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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法國《世界報》向人們宣告，有一個幽靈——后現代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出沒作崇。如今，在我國理論界，后現代主義已引起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和思考。作為一種具有“極其豐富、復雜的思想和理論內涵”（R· Taras:《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P. 395,Ballantine, New York, 1991）的泛文化思潮， 后現代主義并非是一個具有統一理論基礎的思想流派，而是眾多不同的、經常處于沖突之中的文化傾向的積淀物。盡管“有多少個后現代主義者，就可能有多少種后現代主義的形式”，（波林·羅斯諾：《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頁）但是，既然這些各異其趣的形式最終都歸屬于后現代主義的譜系，那么，它們之間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家族相似”。在價值取向上，這些“家庭相似”主要表現為：放逐理想、消解責任、崇尚和諧、標新立異。
　　　　　　一　放逐理想
　　理想是未來的具有現實可能性的美好事物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對于這種理想，后現代主義者嗤之以鼻。在后現代主義的語境中，任何理想都是虛無縹緲的烏托邦，任何關于未來的美好信念都是誘人誤入迷途的海市蜃樓，放逐理想，是后現代主義最基本的價值取向。
　　英國學者哈維這樣說過：“現代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表達的是對美好未來的追求，盡管這樣一種追求由于遭到不斷的幻滅而往往引發受害妄想， 但是， 后現代主義的典型表現卻是拋開了這個追求”。 （David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n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P53-54, Oxford, Basil Black well,1990）后現代主義者對理想的放逐，同現代主義者對理想的孜孜苦求形成鮮明對照。現代主義者信奉線性的、連續進步觀，對未來的美好和社會的不斷進步深信不疑。他們傾向于認為，人類憑借理性可以認識并改造自然和社會，從而實現真、善、美的理想。他們對社會理想、人生理想、人生目的、人生意義之類的話題不屑一顧，覺得與其用這些陳腐之詞、空洞之論自欺欺人，還不如現實一點、實用一點。后現代主義者恥于談論理想、提出理想，“更毋須說采取任何方式去創造某個完全不同的未來”（同上書）為理想而奮斗了。
　　理想同時間密切相關，對理想的不同認識實際上根源于對時間理解上的差異。現代主義者對所持有的時間觀是一種整體化的時間觀，在這種時間觀中，過去、現在、未來構成一個完整的單向序列，未來不僅決定過去的意義，而且決定現在的價值。現代主義“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未來：為了今后的生計、為子孫去掙錢、攢錢、去把世界改變得更加美好，甚至雄心勃勃地要建立‘地球上的天堂’”。（大衛·雷·格里芬：《后現代精神》，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頁）這種一切著眼于未來的價值取向，使現代主義者對表達未來美好愿望的理想及其實現十分重視。在他們看來，理想是人生意義的凝聚，理想高于一切，理想重于一切；只要能夠實現理想，那么，過去的一切不幸，現在的種種苦難，就都算不了什么。
　　后現代主義者拆解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序列，使時間之鏈零碎化，失去了向度。在后現代主義中，現在是唯一的時間斷片，人們“只存在于現時，沒有歷史，歷史只是一堆文本、檔案，記錄的是個確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時代，留下來的只是一些紙、文件袋。”（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 頁）不僅過去之維消失了，而且未來之維也不復存在。美國的后現代主義者小約翰·B·科布就曾經明確說過：“未來其實是不存在的， 與現在不可能有因果效驗”，“未來在目前是不可知的，即使上帝也不得而知”。（大衛·雷·格里芬：《后現代科學》，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 頁）既然未來是不存在、不可知的，那么，籌劃未來的理想遭到后現代主義者的放逐，也就不足為怪了。
　　后現代主義者注意到兩次世界大戰的血腥事實，以及伴隨著科技發展而出現的全球范圍內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因而對資本主義啟蒙理性所許諾的“理想”提出質疑和非難，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在于，某種一度被視為理想的東西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被表明是烏托邦，或者某種理想最終沒有實現、未能變成現實，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理想、理想本身毫無價值、需要予以拋棄。后現代主義者從對一種“理想”的批判性反思開始，最終走向對一切理想的合盤否定，這未免有失偏頗。
　　“一種觀念表示某種東西的意義。一種理想則是這種東西，即當它的意義被斷定為具有很大吸引力時會促使人們去達到它”。（莫里斯：《開放的自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 頁）理想的這種激發人積極活動的精神魅力，在后現代主義者的視野中已蕩然無存。當后現代主義者把理想視為現代主義者自我陶醉的“愚人樂園”予以放逐之后，他們難免會陷入如下困境：一方面，他們對社會現實和個體的生活處境強烈不滿，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理想的導向，他們又找不到超越現實、改變現實的有效途徑和手段，只能在當下的生活中追求偶然的、暫時性滿足，使生命降格為凡庸瑣屑的享樂，蛻變成本質上消極的過程。
　　　　　　二　消解責任
　　在現代主義中，責任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缺乏責任感的人被現代主義作家描寫成水性的妓女和沒出息的花花公子，未能很好地履行自己應盡責任的人，總是被認為應該受到世人一致的譴責并遭到嚴厲的懲罚。然而，對于后現代主義者來說，責任問題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在他們看來，責任是現代主義者一廂情愿地披在自己身上的枷鎖，后現代的人完全沒有必要去理會什么責任，更沒有必要讓責任的重担壓垮自己的雙肩。消解責任，是后現代主義價值取向的典型表現。
　　在現代主義的語境中，責任同個體的意志自由密切相聯。由于個體具有意志自由，能夠自主地進行行為選擇，因此，個體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行為是由個體引起的，行為的后果是由個體的選擇造成的，這就足以構成個體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充足理由。但是，后現代主義者所強調的是，個體無法控制自己行為的后果，個體的選擇對于行為的結果并沒有什么影響，因而沒有理由要求個體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法國后現代主義思想家福柯曾經以圓形監獄為例，對社會關系普遍的權力化和個體作用的微不足道進行了分析和闡述。在《監禁與懲罚》一書中，福柯對英國經濟學家邊沁的圓形監獄的設想做了高度評價。圓形監獄呈圓環狀，中央是一座塔樓，塔樓上的窗子很大并朝向圓環內側。圓環外側是一間又一間的囚室，這些囚室都有兩個窗子，一個朝向塔樓，一個朝向監獄外面。在這樣的監獄中，看守在塔樓中能夠把囚徒的一舉一動看得很清楚。福柯認識，在權力領域，圓形監獄的設想促成權力關系的空間化。權力的空間化，使可視性問題變得重要起來。因為，只有讓權力的實施暴露在眾人的視野之中，權力才可以有效地實施而不至于濫用。可是，權力的可視性導致權力與個體的自主權利和自由權利的分離，權力變成了無所不在并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而個體則淪為權力的工具和犧牲品。在福柯看來，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構成一個龐大的權力之網，不管個體是否意識到，也不管個體是否心甘情愿，個體都無法逃避被這張權力之網所監禁、所強制、所吞沒的命運。結果，在極具束縛性的權力之網中，個體成為微不足道的渺小存在。
　　后現代主義者認為，個體的渺小和無力，使個體在社會歷史中以及在個體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趨向于零。這樣，個體的選擇、個體的行為與行為結果之間不再具有因果聯系，而“在缺乏因果關系的情況下，后現代個體無法被要求去担負起主觀責任”。（波林·羅斯諾：《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頁）
　　隨著對責任的消解，后現代主義者給他們自己的生活涂上了濃厚的游戲色彩。按照法國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德里達的解釋，游戲是一種增補性的活動，它具有隨意性和開放性，表現為一個無限替換的沒有中心、沒有本原的過程。這種游戲強調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重視的是體驗，而不是理解。后現代主義者把一切都視為游戲，以玩世不恭的態度去面對萬事萬物，抗拒生命本身所固有的嚴肅性。
　　由于責任的缺席，后現代主義者的婚姻觀念、家庭觀念、集體觀念、民族觀念和國家觀念等都變得十分淡薄。對他們來說，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多地表現出非固定和暫時性特征，任何或大或小的人類集合體都徹底地喪失了持久的凝聚力。這樣，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勢必增多，更何況，如果消解所有的責任，那么，違法亂紀者的責任將無法追究——這是否意味著對作惡者的縱容和對社會良性發展的威脅？
　　　　　　三　崇尚和諧
　　現代主義者主張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二元區分和對立，強調主體是積極的、能動的，客體是消極的、被動的，主體居于主導地位，客體處于從屬地位。這種二元對立邏輯表現在對待自然、對待他人的態度上，就是主張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根本上說都是對立關系。與此相反，后現代主義者“破除了主一客二分法，摧毀了一方勝過另一方的權威地位，中斷了同主體范疇相聯系的獨斷權力關系，并由此消除了其隱藏的層系（等級系統）”（同上書第71頁）在后現代主義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對立關系，已經被一種新型的和諧關系所取代。崇向和諧，是后現代主義價值取向的重要維度。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現代主義者的價值取向是“人類中心主義”。根據“人類中心主義”，“人類獨具靈魂或思想，因而被認為屬于與自然界其他事物完全不同的一類”，（大衛·雷·格里芬：《后現代精神》，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頁）人是整個世界的中心和主宰，自然作為僵死的東西是純粹的客體，“自然為人而存在，人憑借對自然過程的認識駕駛自然，使自然服務于人的目的”。（凱蒂·索珀：《人道主義與反人道主義》，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頁）在現代主義者看來，自然只不過是有待人類去征服和超越的對立物，“在決定對待自然的方式時，人類的欲望及其滿足是唯一值得考慮的東西”。（大衛·雷·格里芬：《后現代精神》中央編輯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219頁）
　　把自然視為統治對象的現代主義態度遭到后現代主義的批判。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現代主義者對待自然的態度，導致了人類對大自然貪婪的、大規模的掠奪，造成人類利益和所有物種的利益賴以存在的生態秩序的嚴重破壞。后現代主義者認為，人與自然之間不應是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人類既不是宇宙的精華，也不是萬物的靈長，人類沒有權利凌駕于自然之上隨心所欲地塑造自然。后現代主義者強調，人與自然通過相互包含而彼此具有內在關系，人類不能只滿足于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機械地控制自然，而應該對自然懷有發自內心的愛，使自己與自然融為一體。
　　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現代主義者的價值取向是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強調個體獨立于他人的重要性，主張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競爭性的。在現代主義的處境中，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看成主體，把他人看成客體。主體的存在蘊含著一個人比另一個人優越，客體的存在蘊含著一個人受到另一個人的控制。既然每一個人都力爭成為主體而力爭避變為客體，那么，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和競爭就勢所難免。
　　后現代主義者反對現代的個人主義，認為個人主義已成為現代社會各種問題的根源。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個體并非生來就是一個具有各種屬性的自足的實體”，（同上書，第22頁）個體與他人、他物的關系并非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構成性的，正是各種關系的存在才構成了個體的身份，而個人主義的根本錯誤就在于“否認人本身與其他事物有內在的關系”。（同上書，第4頁）通過對內在關系的強調， 后現代主義者指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非對立的、非強制性關系，“競爭不是最終的準則”，（大衛·雷·格里芬：《后現代科學》，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頁）和諧與合作比競爭更為基本。
　　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后現代主義者崇尚和諧無疑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對和諧的倡導，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重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合理關系。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和諧究竟怎樣才能實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后現代主義者強調借助溝通和對話以實現和諧。然而，根據后現代主義的語言觀，語言一方面是決定一切的，另一方面又是相對的、不確定的。語言的不確定性，使得人們相互之間無法進行有效的溝通和對話。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溝通和對話的結果，又怎么能夠化解沖突和矛盾而實現和諧？
　　　　　　四　標新立異
　　一般而言，現代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都承認一切皆變的基本事實。可是，他們對變化的反應卻大相徑庭。頻繁的、難以捉摸的變化讓現代主義者迷茫和苦惱，他們從內心深處渴望在變化和不確定性中尋覓到某種穩如磐石、確定不移的東西，以便讓自己能夠擁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一個使自己的靈魂保持寧靜的家園。現代主義者這種渴求確定性的心態，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不過是天真、幼稚的表現。后現代主義者拋棄了對確定性的迷戀，告別了對精神家園的執著。他們沉醉于反復無常的變化，特別熱衷于標新立異。標新立異，是后現代主義價值取向的顯著特征。
　　對于現代主義者來說，差異是某種必須加以克服和消除的對立物，人的自由只有通過否定差異才能實現，自由就是對差異的控制和把握。與此相反，后現代主義者推崇差異。法國后現代思想家利奧塔認為，人們應該追求的不是確定性，而是不確定性，他呼吁要激活差異并且為差異正名。德里達也十分重視差異，他認為差異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事物中所蘊含的差異總是會不斷產生出新的差異，要根絕差異是不可能的。在德里達看來，沒有差異的世界乃是一個死氣沉沉的荒原，缺乏差異的人則如同毫無個性的玩偶。人們應該做的，不是千方百計去抹煞差異，消除差異，而是不斷地去發現差異，尊重差異，逐步習慣與差異共處的生活。
　　后現代主義者渴望新與異的刺激，求新、求異的欲望已經深深地扎根于他們的潛意識之中。這種標新立異的價值取向，表面上看似乎與后現代主義在某些方面的“返古色彩”相矛盾。但實際上，后現代主義者是把懷舊活動當作是克服現代主義的一種策略，這種活動的結果并非是復古，并非是對古老傳統的一次簡單的再肯定，“而是某種在性質上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東西”。（波林·羅斯諾：《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頁）在后現代主義中， 古老的傳統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對傳統中一向被人忽視的、遭到現代主義拒斥的東西所進行的富有新意的重建。古老的傳統對后現代主義者來說，不過是一種可以借用的資源，而這種借用同時隨著對歷史秩序和時間序列的顛覆。因此，后現代主義者的懷舊活動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他們標新立異的一種方式、技法。
　　值得注意的是，后現代主義標新立異的價值取向體現的是一種非理性的情緒，而不是某種理性的思考。后現代主義者標新立異的目的不是為獲取知識、形成能力、塑造健全的人格，而是出于純粹的興趣，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這一點在他們對待游戲的方式上表現得比較明顯。后現代主義者強調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此時此地的游戲之中，但他們并不自禁于或停留于某個或某些特定的游戲。如果游戲能夠給他們帶來新奇的刺激，使他們覺得有趣，那么，他們會陶醉其中，徹底地放縱自我。可是，當某個游戲喪失新鮮感的時候，他們會毫不留情地拋棄舊的游戲，而去尋覓和投入另外的游戲。這樣，后現代主義者所熱衷的游戲、所迷戀的新異之物往往具有短命的特征，它們很快會被遺忘，而難以留下對人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永恒價值的建設性成果。
馬克思主義研究京77～80,83B6外國哲學任鴻杰20002000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政治系 作者：馬克思主義研究京77～80,83B6外國哲學任鴻杰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0: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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