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紅軍主力的長征開始于1934年10月，歷時一年，由于其后還陸續有各路紅軍前來陜北會師，因此長征的最終結束是在1936年10月，也就是說歷時兩年余。“長征”一詞本出于大陸歷史教科書，因在中共看來，兩萬五千里長征是共產黨及其軍隊歷史上甚為輝煌的壯舉，而且還如播種機一般將共產主義的理念播撒到了長征沿途各地，擴大了中共的影響，并為其今后的成長奠定了群眾基礎，同時也展示了紅軍堅韌不拔、克服萬難的大無畏精神。在臺灣的歷史書上，紅軍的長征被貶稱為“逃亡”或“戰敗逃竄”，因其標志著南京政府江西剿共的勝利。在我個人看來，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如此惡劣的形勢下，能將自己的武裝力量保存下來，并歷盡千難萬險將其軍事和政治中心從四面受敵的江西轉移到天高皇帝遠的陜北，這本身就是軍事和政治斗爭中的奇跡，是影響了未來中國命運的重大事件，其意義是不容忽視和貶低的，即使拋開意識形態來看，這也是值得尊敬的。因此，我在行文中將保留使用“長征”一詞，并與“戰略轉移”這一最客觀、中性的說法混用。

面對國軍重兵集團向中央蘇區腹地的繼續推進，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人決定放棄中央蘇區，轉移到湘西與當地紅軍會師。10月7日，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集結，12日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從瑞金出發，率紅軍主力和機關黨委8.6萬人開始長征，同時留下紅軍第24師及地方部隊的幾個獨立團共一萬多人，在項英和陳毅的領導下留在中央蘇區繼續作戰。10月17日，紅一方面軍在江西于都南渡貢水，21日突破國軍第一道封鎖線，25日渡過信豐河。此后，中央紅軍繼續以甬道式的隊形攜帶大量笨重的物資器材沿山路西進，行動十分緩慢。

11月8日，紅軍突破國軍設在湖南的第二道封鎖線，15日又突破第三道封鎖線。蔣介石發現紅軍已經向西突圍后，于11月12日任命何健為追剿總司令，率軍五路追擊，紅軍陷于國軍的圍追堵截之中。當時，國軍各路追兵之間因內外矛盾而難以協調，這本來是非常有利于紅軍機動作戰的，但博古卻一味退卻的消極避戰，使紅軍繼續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這便是中共所謂的“逃跑主義”。11月25日，中央紅軍分成四個縱隊開始搶渡湘江，27日第一路紅軍突破國軍第四道封鎖線，成功渡過湘江，國軍遂南北對進向紅軍發起總攻。紅軍在湘江兩岸經過浴血奮戰，終于在12月1日渡過湘江，但此時中央紅軍人數已經從長征開始時的8.6萬人減少到3萬余人。

紅一方面軍渡過湘江后，沿湘桂邊界繼續西進，而蔣介石也重新調整部署，調集15個師阻截紅軍，并令桂軍在紅軍側后追擊，紅軍處境十分危急。在此形勢下，博古仍然堅持要趕赴湘西與當地紅軍會師。12月15日，紅軍占領黎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這里力主放棄原定的湘西會師計劃，改向國軍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爭取主動。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舉行會議，采納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中央紅軍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從而避免了紅軍的全軍覆沒。12月20日，中央紅軍分兩路西進，連克數城，于1935年1月初渡過烏江，7日占領遵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擴大會議，也就是“遵義會議”。這次會議討論并總結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肯定了毛澤東的作戰原則，并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由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紅軍的行動。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制定了此后紅軍的戰略方針，可以說是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共，因此當之無愧的成為了中共和紅軍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更重要的是，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而毛澤東是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創始人，所以遵義會議的地位自然是無比崇高的。

中央紅軍占領遵義后，蔣介石為阻止紅軍北渡長江與川陜邊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或東出湘西與當地紅軍會合，調集了薛岳兵團和黔軍全部、滇軍主力及四川、湖南、廣西軍隊各一部共幾十萬大軍緊逼追擊，意圖圍殲紅軍于川黔邊境地區。在此情況下，中央紅軍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赤水方向前進，于1月29日“一渡赤水”進入川南。這時，國軍開始分路對中央紅軍進行追擊，并加強了長江兩岸的防御。根據情況的變化，中共中央和軍委決定放棄原計劃，暫緩北渡長江，改在云貴川邊境地區機動作戰。2月11日，紅軍掉頭向東，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返回黔北，并于2月下旬經激戰重占遵義，取得了自長征以來的第一場大勝，贏得了一個短期休整的機會。

遵義戰役后，國軍改用堡壘戰術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方法，意圖圍殲紅軍于遵義。紅軍則開始向西轉進，于3月16、17兩日“三渡赤水”，再入川南。蔣介石急令部隊向川南集結，意圖在此聚殲紅軍。不料此時紅軍又突然轉向東北，接著于3月21日“四渡赤水”，秘密折回黔北，繼續向南疾進，于31日渡過烏江，擺出進攻貴陽的姿態，將追兵甩在烏江以北。正當蔣介石急調滇軍援黔時，中央紅軍主力又于4月8日從貴陽、龍里之間突破國軍防線，乘隙向云南急進，27日進抵昆明附近，蔣介石緊急調兵回援昆明。4月29日，中央紅軍轉向西北前進，5月9日渡過金沙江；與此同時，在烏江北岸活動的紅軍也于5月5、6兩日渡過金沙江與中央紅軍會合。至此，紅軍擺脫了幾十萬國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位于川陜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為配合中央紅軍在滇、黔、川的作戰行動，發起了嘉陵江戰役。至5月中旬，紅四方面軍先后控制了以茂縣、理番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中央紅軍在渡過金沙江后，于5月15日由會理附近地區繼續北進，蔣介石則以薛岳、劉湘等部南攻北堵，打算利用彝漢民族矛盾和大渡河天險圍殲中央紅軍于大渡河以南。5月20日，中央紅軍迅速北進，順利通過彝民區，24日占領了大渡河的安順場渡口。5月25日，17名紅軍冒死乘船強渡大渡河成功，鞏固了灘頭陣地，但由于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架橋，而國軍追兵又已逼近，紅軍遂決定兩路夾河而進，搶占瀘定橋。5月29日，紅軍22人飛奪瀘定橋，至6月2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大渡河，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全殲紅軍于大渡河以南的戰略意圖。

強渡大渡河后，中央紅軍繼續北進，突破國軍數道封鎖，并翻越了終年積雪、空氣稀薄的夾金山，向懋功方向前進（此即紅軍的“爬雪山”）。與此同時，紅四方面軍李先念部也由岷江地區分路西進，先頭部隊攻占懋功，一部到達達維。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在北進達維途中，同紅四方面軍一部會師；18日，中央紅軍在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當時，紅四方面軍由張國燾領導，軍隊人數約8萬人，而中央紅軍卻只有8000人左右。

懋功會師后，毛澤東等提出向東、向北，在川陜甘邊建立根據地以接受蘇聯外援，但張國燾卻主張向西、向南，在青海、新疆、西康等地發展。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召開，毛澤東與張國燾會面。當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冒雨在門外列隊等待張國燾，足可看出在那年那月，有槍的就有地位，有隊伍才叫中央。不過，在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的意見被否定，但由于張國燾手握重兵，是當時紅軍的主力，因此中央仍于7月18日任命他為紅軍總政治委員。8月中旬，紅軍分為左右兩路同時北上，右路軍由毛澤東率領，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指揮，兩路大軍歷盡千辛萬苦終于走出人跡罕至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抵達阿壩和班佑地區（此即紅軍的“過草地”）。接著，紅軍擊敗當地國軍，打開了紅軍向甘南前進的門戶。

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跟隨右路軍前進，部隊一路走，中央與張國燾一路互發電報，就北上和南下進行爭執。9月9日，張國燾以紅軍總政委的名義致電其部下徐向前和陳昌浩，命令右路軍南下，分裂不可避免的發生了。9月10日，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8000余人悄悄北上，于16日奪取天險臘子口，18日進入甘南，接著突破國軍渭水封鎖線，越過六盤山，于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至此，中央紅軍歷時一年，縱橫11個省，行程兩萬五千里的長征宣告結束。11月初，紅軍陜甘支隊在甘泉附近地區同紅15軍團會師；11月下旬，紅軍又擊敗了國軍對陜甘蘇區圍剿。

另一方面，張國燾于1935年9月中旬命令左路軍和右路軍的兩個軍南下，重過草地，向川康邊轉移。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8日開始發動綏崇丹懋戰役；11月中旬又與川軍激戰七晝夜，雖然殲敵不少，但自身也傷亡慘重。1936年2月，張國燾向西轉移，4月進至道孚、爐霍、甘孜地區，軍隊人數已從8萬人減少到4萬人。這時，陜北的中共中央規勸張國燾歸隊，并在紅四方面軍將領中進行工作，張國燾遂于1936年6月接受了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

1935年9月，國軍集中130多個團圍剿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紅軍，當地紅軍遂于11月19日退出根據地，開始長征。后經四個月轉戰，于1936年3月30日進至貴州西南，并在此時接到紅軍總司令朱德和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的命令，分兩路向西急進，與紅四方面軍會師。7月2日，來自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西康甘孜會師，并改稱紅二方面軍。6月，張國燾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7月，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克服重重困難，越過茫茫草地，擊敗國軍之攔截，于9月初進入甘南。這時，紅一方面軍主力從寧夏南下接應；10月9日和22日，紅四、紅二方面軍先后在甘肅省會寧縣城和靜寧縣的將臺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長征全部結束。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項英、陳毅等人領導紅軍第24師和地方部隊繼續在江西與國軍周璇。1934年8月后，國軍已經占領中央蘇區大部，駐守之紅軍損失慘重，就連中共高層瞿秋白也被捕犧牲。此后，紅軍陸續轉移到臨省進行游擊，而其它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也在當地打起了游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