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7年7月7日的“七七事變”開始，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詔無條件投降，中國的抗日戰爭總共進行了八年，這八年的歷史也是我們“民國百年（六）”部分所要關注的，歷史上也把抗日戰爭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即甲午戰爭）。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一共存在著三種政權：國民政府政權，南京汪偽政權和中共的抗日民主政權。對于抗戰的階段劃分，各方均將其分作三個階段，大陸稱其為“抗戰的爆發及全面展開”、“抗戰的戰略相持”和“抗戰的最后勝利”；臺灣方面則將三個階段命名為“初期抗戰”，“第二期作戰”和“抗戰末期之軍事反攻”。可以看出，在抗戰的框架性問題上，各方觀點趨于一致，因此我也將其作為我們敘述抗日戰爭歷史的線索。

自1900年義和團事件后，清政府允許各列強在北京駐有一定數量的軍隊，日本從那時起便在北平附近維持了數千條約駐軍，稱為“天津軍”。由于日本的“天津軍”和國府第29軍同駐一處，因此磨擦頗多。自1937年6月起，日本不斷增兵平津，并在北平西南宛平縣附近連續進行軍事演習。當時，北平處于日軍的三面包圍之中，橫跨永定河的盧溝橋是北平對外聯系的唯一通道，駐守此地的中國軍隊是第29軍的一個營。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進行演習的日本“天津軍”與國軍第29軍在盧溝橋附近發生軍事沖突，引發了中日全面戰爭，此即抗日戰爭或全面抗戰的開端——“七七事變”，也稱“盧溝橋事變”。

雖然“七七事變”和“九一八事變”都是發生在中日之間的沖突，但二者的性質卻完全不同。根據日本投降后公開的檔案，“九一八事變”是日本關東軍策劃的陰謀已是毫無疑問，但有關“日本首選挑起‘盧溝橋事變’”的證據卻至今都沒找到；戰后，遠東國際法庭明確判定“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人所挑起，但并沒有斷定“盧溝橋事變”也是日本人挑起的。近年，日本的一些學者認為，“盧溝橋事變”是隱藏在29軍中的共產黨間諜首先向日軍開槍而引發的，因為從動機上來看共產黨最希望發生中日戰爭，特別是中共在“盧溝橋事變”發生數小時后就發出了號召全面抗戰的《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更讓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經預知“盧溝橋事變”的發生，所以才會這么迅速的作出反應。

目前，在日本比較主流的觀點是：1937年7月7日晚，一個小隊日軍在北京盧溝橋附近進行演習，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日軍小隊長立即進行點名，發現少了一名士兵。該小隊長聯想到剛才的槍聲，以為該士兵已被打死，于是下令向中國軍隊進行還擊，形成了軍事沖突。但不久那個失蹤的士兵又回來了，說當時因為鬧肚子去解手而沒有趕上點名。

但是在國內，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基本都對“盧溝橋事變”做了如下的記載。1937年7月7日晚，駐豐臺的日軍在盧溝橋以北地區進行夜間演習。11時許，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稱，宛平縣城方向有槍聲，致使日軍在演習中有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第29軍第37師第29團以時值深夜，恐引起地方不安為由，對日軍的要求婉言拒絕，并上報地方政府與日本駐屯軍司令交涉，商定雙方各派五人進行實地調查。次日凌晨5時，調查人員已抵達宛平縣署，但日方卻仍堅持入城搜查，結果遭到中方的拒絕，日軍隨即對宛平縣城發起攻擊，國軍奮起抵抗，擊退來犯日軍，中日由是戰端乃起。

7月9日凌晨，國軍夜襲鐵路橋，收復永定河東岸陣地。隨后，日本采用緩兵之計，聲稱“不擴大事態”，派遣代表與中方談判，并誘使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表示盧溝橋事件是地方事件，原作和平解決。在談判的幌子下，日本軍部和內閣迅速作出了從國內增兵中國，擴大戰爭的決定，計劃分三路向平津進行包圍。7月16日，日軍增調陸軍5個師團10萬人來華，進抵平津一帶，并將最高司令部設于豐臺，以香月清司為司令官。7月17日，日本參謀部制定了《在華北行使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決定首先擊敗29軍以解決華北問題，然后攻打南京政府的中央軍，摧毀南京中央政權，“通過全面的戰爭從根本上徹底解決中日間的問題”。7月26日，日軍援軍調齊，于是向29軍軍長宋哲元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國軍隊在7月28日正午以前撤離北平及其附近地區。7月28日拂曉，日軍沒得到中方的答復，于是發起了對北平的總攻，29軍上下奮力抵抗，犧牲慘重，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陣亡，南苑失陷。同日，日軍第5師團進攻天津、大沽，守軍第38師進行反擊，后遭日軍陸海空聯合攻擊，被迫撤離。7月29日，北平淪陷，30日，天津失守。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日本國內輿論對蔣介石一片惡罵，指責蔣介石有意挑起事端，并提出應該對蔣以及他領導下的南京政府進行軍事懲罚；但是，日本軍部內卻分成了“事變擴大派”和“事變不擴大派”，兩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他根據“勝利的極限點”理論，堅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繼續入侵華北。石原莞爾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絕無取勝的希望。然而，軍部中的大部分卻是事變擴大派，他們無視中國團結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認為中國軍隊會象以往一樣一打就跑，他們提出“對支那一擊”論，以為只要給中國一個強大的打擊，中國政府就會屈服。

如上篇文章結尾處所述，“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和汪精衛等正在廬山邀請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召開國事座談會，中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等也趕往出席，國共之間的第四次談判因此在廬山展開。“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共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向全國呼吁：“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同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聯名致電蔣介石，表示愿在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領導之下為國效命。7月9日，中共通電要求國民政府速調大軍增援第29軍，并表示紅軍愿立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命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南京政府方面，蔣介石在“七七事變”后認為犧牲已到最后關頭，于是下令進行總動員，集結國軍于保定、滄縣一帶。7月10日，南京政府正式向日本遞交了書面抗議，要求日本政府嚴令在華肇事日軍立即撤回原地。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對學術界領袖發表了著名的“最后關頭”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后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如果戰端一開，只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轉過頭來，我們看看國共在廬山進行的第四次談判。在上次廬山談判時，蔣介石提出中共應先發表宣言，可是7月13日，當周恩來等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達時，蔣介石又予以刁難，以其中一些內容需要修改為借口，不愿公開發表這份宣言。同時，蔣介石還提出紅軍改編后“各師須直隸行營，政治機關只管聯絡”，再也不提3個師以上的政治機關可以代行指揮權了。對此，周恩來忍無可忍，他致函蔣介石指出，當前華北炮火正濃，國內問題更應迅速解決，并批評蔣介石的意見和態度與上次廬山談判出入甚大，使談判無法繼續，甚至可能妨害國共此后的合作。

就這樣，國共之間的第四次談判僵持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