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分錢 右派攢錢

朱學勤

　　德國議會里的黨派席位，還是按照法國革命的做法：左派在左，右派在右，極左、極右排在最遠兩翼。有中國學者問：發言時間有長短規定嗎？答曰：按席位多少確定長短，大黨長篇大論，小黨三言兩語。

　　德國目前是左翼的社會民主黨與綠黨聯合執政。但是總理施羅德已經認識到危機所在，正頂著罵名，力推減稅、減福利的改革。社民黨一旦向右轉，綠黨跟著就向中間移動，從左翼變成了中間派。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為中右，目前是在野黨，看著在朝兩黨都在向中右立場靠拢，他們的在野心態自然很放松。一位聯邦議員在菩提樹大街與我們共進早餐，另一張餐桌上就是社民黨和綠黨的女議員，兩撥人不打招呼。女議員離開后，基民盟議員一攤雙手，故作“愁容”狀：“德國議會里快沒有左派了，為維持平衡，我們是否要在綠黨旁邊再扶持一個左派政黨呢？”有同行者激賞此語，回來寫長達萬言的調研報告，專談政黨平衡之必要。我也持這樣的觀點：最好是右派在朝，左派在野。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一當家，再不能甘言飴人，左派也會變右派。

　　不過，只要有知識分子在，左派不會滅。尤其是搞文科的，反正不當家，樂得做左派。列寧痛恨農民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留一名言，換到這里其實更好：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的溫床，他們的社會主義傾向是每日每時自發地產生的。我離開德國后，去另外幾個西歐國家，外國教授是這樣，中國文人也這樣。在歐洲見到十五年前生離死別的朋友，講到中國，記憶猶在，還知道頭疼腦熱，有共同語言，就不能說歐美當地，一說當地社會，立馬左轉，記憶中的文革、改革，立刻易之以工黨、民主黨、社會民主黨！這就把我弄糊涂了，這都是歐美左翼政黨，雖從第二國際來，與第三國際有過分裂，但認祖歸宗，不都與害苦中國的左翼屬同一家族，是姑表親嗎？《紅燈記》唱：“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李鐵梅都明白這個道理，怎么他們就不明白呢？外國文人由著左性子鬧，哪怕是胡說，且有憲政平臺在那里擋著呢，尚不至成大害。弄不懂的是中國文人，在中國問題上反左，在歐美問題上為何就那么親左？于是只能同情地理解：大概是移民處境使然，再加左根未斷？倒是在巴黎遠郊一個小農場，見到一對中國夫婦，同樣是移民，但因為是自己雇用自己，不指望“福利”，卻關心“減稅”，反而看得明白。主婦畢業于大陸本科，改行務農了，自然就如勞動人民憨直可愛。我問她如何看待西方左右兩黨，答曰：“左派是分錢的，右派是攢錢的。右派攢多了，大家就選左派，趕緊來分錢；家底分完了，就選右派，趕緊攢錢吶！”

　　我后來聽各種膚色的文人談，白的，黑的，還有黃的，皆不如這位農婦快人快語，一語破的。左派擅長親民話語，如此素樸之勞動者語，能不能化為理論符號，進入他們的“discourse”呢？

　　社會主義“話語”是在法國革命后期出現的，其精確表述是：“From society to society”(從社會中來，到社會中去)，很像我們中國人熟悉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什么東西，能從社會中來再到社會中去？——只能是高懸在社會之上的國家。國家出場，方能從社會吸取，向社會分配，這是一個后來能“看得見的手”，而且會越長越大，直至“巨無霸”。而在英國，亞當·斯密提出另一個“看不見的手”，把社會公益視為市場經濟的最終結果，就在社會內部完成，不指望上面那一個“看得見的手”。你贊成哪一個手？

　　凡是舉起左手的知識分子，他的右手總會留著去迎接“國家”，盡管可能不自覺。而今天的德國困境證明，讓這樣一個“看得見的手”“From society to society”，是造成無數看得見的小手：每一個人把手放在別人的口袋里！更大范圍鼓吹、實踐的結果，是地球的西面出現福利國家，包攬社會；地球的東面出現全能國家，鏟除社會；合東西兩面而觀之，事與愿違，就不是個東西了：“社會主義反社會”。

　　1972年，毛澤東曾對代表美國右翼的尼克松說：我投你共和黨一票，不投民主黨；1974年又對施密特說：我喜歡基民盟，不喜歡你那個社民黨！真能到這個份上，也就看穿了自家陣營的五臟六腑。他的話比我們今天CCTV的“實話實說”還要實在。

　　(作者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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