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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警惕“華夷之辨”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姚中秋的東西，原理闡釋得有道理，但他最近的一些言談中，有著反西方，對西方文明有著一種舊的“華夷之辨”的影子在里面，這點要警惕。

劉蘇里（萬圣書園創辦人）：你的闡釋當中有“華夷之辨”的影子沒有？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有。

高全喜：這點比較可怕。甘陽以前提出過“通三統”，我不贊同，但我有一個新的理解。假如說，一統是民國前中國三千年之文明傳統，第二統是中華民國一直到當今國共兩黨的激進主義傳統，第三統是未來走向未來人性、普世性的，既存在于英美之中，也存在于中國三千年當今分享的之一統。這三統統起來才是真正的“通三統”。

文明復興是激進主義？

劉蘇里：秋風你點到了一個事實，但未必有這個意識。我們現在為什么提“復興”？是因為我們富強了，先不去論富是真還是假。如果在一個常識性的場合下，富強是什么含義？我有錢我就有話語。錢和知識之間有什么關系？權和知識之間有什么關系？這個中國文明的復興是不是恰好是新的激進主義的表現形式？

陳端洪（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一個有錢的人最怕別人說他沒有文化，最怕沒有話語權，最怕自己說出來的話顯得檔次低，所以中國有了錢以后，馬上找到“文明”一詞，肯定就有秋風這類先生會告訴你，我國古代很輝煌，這涉及到民族的因素，就像個人一樣，有這個意識很自然，沒什么奇怪，這很正常，這是第一點。

第二，“文明復興”未必是激進主義，但中國有一個激進主義的關沒有闖過去。香港人是在所有中國人當中，性格是最不激進的，最保守、最懂得節制的，是求保命的，可是現在越來越激進，極端化、民粹主義越來越厲害。由此可想到，整個中國大陸還有一關，這一關如果給到某個時間，有某個機會，那個激進是我不敢想象的。所以“文明復興”是不是激進我不敢肯定，但中國肯定有一個大的激進機會，老天爺給你一個機會讓你發一次瘋。

任鋒（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我不認為“文明復興”是激進主義。如果放在現實語境下講激進主義，在香港追求民主化過程中，走戰爭一條路線是極端路線。想要依靠西方一套自由主義教條，然后推動民主化，希望馬上出現巨變，這是激進主義。但文明復興思維下，不可能出現激進主義。因為儒家思維它是保守化的，它保守是什么？不是保守權貴、政治，而是依據某種文明政治的原則來克制對于權貴政治的激進化處理。

文明復興是誰的復興

劉蘇里：既然這樣，那在什么意義上講“文明復興”這件事？最近流行一個帖子，講胡適小時候讀的教材，今天讀的漢字和胡適小時候讀的漢字不是一回事，更不要說器物、制度、觀念、思維方式。今天的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復興”是什么東西，復興什么根本不知道，還用“文明復興”這四個字概括。恰好說明“文明復興”是一個激進的，有錢以后要表達我們和別人的不同。

高全喜：本來“文明復興”是一個正常的、很好的詞，無論窮與富。可現在提出“文明復興”，語境首先是政治的，文明說起來是文化，但背后的推手是執掌政治的。執掌政治的為什么提出這個東西來？是為了要有一個獨特論，要處理一種別樣形態。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通過“文明復興”的提出，掩蓋甚至抵銷，彌合社會政治與法律層面中最基本、最常態的日常解決方式，用文明化解政治，話曰“政治與法律的獨特性”。從康有為的政治儒學、公羊經學走下來的一直具有這種激進色彩，甚至姚中秋身上也有這種激進色彩，蔣慶提倡保守主義，實際上他也非常激進。本來“文明復興”是一個好詞，但是在現代的語境下是激進的，恰恰與中國傳統文明在本性上有所對立。所以我說要保持警惕，就在于這里。

姚中秋：我回應一下，一個是為什么會有“文明復興”這樣的現象，第二個是普遍和獨特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么會有“文明復興”的現象？不是因為執政者提出了這個概念，所以存在這個事情。如果說費孝通也是一個執政者，我們就沒得討論。蔣慶在提出他的政治儒學時，一個人跑到貴州，直到現在也從來沒有找過深圳市的官方儒學機構，更不要說深圳市委書記、市長。還有民間的讀經，如王財貴，他們每一分錢都是來自于民間社會的志愿者，甚至在北京市都找不到一個場所。所以國學是怎么復興的？雷頤寫了一篇文章，我看了非常不舒服，因為他枉顧事實，只要了解基本事實就不會得出一個結論，說國學復興是共產黨倡導的結果。孔子像三年前到了天安門廣場的邊邊角角，100多天后離開了，誰讓他離開了？

劉蘇里：那誰讓他來的？

姚中秋：你說到了根本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具有象征意義的事件，中國文明的復興是這個國家整體的努力，而不是執政者為了維護他的權力做的事。剛才劉蘇里也說了，領導人曾經說過一下，后來沒了，現在又開始說，為什么現在？因為他也看到了這是大勢所趨，如果要維持政治秩序的穩定只能順乎民心、順乎民意。

回到富強與“文明復興”的關系，我同意陳端洪的解釋，更多是焦慮，是一個文化深層的焦慮，通過文化的回憶解決自己文化身份的焦慮。那為什么到現在才這么重要，為什么到了富強以后才會非常明顯？道理非常簡單，當你不富強時，GDP還是世界第12時，怎么可能有這種焦慮？尤其對于精英來說，我們的文化身份就是在我前面那個人的文化身份。我的價值是什么？這個國家的方向是什么？我的方向是我們前面的那個人，日本在我們前頭，我們信日本那些東西，法國在我們前頭，我們信法國。中國富強以后為什么這樣？因為前頭沒有別人，不能不自己找方向，不能不自己走路。自己的路怎么走？只能回頭看自己怎么走過來的，不僅是從個體的文化身份角度，而是從國家的秩序、演進的角度。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沒有方向，對于個體來說依然如此，所以我們要找這個“道”。

普遍性是誰的普遍

第二個問題，普遍與獨特性問題。當你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并排站在一起時，一定不會把它的“道”當成自己的“道”，這是最自然的。到了這個時間，會對原來所相信的普遍性有所懷疑，為什么你的是普遍的，我的不是，可是我現在過得不比你差很多。從嚴肅的理論角度來說，需要對普世價值做一個反思，我們除了有普世價值，儒家毫無疑問有普遍主義的思考方式。儒家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案，絕不是說為了讓中國獨特，一定說一個普遍的解決方案。那這就會有一個問題，比如高老師、劉老師也在談普遍，但你談的顯然跟我談的不一樣，這就有問題，這兩個“普遍”誰是普遍？至少你講的是從西方而來的“普遍”，如果我們相信有普遍性，一定會相信這個普遍性是適應所有人的。現在大家都在想起源于西方的那種普遍性，是普遍地適應于每個中國人，那為什么不倒過來想，起源于中國的普遍性同樣也適應于西方人，為什么不能？告訴我一個道德上的理由？我只是提出一個問題，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我們要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重新構思普遍性。

文明復興關鍵在于防止極端化

任鋒：高老師說的担憂我非常能夠理解，對于政治勢力利用“文明復興”的陰謀論的想法。

高全喜：確實在儒家中有表現，儒家有多種儒家。

任鋒：對，我們說以往有政治儒家，董仲舒是政治儒家。政治化儒家被權力所干預，被權力所利用，是權力的工具，然后政治儒家能有“道”的担當和正統對抗。在這點上，您的担心是必要的，在儒家復興中對此有警惕，但不是全這樣。如秋風所說的，不是那么簡單的。現在的事，一旦進入到廣義的政治社會領域，利用被利用、抗議與博弈的都會發生，這種警惕是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什么是“文明復興”，我們今天一定要穿漢服？寫的正字才叫“文明復興”？的確有這樣一種原教旨，那是真正的復古，但不知道復的是哪個古，有很多爭論。這種原教旨并不能代表現在儒家復興的大多數人。他們不可能依附器具，甚至制度層面完全恢復科舉，怎么可能？大部分儒家是清醒的，和西方普世的自由、憲政、民主有一個對接的努力。但要防止被叫得最極端的聲音把持，有些人會把價值上的自由民主說成是豬狗。

所以還是公共理解上的弊病，要么把西方神圣化，要么把自己搞得特極端化。如果中國社會被這種力量所劫持，以后沒有好日子過。香港情況也是，要么被國家主義一派劫持了，要么被民主派、民粹派劫持。我們要具體的分析，不能籠統地說是激進主義。

高全喜：我只是提醒不要激進化，我們要生活在真實的感覺中，如果中國目前拋開那種大家被蒙騙的感覺，那離我們所說的正常的文明生活差得很遠。我們要警惕野蠻化，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強權勢的囂張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兩塊我們都要警惕。這時候談我們的普遍性要推廣到世界，仔細地想想，你是否具備這樣的資格？要在解決這兩個問題之后，才能夠踏踏實實、真真正正的使東海、南海都歸入大海，西方之道、中國之道都是統一之道。問題在于我們不能被自己所看到的幻想所欺騙，但往往有些人會被欺騙。

劉蘇里：所謂“文明復興”，事實上是各方一派，各有各的章法、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綱領。我們可以看到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學院的滑稽性，也可以看到在政權主導下的以“中國夢”為火車頭，后面帶著是“文明復興”的車廂，包括姚中秋和任鋒的努力，對儒學的復興，這點我是完全贊同的，總比野蠻化要好。但是，我們確實也看到，當你說“我們儒家”時，可能你這個概念中的儒家是激進化文明復興語境下的一個，你們為的是尋找在精英階層內達成廣泛共識的一條路，當然朝著這條路走的人可能很少的。為此你們更要努力，而且不能走偏了。有時候人是謙謙君子，但吵架的情境把你帶進去后，跟野蠻人差不多，必須要即刻戰勝你。這時候跟我們看到剛剛結束的世界杯一樣，前場發球到中場傳遞都沒有問題，甚至到禁區前的分腳配合都很漂亮，可球就是踢不進去，為什么？技術動作有問題。我相信你們都是把球帶過了中場，到了禁區，而且小范圍的傳遞非常漂亮，但我不想看到最后臨門一腳技術不行。

觀眾提問：姚中秋老師剛才說野蠻化，是指個體還是體制？

姚中秋：野蠻是因為整個教育體制、社會人格養成體制，在20世紀中期完全崩潰，所以我們教育出紅衛兵一代，說壞人變好，這就是野蠻化。所以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當然集權主義政黨要承担最大的責任，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問題在于，你現在責怪它有什么用？重要的是自己擺脫這個狀態。所以精神文明復興，不管是誰提出這個東西，假定能改變我們的生存狀態，有一點點用處的話，我覺得就可以接受。

任鋒：我們有時候看微博，上了三天微博沒罵一個臟字，你就是文明人。

劉蘇里：資中筠先生，她認為她自己是一個野蠻人，我們誰敢說自己是文明人？她說的野蠻化都已經很客氣、很厚道，她后來糾正說是“野獸”。說不好聽的話，我們就是在一個“野獸化”的過程中，所以才會看到報道出來的案件讓人匪夷所思，一般性的殺人根本不會成為新聞，必須要匪夷所思的殺人才會成為新聞。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