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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重要的思想啟蒙運動，在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發展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中國近現代學術發展方面亦十分顯著。
　　一般認為，中國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自覺的有意識的轉變是從本世紀初年梁啟超提倡史學革命、主張建設新史學開始的。1900年前后，在外來思想文化的影響下，特別是在日本史學著作和理論的影響下，進步士人開始反思中國傳統史學，對舊的封建學術的主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史學展開了批判。梁啟超更是高舉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把以各個皇朝為中心記載的二十四部正史稱之為“二十四姓的家譜”，稱為帝王之間的“相斫書”，由此引發了一場批判舊史學的新史學潮流，拉開了中國現代史學的序幕。現代史學的內容與特點決定了它不可能出現于封建社會思想文化為基礎的時代。它的存在需要有一個特定的社會思想文化的氛圍。以宣傳新思想、建設新文化為主旨的新文化運動，恰恰為中國現代史學的出現創造了這樣一個氛圍，從而直接影響了中國現代史學的產生和發展。辛亥革命之后，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宣傳，為中國史學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建設新史學的問題再次被提了出來，并很快形成了一種思潮。這次史學思潮是一個全面求新、廣采博納、以追趕世界近現代史學最高水平為目標的思潮。它因對舊史學進行質疑和批判性思考，從史學觀念、功能和作用、研究對象和內容，以及研究方法等諸多方面進行了重新的認識和闡述，成為直接促成中國現代史學的重要標志。它與本世紀初年的新史學潮流相比，在新史學的建設方面顯得更為全面和徹底，基本完成了中國史學由舊向新的轉變。
　　　　　　一、對封建專制思想的批判，為現代史學的建立掃清了思想障礙
　　思想觀念的改變對于學術的進步是至關重要的，沒有思想觀念上的更新，學術進步和發展就難以實現。進入近代以來，傳統史學與近代社會不相適應的原因之一，就是史家的思想觀念仍囿于封建專制政治的窠臼。五四新文化運動則在解放人們思想，批判舊的思想文化，特別是對封建思想文化的代表——孔子學說的批判方面，為新思想的傳播開辟了道路。
　　在封建專制時代，孔子等圣賢經典被傳統史家奉為“圭臬”，是他們治史的重要的倫理道德方面的依據。在這種情況下，史家只有信從，沒有自己的思想，更不敢有絲毫懷疑。舊的封建文化極大地限制和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制約了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對封建思想文化的代表即儒家思想學說展開了批判。陳獨秀明確指出：“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則民于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于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于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陳獨秀文章選編》，1版，上冊，103頁，北京， 三聯書店，1984。）也就是說，在儒家學說支配下，整個社會除了君王一人之外，其他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沒有獨立自主的人格，是君、父、夫等他人的附屬品，更不用說有自己的思想了。這種倫理思想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與共和民主制度是相對立的。要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就必須在倫理上鏟除“綱常”學說。這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斗士們反對孔子學說的目的所在。批判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不只是要推倒孔子的圣人地位，更重要的是清除國民頭腦中固有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影響。
　　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借助民主和科學兩大思想武器，對孔教、禮法等舊倫理、舊政治、舊藝術、舊宗教進行了批判。這種批判，在破除了千百年來形成的人們對孔子等先圣先賢的盲目崇拜和信從的同時，提出了一個問題：舊有的思想觀念都是對的嗎？這是一種懷疑觀念，它誘發了“重新估定”中國傳統中一切文化思想價值的評判態度，在史學領域則催生了具有現代學術特點的疑古史學。
　　現代疑古史學的先聲可以說是胡適1918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胡適在這本書里對沒有可靠材料證實的遠古時代采取了質疑的態度，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書中第一次把孔子作為一個哲學家、思想家，而不是作為一個圣人來研究。他的古史觀是：“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發達上了科學的軌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胡適：《自述古史觀書》，《古史辨》，1版，第1冊，上編，22頁，北京，樸社，1926。）胡適以積極的懷疑精神為史學界樹立了解放思想、用現代學術觀念研究歷史的榜樣。
　　在這種懷疑和求真的思想觀念的影響下，青年學者顧頡剛對中國歷史中“盤古開天”、“三皇五帝”等有著完整序列的古史系統提出了質疑。他認為，舊古史系統記載的并不是真實的中國遠古時代的歷史，是后人根據自己的需要偽造的。舊的古史系統是“層累地造成的”，“時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徵，知道的古史越多”。（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古史辨》，1版，第1冊，中編，65頁，北京，樸社，1926。）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一觀點一問世，便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轟動。它使長期存在于人們頭腦中的“三皇五帝”的古史觀發生了動搖，使人們的思想受到了極大震撼，也引發了中國近現代史學史上第一次關于中國古史的大討論。這次討論雖涉及了許多具體的古史問題，但反映出的中心問題則是：應以什么樣的態度和思想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討論中，顧頡剛等人提倡的沒有證據只可存疑，不可盲從盲信的研究態度，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在此次討論中逐漸形成的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成為古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派別，推動了中國古史的研究。
　　顧頡剛曾談到新文化運動對他古史研究的影響。他說：“要是不遇見孟真和適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著的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也不敢大膽宣布”，“總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孑民先生等不為學術界開風氣，我的腦髓中雖已播下了辨論古史的種子，但這冊書是決不會有的”。（顧頡剛：《自序》，《古史辨》，第1冊，上編，第80頁。）
　　“古史辨派”的出現及其影響，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新的思想觀念和治史態度被中國史學界所接受，也標志著中國史學沖破了舊的思想觀念的束縛，開始走上現代史學的道路。
　　　　　　二、五四民主思潮的發展演變，促進了學者在史學研究對象和內容方面認識的現代化
　　傳統史學不能適應近代社會的需要，主要表現在其研究目的和功能的偏頗，研究對象和內容的狹隘。傳統史學的這些弊病是與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相適應的，因而在封建專制時代是不能克服的。只有在民主思想成為時代主流的情況下，才能改變傳統史學而使其在研究目的、功能和研究對象、范圍上具有新的內容。
　　民主的宣傳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民主政治的建立需要民主的思想為其作基礎。從陳獨秀提出的“自主的而非奴隸的”具有自主意識的人格開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宣傳民主觀念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造就獨立自主的新國民，以作為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象征自由平等和民主精神的協約國的勝利，推動了世界范圍內民主思潮的高漲，也為中國民主思潮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民主思想在新文化運動中不但有很大發展，也發生了演變。民主，在時人的眼里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概念，而成為一種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各個方面的生活原則、價值觀念和人類精神。特別是五四愛國運動的發生，在思想界和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使得更多的知識分子把目光投向了人民群眾，促進了民主思想向民眾化方面的發展。于是，普通民眾的權利受到了重視，平民主義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潮迅速興起。一時間，“平民政治”、“平民經濟”、“平民教育”、“平民文學”等口號廣為流傳，在這種思想氛圍中，建設“平民史學”也就成為時代對史學發展的要求。
　　“平民史學”意味著對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舊史學的否定。一些學者指出：舊史學太不平等，貴族、英雄、豪杰長篇累牘，及至當時平民的狀況一字不登，這怎么能算是群眾的歷史呢？只可說是一個階級獨享的權利品。要研究新歷史，非有平等的精神不可，何況在這“德謨克拉西”的世界呢？他們主張在民主時代，研究新歷史就要清除在此之前養成的“貴族觀念、階級思想之歷史”，以使歷史研究符合“平民”的精神，亦即普遍平等的精神。
　　“平民史學”還體現了對史學功能的一種新認識。以往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史學，其功能主要體現在“垂訓”、“資治”和“傳世”三個方面，在其功能的作用方向上多側重于統治階級。“垂訓”是要通過歷史為后人樹立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榜樣，達到規范百姓、教化民風、以便統治的作用。五四時期的學者認為，史學不應是統治階級控制和利用的工具，而應該為所有的人，包括為普通百姓服務。歷史不是“貴族階級、知識階級的裝飾品”，而是人們認識現在、預測將來的工具，了解歷史的目的是“幫助我們明白我們的現在，我們自身和我們同胞；明白人類現在的問題和將來的希望”。
　　史學功能價值取向的偏頗，也造成了史學研究對象和內容的狹隘。以統治階級為中心的史學，關注的是“帝王之更遷，國勢之興衰，戰爭之勝負”，其他與國家生活沒有直接關系的事實一概忽略。五四時期的學者批判了舊史學以英雄、帝王為記載中心的作法。他們認為，史學不應以統治階級為中心，以往記載帝王、偉人的歷史缺乏平等觀念，是一個階級的專利品，不符合民主的精神。新的歷史就是要打破歷史記載上的不平等，應把平民百姓作為歷史研究的主要對象，寫出以平民百姓生活為中心的歷史來。
　　把史學作用方向由為封建帝王服務轉變到為平民百姓、為普通人服務的結果，使史學研究的范圍得到了擴大。新歷史所研究的內容不再局限于政治和外交等與政治統治有關的方面，而是擴展到“人類事業與活動之全體”。也就是說，凡與人類事業和生活有關的史事都在研究范圍之內。由于史學研究范圍的擴展是以民眾為其出發點的，所以與民眾生活關系密切的“經濟”和“思想文化”也因而備受人們的重視。他們認為，經濟史討論的是“一般人的自由幸福之發達”，比討論“某種屬地之存亡，某種權威之升降”的政治史顯得“更合人道，更合平民主義”，解放的作用也更大些。而思想史的研究則可以為人們預備一種思想的工具，培養人們認識和應付現實的能力。
　　五四時期學者對史學功能、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認識，雖主要是借鑒了西方的新史學理論，但當時民主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潮無疑有助于史學界對新史學內容的接受。而且五四時期這種關注民眾、為平民百姓服務的思想對中國現代史學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在以后的歷史研究中，歷史記載的中心不再是一朝一代的帝王將相，人民群眾受到了充分的重視，成為歷史研究的主要對象。這又正是現代史學有別于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可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民主主義和平民主義思潮為中國史學的新舊轉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推動力。
　　　　　　三、科學精神和方法的提倡，使史學研究漸趨于現代客觀和規范的要求
　　科學是新文化運動所宣傳的重要內容之一，對于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新概念。新文化運動中所宣傳的科學，含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等多種內容。但作為反封建的一種武器，科學更主要的是被視為一種新的精神，一種相對于封建迷信、盲從盲信的思想方法加以提倡的。陳獨秀認為：“吾人對于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這就是科學。他所說的“科學”，實際上是一種對待事物的態度。梁啟超把科學解釋為一種精神和一種“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知識的方法”。無論如何理解科學的含義，新文化運動宣傳和提倡的科學及其精神，的確在反對封建專制、啟迪人們的思想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有了科學的態度和精神，就有了一種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思想方法，對事物的認識不再是盲目地信從，而是要采取科學態度，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和判斷，注重證據，根據證據來說話。隨著科學的宣傳和普及，它成為時人推崇的新的思想方法，并被充分被運用到學術研究方面。
　　新文化運動所宣傳的科學，無疑為中國史學的進步提供了一種重要的方法，在中國史學由舊向新的轉變過程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一些學者把科學的方法引入史學研究領域，以期為史學研究的客觀真實性增添方法上的保證。他們認為，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就是“凡立一說須有證據，證據完備才可下判斷”。在研究中要以科學為標準，既不盲從他人，也不固守己見，真正做到擇善而從。
　　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在史學中的運用，促使了史學研究的規范化和研究方法的系統化。在這方面，胡適、梁啟超等人作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他們對史學研究的最基礎性的工作，也就是史料的搜集作了理論上的探討。他們認為，西洋史學近百年來的進步，大半是由于審定史料的方法更嚴密了。胡適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的《導言》中詳細論述了史料的整理。他指出，史料工作的第一步是搜集史料，第二步須審定史料的真偽。沒有審定的史料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作為史料使用的。“凡審定史料的真偽，須要有證據方能使人心服”。這種證據可分五種：史事、文字、文體、思想、旁證。經過審定的史料還要進一步整理考證，“先把本子校勘好，次把字句解釋明白”，最后加以“貫通”。在經過這樣系統的審視之后，搜集到的史料才可以使用。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從總結傳統治史方法的角度，對史料的搜集和鑒別作了專門論述。他說：“我國治史者，惟未嘗以科學方法馭史料”，往往有“不知而作，非愚則誣之弊”。他把史料分為“文字記錄以外者”和“文字記錄者”兩大類，并詳論了鑒別偽書和偽事的辨偽方法。
　　其次，他們直接引入一些科學的方法，以追求歷史研究的客觀真實，增強史學方法的嚴密性和可靠性。如胡適特別推重的“實驗的方法”或“科學試驗室的態度”。此方法強調：“（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入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并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載《民國日報·副刊》，1921—07—13。）后來，胡適又把這一方法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這一方法在當時的史學界影響很大。顧頡剛認為假設求證的方法對歷史研究很有用，“只要從假設去尋求證據，更從證據去修改假設，日益演進，（假設）自可日益近真”。（顧頡剛：《自序》，《古史辨》，第1冊，上編，第95頁。）又如以演繹和歸納為基礎的科學方法， 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傳統史家也曾運用過歸納的方法研究歷史，只是沒有從方法論的角度進行自覺的明確的總結。五四時期的學者提出運用“反行的演繹法”來研究歷史，也就是“以歸納為主，演繹為輔，用以尋出因果的關系，求出公理公例。轉用公理公例，作人類的向導，以解釋別的事實”。具體的步驟是：“（一）搜集的確的事實，越多越好；（二）觀察不同的事實，提出其中相同的要點；（三）以假設作為經驗的公理；（四）用假設的公理，說明別的事實，看公理是否適用，及有無存在的價值”。（梁繩筠：《歷史談》，載《史地叢刊》，1卷2期， 1921。）
　　將科學的思想方法引入史學領域，的確使史學研究有了一定的規范，減少了對歷史解釋的隨意性和人為曲解的機會，使之更加接近客觀和真實，從而推動了中國史學向現代的轉化，同時也為中國現代史學中的實證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曾經積極參與了新文化運動的傅斯年20年代末在中國建立起的第一所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及后來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都把對史料的科學的整理作為研究的中心和主旨。這樣一種以科學方法為指導，把史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科學來進行研究的思想，所體現出的無疑是一種現代史學的精神。
　　　　　　四、在新史學觀的影響下，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進而產生現代解釋史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開放的思想運動，它從西方引進的大量新的思想和理論學說，在推進中國思想文化建設的同時，也積極推進了中國史學的進步。其時在學術界廣為流傳的進化史觀、文化史觀和唯物史觀，以及西方新史學流派的思想和理論等，都對中國史學由舊向新的轉變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這些史觀對中國史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要求對歷史的發生、發展作出合理的符合實際的說明與解釋，以尋求其歷史發展變化的“所以然”方面，即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性。
　　中國傳統史學也有“通古今之變”，探討一治一亂原因的思想，但更為注重的是對史事的客觀描述和忠實記載，對歷史發展作規律性的探索則相對薄弱。這是傳統史學與現代史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在西方新史學理論和學說的影響下，五四時期的學者也明確地認識到：研究歷史固不能舍卻事實，但了解事實并不是最終目的，“詳究事實不過為求達目的之手段”，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即在明白一時代之狀況”，也就是要對一個時代的發展狀況從整體上進行說明和加以把握。
　　這種力求探索歷史規律性的研究，僅僅靠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不夠的，它需要有一定的歷史觀和認識歷史的理論作指導。而五四時期傳播很廣的進化史觀、文化史觀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則為中國學者提供了解釋歷史的理論幫助。進化史觀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套認識歷史發展的基本理論，即歷史是發展的，是不間斷地連續進化的，歷史的發展是有其因果關系的。歷史研究應循著這樣一種思路，研究歷史的進化過程，把歷史看作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去探索歷史發展的真相，尋找出歷史進化的前因后果。
　　文化史觀，亦稱綜合史觀。這種史觀認為，歷史的發展繁復無常，無所不在，故必受多方面的影響，斷非任何單純原因所能解決，而主張“思以廣大之精神，綜合各方之長，而納之于群體之心理，以解釋歷史”。文化史觀因其主張從更全面的角度對歷史加以考察，力求更完整地解釋歷史，而代表了本世紀初年世界史學發展的新趨向。在文化史觀的影響下，北京大學改革了史學系的史學課程，本著歷史發展的原動力是在全體社會，研究歷史當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的思想，開設了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等學科課程，再輔之以生物學、人類學及人種學、古生物學等知識，以此作為綜合研究歷史的基礎。這對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是有其深遠意義的。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主要有兩個途徑，其一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部分，隨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而傳入，經李大釗、胡漢民等人引入史學研究領域的；其二是作為一種歷史觀和方法論，通過譯介西方新史學家對唯物史觀的評論而間接被國內史界所了解的。唯物史觀在當時人的理解中，是一種注重社會發展各要素之間的關系的新歷史觀，用李大釗的話來說，它的核心內容在于認為“人的生存，全靠他維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經濟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條件。……在社會構造內限制社會階級和社會生活各種表現的變化，最后的原因，實是經濟的”。（《李大釗文集》，1版，下卷，3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唯物史觀引入史學界后，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李大釗發表了《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等一系列文章，認為“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主張從經濟變化入手去研究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把道德等精神的變化與物質的變化聯系起來加以分析研究。胡漢民發表了《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等文，運用唯物史觀的原理研究中國哲學史。他認為，中國哲學之所以“獨盛于古代”，是因為晚周戰國時代“社會經濟組織的根本變動，牽連到社會一切關系，是空前絕后的時代，思想家受了這個影響，所以學術上有空前絕后的建設”。秦漢以后的哲學不能與這時的哲學相媲美，是因為“社會物質的變化平平無奇”。還有李蔭清在《史地叢刊》上發表的《唯物的歷史觀與科學的歷史》一文，論述唯物史觀在史學上的運用與建立科學的歷史觀的關系。他認為，唯物史觀的問世為說明人類社會提供了一個科學的方法論。唯物史觀“以社會組織的變遷由于經濟構造的變遷，由于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而決定。物質的經濟結構一變，其他以他為基礎的種種精神的構造都隨之而變”。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歷史上紛如亂絲的現象，就若網在綱，有領可挈了。歷史上從前不能說明的，至此也可以說明；從前沒有普遍的原則的，至此也有了普遍的原則。于是科學的歷史遂于此成立”。
　　無論是文化史觀，還是唯物史觀，它們給中國史學界帶來的是一種解釋歷史的理論和方法，給中國學者帶來的是一種全新的研究歷史的思路，豐富了他們的史學思想。經過30年代初年社會史和社會性質的論戰之后，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研究漸漸形成為一個重要的史學派別，1949年以后發展成為中國史學的主流，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史學的發展和進步，為中國現代史學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教學與研究3京23～28K1歷史學劉俐娜20002000本文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重要的思想啟蒙運動，為中國現代史學的產生掃清了思想觀念方面的障礙；民主思潮的發展演變促進了學者在史學研究對象和內容認識上的現代化；科學精神與方法的宣傳和提倡，為史學的客觀化和規范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新思想、新理論的輸入為現代解釋史學的出現提供了理論指導，并直接催生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劉俐娜，1958年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郵政編碼：100006。 作者：教學與研究3京23～28K1歷史學劉俐娜20002000本文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重要的思想啟蒙運動，為中國現代史學的產生掃清了思想觀念方面的障礙；民主思潮的發展演變促進了學者在史學研究對象和內容認識上的現代化；科學精神與方法的宣傳和提倡，為史學的客觀化和規范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新思想、新理論的輸入為現代解釋史學的出現提供了理論指導，并直接催生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

網載 2013-09-10 20: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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