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402(2004)06-0084-04
    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女性作家的文學創作及其被閱讀的接受史是一個意味深長 的文學現象，表現之一就是：人們對女性作家個人生活的渲染和關注遠遠超過對其作品 本身的閱讀，人們感興趣的往往是其私人生活具有“觀看”價值的一面(這也包括許多 專業研究者的引導)，而對于她作為一個人、一個創作者最優秀最高貴的部分卻淡化或 視而不見，這不能說不是一種悲哀。
    林徽因就是這樣一位長期遭受到習俗的誤讀和傷害的女性，生前生后都是如此。但對 于她來說，辯解似乎是沒有必要的。她留下來的文字特別是詩歌的文字，實際上就是詩 人的心性品格的最好解說，也是我們真正走進林徽因個人精神世界的最佳途徑。詩人本 人對此早有慧識。她說：“我們的作品會不會再長存下去，就看它們會不會活在那一些 我們從來不認識的人，我們作品的讀者，散在各時、各處互相不認識的孤單的人的心里 的，這種事它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們的關心的。”(注：林徽因：《紀念志 摩去世四周年》，《林徽因文集·文學卷》，梁從誠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4月 第1版，第31、26、28頁。)
    盡管林徽因留存下來的詩歌作品數量不多，可她的每一首詩歌都讓人感受到強烈的個 性和精神氣質。這與同她一樣出身于名門世家的冰心的詩歌的輕靈溫婉顯然是不同的。 如果說這種個性和精神氣質只是一種反抗意識，那么在一些現代女詩人如陳衡哲、石評 梅、白薇等人的作品中也是不難發現的，但林徽因的詩歌似乎還包涵著一種異質的成份 。在其詩歌的感性形態上，表現為一種揮之不去的主體人格分裂的痛苦，這恰恰又與詩 人美麗、柔弱的外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與此相對應，對生命本體的思考構成了林徽因 詩歌的理性形態，這也成為本文觀照其詩歌的契入點。
    對于林徽因的哲學素養，最了解她的梁思成說：“林徽因是個很特別的人，她的才華 是多方面的。不論是文學、藝術、建筑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具有哲學 家的思維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注：林洙：《碑樹國土上　美留人心中——我所 認識的林徽因》，《人物》，1990年第5期。)除了哲學以外，林徽因在上述幾個方面的 成就是人們有目共睹的。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已無法了解到她在理論上曾與哪些哲學接 觸過，這當然是一大遺憾，但也并不妨礙我們進入林徽因詩歌的理性世界。她的詩歌不 僅具有豐富的哲學意蘊，而且還有著較為完整的表達。
    對“時間”這一哲學命題的高度關注是林徽因詩歌的重大題旨，從時間到由時間而展 開的死亡、歷史等命題，她都留下了探詢的足跡，對于林徽因來說這似乎是順理成章的 事。她從20多歲起就不斷地直接面對死亡：親人的、好友的、自己的；在她傾注了畢生 心血的中國古建筑事業中，還留下了科學地考證與測量以外的無數對歷史的感慨與玄思 。詩人的精神世界反復地被置于時間這一場景之中，它使詩人的時間觀逐漸由俗常的理 解上升到具有哲學意味的理解，從一種自發的形成過程轉換為自覺、主動的關注過程。 下面我從三個方面對她詩歌中的“時間”命題進行解讀。
    一、由俗常的時間到存在的時間
    時間性的詞匯在林徽因的詩歌中是處處可見的，直接以時間命名的詩就有《時間》、 《六點鐘在下午》、《一天》、《中夜鐘聲》、《人生》、《秋天，這秋天》、《八月 的憂愁》等，詩歌中涉及到的時間內容依照從大到小的次序大致有：歷史、時代、人生 、四季、天、鐘點等，它們構成了林徽因詩歌的時間系列。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詞本來 就屬于常用詞匯，使用頻繁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但稍做比較就會發現，在林徽因的詩 中，這些時間概念不再只是失去獨立意義的虛指，而成為詩人有意識的追問對象。從林 徽因的整體創作過程來看，這一追問過程首先是對俗常理解的時間的選擇和過濾。
    讀詩人關于時間的詩作，得到的初步感受是詩人表達了“時光易逝”的哀嘆之情，這 的確也是人之常情。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詩人真正感嘆的是：在時光的流逝中“美” 也被悄悄帶走了，這也是她的詩歌總是以憂傷和悲感為基調的緣由。作為一個唯美主義 者，林徽因對“美”的事物有著特殊的敏感，《笑》、《一首桃花》、《深笑》等詩都 是一曲曲美的贊歌，但美的短暫使詩人早早地便放棄了所謂“永恒”的幻想，生命的本 質詩人似乎早已了悟于心：“她笑永恒是人們造的謊，/來撫慰戀愛的消失，死亡的痛 ”(《“誰愛這不息的變幻”》)。詩人由此也產生了一種強大的虛無感，“黃昏時承認 的，否認等不到天明。”(《寫給我的大姊》)這種絕望、荒謬的情緒色彩正是現代主義 詩歌的特征之一，與浪漫主義詩歌對世界的絕對自信形成了本質性的差異。
    盡管時間是無情的，但林徽因仍擁有使“美”永恒的方式，哪怕這只是一曲絕唱。而 “美”在最燦爛的時刻凝定，是林徽因賦予短暫的美以永恒的方式。在《吊瑋德》中， 詩人寫道：“春風似的吹過，/你卻留下/永遠的那么一顆/少年人的信心；/少年的微笑 /和悅的/灑落在別人的新枝上。”這顯示出唯美主義詩人既浪漫又執著的審美傾向。
    但問題也正在于此。林徽因對“美”有一種近于理想化的追求，但智性的眼光又使她 過早地參透了生命的本質，這對年輕的女詩人來說，不能不是一種悲哀，與此相對應， 諸多的矛盾因素匯聚到了詩人身上：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感性與理性、短暫與永 恒……而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詩人試圖把這些矛盾的因素融合到一塊，在這種融合中 勢必就很容易產生某種分裂。這種主體人格分裂的痛苦是我們從林徽因的一系列詩中很 容易感受到的。從詩歌史的角度來看，林徽因的詩歌非常能體現浪漫主義詩歌向現代主 義詩歌過渡的性質。《六點鐘在下午》、《一天》等詩體現了這種過渡的深化，對“時 間”問題的關注和思考使詩人有遠遠多于常人的困惑和迷惘。戰亂中顛沛流離的生活， 再加上長期病痛的折磨，都阻礙著詩人的人生夢想的實現，詩人后期的詩作逐漸由年輕 時的浪漫、感傷轉向了沉靜、凝重，詩歌的現代色彩也隨之加深了。詩人對時間的直接 呈現顯示出生命本體的意味。《六點鐘在下午》這首詩抒寫的是詩人在時間的某一靜止 時刻的感受。在空虛的下午六點鐘，在一天將逝的薄暮中，詩人和時間的關系進行著奇 妙的互換。在詩中，時間不再是人賦予形式的度量單位，不再是為人服務的工具和附庸 ，時間成為人的存在即此在展開的軸心，即海德格爾所說的“此在的時間性”。林徽因 并沒有用玄澀深奧的語言進行表述，而是通過回環往復的詩句用感性的方式予以表達。 也許對于詩人來說，“時間”這一古老的哲學難題是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
    二、時間與死亡
    死亡對活著的人的意義從下面這段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自己的死亡對每一個此在 始終秘而不宣。但恰恰因此，他人的死亡愈發觸人心弦。此在本質上共他人同在，它可 以從他人的死亡獲得某種死亡經驗。”(注：陳嘉映編著：《存在與時間讀本》，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11月第1版，第159頁。)林徽因對死亡的最初經驗就來 自于徐志摩、方瑋德等人的死，這種突發性的死亡事件發生在一個激情而活躍的生命身 上，是悖于常理的，它對于正處于多夢年齡的女詩人來說，也無疑是一個慘痛的事實， 它使得詩人在還沒有熟讀人生這本書時，就已撥開了浪漫而溫情的人生面紗，直視生命 的本質，這也是她的詩歌相對于她的年齡早慧的原因。
    當好友的死亡突然擺在詩人面前，詩人感到的是一種無所適從的茫然，她試圖在日常 的死亡理解中找到支撐：“志摩我的朋友，死本來也不過是一個新的旅程，我們沒有到 過的，不免過分地懷疑，死不定就比生苦。”但詩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生在這沒有宗 教的時代，對這死實在太沒有把握了。”(注：林徽因：《悼志摩》，《林徽因文集· 文學卷》，梁從誠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7頁。)這是通過一個虛幻 的彼岸世界的向往來慰籍在世的生命。而在詩歌中，詩人則無奈地尋找一種詩意的支撐 ，這種支撐實質上也是對死亡的逃避，詩人不愿意面對死亡的殘酷性，詩人的態度是一 種常人對死亡的害怕、軟弱的態度，它通過遮蔽死來減輕被拋入死亡的痛苦狀態。
    同時，林徽因也逐漸感到世人對死者的種種紀念儀式都不是真正地面對死亡，它“除 卻點明了你和我們中間的距離，生和死的間隔外，實在沒有別的成效；幾乎完全不能達 到任何真實紀念的意義。”(注：林徽因：《紀念志摩去世四周年》，《林徽因文集· 文學卷》，梁從誠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31、26、28頁。)盡管林 徽因說自己“只是個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樣的不可解，不可懂。”(注：林徽因 ：《紀念志摩去世四周年》，《林徽因文集·文學卷》，梁從誠編，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9年4月第1版，第31、26、28頁。)但從她的這一姿態中，我們不難推測，生與死是 她從二十六、七歲就開始試解的哲學難題。而只是當詩人臥于病榻之時，所有關于死亡 的經驗和思考在這個特定的時刻才發生了轉換和升華。這主要是指她的《病中雜詩九首 》。
    《寫給我的大姊》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首。詩人在詩中沒有如一般病人那樣表現出恐 慌、疑懼，詩人平靜地直面死亡，勇敢地承担起個人的命運和責任，而對親人會有的“ 懼怕”和失望，詩人一方面是理解的，因為她自己也曾有過類似的情感體驗，另一方面 也表現出一種常人之上的清醒，盡管“當我去了，還有沒說完的話”，但實際上“我的 話語永遠不能完全”。海德格爾說“死亡所意指的結束意味著的不是此在的存在到頭， 而是這一存在者的一種向終結存在。死亡是一種此在剛一存在就承担起來的去存在的方 式。”(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第1 版，第294頁。)林徽因不僅洞悉俗常對死亡規避的態度，而且也通過對死的理解獲得了 對生的認識，即“亙古到今情感的矛盾做成了嘶啞”，死亡的這種先行進入此在生存中 的性質，會對此在產生強大的反推力，使此在積極地承担起對人生進行籌劃的責任。這 可能要到詩人執著而頑強地對待事業和生命的態度中去尋找。
    林徽因不長的一生是對存在哲學所倡導的“自覺地承担與決斷”的注釋，特別是她生 命中的最后三次拼搏：設計國徽圖案、搶救景泰藍、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浮雕，每一 次都是在重病和與死亡的搏斗中進行的。在歷經人世的滄桑和磨難后，她不僅沒有走向 幻滅和虛無，而是更增加了她對生命義無反顧的信念，這并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樂觀主義 ，而是典型的存在主義哲學所認可的人生態度，是詩人在對人生荒誕、虛無的本質有了 透徹的認識的前提下，以一種悲劇的精神反抗著荒誕，并于這種反抗中獲得人生的意義 和價值，加繆認為這種反抗“把他的價值給了人生。反抗貫穿著生存的始終，恢復了生 存的偉大”(注：加繆：《西緒福斯神話》，《文藝理論譯叢》，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 985年，第333、353頁。)。
    林徽因也不認為“死”就意味著“生”的終點，相反“死”是獲得新生的必由之路。 《九·一八閑走》、《人生》，并通過對死亡的領悟和籌劃來把握人的本真存在。林徽 因這兩首詩寫于中國現代主義詩歌走向成熟之時，與現代主義詩歌的關系無論是影響或 是接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們理應給予林徽因詩歌所具有的現代主義光芒以應有的理 解和肯定。
    三、時間與歷史
    林徽因在其一生的奮斗中，付出最多且最值得她驕傲的是她的古建筑學事業，就是在 長期的與各種經歷了時間的沖刷、見證著歷史的亭臺樓閣、古剎寺院甚至殘垣斷壁的交 往中，詩人的精神不斷地受到了沖撞：“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 的靈魂里，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于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由溫雅的兒女佳話 ，到流血成渠的殺戮。”(注：林徽因：《平郊建筑雜錄》，《林徽因文集·建筑卷》 ，梁從誠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16頁。)建筑學家所擁有的詩人的 心靈和哲學家的思維使其獲得了厚重的歷史感，也使她對歷史事件賴以存在的場所—— 時間有超乎常人的敏感，“我們因為探訪古跡走了許多路；在種種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 興廢。在草叢里讀碑碣，在磚堆中間偶然碰到菩薩的一雙手一個微笑，都是可以激動起 一些不平常的感覺來的。”(注：林徽因：《山西通信》，《林徽因文集·文學卷》， 梁從誠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15頁。)正是這種心靈的溝通使林徽 因的歷史觀呈現出現代性的色彩，即真正的歷史是精神的歷史、文化的歷史，過去的歷 史是在今天的思考中復活的，正是在這一點上，林徽因與西方的一些哲學家如克羅齊、 柯林武德的主觀主義的史學觀不謀而合，正如柯林武德所說：“歷史的知識是關于心靈 在過去曾經做過什么事的知識，同時它也是在重做這件事；過去的永存性就活動在現在 之中。”(注：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1997年9月第1版，第307頁。 )林徽因的這些“不平常的感覺”在詩歌中也有同樣的表達。
    在《無題》中，詩人眼中的歷史不是沉睡的、與今天沒有關聯的過去，而是無形中參 與著今天歷史的抒寫。這樣一種現代的歷史觀對林徽因所處的時代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因為就西方現代史學觀對中國的影響而言，那還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城樓上》這首詩。詩人在詩中設置了兩個具有對話性的場景， 它們分別代表著歷史和現在，“現在”場景是顯，“歷史”場景是隱，歷史與過去的溝 通是通過“我”與“你”的一段對白而展開的。在這里，時間的變更并不具有決定作用 ，人與歷史的親近是自然而然的。詩人還特意選擇了“古城樓”這一具有歷史意味的場 景，這并不只是建筑學家的職業習慣，而是詩人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尊重歷史的品格 的表現。在《古城春景》中，與象征歷史的“古城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代表著所謂“ 新觀念”的“煙囪”，詩人對現代文明中那些不尊重歷史的現象發出了強烈的憤慨和不 滿，但誰又能阻止“時代的步伐”?
    時間的連續性也構成了歷史流程的綿延不斷，它將歷史的過去、現在、將來聯成一個 整體，林徽因看清了這一點，并由衷地發出“歷史是片累贅”的慨嘆。問題更進一步是 ，推動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動力來自于何方呢?傳統往往認為是王侯將相、英雄豪杰對 歷史的發展起主導作用，而西方20世紀以來的史學觀卻逐漸動搖了這一信念，他們更重 視普通人的整體力量。
    這種意識在林徽因不多的作品中也有較為突出的反映。詩人時常把目光投向日常的、 平凡的蕓蕓眾生。如《年關》一詩寫除夕時分街上奔波雜沓的車馬行人，不僅有深深的 同情，也有對歷史的理解，“深層歷史或者說歷史的深層結構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 心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服從任何外在的目的，他們只是為生活本身而忙碌奔波。 也就是說，人類生活或人類歷史只是在這個層次上是自在自為的，因而是最具有決定意 義的。”(注：劉昶：《人心中的歷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887年4月第1版，第347頁 。)在這樣一種意識下，林徽因經常把探詢的目光伸向“窗子”以外，《昆明即景》就 是“窗外”的一幅幅圖畫，如其中的《小樓》，還有如《茶鋪》，寫的是茶館里的眾生 相，辛苦勞作的人們可以在這里偷得一刻的悠閑和安靜，“每晚靠這一碗茶的生趣/幽 默估量生的短長……”，在遙遠的歷史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存真諦昭然若揭。
    由上可見，林徽因現存詩歌中表現出來的明顯的哲學意蘊，是清晰可見、不容忽視的 ，這無論是對于林徽因本人還是對于新詩發展的認識，都是極為重福建論壇福州84～8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蓉20052005與其他現代女詩人相比，林徽因的詩歌表現出一種異質性，主要原因在于林徽因的詩 歌具有豐富的哲學意蘊。對“時間”這一哲學命題的高度關注是林徽因詩歌的重大題旨 ，對存在時間的理解以及對與時間有關的死亡、歷史命題的思考，構成其詩歌哲學意蘊 的主要部分。林徽因/詩歌/哲學/時間/死亡/歷史基金項目：莆田學院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04001)。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王金EXPRESSES THROUGH IMAGERY:On SHI Zhecun's Poems Written in the 1930's
   LUO Zhen-ya
   Chinese Dept.,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李蓉(1969-)，女，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作者：福建論壇福州84～8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蓉20052005與其他現代女詩人相比，林徽因的詩歌表現出一種異質性，主要原因在于林徽因的詩 歌具有豐富的哲學意蘊。對“時間”這一哲學命題的高度關注是林徽因詩歌的重大題旨 ，對存在時間的理解以及對與時間有關的死亡、歷史命題的思考，構成其詩歌哲學意蘊 的主要部分。林徽因/詩歌/哲學/時間/死亡/歷史基金項目：莆田學院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04001)。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藝術技術學院教授

網載 2013-09-10 20:46:3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