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百年”系列的開篇，我曾將中華民國的歷史劃分為四個時期，通過前面“民國百年（三）：共和新生”和“民國百年（四）：北洋割據時期”兩個部分，民國第一個時期——北洋政府時期，就算基本介紹完了，剩下一點尾巴（北洋軍閥的最后覆滅）我要放在這部分結合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進行介紹。在“民國百年（五）”這部分中，我們將主要關注中華民國的第二個時期——南京政府時期。

對于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時期的介紹，我不會在這部分全部講完，而是要將其進一步劃分成三塊：“民國百年（五）”主要介紹從1927年到1937年這十年，涵蓋的歷史從武漢、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到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民國百年（六）”介紹從1937年到1945年這八年，其涵蓋的歷史即是我們熟知的“八年抗戰”，也就是抗日戰爭，或叫第二次中日戰爭；而“民國百年（七）”則是1945年到1949年這四年的歷史，講述的是國共內戰以及國民政府退守臺灣。這樣劃分的理由在于：1937到1945是中國進行抗日戰爭的艱苦八年，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所以將其單獨提出來介紹；于是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和結束之后的歷史便很自然的單獨成章，一直截至民國政府退守臺灣。

作為介紹1927年到1937年這十年民國歷史的“民國百年（五）”部分，它講述的是南京國民政府當政的頭十年。在大陸的歷史資料中，將這十年稱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當然是站在中國共產黨的角度對歷史進行的規劃，而在臺灣方面則稱這十年為“艱苦建國的十年”，也有叫“黃金十年”，因為和先前的北洋政府時期相比，在這十年的時間里，中國至少在形式和政令上是基本統一的，大規模戰爭也相對較少，是可以謀求發展的。對于紛亂頻仍的近代中國來說，這樣的十年也確實算得上是“黃金十年”了，是可以讓人們“艱苦建國”的十年了。

中華民國自1912年成立以來，就一直處于南北分裂狀態。北方從袁世凱當政開始，就不斷和南方的革命勢力發生沖突，期間發生過二次革命、護國戰爭等；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的皖系、直系、奉系相繼當政，而南方也先后組建了多個護法政府，甚至民國政府。期間，北方數次發兵南下，意圖武力統一，而南方也發動了多次對北方和各地軍閥的討伐，雙方雖然互有勝負，但中國之統一卻遲遲沒能實現，南北一直分裂。到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發動北伐以后，形勢有所改變，北伐軍進軍神速，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已經控制了江南半壁江山，而且北上統一指日可待。

雖然在“民國百年（四）”的最后，我們沒有講到北伐戰爭的結局，但事實上，在即將介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國民政府、北伐軍最終完成了對中國的統一，消滅了割據中國十多年的各派北洋軍閥勢力。先是國民政府把奉系趕回了關外，一統中原，然后又趕上少帥張學良通電歸順國民政府，使南京政府形式上統一了中國，最后，蔣介石和新軍閥勢力在中原會戰，最終將國內軍政大權歸到國民政府之手，中華民國結束了分裂，實現了政令之統一。

然而，對于這“黃金十年”的民國歷史，我們卻仍然可以按照兩條主線進行介紹，就如同“北洋割據時期”也分成“南北兩線”一樣。這第一條線當然是為國際社會所公認的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南京國民政府，也就是國民黨蔣介石，第二條線則是為蘇聯所支持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和武裝。我認為，雖然在介紹1921年以后的中國歷史時，中共的歷史書上大大夸張了共產黨對于當時社會、政局和戰局的影響，但是有一點卻是客觀存在的：中國共產黨從1927年建立獨立的武裝力量以后，其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確實比以前大了，也確實是當時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盡管他們自己夸大了自己，但客觀上他們也的確不容忽視。這也是蔣介石一直把中共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原因——敵人的重視，恰恰證明了自己的強大，況且中共最后是奪取了全國政權的，所以誰又敢說他們一直都微不足道呢？從這個角度說，將“黃金十年”的歷史分成國民政府和中共兩條主線，是理由充分的，我也將按照這樣的思路行文。

“黃金十年”只是相對“穩定”的十年，雖然中國的發展和建設相對北洋軍閥割據時期是加快好多了，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但實際上卻還有很多不安定因素存在于這十年中。

第一個不安定因素是軍閥勢力。一開始是殘余的北洋軍閥，在國民政府的進一步北伐中，這股勢力逐漸被消滅。后來張學良在關外易幟，率領強大的奉軍加入了國民政府，舊軍閥勢力從此退出歷史舞臺。之后，蔣介石贏得中原大戰，降伏了黨內各派新軍閥勢力，實現了南京政府政令和軍令的暢通。

第二個不安定因素是“兩條線索”之一的中共勢力。中共在1927年遭到國民黨屠殺后，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還在南方建立了多處紅色根據地，蔣介石對此寢食難安，前后發動了五次大規模的圍剿，出兵征伐各地蘇區和蘇維埃政權，最終將紅軍逼上絕路，不得不大規模退卻和戰略轉移，也就是中共所說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在中共勢力退到陜北后，蔣介石不依不饒，繼續派兵進剿，最終逼出來個“西安事變”，國共兩黨再次走到一起，合作抗日。共產黨也是因此獲得了喘息之機，贏得了良好的社會影響和自我發展壯大的歷史機遇。

第三個不安定因素是當時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日本。幾乎在蔣介石剛剛統一中國，握緊大權的時候，日本就在1931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吞并了東北。此后，日本扶植了清朝末代皇帝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進而華北危急、中原危急。當時，時代周刊曾有一期，以四個亞洲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作為封面，這四個人是：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日本裕仁天皇，中國蔣介石和滿洲國溥儀。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東亞的格局。

在這樣的形勢下，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奉行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掃除軍閥、圍剿中共，而暫不對日本開戰，而中共也在斗爭、反圍剿的過程中不斷的成長、不斷的壯大，同時也不斷以“一致對外”、“聯合抗日”的口號瓦解著蔣介石的民心和軍心。最終，蔣介石沒能剿滅共產黨，而是在大勢所趨之下再次與中共合作，把中國帶入了抗日戰爭的艱苦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