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X黃侃X梁宗岱:知識分子是如何打架的? 鳳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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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打架那些事
宋石男


文人相輕,由來已久。三國曹丕《典論》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清人尚镕《書典論論文后》進一步解說,文人相輕的原因,主要有四:“一由相尚殊,一由相習久,一由相越遠,一由相形切。”用今天的話說,“相尚殊”,是審美口味不同而導致見解分歧;“相習久”,是長期廝混而造成輕視心理;“相越遠”,是政見不同而勢如水火;“相形切”,則是心胸狹窄而一味苛責他人。要之,無論相似還是相異,相近還是相遠,文人之間,容易彼此輕視,進而刺痛對方。


1935年6月,魯迅寫《再論“文人相輕”》說:“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從圣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麻瘋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見所是和所愛的,他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撥。”不過魯迅與人論戰,基本靠筆,不靠手,即使與林語堂在南云樓虎視眈眈,還是沒打起來,也算為“文人相輕”保留了非暴力的調性。


文人相輕竟至于大打出手,亦不鮮見。所謂“猩猩之火,可以撩猿”,文人之間因輕蔑或異見而燃起的怒火,極可能化文斗為武斗。譬如晚明陳子龍與艾南英在七錄齋中辯論朱王異同,話不投機,陳竟以手批艾之頰。又如清代學者汪中與洪亮吉同舟論學,爭辯漢宋,汪之口齒不及洪,一冒火,竟將洪推下江去,幸好舟子救得及時,洪才沒被淹死。再如清代兩位版本目錄學名家黃蕘圃與顧千里,也曾因細故而打架,搞得紙屑四濺,就像拖拉機開過廢品收購站。


文人相輕而訴諸武力,在晚清民國就更為風行了。伍立楊說,“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間,距離和分野的痕跡都不大明顯,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當數量的文人,也時時葆有武裝行事的氣質……甚至可以說攜有相當分量的暴力傾向”。學者楊國強更發現,在晚清民初的新學家中,“尚武”之風備受推崇。譬如后來做了文學家的周作人,當時在《紹興公報》上專論“軍人之尊貴”,鼓吹“國民尚武之心”;楊集群也在《武學》雜志上熱烈倡言,“兵乎,兵乎,為立國之本,為文明之標幟”。1905年,湖北新軍在黃陂募兵96人,其中廩生20人,秀才24人。楊國強對此評論說:“這些都是本來的讀書種子。秀才當兵,說明了文武之道此消彼長。由此折射出來的,是新舊代謝之下的價值易位和人心變動。”


近現代知識分子喜歡打架,除了個人性格外,或也可放在上述背景中考察。


戊戌變法之前,由康有為幕后策劃、梁啟超任總主筆的《時務報》,請來章太炎担任撰述。章太炎為人極狂傲,可以從死掉的學者一直罵到在職的大總統。在時務報館,康派極強勢,自然招來章之反彈,加上雙方從學術思想到政治觀點均有分歧,遂至開罵。章斥康派為“教匪”,后者則罵章為“陋儒”。罵架升級,竟成打架。康派一群人由梁啟超帶隊到報館,拳擊章太炎,章也不是植物人,立即動手還擊。在章太炎《自訂年譜》中,只記有打架之事,未說梁啟超親與,也未詳述戰果。金宏達《太炎先生》則說,梁啟超被章太炎狠抽了一個大嘴巴。斗毆事件后,章太炎即離滬赴杭。好漢難敵四手,報仇不晚三年。日后《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章氏出語極狠,也可部分看作是那次斗毆的回聲。


章太炎的弟子黃侃,也是個狠角色,不但繼承了乃師之小學,也繼承了乃師之怒火。黃與詞曲家吳梅都在中央大學中文系任教,一日系里于酒家聚會,席間黃與吳一言不合,遂至激辯。黃侃忽奮臂攘袖,一記黑砂掌襲向吳梅臉蛋。吳急閃,未中,旋回敬一拳。兩人于是起身離席,準備在滿血狀態下PK一場,被同事們拉住。《黃侃日記》“癸酉年五月”條下,有記載此次沖突。后來兩人還打過一架,因為在教師休息室搶沙發。當時吳梅端坐沙發小憩,黃侃進來就發飆,對吳梅大吼:“你個瓜娃子憑啥子坐這里?”吳梅答:“憑詞曲。”雙方就又干起來了,不過都只受了點兒皮肉小傷,不厲害。學者打架多是婆娘架,必殺技是指甲、摟抱和拉拉扯扯。此后,教務處便把兩人的課錯開日子排,以成牛郎織女隔河相望之勢,好消減摩擦。


黃侃一生好罵,中共首任總書記陳獨秀也被他痛罵過多次。不過陳獨秀似乎對黃侃頗有雅量,1920年陳在武漢高師演講時還感嘆說:“黃侃學術淵邃,惜不為吾黨用!”但不要因此就認為陳獨秀是個好脾氣的總書記,他也喜歡打架。青年時代,陳獨秀與革命黨人吳樾爭奪刺殺滿清五大臣的機會,竟至扭作一團,滿地打滾。疲甚,吳問:“舍身一拼與艱難締造,孰易?”陳答:“自是前者易后者難。”吳對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別(后吳在炸彈行刺中當場殞身)。


陳獨秀也是毒舌,據說有次大貶湖北學人,讓“驕傲的湖北人”熊十力聽后“毛發倒豎”,就此棄武從文,竟成一代新儒家。熊十力早年曾入陸軍特別學堂習武,參加過武昌起義,任過軍政府參謀,因此在文心之外,猶裹有武氣。熊十力一生與人打架次數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與詩人廢名之戰。湯一介《“真人”廢名》記,當年廢名和熊十力都研究佛學,常為此爭論,鄰居也習慣隔墻聽到兩人的高聲辯說。有天辯論聲忽戛然而止,旁人好奇,過去一看,兩人竟打起來了,因為互相卡住對方的脖子,所以都發不出聲音。周作人《懷廢名》中也記載了二人打架之事:“一日廢名與熊翁論僧肇,大聲爭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廢名氣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見廢名又來,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題矣。”如此看來,知識分子打架畢竟比小流氓要強一點兒,皮肉或傷,但感情不傷。


與廢名大約同期的新詩人梁宗岱,也負氣好斗。蕭乾曾回憶說,林徽因有次當面數落梁宗岱的一首詩不好,梁很不服氣,就當眾抬起杠來。林徽因是當時那群聚會文人的神仙姐姐,梁都要與之抬杠,可見多么好斗。不過梁再好斗,還不至于跟神仙姐姐動手,他打架的對象至少是男人。翻譯家羅念生曾撰文回憶與梁宗岱那一打的風情:“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見面,兩人曾就新詩的節奏問題進行過一場辯論,因各不相讓竟打了起來,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過身來壓倒他,終使他動彈不得。”梁宗岱還曾跟同在復旦大學的一個中文系老教授打架,據當時一位旁觀學生回憶:“兩人從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當間,終于一齊滾進了一個水坑;兩人水淋淋爬了起來,彼此相覷一下,又一齊放聲大笑……”


上面講的這些文人打架故事,大多是即興意氣之舉,沒有預謀,更沒陰謀。打的時候光明磊落,打完之后磊落光明,放之當今,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


摘自宋石男《十三億種活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版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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