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為何從周威烈王23年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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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通讀《資治通鑒》時,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我正在天津大學讀書。這部共294卷的巨著300余萬字,我當時看的是縮印本,厚厚的4大本。讀完后,我當時就有個困惑:與《資治通鑒》同為“史學雙璧”的《史記》是從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寫起,《資治通鑒》為何從周威烈王23年寫起?
  時隔十多年后,這個長期以來困惑我的問題,終于在毛澤東晚年與身邊工作人員的談話中找到了答案。毛澤東談笑風生地說:“……司馬光之所以從周威王23年寫起,是因為這一年發生了一件事,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國為諸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羅。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也。’這件事為《通鑒》的首篇,真是開宗明義……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還承認,看來這個周天子沒有原則,沒有是非。當然非亂不可……”
  跟著毛澤東讀史就是爽,許多撲朔迷離的問題都能洞若觀火,有撥云見日之快感。工作后我又通讀過一次《資治通鑒》,比之毛澤東很慚愧,毛澤東先后通讀過這部巨著達17次之多,他的床頭總是放著一部《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是我國古代著名歷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劉恕、范祖禹、司馬康等人歷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巨著。此著共294卷,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共1363年。作者把這1363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后,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了然。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注《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一部史著可與《資治通鑒》媲美。
  北宋時代,實現了中唐以來長期混戰之后的國家統一,恢復和發展了社會經濟,繁榮了學術文化。但隱憂甚多,內政多弊,御戎不力,“積貧積弱”,局勢不穩。這是一個有生氣的時代,又是一個很苦悶的時代,是個前進的時代,又是個軟弱的時代。當時,君主將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慮如何生活,尋找出路。于是,有主張以“柔道”治天下,說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有立志改革,而實行變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鋌而走險,起義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識的人們,特別是歷史學家,如歐陽修、司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對現實而回顧歷史,試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借鑒歷史,為了有資于治國安邦,更好地解決現實矛盾。這就是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的時代背景。在這部書里,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鑒,書名的意思是“鑒于往事,資于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鑒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叫《資治通鑒》,且書名由宋神宗欽賜。《資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系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的整體描述,以達到警示后人之目的。
  司馬光一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奉獻于奉敕編撰《資治通鑒》,共費時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精力盡于此書”。
  司馬光是古代很牛的多學科通才,通曉音樂、律歷、天文、數學,對經學和史學的研究尤其用心。他一生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鉆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涼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劉繼興考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兩人是孔子和孟子),簡直太牛了。
  以現代的觀點看,《資治通鑒》同時還是全世界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第一部管理典籍,是一部集領導與員工以及決策者的行為思想、能動思想、管理思想于一身的經典著作,以思想來感化每一層面的人,以事例來教化你在工作后如何界定自己的內心崗位及應遵循的職責,是所有管理書籍的鼻祖。從這個角度說,司馬光還是風華絕代的管理學大師。

網載 2013-09-10 20: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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