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為何不記載文人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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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以宰相的當量來編輯《通鑒》,其用意不言自明。而他以政治家的眼光來審視歷史事件,其著眼點與境界自然如山登絕頂般的一覽無余,又恰是庭中觀月般的空闊無邊,這是《通鑒》不同凡流的地方。

臺灣錢穆說:“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多年,他只用二百九十四卷就拿下,可見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進史料,更重要是在刪去史料。”

又說:“他書的原來重心是要寫‘歷代君臣事跡’,都與政府有關系的。亦有許多大學者,根本沒有講政做事,或是個隱士,或是個文人,當然他書里沒有。”此語極是精當。《通鑒》用意在資治,于事功有益為第一,閑雅文藝司馬氏就算有心,怕也無力企及。

《通鑒》卷一百二十三明了地說:“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為人弟為人子,出孝入悌這方面的力行功夫做好了,有閑暇,才可以有詞章琴棋的風雅。這個觀點祖述孔子。

清初的顧炎武,花費數十年的精力著有《日知錄》一書,以札記的形式記錄他數十年如一日讀經史的心得,響譽士林。他在“通鑒不載文人”條敘及與友人李因篤閑論《通鑒》的事。

李大概對《通鑒》不載文人表示不滿,他說:“就如屈原,太史公稱贊他,說是可‘與日月爭光’,卻不得書于《通鑒》。杜甫如果不是‘出師未捷’一詩為王叔文所吟誦,則他的姓名恐怕也不得見載。”顧炎武大為不然,“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

他舉了一例,唐朝的丁居晦,官居翰林學士,一天,也喜歡文學創作的文宗李昂召見他,估計李昂也想讓帝國的文藝大繁榮大發展,因而關心起文壇時況,語及杜甫、李白等文學前輩。丁居晦卻極不給面子地頂了一句,“這不是帝王所要了解的事。”

李昂記住了此事,丁居晦卻不因此而惹禍,相反卻被委以御史中丞的要職。御史是言官,中丞是言官的首領,只有敢于講話才能勝任。

然后顧炎武不客氣地批了李因篤一頓,“就你這見識,比文宗差遠了。”顧炎武極力主張經世致用,所以力翼司馬光的綱旨。也是文宗,一天又要與宰相討論詩歌創作——可見作為文學青年的文宗的不死心,非得撞南墻。

大臣們不解風趣也就算了,卻再一次打壓了他的文學前景,鄭覃說:“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通鑒》之本義於此見之。

王夫之認為“經義者,非徒干祿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及道者也。文賦者,非幼學之習也,志正學充,傷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

士子十年寒窗,苦讀經書,是期盼有朝一日出來做官,用滿腹的經綸來安邦定國,造福百姓,實現平生抱負,是拿來治世用的,并不如現在人的理解,把國學關進小樓成一統,孤芳自賞,儼然秦磚漢瓦。國學需要倡興,必須根絕這種觀點,使國學走進尋常人家,重走治世的路子才行。

《通鑒》不載文人,卻是看重寫一手好文章。《通鑒》援引華嶠的話說:“班固序事,不偏不倚,不刻意拔高,也不故意貶低,詳略得當,行文委委,使人百讀不厭,(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被當作鏡子的魏征論文,用無厘頭翻譯法可以這樣翻譯:“寫一手好文章太重要了,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國家施政的需要,要想以先進的思想指引人,以先進的典型鼓舞人,不能不靠它;二是百姓申述的需要,百姓有什么冤情不滿,想上達天聽,不能沒有它;三是參政議政的需要,忠臣所以勸誡帝王,能臣所以進言獻策,忠義之士所以指陳時弊,全得靠它;四是發現人才的需要,國家可以在一些托物言志的文章中,發現確有才華卻郁郁不得志者,詳加臻別,為我所用,更得指望它。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魏征的觀點與王夫之相同,歸根結底還是關乎人事。


網載 2013-09-10 20: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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