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中國封建法律制度到明清時期發展到最成熟的階段，它極其周密地以法的手段來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利益，并調節處理社會內部的各種關系，反映著封建社會晚期各種矛盾的激化，封建法制的腐敗也有了充分的暴露。
明清兩代都是在奪取全國性政權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法律制度，并在建立統一王朝以后，進一步將之充實起來的。兩個朝代的具體過程雖有不同，但在結合本身實際情況，大力吸取前代的封建法律的經驗成果，在沿襲舊制的基礎上酌加增刪修補這一點上，則是一致的。
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是體現其統治職能的必要工具。任何一個政權，要建立和維持自己的統治，沒有能不使用法的。朱元璋揮軍占領武昌，剛建立吳政權的當年（吳元年，公元1364年），即議立法律，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御史中丞劉基等為議律官，親自率領他們議訂律令，編成《律令直解》一書。明王朝建立后，從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三十年，又以唐律為基礎，幾次修改訂正，制定并頒行了《大明律》。清代在建立統一朝代以前，努爾哈赤、皇太極早在經營遼東地方政權時，即因實際的需要，主要針對懲治盜賊和叛亂、制定了比較粗線條飽法律，即所謂《盛京定例》，其后，又陸續頒行了一些治罪條文，并據以向當時已臣服于后金國的外藩宣布，此為應共同遵守的欽定法令。但總的說來，當時的刑制是比較簡單的，重罪即斬首，輕罪施鞭撲，還沒有徒、流等刑，死刑亦不分實緩抑或斬絞。這是與后金當時的社會發展和政權建設的階段相適應的。但到入關定鼎以后，便立即發現，原來在關外制定和施行的法令完全不能滿足對全國統治的需要，于是宣布，沿用明朝的法制，援引《大明律》條款的規定判案。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頒行的《大清律》，實質上不過是《大明律》的修訂本。清朝的歷代皇帝，雖然結合本身統治需要，對律文條款、事例審定、審判程序手續等作過一些改定，但總的仍未超出“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范圍。兩代定制，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法律制度。
《大明律》與《大清律》都分為名例、吏律、戶律、禮律、刑律、工律等部分。刑分笞、杖、徒、流、死五等。法定的刑具，有答、杖、訊杖、枷、、鐐等。法的打擊鋒芒，都主要指向反抗封建專制統治和破壞封建社會倫常秩序的行為活動，將所謂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等定為常赦不原的“十惡”。又有所謂“八議”之條，即規定對某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及其家族，除犯“十惡”之外的罪過，可以從輕減免，即所謂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公開表明，封建法乃是分身份等級的不平等的法律，對于統治集團內部和對于廣大人民群眾，其懲罚的尺度是不一樣的。
明清兩代的法律都強調以禮入法，巧妙地運用禮和刑兩手，將懷柔誘導與血腥鎮壓結合起來。他們認為禮是防范犯罪于未然，刑是懲處犯罪之已發生。與其片面懲罚，不如多用封建禮教綱紀倫常等進行教化。為此目的，制訂有“留養”之條，即對犯有死罪的人，所犯死罪不在“十惡”范圍的，如有祖父母、父母老而無養的，可奏請免將罪犯處決，以留下來養親。又規定，同居親屬有罪，得互為容隱，意思是，不能因辦理一案，而動搖賴以作為封建統治基礎的綱常倫理。為維護階級和等級關系，規定奴婢不得告發主人，子孫不得告發父兄（十惡除外）；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孫為證，弟不得證兄，妻不得證夫，奴婢不得證主人。凡此規定，乍看均似有拘法之嫌，但實際上卻是符合封建統治的根本利益的。

網載 2013-09-10 20:54:4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