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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環保危機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要解決這一社會問題，除了從法律和科學技術層面采取措施外，更為重要的是要從哲學價值觀層面上建構新的生態倫理學，增強全人類的地球環保意識，重建人類與自然的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關系。中國古代儒家思想體系中含有極為豐富的樸素的生態哲學思想。正如國際環境協會主席科羅拉多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建立當代生態倫理學的契機和出路在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中。所以，發掘和弘揚儒家生態哲學思想，對于建構新的生態倫理學具有重要的現代價值。
　　 一、儒家“愛物”的生態倫理原則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農業文明的發展，生態環境也遭到了嚴重破壞。《孟子·告子上》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居）于大國（指齊國臨淄）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生長），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1]。這是說位于齊國首都臨淄城南約十里的牛山，本是草木茂盛的地方，但是，由于人們“斧斤伐之”，又牛羊牧之，過度地采伐和放牧，使它變成了光禿禿的山。從牛山由茂美變成禿山這一典型事例，可以看出戰國時期生態環境的破壞。正是基于此，才萌生了儒家“愛物”的生態倫理觀念，試圖從道德層面樹立人的環保意識，以達到天人合諧的境界。
　　儒家的生態論理觀念是以“仁愛”思想為基礎的。儒家既講人際道德，亦講生態道德。孟子根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性善論，并通過“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的邏輯推理方法，提出了“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1]（《孟子·盡心上》）。孟子認為道德系統是由“愛物”的生態道德和“親親”、“仁民”的人際道德構成的。這是一個由人際道德擴展到生態道德的依序上升的道德等級關系。他認為“愛”的內涵不限于“親親”、“仁民”，還應當包括“愛物”。他主張“恩足以及禽獸”[1]（《孟子·粱惠王上》），反對任意殘殺動物，指出：“君子之于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同上）。這一“遠庖廚”的觀點，含有重視生命、保護動物的合理思想。《易傳》作者進一步發揮孟子的“愛物”思想，提出了“厚德載物”的命題，認為人類應當效法大地，把仁愛精神推廣到大自然中，以寬厚仁慈之德愛護宇宙萬物，才可以保護動植物資源，促進人與自然之間的良性生態循環，“舜之為君子也，其政好生而惡殺……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凰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2]（《孔子家語·好生》）。
　　那么，如何實施“愛物”的生態倫理原則呢？
　　 （一）依據“中庸”原則，儒家主張“取物不盡物”
　　孔子的“釣而不綱，弋不射宿”[3]（《論語·述而》）以及“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蚊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4]（《史記·孔子世家》），孟子的“數罟不入ｗū＠①池，魚鱉不可勝食也”[1]（《孟子·粱惠王上》），荀子的“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5]（《茍子·王制》），都是“取物不盡”原則的體現。《禮記·月令》篇在孟、荀思想的基礎上，規定在萬物復蘇的春天，“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②不卵、不殺胎、不ｙāｏ＠③夭、不覆巢”；“天子不合圍，諸候不掩群”，要求天子諸侯打獵時不要殺傷過多，以免滅絕宇宙生靈。這一切都是“中庸”原則在生態環保中的具體體現。儒家極力反對人類對動植物生態資源的掠奪，造成動植物滅絕，以保證生物的持續發展。這一“取物不盡物”的“中庸”生態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無論中國還是世界，所以造成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違背了這一生態倫理學的“中庸”原則。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私欲的需要，憑借現代科學技術，無節制地砍伐森林，過度地捕殺禽獸、水產，過度地使用地力和牧場，過度地開采礦藏和地下水體，過度地施放工業污染物（廢水、廢氣、廢渣），過度地自我生產，造成人口爆炸等惡果。因此，針對人類這種過度超越環境極限的行為，1972年羅馬俱樂部提出了“適度增長”的新觀念，要求任何現實性的增長都應適度，否則，就會造成環境惡化的后果。美國學者威廉·福格特于1949年出版的《生存之路》一書，要求在土地使用上應遵循“大地的中庸之道”，切不可過度地開發與利用土地。英國學者舒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書中，主張在經濟發展上尋找一種“介于實利主義者輕率與傳統主義者的靜止之間的中道”；在技術開發上，主張發展介于“先進技術”與“傳統技術”之間的“中間技術”。這些學者是否讀過儒家經典、受到儒家思想影響，姑且不論，但是他同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思想方法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說明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現實社會中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近年在生態環保上制定的《水土保持工作條例》(1982)、《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1984)、《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實施細則》(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1988)等生態環保法律中，也繼承和發展了儒家的“取物不盡物”的中庸原則，規定“對森林實行限額采伐、鼓勵植樹造林、封山育林，擴大森林覆蓋面積”；規定“合理使用草原，防止過度放牧”，在捕魚時，“不得使用禁止的漁具、捕撈方法和小于規定的最小網目尺寸的網具進行捕撈”，“禁止炸魚、毒魚”；“禁止使用軍用武器、毒藥、炸藥進行捕獵。”從這些法律條文中可以看出，儒家提出的“取物不盡物”的中庸原則，在今天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二）根據“天人合一”原則，儒家主張“取物以順時”
　　儒家認為，要想做到“愛物”，人就必須“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孔子十分熱愛生命，對于谷物瓜果之類，堅持“不時不食”[3]（《論語·鄉黨》）。孟子根據動植物依“時”發育成長的生態規律，主張“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斧斤依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1]（《孟子，粱惠王上》）。 孟子在這里描繪了一幅“谷物——時——食谷”、“林木——時——勝用”、“畜——時——食肉”、“田——時——無饑”的良性的生態循環的畫面。荀子進一步發揮孔、孟的生態思想，從制度層面，更加系統地闡述了“取物以順時”的“愛物”觀點。他說：“圣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ｚｈāｎ＠④孕別（產卵）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淵紹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5]（《茍子·王制》）。他和孟子一樣，明確地把自然生態保護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森林資源及其具體保護措施；二是動物資源及其具體保護措施；三是農谷資源及其具體保護措施，構成了一幅農業社會的完整的自然環境保護思想體系。儒家提出的“取物以順時”的生態環保思想，不僅在長達兩千多年的農業社會有重要意義，而且在現代社會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由于人們的短視行為，嚴重地違背了儒家的“取物以順時”的生態思想，使森林資源銳減，大批生物物種瀕臨滅絕，導致生態環境的失衡。面對如此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中國不得不在近年制定的環保法律中，吸取儒家的“取物以順時”的思想，規定在禁漁期，“禁止捕撈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水生動物苗種”，禁止捕撈“懷卵親體”；在育林期，“不得濫伐幼樹”，禁止在幼林地內“砍柴、放牧”；在禁獵期內，“禁止捕撈和其它妨礙其野生動植物生息繁衍的活動”。從這些法律條文證明，儒家所揭示的動植物“依時而長”的生態規律具有永恒的社會價值。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誰只要違背了它，就必然造成生態環境的危機。只有嚴格地按照這一客觀規律辦事，方可達到天人合諧、協調發展的理想境界。
　　 二、儒家“天地萬物一體”的生態哲學思想
　　宋明時期，儒家的生態哲學思想更趨于成熟，更加哲理化。宋明儒者將佛、道的“本體”觀念引入哲學，并且吸取了墨家的“兼愛”、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以及惠施的“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的觀點，從本體論和境界說相結合的高度，提出了“民胞物與”和“天地萬物一體”之說，進一步補充和發展了先秦儒家“愛物”的生態哲學思想。
　　張載從氣本論出發，認為人只是宇宙萬物中的一物，人與萬物都是“一于氣”而生的。從生成論而言，正因為人與萬物都是由氣而生，同屬于息息相關的有機系統，具有平等的地位，所以，他才提出了“民胞物與”的生態哲學思想。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6]（《正蒙·乾稱篇》）。在這里，張載把歷代儒家主張的“人貴物賤”的觀點加以根本改造，重新定位人與天地萬物不是主人與奴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系，而是“民胞（同胞）物與（同伴、朋友）”的平等和諧的關系。這樣定位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于建構現代生態倫理思想體系具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現代生態倫理學的創始人、美國著名學者萊奧皮爾特(1887～1948)在他的《大地倫理學》一書中，針對現代“人類中心論”的弊病，重新反省人與自然的關系后指出：“大地倫理學改變人類的地位，從他是大地——社會的征服者，轉變到他是其中的普通一員和公民。這意味著，人類應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樣的態度尊重社會。”即認為應消除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任何等級差異，肯定人不僅是社會大家庭的一員公民，而且也是宇宙這個大家庭中的成員。人類不應以征服者的姿態把自己孤立起來，應與宇宙萬物建立朋友般的合諧關系。只有把他人看成自己的同胞，把宇宙間的一切生命看成自己的朋友而加以尊重的時候，他才是一個真正步入天地境界的有道德的人。羅馬俱樂部的重要代表人物奧佩西在他的著作中，從宇宙是一個系統的觀點出發，也提出了人類應以尊重自然的態度來取代占有與征服自然的行為。他說：“對生命的保護和對其他生命形式的尊重，是人類生命的素質和保護人類兩者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宋儒比現代生態倫理學家要早好幾百年，就能夠從本體論的高度提出“民胞物與”的生態哲學，不能不令人贊嘆與敬佩，這對于建構現代生態倫理學無疑是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源。
　　在孔、孟的“愛物”和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的基礎上，北宋理學大師程顥進一步提出了“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7]（《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的觀點。“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哲學命題，蘊含著極其重要的生態倫理思想。
　　明代心學大師王陽明也“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旨”[8]（《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七）。王陽明立足于他的心性本體論，將人心固有的仁愛之性擴展到宇宙萬物，把人與天地萬物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他認為“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大人“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憂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大學問》）。由此可見，宋明儒者的“天地萬物一體”之說，是建立在“心之仁本若是”的基礎之上，都是由“父子兄弟之愛”的仁愛本性中推衍出“不忍之心”、“憫恤之心”和“顧惜之心”的生態倫理思想。現代生態倫理學家、法國著名學者施韋茲(1875～1965)提出“敬畏生命的倫理學”，認為大自然中的任何生物都具有天賦的內在價值，擁有生存權利。人類應當像敬畏自己的生命那樣去敬畏所有擁有生存權利的生命，把人類天賦的博愛精神推廣到一切生命身上，使宇宙中的所有存在物都得到人類的倫理關懷。他認為人類無故地殺害動物和隨意地毀壞植物都是一種極不道德的行為。現代生態倫理學創始人萊奧皮爾特在《大地倫理學》一書中也主張把人類之愛，由社會領域擴展到整個大地。他指出：“大地倫理學只是擴大了社會的邊界，包括土壤、水域、植物和動物，或它們的集合——大地。”宋明儒學大師提出的“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哲學命題，不僅承認植物、動物乃至整個自然界都有內在的價值和生存的權利，而且也自覺地把人的天賦愛心由傳統的人際道德向生態倫理擴展，從而構成了現代生態倫理學的最主要的內容，成為現代生態倫理學的基石，其功偉矣！
　　 三、儒家生態思想的現代價值
　　從境界論看，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一體”，就是一種無私的“大我”的天地境界。在這種“大我”的天地境界中的人，不只覺悟到自己是整個社會的一員，“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8]（《傳習錄》卷二），從而能夠為社會做好事，所做之事皆具有道德意義；而且更覺悟到自己是宇宙的一員，“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草木鬼神鳥獸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我一體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大學問》）。所做之事，不只有益于社會，也有益于“天地萬物”。如果說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人被“間形骸、分爾我”的自私自利的“小我”所蔽，遂滋生出各種罪惡現象的話，那么在天地境界中，“我”已不再是功利境界中的“小我”，而是“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的“大我”，我之身即天地萬物，我之意識即是大我之意識，最終實現“天地萬物一體”的人生理想。這種“大我”意識，實際上就是一種關注宇宙生態環保的全球意識。法國著名學者施韋茲指出：中國古代的“忘我的倫理學，具有宇宙倫理學的性質，現在可以希望找到自我完善倫理學的接觸點而聯合起來，因為自我完善倫理學從它產生之初起就是宇宙的”（轉引《哲學動態》1989年第4期）。從根本上看，生態環境保護具有跨省市、跨地區、跨國界的特點。如果從自私自利的“小我”出發，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就有可能筑起數百米高的煙囪，將有毒廢氣排向高空，通過強風將它吹到別的地區、別的國家，把酸雨降到那里；或者將有毒有害的廢物、廢水拋入國際河流或倒入公海，遺害他人他國；或者將有害的垃圾販賣到別國；或者在別國開設污染嚴重的企業和工廠。如中國的長江、黃河、珠江和淮河等流經多個省市，一個省市的污染必將影響到其它省市；一個工廠廢氣的大量排放，也會波及到工廠以外的其它省市。這種“以鄰為壑”的不道德行為，完全是由自私自利的“小我”意識作怪的結果。所以，要想解決全球生態環保問題，保護國際河流和公海，以及防止臭氧層破壞等，人類就必須樹立“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我”的全球意識，方可奏效。可見，宋明儒者提倡的“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我”意識，對于21世紀全球的生態環境保護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對于建構新的生態倫理學體系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長安大學學報：社科版西安3～6B8倫理學葛榮晉20022002儒家以“仁愛”思想為基礎，以“愛物”為原則，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境界，形成了自己的生態哲學思想和生態倫理原則。發掘和弘揚儒家的生態哲學思想，對于建構新的生態倫理學具有重要的現代價值。儒家/“愛物”/“天地萬物一體”/生態哲學思想/現代價值葛榮晉(1935-)，男，河南濟源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北京 100872） 作者：長安大學學報：社科版西安3～6B8倫理學葛榮晉20022002儒家以“仁愛”思想為基礎，以“愛物”為原則，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境界，形成了自己的生態哲學思想和生態倫理原則。發掘和弘揚儒家的生態哲學思想，對于建構新的生態倫理學具有重要的現代價值。儒家/“愛物”/“天地萬物一體”/生態哲學思想/現代價值

網載 2013-09-10 20: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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