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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二遺臭流芳本一身的桓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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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接著第一篇的內容，回過頭再來說說東晉。 

　　東晉為什么會出現君主立憲制的萌芽？為什么后來中國沒有走向類似西方的完備的君主立憲制？為什么中國的歷史在東晉拐了個彎，又回到了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而且專制程度不斷增強一直持續到清朝呢？ 

　　問題的根源恐怕就出在魏晉時期的士族政治，或者叫門閥政治。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都和門閥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兩者一齊發生、發展、滅亡。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一支門閥貴族出自山西聞喜縣的裴氏家族，這個家族是活躍在中國南北朝和隋唐時期政壇上的一支強大勢力，出了幾百個狀元、駙馬、將軍、宰相，有道是“天下無二裴”。時至今日，門閥制度在中國早已經絕跡了，而在奉行“君主立憲制”的英國和日本，還可以看到這種世代相傳的大家族政治或大家族經濟模式。比如英國的爵士家族有很多已延續了近千年，他們仍然保留著自己家族古老的族徽和禮節儀式，日本也有許多的政治家族，有的一家六七代都是日本政壇上的活躍分子。而在門閥制度消失殆盡的中國或俄羅斯等國家，一百年前的政界要人，他們的后裔幾乎都成為了尋常百姓。 

　　門閥政治在東漢時期就已經很有的苗頭了。東漢末期河北大軍閥袁紹的口頭禪就是“俺家系出名門，四世三公”，就是說袁家每一代先人中都出過國家的最高級官員。三國時期吳國就是個典型的門閥制度國家。東吳的文臣武將中，一多半是出身于江南的名門望族，千萬不要相信《三國演義》上孫權求才若渴、遍訪大賢名士的說法，其實除了孫堅的老部下和孫策剛出道時發掘出來的周瑜、魯肅等人勉強可以說是小地主以外，到孫權主政時吸收進來的新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江南顧、陸、朱、張四大姓或者是與他們有著各種各樣亂七八糟裙帶關系的親友團。 

　　門閥政治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當時沒有一種有效的官員選拔錄用制度（后來在中國推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是士族出身的官員所面臨的最大威脅。唐朝時期的朋黨之爭，原因就在于科舉制度出身的官員和門閥制度出身的官員之間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巨大沖突）。門閥制度之下，政府選拔官員主要看名氣，名聲大的人容易當官，甚至名人的門生或門生的門生也比普通人容易當官。所以，如何讓自己盡早盡快出名，成為當時年輕人的最主要任務。出名后隨之而來的就是金錢、地位和榮譽。東漢時有一個叫許武的人，他和他的弟弟倆人都是不學無術、狗屁不通的家伙，為了出名，許武的爹死了后弟兄二人商量分家產，許武把大部分家產都據為己有，只分給弟弟一間破房，這樣弟弟就以謙讓的名聲而被“舉為孝廉”，等弟弟當官后許武又把大部分家產送給了弟弟，這樣他自己也因為謙讓而“同舉孝廉”（初中《語文》課本上有一首東漢時的民謠，對這種體制作了深刻的揭露：“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此外，還有所謂的“孔融讓梨”、“陸績懷橘”等傳說，包括諸葛亮和龐統并稱為“臥龍鳳雛”等等，大都有著作秀的成分。 

　　曹操剛起兵時，他手下的許多謀士都是靠互相舉薦、互相吹捧而出人頭地的，而曹操本人也是出身于這種臭哄哄的“孝廉”，所以曹魏后來就實行了一種叫做“九品中正制”的制度，由中央派官員到地方上去品評人物，把知識分子定為九品，作為錄用官員的依據，以打擊地方上的浮夸風。這種方法開始或許會取得預期的效果，但那些欽差大臣們畢竟對地方上的具體事務不是很熟悉，結果越到后期就越容易抓瞎，為了省力氣就基本上只注重備選者的身世背景，從而形成了一種“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社會現象。門第越高，族人的官也就做得越大，而族人官越大，他的出身門第就越高，形成了一種新的惡性循環，而且這種惡性循環并不因朝代更替而改變。因為即使老皇帝下臺了，新主子只要還實行這種考察官員的制度，只要那些名門望族不倒臺，就還得從他們當中挑選人才。所以門閥子弟根本不需要對自己的朝廷盡職盡責，他們只需要對自己的家族盡職盡責就夠了，什么政府倒臺、國家換代對他們而言就比換雙鞋墊還要無足輕重。當然，那些門閥子弟們也不可能對國家盡職盡責，因為一旦對老的國家盡職盡責了，新主子上臺后，自己掉腦袋事小，家族破敗了才是罪不可赦的大事。無論什么時候，只要保住了自己的門第和血統，就是保住了自己的政治權勢、社會地位以及經濟財富的基礎。 

　　既然這幫人壓根兒不會為國家出力，那么平常他們沒事干的時候就只有用耍嘴皮子來消磨時光，用現代話說就是“聊天”，他們卻美其名曰“清談”。下面是某詞典對“清談”所作的的解釋： 

　　【清談】 魏晉名士以清談為主要方式，針對“本”和“末”、“有”和“無”、“動”和“靜”、“一”和“多”、“體”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的諸多具有哲學意義的命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清談的進行有一套約定俗成的程式，清談一般都有交談的對手，藉以引起爭辯。爭辯或為駁難、或為討論。在通常情況下，辯論的雙方分為主客，人數不限，有時兩人，有時三人，甚至更多。談話的席位稱為“談坐”，談論的術語稱為“談端”，言論時引經據典稱作“談證”，談論的語言稱為“談鋒”。在清談的過程中，一方提出自己對主題內容的見解，以樹立自己的論點，另一方則通過對話，進行“問難”，推翻對方的結論，同時樹立自己的理論。在相互論難的過程中，其他人也可以就著討論主題發表贊成或反對的意見，稱為“談助”。到討論結束時，或主客雙方協調一致，握手言和，或者各執一辭，互不相讓，于是有人出來調停，暫時結束談論，稱為“一番”，以后還可能會有“兩番”、“三番”，直至得出結論，取勝一方為勝論，失敗的一方為敗論。 

　　平心而論，這種辯論并不是一件需要全盤否定的活動，但如同八股文一樣，本身是一種很有意境的文章格式，一旦成為科舉范文，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就變成大得嚇人的怪物。清談也是這樣，工作之余偶爾為之可以娛樂身心，但一旦全社會全民窮其一生都搞這個的話，帶來的后果只能用“恐怖”兩個字來形容。因為對于大部分人來說談資總是有限的，當談到再無可談的時候就要變著法兒來生事了。 

　　事實上這些門閥子弟大都不學無術，不要指望著他們能在哲學理論上有什么建樹，對于這幫人來說清談的內容主要有三種：

　　一、沒事嚼別人的舌根。點評別人如何如何，從對方的外貌身世開始說起，一直到品格、才華，性格等等，并把它美其名曰“品藻人物”。用一些聳人聽聞的語言來描述一個人，比如“飄如流云，矯若驚龍”、“巖巖若孤松之立，朗朗如日月入懷”等肉麻當有趣的鬼話。對于這些門閥子弟來說，想辦法吸引某個有地位的清談家對他說出這樣的評價，比搖出五百萬大獎還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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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二遺臭流芳本一身的桓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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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議論時政。因為嘴臭而被殺頭的門閥子弟也不少，但大家仍然把這當作一種充滿危險和刺激的競技活動，現在居然有某些名家因此而大發感慨，抱怨魏晉當權者不讓知識分子活命。這些人平時絕對不會為國家出一點力，但從一旁發表的針對施政方針的高見卻往往洋洋灑灑不下數萬條，本章的主人公桓溫就時常為此所累。不過清談者們并非一無是處，他們至少發明了“清官”、“濁官”等有趣的分類方式（跟后世所說的清官不是一回事兒），就是說，整天閑談不干事的官員，是高貴的士族門閥代表，因為他們經常搞清談，所以應被歸為“清官”。清官里面還要分一清、二清、三清等等，謝安就是清官的典型。而那些成天忙里忙外，埋頭于具體事務的官員，大都出身寒門，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情都是所謂“塵世間的濁事”，所以被稱為“濁官”，桓溫算是東晉第一個大濁官，需要列入《晉書奸臣傳》。 

　　三、制定出門閥士族的游戲規則。給門閥士族劃分出什么僑姓、吳姓、郡姓、虜姓、著姓、甲族、冠族、右族、舊族、膏梁、華腴、高門等奇怪的稱呼，比如王姓在當時很普遍，但東晉大權臣王導出身的這一支則是天下所有王姓里面最高貴的。他們住在建康城里秦淮河畔的烏衣巷，被稱為“萬王之王”。其理論根據就是東晉那些蠢豬皇帝們所奉行的“血統論”。還有一個就是狗屁不通的“嫡庶論”，一家里面血統最高貴的正妻生的兒子稱為“嫡”，第一個兒子稱為“長”，那么嫡系長子就是最尊貴的兒子，其他的兒子就是庶出，庶出的兒子長大后會碰到許多莫名其妙的霉氣，這種風氣影響了全中國。比如上一章提到的慕容皝的哥哥慕容翰，還有后面慕容垂的兒子慕容盛，都是“嫡庶論”的犧牲品。這樣一來，一家兄弟里面為了爭執所謂的尊卑關系，就變著法地想出各種缺德的點子，給自己的娘和兄弟盡情地潑臟水、穿小鞋，導致“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奴”的現象時有發生。 

　　所以我認為這就是“君主立憲制”沒能在中國實行下去的原因。因為只要后來出現某個新主子推行新方法拆了門閥政治的臺，伴隨門閥政治產生的那些衍生物也必然要跟著被清除掉，就像科舉制度淘汰了士族制度一樣，伴隨士族制度而生的那些風俗，比如“玄學”和“魏晉風度”都成為了歷史。而英國和日本皇室維系了千年的穩定局面，也許就是君主立憲制得以實行下去的原因。 

　　東晉二遺臭流芳本一身的桓溫

　　（下）

　　正規的科舉制度直到隋朝才正式確立，在此之前的考試制度都只能說是“矮子里面拔將軍”，比如后趙石勒和前趙劉曜對峙時，雙方都推行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來考試的學生也必然是貴族，平民別說考試，就連進這種學校的資格也沒有。 

　　門閥政治在東晉時期達到了巔峰，東晉之后的劉宋和南齊更是將門閥制度奉行為圭臬，一直到南梁的侯景下達了“滅王謝令”才出現衰落。北魏由于孝文帝的改革，把門閥政治制度一點兒不漏地學了過去，結果后來北魏也出現了不小的門閥勢力。 

　　門閥政治給東晉帶來了非常惡劣的影響。《晉書》從第三十卷到第八十六卷都是東晉人物列傳，共記載了542人，其中門閥士族159人，他們的子弟門生215人，皇親國戚105人，少數民族1人（記載的是段匹磾） ，其他62人（注意這個其他，并不表示都是出身貧寒，比如陶潛，就是陶淵明，他曾祖父陶侃也幾乎當上了東晉的大權臣，只因為不是門閥出身，子孫淪落到“短褐穿結，簞瓢屢空”的地步）。這樣看來，東晉的一部歷史，基本上就是豪門的歷史。 

　　這些大門閥靠著門生、同僚、婚姻甚至齊名（比如說“北喬峰，南慕容”，那么喬峰就算從來沒見過慕容復，乍一見面也要客客氣氣的）等關系勾結在一起，尤其是婚姻關系更是錯綜復雜。東晉時期最高貴的王、謝兩姓家的女孩子除了皇族外是不會輕易下嫁給別人的，而中國又有同姓不婚的規矩，所以只能是王姓的男子找謝姓的女子當老婆，或者是姓謝的男子找姓王的女子當老婆，要么就是進宮和白癡多得出了名的司馬一家子聯姻，這就是為什么《晉書皇后傳〉里王皇后、謝皇后多得滿街站的原因。這種聯姻方式的結果就是生下來的子孫里白癡套著白癡。

　　不可否認，王、謝兩家的子弟中聰明人還是有的，比如王羲之等，但總的來說還是白癡居多（聯想起中國最偉大的小說《紅樓夢》里，曹雪芹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四大家族近親結婚這么多代，到賈寶玉和林黛玉這一輩兒應該是滿堂白癡才對？）。 

　　門閥貴族成為東晉社會的大腫瘤，除非是犯下了造反謀逆的大罪，否則國家的法律是不能約束他們的，那么遭殃的就只有下層官員和老百姓了。如果哪個稍微清醒一點兒的家伙試圖改變這種狀況的話，必定會遭到整個門閥階層的痛毆。

　　東晉大權臣王導死后，繼承他的位置的是庾亮，庾亮死后由他的弟弟庾冰接任大權臣的職務，庾冰的弟弟庾翼把持了東晉最重要的外鎮職務——荊州刺史一職。庾冰性格謹慎，庾翼則年輕氣盛。庾翼的下屬殷羨是個全國聞名的貪污分子，庾冰害怕弟弟闖禍，事先關照庾翼不要多管閑事。而殷羨之所以敢瘋狂貪污的原因根本就不值一提，那就是他兒子殷浩在東晉名氣很大（注意，殷浩這時候還只是個孩子，十年后才走上東晉政壇，而殷家本來也不算什么高門貴族，不過是倚仗著兒子年少成名，將來只要不早夭必定一帆風順罷了）。

　　庾翼弄清楚了這個淵源之后，當即就如同賈雨村看到了護官符一樣，不敢對殷羨下手了。他心里不忿，就向哥哥大發了一通脾氣，講了一大堆治國的大道理。庾翼給庾冰舉出來的兩個例子也很典型，第一個例子是幾年前有幾個將軍把建康的軍糧拉出去賣了一百萬斛（乖乖，一百萬斛糧食得有好幾萬噸哪，全建康城的百姓一塊兒運也運不完），而建康城里的官員根本不敢管，因為將那幾個犯事兒的將軍都是大門閥出身，后臺賊硬，所以當時采取的措施就是把管庫的領導給殺掉了事。還有一個是同樣是大門閥出身的山遐（要說這個山遐可不簡單，他爺爺是山濤，“竹林七賢”之一，也是標準的大門閥）担任余姚太守，剛上任就要燒火，要治一個私藏百姓戶籍的當地豪強的罪，于是全體豪強聯合起來把山遐趕走了。庾翼氣哼哼地說：“如今哥哥叫我不去管殷羨的惡行，不是和那些家伙一樣了嗎？”話雖這樣說，殷羨卻因為貪污有功被提拔為豫章太守，后來又被調至中央担任副總理級別的官員光祿勛（注意，殷羨升官并不是靠請客送禮，那些把持中央大權的門閥們本來就不缺錢，殷羨只要不停地搜刮下去就行了，因為越搜刮，名氣就越大，上級就越不敢管，于是官升得就越快，然后就可以更加變本加厲地搜刮）。

　　正是因了這個緣故，庾翼對殷羨之子殷浩的看法很不好，經常對別人說：“（殷浩）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后議其任耳。”這話傳到殷浩父子耳朵里當然聽著不是味道，所以殷浩長大后朝廷安排他當庾翼的參謀官，殷浩死活也愿不去。這樣一來庾殷兩家關系自然變得惡劣了。后來庾翼繼任大權臣，皇帝招女婿的時候他就沒有推薦殷浩，而是推薦了與殷浩從小齊名的桓溫。說“桓溫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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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二遺臭流芳本一身的桓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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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的大權臣溫嶠見到了還是嬰兒狀態的桓溫，認為“是兒有奇骨”， 由于溫嶠對自己家孩子進行了如此不吝的夸贊，桓家上下都對溫嶠感激涕零，就給這孩子起名叫桓溫（原來桓溫的大名是這么來的）。長大成人以后，桓溫果然生就異相，他的朋友劉惔評論說：“溫眼如紫石棱，須作猥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劉惔對桓溫很了解，“知其有不臣之志”，經常對別人說：“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少年桓溫本來就胸襟豁達，對此也不在意，后來桓溫出去打獵，碰到劉惔，劉惔見桓溫手提大刀，就罵他：“老賊欲持此何為？”桓溫回答說：“我不為此，卿安得坐談乎！”由此看來桓溫更像是個北方人。）在庾翼推薦下桓溫當上了駙馬和徐州刺史，并且靠著奇襲成漢而一戰成名，官拜征西大將軍兼荊州刺史。 

　　這時候石虎病死，曾經不可一世的后趙徹底土崩瓦解。冉閔、苻健、慕容俊、姚襄等群雄并起，他們個個都不是省油的燈，實力相當因而誰也吃不掉誰。此時如果以收復失地的名義發動北伐戰爭，可以說是東晉歷史上最有利的時機。然而由于北伐的建議是素有不臣之心的桓溫提出來的，所以桓溫本人被朝廷閑置不用，而是派出了著名的清談家褚裒統兵北伐。東晉大臣大多都崇尚清談，后趙的騎兵可不吃這一套，結果東晉北伐軍總司令褚裒大人還沒看見后趙軍隊的影子就莫名其妙地孤身一人逃回來了（如果他帶幾個親信一塊兒回來至少安全系數也會高一些么？）。經此一事后北伐的議程再度被束之高閣（關于這段歷史，請大家看看柏楊先生寫的評論：由桓溫莽撞興兵，說明晉帝國前途茫茫，連被稱為一代梟雄的桓溫，都有嚴重的無力感。三四九年，后趙帝國正在土崩瓦解，那時候如果北伐，成功的可能性遠超過以后的任何時機，晉政府卻派出瘟生褚裒，招來慘敗。為什么不派桓溫？只不過怕他野心勃勃，一但收復中原，統一全國，勢將立刻失控！時到今日，保護一小撮人的政權最最重要，救國救民，不過在寫政治文章時，才亮相示眾。我們不敢保證桓溫在光復山河后，不奪取政權。同樣也不敢保證褚裒在光復山河后，也不奪取政權。褚裒沒有光復中原的能力，所以馴順；一旦他有光復中原的能力，恐怕誰都擋不住他坐上寶座，這是封建專制社會根本無法解開的一個結。因之晉帝國掌握中央政府權柄的人，拚命阻撓桓溫北伐，而北伐卻是全國上下每天義憤填膺，嚷嚷吶喊的。實在是一個偉大諷刺。)。 

　　為了和桓溫抗衡，把持朝政的殷浩也異想天開地發動了北伐。殷浩雖然嘴皮子厲害，可是對行軍打仗卻是一竅不通，還沒出門就逼反了自己的先鋒官姚襄，導致威信盡失，狼狽下臺，終于使桓溫當上了大權臣。

　　桓溫手里握有權柄后才終于有了發動北伐的權力，而這時后趙大亂已經過去好幾年了，北方的形勢早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新興的前秦苻氏和前燕慕容氏全面接管了后趙的土地，他們擁有更強大的實力、更精銳的軍隊和更讓人聞風喪膽的名將。 

　　即便是這樣，桓溫的北伐行動也取得了很大的戰果。桓溫第一次北伐就趕走了盤踞在洛陽一帶的羌族姚襄割據勢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迫使有“小孫策”之稱的姚襄無奈地四處流浪。緊接著桓溫又發動了第二次北伐，目標是關中的氐族前秦，卻卻被秦天王苻健用“割麥計”擊退而返。 

　　總體而言，桓溫的第二次北伐所取得的成果還是巨大的，因為前秦在這次戰爭中幾乎拼盡了全部的力量，首都長安都守不住了，前秦太子在作戰中陣亡，丞相操勞過度死于軍中，不久苻健也在桓溫退兵后病死。對于東晉來說這次北伐最重大的損失就是桓溫和十六國時期最能干的文臣王猛失之交臂，從而導致前秦的重新坐大，當然這些都是后話了。 

　　據說桓溫在關中還尋訪到了服侍過劉琨的妓女（桓溫這個人很好名，一直自比為劉琨、司馬懿一樣的人物，如果有人說他像王敦他就憤憤不平，有趣的是桓溫的傳記竟然和王敦被放在同一章里），妓女見了桓溫就潸然而泣，桓溫問她怎么回事，她回答說：“公甚似劉司空（就是劉琨）。”桓溫就“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妓女則回答說：“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須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溫大失所望，“于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桓溫戰功赫赫，從來沒有失過手，成為不敗的名將，也樹立起了自己說一不二的威望。幾年后桓溫又向前燕發動了更猛烈的第三次北伐，但這次他卻碰到了百年難覓的戰爭天才慕容垂。在慕容垂神出鬼沒的騎兵戰術攻擊之下，桓溫的四萬精銳遭到慘敗，只逃回來六七千人。經此一敗后桓溫信心盡失，變得好猜忌和剛愎自用，非常投入地鉆研如何謀朝篡位。

　　以前桓溫對王敦很反感，后來他經過王敦的墓地時，大聲贊嘆說“可人，可人！”然后對手下說：“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文景”指司馬師、司馬昭兄弟）所笑。”大家都不敢回答，桓溫就一拍桌子站起來大聲喊道：“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桓溫的野心越來越大，身邊圍了不少喜歡溜須拍馬的大臣。有趣的是謝安居然也是其中之一。有一回謝安看見桓溫遠遠地走過來，便趕緊拜倒在地，他的舉動把桓溫嚇了一跳。謝安就回答說：“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者。” 

　　不過謝安主動諂媚桓溫更多地是迫于形式。當桓溫準備逼迫皇帝禪位給自己時，謝安就教了皇帝一招：哭。于是桓溫每次覲見皇帝，“帝便泣下數十行”，桓溫總沒辦法下手。后來皇帝死了，留下遺言讓桓溫担任如同諸葛亮、慕容恪那樣的輔政大臣，桓溫對此非常失望。竟然氣病臥床不起，就派人催促職掌內務的謝安給自己加封九錫之禮。謝安聽說桓溫病重，就故意拖拉著不辦，桓溫因此氣死。 

　　桓溫生活簡樸，“每餐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就是幾個素菜，一些茶果。對比一下日食萬錢，猶無下著處的何曾）”，但過度癡迷于名，終究以可笑的結局收場。桓溫的部將孟嘉喜好飲酒食肉，不好名利，桓溫大為驚訝，就問他說：“君言妓不如絲，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孟嘉回答說這些都是個人的愛好而已，桓溫對此卻始終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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