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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以教書為樂的　　

田余慶 | 文　　

學術貴創新。耄耋之年，創新乏力，學術活動已畫上句號。這次出書，是由資深行家傅璇琮先生策劃引起。我了解傅先生的造詣，情誼所在，不容我拒辭。

按傅先生的策劃，我還得提供一份概述治學簡歷和成果的五千字的短序，大概就是一篇學術人生的素描。這個方面我以往未細想過，現在試著勾勒一下。　　

我青少年的時候，顛沛流離，未能獲得穩定的求知環境。平凡的家庭未曾給我書卷習氣的熏陶。那時是抗戰第一，個人成長也是時刻心系民族存亡。后來流亡到大后方，碰上逐漸興起的學生運動新潮流，青年人憂心國事，痛恨腐敗政治，自然被潮流吸引。　

可以說，我的青年時代，讀書求知的機會是靠自我奮斗，在縫隙中獲得的。讀書欲望雖然強烈，卻不存在學術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后來幾經折騰，試過幾個學科專業，終于落腳到史學領域之時，我充滿歡心和干勁，也由于缺乏堅固的學識基礎而戰戰兢兢。

我起初的落腳點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此時我已經轉而專注于古代史，研究民國史并不是我的愿望。我在先輩的指點下被安排參加近代史史料編輯。1952年院系調整，調入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余遜先生過世，我被指定接替他在歷史系的斷代史教學工作，主要是秦漢史和魏晉南北朝史，兼教中文等系一部分通史課程。

那個年代的教師，尤其是中青年，多數人都只能隨著政治運動的風向飄移，難得有寧靜治學和獨立思考的條件，業務長進有限，我自然也是如此。我在政治運動之余，把教學當作一小塊“自留地”，愿盡心盡力耕作，一來為學生，二來也讓自己獲得一點教員的奉獻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卻是很大，常被批評脫離政治，這使自己長期感到壓抑。

學校也有科研任務。中國史的科研，風向所指，一是學術批判，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批胡適，但持續時間不長；一是意識形態強烈的五類課題的討論，向達先生謂之為“五朵金花”。批胡適，我被邀約，寫過批判“實用主義考據學”的文章，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當時自己是初生之犢，以無知而忝列“新生力量”，但心里并非無畏。　

我自知所懂甚少，跟著風向在政治上上綱上線，折騰一番，學術意義是談不上的，運動過后，事情也就忘了。沒想到隔了近半個世紀，謝泳先生著文涉及舊日批判胡適一案，順便說到我，說我當年所批“實用主義考據學”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也就是我自己后來治學的門徑。謝先生的中肯批評使我自感慚愧。　　

關于“五朵金花”一類課題的研究，當時搞得熱鬧，我也不甘寂寞，暗自跟進，只是尚無把握，不敢張揚。我把范圍選定在階級斗爭(實指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在社會形態轉變中的作用這個方面。這并非新鮮問題，要想出點新鮮見解并不容易，搞不好很有可能被指責為異端。所以我著重找馬恩語錄來做支撐，寫成了幾萬字的草稿，尚未完成。　　

正在此時，學校展開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我被列入北大全校所謂批判“黨內專家”(這是北大某領導人自創之詞，意指以專家自恃的黨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并不是真正的什么專家)一案。那時風云驟起，被批者和批判者都不甚明白這一案是怎樣搞起來的，反正是亂砍亂伐，上綱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披著理論外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

批判毫無理性，殘酷無情。最讓我吃驚的是，校領導在總結此案的大會上，竟說出如果黨員中有誰再搞修正主義，就休怪下手更重的威嚇語言。我預料還將在黨員教師中找所謂披著理論外衣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靶子，而我手上那篇未完成的文稿正適合批判的需要，于是就此機會偷偷把它燒掉，避免后患，心想以后決不再涉此類課題。

下決心一燒了之，還有一個較深層的思想背景，就是批斗并沒有讓我明白究竟什么是修正主義，什么是歷史研究中的修正主義。北大領導在總結此案的大會上訓斥我們，氣勢很足，只是也沒有說出什么是修正主義的話來。后來有點明白，就是越“左”越好。　　

在等待發落的過程中，我為了匯報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心得，取毛選中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思想，寫成一篇歌頌農民戰爭的文章，調子很高，《新建設》雜志印成大樣，準備刊出。稍后形勢變化，大局調整，輿論隨之降溫，文章沒有出爐。這一在被扭曲心態下寫下的表白性的違心之言，既誤人又傷己，如果發表出來，成為我自己學術檔案中的一頁，將會是我永遠的內疚，比起當年由于無知而亂批“實用主義考據學”，性質就不一樣了。　　

接下來，在全國調整時期，我在翦伯贊先生主編中國史教材這項上面抓得很緊的任務中，潛心編寫古代史的兩大段落，利用時機補讀了一些早該閱讀的書籍。這是難得擁有的平靜思考而又感到充實的幾個年頭，翦先生是非常關切我的長者，理解我的處境，對我調適心態幫助很大，我很感激他。只是他無從理解他自己的處境，不久以后就陷入大災難之中，令人悲憤不已。　　

這幾個年頭，是我對自己的學術人生的反思過程，也是認識深化過程。我從自己的經歷中深深體會到，學術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風向的制約，但也不能一刻放棄獨立思考。求真務實畢竟是學術的首要條件。自己落筆為文，白紙黑字，要永遠對之負責，不能只顧眼前。如果以務實求真為目標，真正做到以我手寫我心，錯了改正，這樣的學術工作才能心安理得，才是為學正道。　　

我按照獨立思考、務實為學的信念，改變過去浮華的路數，設想沉潛做專題研究工作，逐步推出專題研究課程，醞釀寫出研究文章和著作，重新開啟自己為學之路，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沒等到邁開腳步，“文革”一來，一切變樣。不過有了這幾年的沉思和歷練，學術理念已較為明確。只是所設想的為學之路暫時受阻，等形勢穩定后再說。　　

幾年理性反思使我脫離了過去那種懵懵懂懂的狀態，成熟了一些，懂得隨波逐流的錯誤和危險。因此，我在十年“文革”中多少能理性地判斷方向，謹慎從事，避開一些風浪，少栽一些跟頭。這里我舉與學術有關的兩項事例。　　

正當外間盛傳“勸君莫罵秦始皇”詩句的時候，軍宣隊帶同出版社的人，找我寫歌頌秦始皇的書，作為政治任務，要得很急。我知道此事有來頭，不容說不。他們要的是政治，不允許兩點論，學術水平不太在意。我處在困難中，只有拖延一法。拖到出書失了時效，才被允許改為寫一篇論文，要在《北大學報》復刊號上刊登。

文章寫完了，雖然重在歌頌，但總體上還是沒有脫離兩點論。軍宣隊的干部會上放出話來說：“北大居然還有人堅持罵秦始皇是暴君！”言外之意大家懂得，好心人為我担心，讓我家人考慮眼下利害關系，勸我不要再頂牛了。　　

我當然非改不可。怎么改呢？ 我想到如果只圖現在過關，時過境遷之后，有人以此責備我涂抹史實歌頌農民所反對的暴君，我能規避文責嗎？ 所以我只有斟酌分寸，刪除了部分內容，在文末另加小段文字，表明秦始皇歷史貢獻中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本文對此不予評論。

這樣，妥協達成，《北大學報》登出了這篇艱難曲折中寫成的平淡文章。風波過去了，我逃過一劫，避免了背負自責的包袱，輿論也能理解我的苦心。事后回思，我把那時能僥幸爭得這種妥協視為自己堅守務實為學的小小的得意之筆。

務實為學，還有一個事例。在評法批儒高潮中，我被約為《歷史研究》復刊號寫文章。　　

此時曹操作為法家皇帝正被熱捧，我覺得對這個問題還有點話可說，于是寫成《袁曹斗爭和世家大族》一文。

審稿過程中，風聞有較強烈的責難，我沒有太在意。我猜想責難可能是在曹操興于法而終歸于儒這一見解上，這一學術見解如經惡意歪曲，可能觸犯大忌。但我知道，按曹操情況，不崇法不能起家，不入儒不能治國，此見解既有史料根據，又有前人研究可供參考，所以我敢于堅持。　　

此文刊出時用小字排印，附在一篇大字排印的工農兵群眾歌頌曹操文后，可以被理解為一篇供批判用的反面文章。我當時對此有點懵懂。后來全國政治大局有了急速轉移，輿論重心隨之大變，此文居然躲過批判。　　

多年以后，清華的劉桂生教授告訴我他所知審查此文的幕后情況，頗為詳盡曲折，也算是我所知關于此文的一點小小掌故。曹操一文的論點、思路和方法，實際上都是受陳寅恪先生的影響，這在當時并不是自覺的，卻對自己以后的學術工作長期起著作用。現在我把此文選入本卷書中。　　

一場“文革”，連同其序幕和余波，對我說來，損失時間又不止十年。從生理上說這是讀書人最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我失去了。等我在學術上重新上路時，自覺還略有余熱可用，只是一刻也不容耽誤。

重新上路，從重新讀書開始。舊史新讀，有時能讀出新義。學與思結合得緊一點，讀書得間，能較快發現新問題，順利進入研究過程。

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實創新。華而不實之作，無獨立見解之作，無思想內容之作，趨俗獵奇之作，我都不去考慮。我知道能拼搏的時日畢竟有限，必須量力而為，心無旁騖，特別是在研究范圍方面不容擴充。

教師最主要的任務是教書，我是以教書為樂的，所以我把備課與科研結合起來，教學促科研，科研為教學。我覺得這是我發揮余熱的合適而有效的途徑，我循此走過十好幾年。后來一場大病剝奪了健康，教課暫停，科研還勉力維持，只是節奏慢了下來，思維能力退化。八十之后，沉潛的研究是全無力氣了。　　

勾勒自己的學術人生，覺得在學術上能發揮一點光和熱，主要是“文革”以后的事情，為時已經不早了。1991年我在自己的一本書的前言中說：　　

十余年來每有所思所作，總不免晚學之憾。但是自知之明和學有所守的體會卻日漸增長。一位博學多才的文學家在自己的一種著作付印后被問及此后寫同類作品的設想(注：這是指楊絳先生為《圍城》出版事問錢鐘書先生的話，當時為避攀附之嫌而未舉名字)，他回答說，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只會有遺恨；有條件寫而寫出來的不是東西，那就要后悔了，而后悔的味道不好受。所以他強調說：“我寧恨毋悔。”對這幾句話，我曾久久凝思。　

我知道學科有不同，學識有高下，不能一概而言，強比前人。不過“寧恨毋悔”的論學之語有如當代《世說》，讀來濃郁沁心，極堪回味，我愿以為圭臬。

我用舊日寫的這段話來結束新的自序。我想強調一下其中的關鍵詞，首先當然是“寧恨毋悔”。此外，“晚學之憾”和“自知之明”也要強調，“晚學”所以少成，“自知”所以知足。至于“學有所守”，是想避免曲學和濫作，守住科學良心，這是我的愿望。

      本文原標題為《我的學術簡歷》，是《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田余慶卷》的自序，收入《田余慶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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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