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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問題，就它所包含的發展觀念、目標和實施過程來看，是由一定的主體所確定的。這一點很容易被人們忽視。發展是人的發展，發展主體自然是人類本身。在這個意義上，人類中心主義確實表征了人類存在的本性，本無可厚非。問題在于我們應當在什么意義上去確定它。事實上，面對當代日益嚴峻的全球性問題，我們亟待轉換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發展主體觀念。這是展開本文的意旨所在。
　　　　一、發展主體轉換的當代境遇
　　２０世紀，發展主體轉入了新的歷史時期。以人為中心的發展在獲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陷入了十分嚴峻的困境。
　　本世紀社會的長足發展歸功于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日新月異的新技術與工業革命浪潮使人類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生產力水平。自然世界地覆天翻、任人所為，甚至，人類完全創造了靠自然自身在億萬斯年的進化所遠遠不及的“人工自然”，使早先人類征服自然的幻想與神話大為遜色。即使在人想象所及，科學理性也以其魔力般的鞭鞘揚及于內。人類無所不能的實踐活動使自然本體論所認定的認識論前提“自然先于人存在”似乎變成了一個沒有任何意義的命題。但是，越是如此，越是證明了一個現實：我們所依存的自然已經不再是昔日那樣被認為是無限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存在了。人停止了對自然對象的膜拜（上帝也由此而死），還來不及為自身的力量驚訝和陶醉，就陷入了巨大的震駭與困窘之中：自然的有限存在是無法滿足人類的無限制的發展需求的，在技術高速增長的背后是無以復加的生態凄涼；掠奪性的礦藏開發直接加重了自然資源的再生性匱乏；有效耕地的減少與人口的增長呈現出一種惡性的正比例關系……整個自然變成了一塊任人隨意涂抹的畫布。實際上，人對于自然的中心地位已經隨著其所依存的泱泱自然的消弱而動搖了、坍塌了。
　　除了與自然關系的這種悲劇性后果外，２０世紀發展問題也在于人類自身的發展越來越失去其基本平衡；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了永久的創傷和陰影；下半個世紀所建立的相對穩定的國際社會也是乍起乍復、陰晴不定：冷戰對峙、軍備競賽；制度對立、意識形態膨脹；大國沙文主義；民族地區紛爭、宗教矛盾；經濟發展嚴重失衡；等等。還有諸如愛滋病、暴力、吸毒、色情、青少年犯罪、倫理困境等每況愈下的社會生活危機。更重要的恐怕還在于：當我們無法回避這些嚴峻的環境問題、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時；當人們不得不處于現代工業社會遠離自然的喧囂與燥煩的境遇之中；當整個人類的生存仍可能受控于巨大的戰爭體系之下；當人類的惻隱必須面對著貧富之間的殘酷的現實巨差；當道德失范、價值虛空、經濟浪潮似乎已把傳統人文精神吞并得一干二凈……之時，人類精神上所感受的彷徨、恐慌和絕望。
　　毫無疑問，人類中心主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陷入了嚴重的困境之中。但是，這絕不表明發展問題的取消，它恰恰表明，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發展觀，完成發展主體的歷史性轉變以及確立新的主體發展模式已經來臨。
　　　　二、人類——自然系統發展觀的確立
　　新的發展主體就是人類——自然這一整體發展系統。人類——自然系統是內含著人、社會、自然的總體性系統。社會發展觀的當代轉換就是從人類中心向這一總體系統的轉換。人、社會、自然各子系統的發展都應當從這一總體系統的綜合發展中求得。
　　１、在人類中心主義看來的對于自然的占有與支配關系應讓位于人與自然之間的互惠與協調發展關系。與此相應，對于社會的個人本位意識也應當讓位于人與社會之間的整體性同一關系，真正實現馬克思所設想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與一切人的自由發展同一”的社會理想。因而為人類中心主義所支持的自我意識、單向的主體實踐力、個人的自我發展、人的先在價值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僭妄：人作為主體并不是唯一的；人的主體性也并不具有先在性和至上性；人的實踐活動既有開發性的一面，也有自律性的一面，自律性恰恰是人的實踐能力提高的表現；就開發而言，既表現為外向的、指向于自然客體的開發，也表現為內向的、指向于人的潛力的開發利用。只有把人置于整個人類——社會——自然的存在與發展系統中，才能取得反省自身、確證自身、拓展自身以及全面發展的可能性。可見，確立人類——自然總體發展意識，并不意味著貶棄現代社會所高揚的人的價值和主體自我意識，而是從更深遠的意義上對人的生存與發展要求的肯定。
　　２、人類——自然系統發展觀的確立事實上打開了社會發展的新天地。新的發展觀要求消除整個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對立關系，而各類社會性主體也應當意識到，他們之間基于無限自然而進行的對立沖突正面臨著自身生存的威脅。換句話說，全球性問題的迫近使國家、民族、集團及意識形態問題成為次級問題，全球性共識要求解開這些次級問題的癥結并宣布那種傳統的社會性主體的對立式發展觀的失效。正是基于這一思維方式，社會性主體間的交往與對話日益成為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根本措施，也成為人類新的生活方式。
　　３、自然對人的關系直接決定和制衡著人對自然的關系，人通過對于自然的主體性關系確認自身的價值，自然的存在與發展又規定著人的價值活動實現的可能性：自然成為價值客體與價值尺度。而就人的活動必須適合和“滿足”于自然的生存與發展而言，自然也是價值主體。按照美國哲學家、國際環境倫理學學會主席羅爾斯頓的觀點，自然界的價值可以定義為一種被儲存的價值，其表現是多樣的，如支持生命的價值、經濟價值、科學價值、娛樂價值、基因多樣性價值、自然史和文化史價值、文化象征價值、性格培養價值、治療價值、辯證的價值、穩定性和開放性價值、尊重生命的價值、哲學和宗教價值，等等［（１）］。
　　把自然也作為價值主體是對于人類中心主義把人作為唯一價值主體的否定。人類必須轉變這一觀念：懷著無可非議的征服和占有感去支配和使用自然。恩格斯說得好：“自然永遠是人類的母親……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２）］人所生存的自然環境應當無可爭議地被賦予或還原其主體性和價值性：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是人類現實與歷史共演的絕對舞臺，是迄今為止人類可以指望的唯一生存與發展空間。在全球性生態環境日趨惡化的今天，整個人類理應達到高度的警醒與共識：自然的保護與增加已成為發展的首要條件。
　　　　三、人類——自然系統發展觀的文化意蘊：生存論的回歸
　　２０世紀社會發展狀況表明，經濟人在與自然、社會的對立關系中飛速發展的同時卻存在一個背道而馳的現象：不斷加重的文化感的失落。現代人在物質需求上得到了足夠的滿足，在精神及文化上卻面臨著巨大的“真空缺失”：舊的文化傳統似乎已失去其存在的基礎，新的文化又尚未建立起來。對于大多數后發展國家而言，則是處于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匱乏與被拋狀態——發達國家與后發展國家之間巨大的經濟發展差距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的缺撼，而后發展國家民族文化和心理由此所受到的沖擊與消蝕，則具有更加深刻的悲劇意義。
　　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嚴重失衡，是２０世紀社會發展的嚴重問題。對此，西方學者表現出了足夠的反省意識，羅馬俱樂部的創史人貝切伊指出：“人類在其進化的這一階段的根本問題是沒有在文化上與自己所創造的變化了的現實保持同步和完全相互適應。”［（３）］施威澤則尖銳地批評說：“整個社會與其經濟狀況之間存在著悲劇性的聯姻。經濟條件毫不留情地使現代人變成了一個沒有自由、沒有信心、沒有獨立性的存在物，總之使人具有各種缺陷以致缺乏人性的那些品質。”［（４）］就連對人類進步持樂觀態度的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也承認：“從某種意義上說，２０世紀曾經歷了自己的中世紀——高技術的發展和以用機器取代人為特征的高度工業化時期，極權政治和戰爭摧殘了人和人類文化。”［（５）］這些評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切中要害的，它提示我們必須對發展目標予以反思。
　　人類中心主義發展觀把經濟增長當作社會發展的當然目標，這其實是把作為手段的東西當作了目標。事實上，在社會發展的諸多手段中，經濟增長并不是唯一的，其它社會發展含量，諸如文化、環境、社會政治、日常生活趨向等常常是經濟因素所無法代皰的。世界銀行組織在其提交的《１９９１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寫道：“全面發展不僅僅包括經濟變量，它還包括能夠提高生活質量的非經濟因素。”正是被經濟因素所制約、所撇開的人類文化價值，才是從總體上范導、規定、影響著經濟發展并使它指向于人的合理需求目標——就發展是人的發展而言，文化在任何時候都有這一職能。佩魯甚至認為：“各種文化價值在經濟增長中起著根本性的作用，經濟增長不過是手段而已。各種文化價值是抑制和加強增長的動機的基礎，并且決定著增長作為一種目標的合理性。”［（６）］
　　發展的目標應該由單純的經濟轉向文化。這里的文化不再僅僅是人類中心論文化，而是生存論意義上的整體性文化。純經濟增長的傳統發展模式最終導致發展目標的消失，現代人的茫然失措、理想失落、無家可歸，正是發展目標丟失的表現，因而，立足于人類——自然系統發展觀所確立的生存論實質上意味著發展目標的失而復得。
　　生存論意義上的整體性文化具有以下一些征貌：
　　１、多樣態的交往文化。隨著發展主體的轉換，交往由傳統的基于人與人之間經濟對立關系之上的“暫時的融合”活動而成為人、社會、自然之間的日常活動，這種日常活動是多層面、多方位、而且是異質多樣的，它深入到經濟、政治、科技、商務、思想等各個領域。它不僅廣泛存在于人——社會系統之內，也存在于以人的活動為中介的人——社會系統與自然之間，因而呈現出多種多樣的形式：對話、理解、交流、商談、合作、互釋、匯通、同構、共存、寬容等等。無疑，交往得以實現的前提是交往雙方的開放與平等意識，因此，各交往主體就應當走出封閉和對抗；改變那些與變化了的現實格格不入的陳舊觀念；摒棄那些妄自尊大的中心意識或妄自菲薄的邊緣心理；撇開那些不易于溝通的意識形態或種種抽象價值；并真正形成把環境與自然作為共同發展前提看待的共識。
　　２、實踐性的批判文化。生存論本身就是在對于人類中心文化的反叛基礎上所確立的文化形態。人類中心主義也是一種“批判”文化，但它僅限于思想意識及知識領域，是“純粹理性”的自我覺醒，是“思想的思想”，它所確立的只是與近代文明相符合的自我意識，自我意識一旦確立，“批判”的使命即告終結。生存論則直接立足于人的現實實踐活動，面對人——社會——自然的總體系統，并不斷追思、反省自己的全部行為觀念。它所確立的是人類置身于其中的整個世界的意識。
　　作為批判文化，生存論表現出深刻的時代范導功能。當現代工業文明不斷消融了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領域，人們奉行“怎么都行”、甚至對自身作為人的存在都持無所謂或否定態度時，生存論應當通過批判為人類確立起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當交往主體間的觀念和行為方式上的差異多少成為交往的直接障礙時，生存論文化應當通過批判從總體上給交往主體提供一種反思自身、求同存異、相互溝通、達成共識的資質；當人的主體性膨脹、實踐行為異化為對自身存在的直接否定時，生存論應當通過批判為人類確立起一種自律性實踐意識，實踐觀也應該是對實踐的批判觀；當人類精神和知識領域被經濟理性和消費世界所全面占領時，生存論應當通過批判重新建構起更高層次上的真、善、美相統一的人文價值體系。
　　３、總體性文化。這是整個生存論的落腳點，生存論所傍依的是人類——自然的系統發展觀，即人的全面發展、自然的保護與增加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實現的社會進步。它表明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由對立走向統一，也表明理性與價值、自然與人化、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以及自然、社會與人文各知識學科之間的傳統對立沖突在新的文化前提下的統一。
　　總體性文化與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構想的“自然主義”與“人本主義”同一的社會發展理想是契合的。無疑，它的確立還存在著久遠的現實巨差。當前，全球性的發展必須解決這樣兩個問題：一是經濟的協調發展。沒有全球范圍內經濟發展的普遍繁榮，就不可能有某一國家或某一地區經濟的長久發展，那種經濟大國主義、實則是通過占有別國經濟的發展戰略是沒有太大前途的。發達國家必須修正其高速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一方面給后發展國家提供更多的經濟發展機遇和援助，促進共同發展；另一方面，更多地承担起他們本應承担主要責任的環境發展任務。對于大多數后發展國家來說，經濟發展仍是當務之急，他們應當抓住機遇、開放改革、有效益、有質量地發展經濟，盡早在發展程度上與發達國家持平，同時自覺地避免環境污染與破壞。二是經濟與文化的同步發展。發達的物質文明應當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作為保障的目標，這是一些先發展國家所沒有處理好的，因此，在未來幾十年里，后發展國家一定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尤其是與道德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同步關系。其中，后發展國家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和發展將是十分重要的，這一工作對于建立一種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文化體系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注：
　　（１）余謀昌《西方生態倫理學研究動態》，《哲學譯叢》，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第２頁。
　　（２）《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３卷，第５１８頁。
　　（３）《人的素質》，遼寧大學出版社８９年版第３頁。
　　（４）弗洛姆：《健全的社會》，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８８年版，第２３２頁。
　　（５）《大趨勢》，中國社會出版社８４年版，第６６頁。
　　（６）《新發展觀》，華夏出版社８７年版第１５頁。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政治系）
　　　　　　　　　　　　　　　　　　　　　　　　〔責任編輯　楊玉昌〕
　　
　　
　　
河北學刊石家莊　　023-026B1哲學原理鄒詩鵬19951995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　　023-026B1哲學原理鄒詩鵬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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