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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有識，有趣——鳳凰副刊

文人相輕，由來已久。三國曹丕《典論》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清人尚镕《書典論論文后》進一步解說，文人相輕的原因，主要有四：“一由相尚殊，一由相習久，一由相越遠，一由相形切。”用今天的話說，“相尚殊”，是審美口味不同而導致見解分歧；“相習久”，是長期廝混而造成輕視心理；“相越遠”，是政見不同而勢如水火；“相形切”，則是心胸狹窄而一味苛責他人。要之，無論相似還是相異，相近還是相遠，文人之間，容易彼此輕視，進而刺痛對方。

1935年6月，魯迅寫《再論“文人相輕”》說：“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從圣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愛到麻瘋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見所是和所愛的，他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撥。”不過魯迅與人論戰，基本靠筆，不靠手，即使與林語堂在南云樓虎視眈眈，還是沒打起來，也算為“文人相輕”保留了非暴力的調性。

文人相輕竟至于大打出手，亦不鮮見。所謂“猩猩之火，可以撩猿”，文人之間因輕蔑或異見而燃起的怒火，極可能化文斗為武斗。譬如晚明陳子龍與艾南英在七錄齋中辯論朱王異同，話不投機，陳竟以手批艾之頰。又如清代學者汪中與洪亮吉同舟論學，爭辯漢宋，汪之口齒不及洪，一冒火，竟將洪推下江去，幸好舟子救得及時，洪才沒被淹死。再如清代兩位版本目錄學名家黃蕘圃與顧千里，也曾因細故而打架，搞得紙屑四濺，就像拖拉機開過廢品收購站。

文人相輕而訴諸武力，在晚清民國就更為風行了。伍立楊說，“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間，距離和分野的痕跡都不大明顯，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當數量的文人，也時時葆有武裝行事的氣質……甚至可以說攜有相當分量的暴力傾向”。學者楊國強更發現，在晚清民初的新學家中，“尚武”之風備受推崇。譬如后來做了文學家的周作人，當時在《紹興公報》上專論“軍人之尊貴”，鼓吹“國民尚武之心”；楊集群也在《武學》雜志上熱烈倡言，“兵乎，兵乎，為立國之本，為文明之標幟”。1905年，湖北新軍在黃陂募兵96人，其中廩生20人，秀才24人。楊國強對此評論說：“這些都是本來的讀書種子。秀才當兵，說明了文武之道此消彼長。由此折射出來的，是新舊代謝之下的價值易位和人心變動。”

近現代知識分子喜歡打架，除了個人性格外，或也可放在上述背景中考察。

戊戌變法之前，由康有為幕后策劃、梁啟超任總主筆的《時務報》，請來章太炎担任撰述。章太炎為人極狂傲，可以從死掉的學者一直罵到在職的大總統。在時務報館，康派極強勢，自然招來章之反彈，加上雙方從學術思想到政治觀點均有分歧，遂至開罵。章斥康派為“教匪”，后者則罵章為“陋儒”。罵架升級，竟成打架。康派一群人由梁啟超帶隊到報館，拳擊章太炎，章也不是植物人，立即動手還擊。在章太炎《自訂年譜》中，只記有打架之事，未說梁啟超親與，也未詳述戰果。金宏達《太炎先生》則說，梁啟超被章太炎狠抽了一個大嘴巴。斗毆事件后，章太炎即離滬赴杭。好漢難敵四手，報仇不晚三年。日后《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章氏出語極狠，也可部分看作是那次斗毆的回聲。

章太炎的弟子黃侃，也是個狠角色，不但繼承了乃師之小學，也繼承了乃師之怒火。黃與詞曲家吳梅都在中央大學中文系任教，一日系里于酒家聚會，席間黃與吳一言不合，遂至激辯。黃侃忽奮臂攘袖，一記黑砂掌襲向吳梅臉蛋。吳急閃，未中，旋回敬一拳。兩人于是起身離席，準備在滿血狀態下PK一場，被同事們拉住。《黃侃日記》“癸酉年五月”條下，有記載此次沖突。后來兩人還打過一架，因為在教師休息室搶沙發。當時吳梅端坐沙發小憩，黃侃進來就發飆，對吳梅大吼：“你個瓜娃子憑啥子坐這里？”吳梅答：“憑詞曲。”雙方就又干起來了，不過都只受了點兒皮肉小傷，不厲害。學者打架多是婆娘架，必殺技是指甲、摟抱和拉拉扯扯。此后，教務處便把兩人的課錯開日子排，以成牛郎織女隔河相望之勢，好消減摩擦。

黃侃一生好罵，中共首任總書記陳獨秀也被他痛罵過多次。不過陳獨秀似乎對黃侃頗有雅量，1920年陳在武漢高師演講時還感嘆說：“黃侃學術淵邃，惜不為吾黨用！”但不要因此就認為陳獨秀是個好脾氣的總書記，他也喜歡打架。青年時代，陳獨秀與革命黨人吳樾爭奪刺殺滿清五大臣的機會，竟至扭作一團，滿地打滾。疲甚，吳問：“舍身一拼與艱難締造，孰易？”陳答：“自是前者易后者難。”吳對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別（后吳在炸彈行刺中當場殞身）。

陳獨秀也是毒舌，據說有次大貶湖北學人，讓“驕傲的湖北人”熊十力聽后“毛發倒豎”，就此棄武從文，竟成一代新儒家。熊十力早年曾入陸軍特別學堂習武，參加過武昌起義，任過軍政府參謀，因此在文心之外，猶裹有武氣。熊十力一生與人打架次數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與詩人廢名之戰。湯一介《“真人”廢名》記，當年廢名和熊十力都研究佛學，常為此爭論，鄰居也習慣隔墻聽到兩人的高聲辯說。有天辯論聲忽戛然而止，旁人好奇，過去一看，兩人竟打起來了，因為互相卡住對方的脖子，所以都發不出聲音。周作人《懷廢名》中也記載了二人打架之事：“一日廢名與熊翁論僧肇，大聲爭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廢名氣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見廢名又來，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題矣。”如此看來，知識分子打架畢竟比小流氓要強一點兒，皮肉或傷，但感情不傷。

與廢名大約同期的新詩人梁宗岱，也負氣好斗。蕭乾曾回憶說，林徽因有次當面數落梁宗岱的一首詩不好，梁很不服氣，就當眾抬起杠來。林徽因是當時那群聚會文人的神仙姐姐，梁都要與之抬杠，可見多么好斗。不過梁再好斗，還不至于跟神仙姐姐動手，他打架的對象至少是男人。翻譯家羅念生曾撰文回憶與梁宗岱那一打的風情：“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見面，兩人曾就新詩的節奏問題進行過一場辯論，因各不相讓竟打了起來，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過身來壓倒他，終使他動彈不得。”梁宗岱還曾跟同在復旦大學的一個中文系老教授打架，據當時一位旁觀學生回憶：“兩人從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當間，終于一齊滾進了一個水坑；兩人水淋淋爬了起來，彼此相覷一下，又一齊放聲大笑……”

上面講的這些文人打架故事，大多是即興意氣之舉，沒有預謀，更沒陰謀。打的時候光明磊落，打完之后磊落光明，放之當今，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

摘自宋石男《十三億種活法》，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版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