會著急；當初安排處分，是上級某部門決定，如今處分影響轉業，那個部門反過來又批評部隊：為什么年年積壓指標，留下這么長尾巴？ 部隊有苦難言，“上級”總是“正確”。如此一來，卻出現一個奇怪的妥協局面：部隊反過來找這個被處分者“談心”，屢“談”屢“不通”，就給他聯系一些待遇優厚的地方單位，希望這個“尾巴”盡快走人。而“尾巴”到這時就可以翹起來，可以挑肥揀瘦，還可以提出一些“個人”要求。比如我那一次，第一年給我聯系的單位是職位好：上海市某區武裝部副政委，團級待遇不降，應該滿意？這個職位對別人很合適，對我則顯滑稽，于是很嚴肅地“感謝組織關懷”，不去；第二年聯系的單位是收入好：東方航空公司宣傳科科長，職位低了一格，“金票大大地有”，而且“專業對口”，你不就喜歡舞文弄墨嗎？還是未去。這就到了第三年，地方上有一個很小的大學，大學里有一個很仗義的朋友出來轉圜，三方達成妥協。部隊抽走檔案中不實材料，個人在處分決定上寫“保留意見”，地方則趁火打劫，提出人可以要，房不能給，這個“尾巴”必須留住原來營房里。此時部隊恨不得磕頭作揖，立刻答應打劫者，人走房不收，趕緊送瘟神。

　　這就是我去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書的起源。后來遇到一個地方上的朋友，那一年他也要簽字，大筆一揮，居然簽出毛式三字：“知道了”。 如此神來之筆，一下子把我比下去，憋悶了許久，恨不得再有一次簽字機會。還有一個憋悶，是當時這個大學確實很小，有弄堂味，星期五下午教師例會，能聽到市聲四起。1990年代初去北京，遇到孫長江——科技日報前總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撰稿人。老前輩問我近況，我悶悶不樂，只說八個字：“上大如寄，淡進淡出”。他說我是“外省人”，有所不知：“當年有領導曾發話，‘這樣的人只能到一個小的大學去！’如果他不小心說成一句——‘大’的‘小學’，你我又當如何？組織上的關懷還是應該感謝的。”聞言開懷，立刻知足了！

　　那一年也順便去北京某離休所，看望已經退下來的“軍座”。他再不提那三句話，又送第四句：“到地方上去也好，后半生就在學術上努力吧。”

　　我的80年代就是這樣結束的。首先對不起“軍座”，悔不該不聽他三句言，辜負了老首長栽培。其次對不起部隊，擊彈六發，年均一發，但當年每天起床號一響，一骨碌爬起來出操，后改為每周兩次，畢竟鍛煉了身體。20多年前離開工廠，車間指導員老崔告誡我不可坐夜，研究生階段越演越烈以致失眠，軍號一響，革除文人惡習，刀起病除，干凈利索。現在不跑步，只保持早睡早起，這是我惟一的軍人習慣了，大概能到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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