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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文文學是發展著的概念
　　在中國大陸，一般都認為，“華文文學”的正式命名，始于1996年在廬山舉行的第六屆世界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這里有一個曲折的過程。1982年廣州暨南大學召開的第一屆香港臺灣文學研討會，標志著這一領域的研究逐漸從零散的個人的學術行為，轉化為有計劃有組織的學科性建設的開始。但很快人們就意識到，最初被作為“臺灣作家”研究的諸如聶華苓、於梨華、白先勇等，他們更確切的身份是從臺灣移居美國的美籍華人作家；與此同時，正在復蘇的東南亞華文文學，也進入與東南亞諸國交往密切的廣東、福建學者的視野。于是，1986年深圳大學召開的第三屆學術研討會，便在“臺灣香港”(第五屆的中山會議增加了澳門)之后，添了“暨海外華文文學”，以示研究視野的拓展。然而，“臺港澳文學”是中國文學，而“海外”則是別國的文學，二者并置既拗口，也易引起爭議。于是，便有了第六屆會議以“世界華文文學”的易名。但重新命名后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并未脫離原先“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框架和軌跡，無論觀察與分析的對象、視角或方法，并沒有產生具有結構性意義的改變。
　　在海外，對漂離母土的華人及其族裔文學的關注和討論很早就開始，但大都是對于具體作家創作的批評和介紹。1989年在新加坡舉行的“華文文學大同世界國際會議”，其“大同世界”的會議主題，和包括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在內的與會者的廣泛性，使它具有了整合性的視野和意圖。在這次會上，提出了一系列有關華文文學整合性建構的論題，諸如“多元文學中心”、“雙重經驗書寫”等等，對后來華文文學的研究實踐，產生深遠影響。稍后，美國柏克萊大學的亞裔系，連續兩屆以“開花結果在海外”為主題，舉辦了華人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雖然如會議主題所示，關注的重心是“開花結果在海外”的華人文學書寫，但參與者的廣泛性和論題的深入前所未有。2006年春天，由王德威主導的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邀請來自美國、臺灣、香港、馬來西亞的華文作家以及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又舉行了一場題意深遠的“華語語系文學研討會”，從另外一個視角，與中國大陸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展開對話。其論題包括中國經驗與中國想象在地域、族裔、社會、文化、性別的移動與轉化，華裔子民移徙經驗和典籍跨越，翻譯與文化生產，多元跨國的現代經驗的世界想象等等，對“華語語系文學”概念的內涵，提出了新的理論闡釋。
　　回顧從國內到海外的華文文學研究進程，有幾點想法：
　　一、華文文學是一個發展著的概念。從對其命名到詮釋的游移不定，歧義互見，都說明它尚不成熟。不同的論者，不同的視角，常會有不同的詮釋。即使同一論者的前后表述，也常有不一致，甚至相左的地方。這是一個新的學科必然經歷卻又急需走出的過程。　　
　　二、國內和海外的華文文學研究，存在著認識層面和操作層面上的某些差異。就其對象而言，國內的研究往往把中國大陸的文學摒除在外。這自然有著“世界華文文學”這一概念緣自“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的學科背景。然而，中國大陸本土文學的“缺席”，不僅使號稱“世界”的華文文學研究成為一種“不完全”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在世界華文文學格局中，中國大陸本土文學與其它地區和國家的華文寫作“對話”的缺席。而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者的視野中，這種“對話”十分重要，是華文文學研究必須具備的條件。王德威在其“華語語系文學”觀念中，就十分強調這種“對話”。實際上，由“對話”所呈現出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華文創作的差異，正是它們獲得獨立生命和價值所在。
　　三、國內的研究往往不將華裔的非華文寫作包含在內。在國內的學科譜系中，華裔的非華文寫作，主要是外文系學者關注的對象，因此，便有了“華文文學”還是“華人文學”的命名之爭。盡管這種現象近年已有所改變，但它仍然說明，國內的華文文學研究，是以華文書寫為界定的。其關注的中心，是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傳統在文學書寫中的回歸與變異。而華裔的非華文書寫，核心不在語言而在創作主體的族性，更多關注的是華人族屬身份所包容的文化、在異文化土壤中的隔代生存與變化以及如何將華族的文化身份轉化為一種文化資源，從而在多元文化的網絡中構建華族的文化地位。
　　四、無論國內還是海外，文化都是華文文學研究者關注的重心，只不過其側重面各有不同。中國大陸的學者最初更關心海外華文書寫的中華文化傳承，中華文化在異文化時空環境中的融合與變化，是近年才逐步得到重視的主題。而海外“新移民”作家，如陳瑞琳所表述的，是在生命的“移植”中對母體文化進行“放棄”和“尋找”，在擺脫“家國文化”的心理重負中，“重新審視和清算自己與生俱來的文化母體，從而在新的層面上進行中西文化的對話”。[1]而王德威的“華語語系文學”觀念，是在中文書寫的越界和回歸中，作為一個辯證的起點，探討“中文書寫如何承載歷史中本土或域外書寫或經驗，多元跨國的現代經驗如何在歧異的語言環境中想象中國—華人—歷史”。簡言之，中國大陸學者更多注意的是文化傳承與變異中的異中之“同”，而海外學者的觀察，更多的是集中在文化延播與變異中的同中之“異”。
　　五、方法論的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特別是比較文學方法的引入，使華文文學研究者的視野不斷擴大，獲益頗多。隨著年輕一代學者的不斷加入，受到關注的方法論問題對華文文學研究學術質量的提升，有著重要意義。
　　中國大陸與世界其它地區和國家華文文學研究的某些認識上的不同，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是，差異是對對象不同側面和層面的認識，差異可能是一種“片面”，但由此產生互補的需要，提供對話的空間，從而使對對象的認識立體化。　　
　　華文文學是一種“離散”文學
　　華文文學是一種“離散”的文學。這里所說的“離散”，是指華文文學散落在世界不同空間的存在狀態。它根源于華人離開母土的世界性遷徙和生存，這是華文文學重要的發生學基礎。
　　華人在海外的生存，經歷了從華僑到華人再到華裔的身份變化。華人身份的每一變化，同時也反映在華文文學與其文化母體的錯綜文化關系之中。20世紀中葉以前的中國海外移民，保留著“雙重國籍”的政治認同，不論其是否加入移居國國籍，也不論其是否數代不歸，都被視為中華子民，即為華僑。此時他們的文學書寫，是華僑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海外支脈，其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是一致的。20世紀中葉以后，中國政府取消了“雙重國籍”的政治認同，海外華人為了生存和發展需要，大多選擇加入所居國國籍，他們的身份由華僑變為海外華人，成為所居國多民族構成的一個成分——華族。在政治認同的國籍改變之后，在文化認同上卻無法完全改變，實際上存在著華人對自己母體文化與對所居國本土文化的雙重認同，或者不同程度地在自己族裔文化基礎上融吸所居國的本土文化，從而形成了具有所居國文化特色的華族文化。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不完全一致，是這一階段華族文化的特點。而他們數代之后的華裔，已經融入所居國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趨于一致。在許多情況下，緣自父祖的無法改變的族裔文化身份，正逐漸變為一種身份文化，成為他們參與所居國多元文化建構的一種資源。無論他們用華文寫作或非華文寫作，他們是透過自己已經認同的所居國文化，來重新辨識和書寫自身的華族文化——盡管這種“辨識”，充滿了誤讀和重構，卻成為華裔文學書寫普遍性的特征。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海外移民，成為散居于世界不同政治空間中獨立存在的中華族裔，而反映他們生存經驗的文學書寫，卻難以完全割斷母體文化的精神脈絡，在雙重文化的認同、融吸和重構中，既相聯系又獨立地呈現為所居國少數族裔(華族)的文學存在。華文文學客觀的“散存”狀態，是我們觀察和思考并重新進行對話、比較和整合時無可回避的事實。
　　有一點需要辨析，即華文在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流播與存在，不是“殖民宗主國”的“文化遺蛻”。華文伴隨19世紀以來華人的海外遷徙大量播散世界。其時中國正面臨著世界殖民主義的侵擾，迫于生計而無奈謀生異邦的華人，無論是在經濟發達的國家，還是到同樣處于殖民壓迫下的欠發達國家，都是弱勢族群，華文在所居國的語言和環境中，也都是弱勢語言和弱勢文化。即使由于華人的刻苦奮斗，經濟發展取得成功，甚至在某些國家，華人經濟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強勢經濟，仍無法改變華人在所居國中語言和文化的弱勢地位。這一狀況在華人政治、經濟都處于弱勢的歐美諸國，或者在經濟略居強勢的某些東南亞國家，都是一樣的。華人的華文書寫，是一種母語書寫；而其它受到西方殖民的國家對宗主國語言的書寫，是一種被迫的非母語的書寫，是殖民者強加于被殖民者的語言霸權。二者有著性質上的根本不同。
　　不同地區的華文文學有獨特的性格和色彩
　　然而，華文文學概念的提出，是一種整合性的視野，是面對“離散”的一種想象的建構。其實，所有后設的文學概念，都是一種想象的建構。從本質上說，文學書寫是個人化的書寫，每個作家都根據他獨特的人生經歷和審美體驗，進行個人化的創造。正是作家個人化的文學書寫，同時成為一種社會化的行為，才使文學研究作為普適性的想象的建構成為可能。
　　國家或者區域的文學史書寫，是在政治疆域的邊界之內，對文學發展進行跨時間的建構。這種建構雖然有著歷史書寫者各自的性格和特征，但總的說來，他并不能擺脫家國敘事的背景，或者就是家國敘事的一個部分和側面。
　　然而華文文學是超越政治空間的想象，它打破疆域，是超地理和超時空的整合性的想象。
　　中國的海外移民，使華人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散居”的族群。事實上，并非每個移居到世界任何地方的華人，都“單個”地生活著，不管他愿意與否，他都生活在、或被視為生活在某個族裔的網絡之中。他的膚色、語言以及文化——從心理到行為，是一種無形的紐帶，將他們“歸納”在一起：更何況還有有形的“唐人街”，成為他們族裔和文化存在的象征。海外華人的“散居”，實際上是一種“離散的聚合”。“離散”是相對于他們的母土，而“聚合”則是相對于他們在海外的生存方式。中華文化隨著移民的攜帶而傳播世界，也成為一種“散存”的形態。“散”是指其流播，而“存”則是文化延續的存在狀態。海外華人是通過一系列的文化行為，從華文教育、華文報刊到華人社團等等，不斷地實現這種族裔和文化的整合，以保存和抵御異文化環境對自己族群和文化的壓迫與銷蝕。在這個意義上，華文文學書寫也成為一種文化政治行為，是華人對自己族裔的歷史記憶與生存狀態的銘刻與建構。在記錄自己獨特生存歷史與經驗的文學書寫中，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華文文學，不僅有了迥異于母體的獨特性格與色彩，也有了自立于母體的文化與文學的價值與生命。
　　華文文學這一跨域建構概念的提出，包含著一個理想，即1989年在新加坡會議上所提出的“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因為它是“華文”的(或華人的)，便有著共同的文化脈絡與淵源；又因為它是“跨域”的，便凝聚著不同國家和地區華人生存的歷史與經驗，凝聚著不同國家和地區華文書寫的美學特征和創造。它們之間共同擁有的語言、文化背景和屬于各自不同的經驗和生命，成為一個可以比對的差異空間。有差異便有對話，而對話將使我們更深刻地認清自己，不僅是特殊性，還有彼此的共同性。華文文學的跨域建構，就是在共同語言、文化的背景上肯定差異和變化的建構、多元的建構。每個國家和地區的華文創造，既是“他自己”，但也是“我們大家”。這就是我們所指認的“華文文學的大同世界”。
文藝報京③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登翰20082008
作者：文藝報京③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登翰20082008

網載 2013-09-10 21: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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