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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結束后，美日之間的特殊同盟關系因共同敵人蘇聯不復存在而發生重大變化，并導致基本利益的碰撞：貿易領域的摩擦日趨激烈；對東亞地區經濟的主導權之爭正在加劇；對安全問題的齟齬亦在發展。
　　在美日關系中，盡管出現了激烈的相互競爭，但現在它們之間的相互合作仍是主要方面，其原因是：在經濟上相互依賴很深；在安全戰略上仍有共同需要；在政治上仍需相互支持。
　　今后一個時期，美日關系將是既合作又競爭，磨擦與協調并存，沖突與妥協交替，時起時伏，曲折發展，逐步向２１世紀的角逐過渡。
　　冷戰后的日、美關系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兩國經貿矛盾已發展到政府間的公開爭吵。美、日同盟關系的基本框架現在仍會維持，但內容和性質都將有所不同。面對２１世紀的角逐，日、美未來關系存在著許多不確定因素。
　　　　從特殊同盟到基本利益的碰撞
　　二次大戰后初期，美國遠東政策的重點是中國；對于日本，則是旨在打倒這個長期以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競爭者，消除其戰爭潛力。由于它對華政策的失敗，美國將重點轉向扶植日本。１９５１年美國違背聯合國宣言，決定單獨同日本簽訂和約，美日同時簽訂了一個安全保障條約，允許美國在一個獨立的日本保留其軍事基地，并對日本的防務承担義務，日本對此負責合作，從而確定了日本對美國的政治上、軍事上的從屬關系。
　　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霸世界的冷戰時期，美國通過同日本結盟，把日本變成它在亞太地區重要的反蘇戰略堡壘和軍事基地。日本認為美國的核保護傘和美國對日本防務承担義務，可能是日本獲得安全的一種最好形式；更重要的是同美國結盟可以使它不必承担龐大的軍事費用，并可以使日本在強大的美國軍事和政治力量的保護下，避免直接卷入激烈的國際沖突，從而能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和更加活躍地開展對外貿易。美國承担日本的防御責任，日本向美國提供活動條件，這種聯盟關系在較長時期內使雙方受益。
　　既然軍事上一直從屬于美國，日本在外交和政治上必然采取從屬美國的立場。從經濟上說，除要接受上述各種影響之外，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美國。可是，形勢逐漸演變，后來日本經濟迅猛發展，國際經濟地位不斷上升，日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和經濟矛盾便不可避免地要發展起來。
　　朝鮮戰爭給日本帶來了特需景氣，啟動了日本經濟的恢復與發展。１９５５年以后，日本經濟呈現高速增長的勢頭，１９６４年日本加入了“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這樣，在戰后不到２０年，日本登上了國際經濟社會的大舞臺，跨進了先進國家行列。１９６８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聯邦德國，僅次于美國，躍居西方世界第二位。
　　美國經濟早在６０年代就出現了技術革新勢頭減緩、生產停滯的現象。１９５９年日本對美貿易收支首次出現順差，以后逐漸擴大。到７０年代，美國進一步成為經常收支一貫赤字國家。１９８０年，日本的鋼鐵與轎車的產量都超過了美國，居世界第一，這一變化具有重要歷史意義。８０年代上半期，日本對美出口又激增，１９８４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達３３０億美元，占美全部貿易赤字的３０％。日本資本也大量流入美國，日美經濟摩擦更趨嚴重和復雜化。摩擦的對象已不僅限于個別品種的出口問題，而且擴大到新技術尖端產業和以金融為首的服務業。１９８５年末，日本對外凈資產已達１２９８億美元，成為世界頭號債權國，也可以說是世界頭號資本供應國（資本出口國）；與此同時美國卻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成最大的債務國。
　　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長和日美經濟摩擦的增多，雙方不滿于日美關系現狀的情況日益發展。但是當時出自共同對付蘇聯這一共同戰略利益的需要，雙方特別是日本都竭力控制不使爭吵公開化，并且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往往是美國施壓、日本軟頂，美國加壓、日本讓步，美國也適可而止，避免貿易談判公開破裂。
　　現在蘇聯解體，雙方共同的敵人不復存在。日本已經是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人均收入甚至超過美國。冷戰后，在國際關系中，世界各國都把經濟利益放在首位，克林頓政府在對外政策中也首先突出經貿問題。與此同時，世界正向多極化發展，日本“不僅要作為經濟大國，而且要增加作為政治大國的份量”（前首相中曾根的講話）。這樣兩國在冷戰后所關心的問題逐漸發生變化，進而發生碰撞。在日本方面不僅輿論界一再強調在處理新的日美關系時，日本要敢于說“不”字，而且在美、日首腦會晤時，日方對自己認為不符合日本利益的美方要求也明確和公開地予以拒絕。
　　美、日基本利益的碰撞首先表現在經貿摩擦方面，日本現在已經成為美國在經貿方面的主要競爭對手。
　　如前所述，美、日經貿摩擦由來已久。從六十年代后期紡織品爭端開始，逐步擴張到鋼鐵、大米、牛肉、半導體蕊片、汽車及零部件、數控機床等項目。而且愈演愈烈，發展到工業、農業、貿易、金融和科技等各個主要領域。美國素有“汽車王國”之稱，可是日本生產的汽車曾占據了美國內市場的３１％，美國汽車只占日本市場的１％。據統計，１９９１年美對日４１０億美元逆差中，有７５％是由于美國進口日本汽車及零部件引起的。克林頓總統現在把重振美國這個內政課題與日美經濟關系聯系在一起來考慮，因為美國巨大的貿易赤字有一半是對日赤字（１９９３年，美國貿易赤字高達１１５７億美元，其中對日逆差近６００億美元）。兩國經貿摩擦不再僅限于事務性的糾紛，美國商務部部長布朗今年４月訪問日本時曾經明確表示，日美貿易不平衡關系到美國的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的問題。
　　日美的經濟競爭還發展到金融領域和高科技市場。據美國《幸福》雜志報道，在世界一千家最大銀行中，日本已比美國占據明顯優勢。在高科技方面美國長期占有優勢，現在在消費電子工業、通訊、機器人以至計算機等領域都面臨日本的嚴重挑戰。前者涉及兩國在全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競爭，后者涉及未來世界強國綜合國力的競爭力，因此美國深感不安。
　　自從１９５１年美日簽訂和平條約和共同安全保障條約以后，名義上兩國結成同盟關系，實際上處于主從關系。日本雖然可以得到一個“藏身的大氅”，集中財力、物力發展國內經濟和擴大出口，但是由于安保條款上種種不平等的規定，事關國家主權，總使日本人感到刺心。美國在冷戰期間建立的關系體系是以對抗蘇聯為依據的。隨著冷戰的結束，保持這種關系的基本理由也隨之消失。因此，美國是否繼續需要對日本的防務負有責任，是否要為日本不斷取得海外的石油、天然氣和其他原料提供安全運輸的保證，特別是在美日經濟競爭日益加劇的形勢下，這些都成為美國輿論界討論的重要課題。日本議論更多。是讓美國繼續發揮這種作用呢，還是日本必須控制自己的周圍環境，保衛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曾經是日本利益保障手段的美國海上控制會不會將來成為扼制日本的鎖鏈？而且，日本正在謀求成為世界上一個政治大國，要求美國能平等對待日本，雙方可以平起平坐。
　　已故尼克松總統在其所著《抓住時機》一書中曾經指出，“隨著蘇聯帝國的崩潰，美日關系的基礎開始削弱，許多美國人主張美國不再為日本的防務出錢，特別是因為美國出錢實際上是在經濟上補貼東京。與此同時，許多日本人認為它們已經不再需要美國的安全保障，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在兩國間的經濟競爭中克制自己。在冷戰消退以前，安全的考慮沖淡了經濟競爭。如今，這些限制因素已經減弱，經濟考慮便取代了安全問題”。“日本不再接受美國的守護，美國不再接受日本的免費乘車”，這兩個大國正在“為它們的聯盟探索新基礎”。
　　事物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冷戰后的美日關系必然會發生變化。
　　１９９４年２月在華盛頓舉行日美首腦會談時，美國提出，日本在各個領域的市場開放進度，需要制定明確具體的“客觀標準”和“指標數量”，遭到日方反對。日本認為這將導致管制性貿易。在這次會談中，克林頓總統為了壓日本就范，采取了比前幾任總統“態度更堅定，措施更堅決”的方針，可是遭到細川首相斷然拒絕。雙方展開了相當激烈的爭論，甚至在記者招待會上，兩位領導人還在相互辯論。由于雙方堅持不下，結果不歡而散。進行了長達１５個月的艱苦和反復的美日貿易框架談判，１０月１日達成了部分協議。日方原則同意在玻璃業、保險業以及政府采購等領域向美國產品開放市場。可是處在關鍵位置的汽車貿易問題仍未打破僵局。
　　　　美日在東亞地區的合作與競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東亞原來長期遭受西方殖民統治和曾被日本軍事占領的國家紛紛獨立，這是劃時代的大事。另一方面，美國在東亞地區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越南戰爭后，美國的力量有所收縮，而日本一方面對美國的戰爭政策和反對蘇聯并遏制中國的政策進行積極支持與合作，同時著手推行“經濟外交”，努力擠進東南亞市場。
　　１９６６年４月日本政府在東京發起召開第一次開發東南亞部長級會議。到了１９７０年，日本成了僅次于美國而占世界第二位的援助國，援助對象主要是亞洲國家。同時，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直接投資急劇增加，雙邊貿易也迅速發展。７０年代亞洲“四小龍”經濟持續高速增長，８０年代中葉東盟國家也掀起了工業化變革的“熱帶風暴”。１９８７年日本再次掀起了對東亞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熱潮。在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１年的五年期間，日本對亞洲“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達到２６８億美元，是美國的３．６倍。躍居世界各國對亞洲投資的第一位（日本《諸君》月刊１９９２年２月號）。日本對這一地區的投資領域也從６０年代傾向于纖維紡織業、７０年代后半期集中于鋼鐵、造船和化學工業轉向電子、電器和機械工業。在進出口貿易方面，日本已迎頭趕上，同美國平分秋色。１９８５年，美國對“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額為７１０億美元，日本只有５７０億美元。１９９０年，美、日對它們的進出口額分別為１２９３．１億美元和１２９２．２億美元（經合組織《外貿統計月報》１９９１年３月號）。現在日本還是亞洲最大的援助國。１９９１年，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總額為１１０億美元，超過了美國（９４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一位，其中６０％用于亞洲地區。
　　美國是一個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國家，多少年來，美國一直把眼光放在歐洲；然而，由于東亞經濟迅猛發展，美國與亞太地區的雙向貿易在１９８０年第一次超過了美國與西歐的貿易。１９６０年，美國同亞太地區的貿易額僅占它同歐洲貿易額的４８％，但到了１９８３年，上升到美－歐貿易的１２２％，１９８９年又上升到１３７％。１９９２年，美國同亞太地區的貿易額占美國世界貿易總額的４０％，比美國同歐洲的貿易額多５０％。
　　冷戰結束，世界經濟集團化、區域化增強，東亞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世人矚目，甚至被視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日本和美國都更加重視亞太地區。在日本有“脫美入亞”的強烈議論，提出日本發展戰略要“回歸亞洲”，并且實際上在組織無形的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圈”和“日元貨幣圈”。美國不僅建立起北美自由貿易區，而且提出要形成由美國發揮主導作用的泛太平洋共同體。這幾年中國經濟發展突出，未來的發展潛力很大，自然是美國和日本的重要市場和投資對象。東南亞由于它獨特的戰略地位、廣大的市場和豐富的自然資源，更是日本和美國競相追逐的“熱地”。
　　日本盛行“雁行理論”，要以日本為排頭雁，帶動“四小龍”和東盟國家齊飛。雖然日本的對外經貿活動早已全球化，但是現在面對緊鑼密鼓的歐洲統一市場和迅速建立起來的北美貿易區，日本自然要大力加強同亞太地區的關系。１９９２年同１９９１年相比，日本對亞洲地區的出口增長１４％，對美國只增長７％；１９９２年，日本從亞洲地區的進口占進口總額的４５％，從美國的進口只占進口總額的２２．４％（日本《呼聲》月刊１９９３年７月號）。尤其是東盟國家對日本“東亞經濟圈”構想的實現起著關鍵性作用。有學者認為，日本在亞太地區正在制定一個發展“十字”戰略，即北從韓國南到澳大利亞，東從印尼、菲律賓西到印度，東南亞則是這個戰略的交結點和心臟。１９９１年日本外交藍皮書就曾強調在東亞日本必須發揮“中心作用”。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１日美《時代》周刊曾發表專文，評論日本企業在海外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的移植問題（TRANSPLANTINGS），驚呼日本公司在這些地區生產的電子產品、汽車部件等向美歐大量銷售，從而形成“更為可怕的國際競爭者”。
　　１９９１年底在紀念珍珠港被襲擊５０周年之際，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詹姆士·貝克在《外交季刊》上發表文章，論述冷戰后美國在亞洲的政策。他認為美國過去半個世紀在亞太舞臺打了三次大戰，美國在這一地區有著經濟和安全責任，美國的命運同依賴于橫過大西洋一樣依賴于橫過太平洋。亞太地區現在是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美國公司在這一地區的投資額超過６１０億美元，同時亞洲在美國的投資超過９５０億美元。貝克提出了美國在亞洲進行扇形發展的理論。克林頓總統執政后表示更加重視亞太地區和亞太經濟合作。在克林頓總統倡議下，１９９３年底在西雅圖召開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克林頓還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體”的設想。美國打算把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同北美自由貿易區聯結起來，進而掌握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維護和擴大美國的經濟政治利益，增強美國在全世界的領導地位。克林頓總統在一次講話中明確地說，“美國的未來同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亞太地區相關，美國必須加深同該地區關系。”
　　美國商務部副部長加滕今年１月在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上演講時表示：由于財富和力量已經轉移向太平洋，美國把注意力轉向太平洋地區不僅僅是政治或外交政策的選擇，也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需要，而是美國命運之所系。
　　美國蘭德公司１９９２年９月曾發表有關美國對亞太地區戰略的報告，該報告認為，日本的長期安全設想將有賴于它與美國的關系能否持久。對華盛頓來說，東京既是政治軍事伙伴，又是經濟對手，這兩種看法之間能否保持相對平衡可能完全取決于具體的地區安全需要和雙邊經濟關系。
　　　　日美關系發展前景
　　美國現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日本是當今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和第一債權國，它們相互關系如何發展，對全世界特別是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會有十分重大的影響。
　　已故尼克松總統認為，日本對于美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單純的經濟合作。如能保持合作關系，可能辦成的事情極多。而美日經濟上的分歧卻有使這種關系破裂的危險（參見《抓住機遇》一書）。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在其參與合著的《冷戰以后》一書中寫道：“國際局勢正從原先的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權力競爭演化為以經濟實力為核心的財富競爭”。“其結果，在日本和美國之間發生的經濟摩擦，到２１世紀將有可能以世界規模興起”。該書認為，無論在經濟規模，還是在技術革新能力方面，美國和日本對于今后的世界都具有巨大影響力。美國和日本能否在充滿危險的現實世界中相互合作并積極努力回避危險，是決定世界危險程度的決定性因素。
　　從目前情況來看，雖然日、美的經濟摩擦日趨激烈，對亞太地區主導權之爭正在加劇，對安全問題的齟齬也在發展，日美關系現在仍將以合作為主要方面。
　　　　首先雙方經濟上相互依賴很深。
　　日本同外部世界經濟關系中有三個需要考慮的變數，即出口、進口和投資。這幾年雖然日本積極在亞洲開拓市場，但對美貿易仍占很大比重，日本的出口商品迄今仍有１／３銷往美國；而且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連年有巨大順差。日本如果同美國在經濟上全面對抗、在政治上分道揚鑣，日本不得不為價值上千億美元的出口商品重新尋找市場。原料進口對日本的經濟和整個國家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有兩個地區對日本進口至關重要，一是提供石油的波斯灣，二是提供多種礦產品的澳大利亞，另外還有東南亞一些國家。從日本的經濟安全考慮，日本還離不開美國在軍事上對波斯灣、印度洋、南太平洋的控制。自８０年代以來，由于日元升值和日本本土的經濟增長率的下降，日本資金大量輸出，美國在日本的投資戰略中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在日本海外控股投資總額中，北美洲占４２．９％，其中在美國的投資額已達１０４０億美元。目前它在亞洲的投資雖然大量增加，但仍只占總額的１５．９％，稍多于拉丁美洲（占１４．５％），少于歐洲（占１７．７％）；另外，大洋洲占５．５％。也就是說，日本的海外資產大約有２／３在北美、歐洲和大洋洲。對美國來講，日本的市場和在美國的投資也很重要。美對日出口比美對德、意、法三國出口的總和還要多，美財政赤字的相當大部分要由日資來彌補。
　　當前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正走出不景氣的谷底，這兩年美國經濟復蘇比日本要快，競爭力又占世界第一，但面對２１世紀由于新科技發展引發的綜合國力的競爭，各國經濟正在進行結構性調整，因此美日的摩擦到一定程度也需協調，以免失控，影響本身的經濟發展和未來各自的競爭力。
　　　　其次，雙方在安全戰略上仍有共同需要。
　　日本要作為一個“普通國家”，就需要有獨立的防衛力量。事實上日本今天花在防務上的錢，已居世界第二位（根據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報道，如果按美元計算，日本軍費的絕對額在１９９３年度已經超過俄羅斯）。日本只要把國民生產總值的１％用于防務，就可以取得相當大的軍事能力，如果突破，更加驚人，而且，日本的軍工潛力相當大，對日本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也不能低估。不過從地緣政治來說，日本認為自己的安全同周圍的海域環境有關，同朝鮮半島的安全形勢也緊密相連，在這方面，仍需美國的合作。日本的繁榮與發展依賴于出口特別是進口所必須的能源與原料，為了保證漫長的運輸線能安全暢通，日本要建立起一支強大的不依靠美國的海上力量，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此外，日本仍需要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以平抑東亞國家對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戒心。因此日本仍要致力于維護美日安全關系的現狀，但需要進行調整。
　　從冷戰后美國的安全戰略來說，它的重點仍在歐洲。不過，現在由于地區沖突突出，為了體現美國的領導作用，它同時又要兼顧其他地區。１９９４年２月克林頓政府正式發表了第一個《國防報告》，確定了以“能打贏幾乎同時發生的兩場大規模地區沖突”為核心的新軍事戰略。可是由于美國實力地位下降，特別在經濟方面美國需要更加借重國際合作，以彌補自己的不足。海灣戰爭就是突出的例證。據日方測算，在這場戰爭中，日本被迫付出９０億美元，占全部戰爭實際費用４５０億美元的１／５。今后亞太地區日益重要，美國仍要在這一地區維持美軍“前沿存在”，同時又積極推行“分担責任”的合作。例如，美國在日本仍要部署空軍戰斗機聯隊和航母編隊，并且還要求日本負担更多的防務費用。美國通過在日本的軍事存在還可抑制日本軍事力量的發展。在制衡中國、俄羅斯和對亞洲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等方面，美國也指望日本的合作。
　　　　第三，政治上日美仍需互相支持。
　　日本期望成為政治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新的常任理事國，這必須得到美國的支持。東亞國家對日本在二次大戰中的侵略行為記憶猶新，担心日本復活“大東亞共榮圈”和走軍國主義道路，日本認為同美國的合作可有助于日本在東亞地區發揮更大作用。日本還打算通過日美“全球伙伴”關系，開展“大國外交”，積極參與重大國際事務，從而實現“政治大國”的地位。
　　美國正在進一步重視亞太地區，企圖在這一地區發揮主導作用，可是美國要推行其新太平洋共同體計劃卻障礙重重，它要把西方價值觀念強加于人的作法更是遭到東方國家的普遍反對。１９９４年５月２日美國《紐約時報》曾刊載文章，標題就是《克林頓關于建立太平洋共同體的要求遭到亞洲人的一致批評》。連美國助理國務卿洛德都認為美國與亞洲的關系岌岌可危。美國亞洲基金會曾在一份報告中告誡說，如果美日關系變成對抗性的，美國“在整個地區的利益將受到損害”（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６日《華盛頓郵報》）。
　　當前國際形勢正在向多極化過渡，未來大國之間的關系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加上考慮這一地區的歷史背景，日本在推行以它為主體的東亞經濟圈的戰略時，現在往往采取緩進、低調的政策。美國要實現以它為領導的“太平洋共同體”這一目標是明確的，不過它對亞太地區的政策也存在不確定性，并且時有變化，不時在進行調整。因此，雖然現在兩國的基本利益正在發生碰撞，美日經濟矛盾已發展到政府之間的公開爭吵，但尚不致破壞兩國同盟關系的基本框架。連新近執政的社會黨村山首相也一再強調“日美關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要堅持日美安全體制”，“對日美一攬子經濟協商，要由雙方努力開辟道路”。今年７月發表的日本１９９４年版防衛白皮書也強調說：冷戰業已結束，但建立國際社會新秩序的方向尚未明確，日本要一如既往地作出防衛努力，同時堅持日美安全體制，繼續提高其可靠性，在變化的時代中，防衛廳和自衛隊將根據形勢變化采取對策。美國在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的設想和以后領導人的多次講話中也一再表示，要以美、日同盟為軸心，作為這一共同體的骨干。　
　　不過，面對冷戰后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美、日同盟關系現在雖仍會保持，但內容和性質都要發生變化，不可能維持舊狀。在相互關系上對如何建立真正的平等伙伴關系，仍會進行激烈的爭吵；在經貿問題上摩擦在所難免，而且會日益激化和不斷進行公開頂撞；在安全戰略方面利益沖突仍會發展；在亞太地區爭奪主導權的活動，雙方也不會相讓，今后一個時期美日關系將是既合作又競爭，摩擦與協調并存，沖突與妥協交替，時起時伏，曲折發展。
　　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者萊斯特·瑟羅在一本名為《二十一世紀的角逐－－行將到來的日歐美經濟戰》的書中指出：一場爭奪２１世紀經濟霸業的經濟大戰已經打響。經濟競爭替代了軍事競爭；日、歐、美之間的競爭代替了美、蘇兩家的競爭。在未來的競爭中，三大經濟強手中，會有其中一個走到前面。
　　在世界向多極化過渡的過程中，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也處在過渡階段，它們未來的關系將取決于經濟、科技為主體的綜合國力的實力較量，目前都還處于認識、準備和調整的時期。毫無疑問，日本和美國都在積極考慮如何對付２１世紀的角逐和大國關系的重新組合，在美日未來關系中存在著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未來美日關系還取決于雙方的政策，美國是否堅持強權政治，日本是否會走軍國主義道路，這對日美相互關系和亞太形勢都極其重要。當然日本人民也曾深受軍國主義之苦，希望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但有股勢力總堅持贊揚過去的軍國主義精神，不能不令人担憂。
　　中國現在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對外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行全方位的開放。中國經濟發展雖已取得很大成績，但是，中國人口眾多，國土遼闊，經濟基礎落后，還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需要一個長期維持的和平環境，愿意同所有國家進行友好合作。中國既重視發展同日本的友好合作關系，也重視發展同美國的友好合作關系。同樣，中國也希望日本同美國能維持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因為這有利于全世界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和平發展事業。
　　
　　
　　
國際問題研究京001-007D7國際政治詹世亮19951995 作者：國際問題研究京001-007D7國際政治詹世亮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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