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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是日本人夢想破滅的一年，在攻取緬甸后，日本人發現他們的“大東亞圣戰”已經難以為繼：日軍在中國戰場陷入了泥沼，因此遲遲無法在南方集中兵力攻取印度或澳洲；同時，他們還激怒了美英等盟國，使之加強了與中國的合作，不但使侵華日軍遭到了更為頑強的抵抗，而且還使東南亞的“圣戰”逐漸演變為與美軍爭奪一些小島的“太平洋戰爭”，這些小島對美軍而言是重要的戰略反攻基地，可對日軍來說卻實在沒有什么價值，反而延誤了他們對新幾內亞和澳洲的攻占。對于日軍大本營來說，要想解決太平洋上的僵局，就必須迅速解決中國，以便抽調出中國戰場上的部隊，然而令人感到諷刺的是，大本營之所以提早發動圣戰，正是因為他們解決不了中國戰場——悖論＋死鎖，日本人是豬。

對于下一步的軍事行動，日軍內部存在多種意見。當時，日軍大本營在華設有四個直屬于大本營的總部：中國派遣軍，華北方面軍，華南方面軍和關東軍。華北方面軍想打西安，華南方面軍想打昆明，而中國派遣軍則一意要在長江流域發展，希望能正面打破第六戰區的銅墻鐵壁。

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于1942年初提出集中主力進攻西安，在擊潰陜西國軍胡宗南部的同時搗毀中共大本營延安，徹底解決日軍在華北的隱患，這個作戰計劃被命名為“五號作戰”。不過，日本中國派遣軍對于“五號作戰”卻不完全贊同，他們雖然對進攻西安較為熱衷，但卻認為攻略延安等于是為重慶政府的“安內”政策當了一回傭兵，實為白癡論調。另一方面，日軍大本營參謀總長杉山元在1942年1月發動菲律賓攻勢前夕，指示作戰部開始研究“重慶作戰事宜”，意圖盡速解決中日戰爭。此間，華北日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正在越過派遣軍，利用各種渠道直接向大本營推銷“五號作戰”，杉山元被這個計劃打動，他覺得日軍一旦攻占西安，便可以通過漢中劍閣的入蜀故道進入四川，從而直接拿下重慶。最后，日軍大本營決定采納華北方面軍的西安作戰計劃，并將作戰分為兩部分，前部是攻掠西安的“五十號作戰”，后部是攻掠四川的“五十一號作戰”，此即所謂“吞象計劃”。

就在日軍內部對“五號作戰”激烈爭吵之時，1942年4月18日，美國空軍轟炸機從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艦上起飛，轟炸了日本的東京、大阪和名古屋；轟炸后，美軍飛機在中國東南的金華、衢州、玉山等地機場降落。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的極大震動，他們認為美國將以中國為空襲基地，不斷襲擊日本本土。為掃平浙江境內的國軍機場，防止美軍戰機在浙江降落，日軍大本營于1942年4月30日下令中國派遣軍向浙贛線發動進攻，浙贛會戰由此展開。

1942年5月15日，浙贛路東段日軍分別從奉化、上虞等地沿浙贛鐵路向國軍陣地發動攻勢，國軍第三戰區在浙贛東線調集了30個師組織防御，第九戰區則在浙贛西線部署了10個師。國軍在新昌、安華等地逐次抵抗后，主力向金華、蘭溪撤退。5月25日，日軍進攻金華、蘭溪，國軍浴血苦戰，與日軍形成對峙；27日，日軍攻陷龍游，金華、蘭溪守軍愈顯孤立，遂于28日放棄該地轉移。接著，日軍繼續西犯，6月3日集結重兵向衢州發起進攻，7日衢州失陷，守軍向南突出重圍。從6月11日至14日，日軍相繼攻陷常山、玉山、廣豐、上饒等地。7月1日，日軍打通浙贛鐵路，隨即轉取守勢，大肆破壞機場，拆毀鐵路，掠奪物資。

5月31日，在日軍從東面的奉化、紹興、余杭向西發起進攻后，駐江西南昌的日軍也集中三萬兵力沿浙贛路東犯，并在崇仁、宜黃一帶與國軍發生激戰。6月12日以后，該路日軍主力轉向浙贛線，在攻占鷹潭、貴溪后，于7月1日與浙東日軍在橫峰會師，打通了浙贛線，并一同破壞鐵路、掠奪物資。7月中旬，日軍占領溫州，打通了上海至溫州的航路。7月28日，日軍大本營下令中國派遣軍停止浙贛作戰，確保金華附近日軍各部隊于8月中旬撤出，浙贛會戰遂告結束。日軍逐步撤退時，國軍乘勢跟進，在敵后發動反攻，至8月下旬收復了崇仁、上饒、衢州等地。

1942年6月初，美軍在中途島海戰中重創日本海空軍，使日軍失去了太平洋上的空中優勢。8月，美軍攻占了南太平洋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瓜達爾卡納爾島。從此，太平洋戰場發生戰略性的轉折，日軍完全喪失在太平洋戰場上的戰略主動權，處于被動地位。在蘇德戰場上，1942年7月爆發了斯大林格勒會戰，蘇聯紅軍經過浴血奮戰，以傷亡近百萬人的巨大代價全殲納粹德國及軸心國軍隊（當時蘇聯政府因害怕過高的傷亡統計會影響民眾，故拒絕提供詳細的傷亡數據；據說普通士兵在被投入斯大林格勒會戰后的平均壽命以分鐘計），從根本上扭轉了歐洲戰場的局勢，斯大林格勒會戰也因此被視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

在中國戰場，“浙贛會戰”激戰正酣之際，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正在規劃已經被大本營基本認可的“五號作戰”，但他仍然不愿放棄對延安的攻略，并因此規劃了消滅延安、對隴海鐵路西段的占領及向蘭州的追擊作戰。不過，大本營顯然對岡村作戰計劃中的延安部分頗為反感，并明確指出攻打西安的唯一目的就是接著進行四川作戰，攻占延安不能”斷然解決”中國戰事，反而會加強重慶政府的戰力。經過反復的爭辯，岡村最終同意暫緩對延安和蘭州的進攻，華北方面軍也開始認真規劃占領西安后對四川的作戰。最后，雖然西安作戰被不斷的具體化，但由于關中、漢中一帶地理、氣候等因素的復雜性以及日軍各方的不斷爭議，作戰計劃遲遲不能敲定。

在漫長的等待中，日軍大本營以西安、四川兩個作戰連續進行為主軸，就五十一號作戰（四川作戰）完成了一個大致作戰方案。不過大本營很快便發現，為了更保險的實行這個超大作戰計劃并確保占領區的穩定，日軍必須大規模的從本土和南方戰場抽調兵力，總計需要陸軍兵力近一百萬人，同時還要解決運輸、補給、情報等諸多問題。1942年9月，日本方面正式下達了“五號作戰”的準備令。不久，由于日軍在瓜達康納爾島的失敗，大本營不得不著手研究從各地調兵前往增援，再加上大本營成員對此次作戰的消極和作戰本身的高風險性，“五號作戰”因此被延誤，最終錯過了黃河枯水期；11月，日本方面正式中止了“五號作戰”。至此，日軍在1942年的侵華戰略計劃完全破產。

“皖南事變”之后，中共的宣傳機器全力宣傳所謂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論調，在當時造成極大的人心波動；后來，由于中共奪取了全國政權，這個結論也就難以更改了。直到今天，在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中，除了被中共慷慨“追認”的抗戰前期的功績外，國民政府在1940年之后的抗戰行為均被刻意模糊或丑化的一片迷蒙。不過，日軍的戰史卻從側面提供了一個可以參考的新視野。在日軍的成本估量之中，所謂“領導抗日的總機關”并不在延安，日軍明顯認為抗戰的動源在重慶，在執拗固執、不識時務的蔣委員長一人。所以，日軍在討論“解決抗戰”時，軍事上是不斷計劃攻取四川，政治上則以“如何軟化蔣介石”為主軸，至于來自延安的抗戰作為，日軍認為其影響至多不過是個“治安問題”。事實上，在中共大力叫囂國府消極抗戰的年代里，國軍的抗戰行為不勝枚舉，我在本篇及此前的文章中多有介紹，在后續文章中還要介紹很多——真是搞不清楚究竟國軍哪一年沒在抗戰？

在中共的宣傳中，另一個幾成定論的論調是國軍將精銳布署于后方，不用于抗日前線，反用于封鎖延安。這個論調多半指的是胡宗南部，而日軍戰史也為這個指控作了極有力的申辯。日軍“五號作戰”的無疾而終，很大一部份是因為“胡宗南部”及其它布署在漢中、川中地區的國軍部隊的堅強實力，倘若沒有這些部隊，日軍早已長驅直入，何需反復爭執、竭力研究“五號作戰”——可惜的是，這些國軍部隊卻被中共污篾為“躲在峨嵋山上等著摘桃子”。

截然相反的，中共武裝在抗日戰爭中才真是“消極之至”。如我在前面文章中的介紹，“百團大戰”是中共武裝在抗戰時期唯一一次值得稱道的戰略性大出擊，其余作戰要么是為了爭奪地盤，要么是迫于日軍的掃蕩而不得不自衛，要么是為了趕著接收日本人自動收縮防線而放棄的占領區。只有“百團大戰”這一次，中共一不為擴張地盤，二不講保存實力，在彭德懷的指揮下認認真真、實實在在的跟日寇打了一仗，為民族抗戰畫下了精彩的一筆。不過，也正如我在講“百團大戰”時所述，共軍這次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引起了日軍的注意，使之集中精力來掃蕩八路軍，導致八路軍、新四軍后來損失慘重，彭德懷也因此在中共建國后的階級斗爭中遭到“未經批準發動作戰”的可笑攻擊，被打成“冒險主義”、“拼命主義”乃至于“保蔣派”。

客觀的講，中共對抗戰雖然有一定的貢獻，但與國軍相比則是天上地下。重慶政府和蔣介石從來沒有在抗戰問題上動搖過，從本篇所述的日軍在1942年全年的“悲壯大賭搏”上就可以看出重慶政府堅定不移的抗敵意志。  

三鑒齋 2010-09-11 05:5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