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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句麗族的族源是比較復雜的，既有來自蒙古草原東部的貊人、夫余人，也有東北古老的居民穢人、句麗人、真番人，還有來自中原的漢人。在高句麗政權統治下，上述民族進行長期的民族融合，而后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并被貫以其政權的稱呼，被稱為高句麗人。

（一）

　　高句麗族中遷自夫余國的部分以夫余族為主體，高句麗的統治集團即出自夫余人。《好太王碑》稱：“惟昔始祖鄒牟王之創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高麗大兄冉牟墓志》：“鄒牟圣王元出北夫余”，都稱高句麗出自北夫余。但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高句麗始祖朱蒙為東夫余王金蛙養子，朱蒙率部自東夫余遷出 “是漢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卻認為高句麗出自東夫余。中國史書《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后漢書•東夷傳》雖都稱高句麗是夫余“別種”，對夫余人卻未區分為東夫余與北夫余。朝鮮史書《三國遺事》引《古記》載：“前漢書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訖升骨城(在大遼醫州界)，乘五龍車，立都稱王，國號北扶余，自稱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婁，以解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東扶余。東明帝繼北扶余而興，立都于卒本州，為卒本扶余，即高句麗之始祖”，《三國遺事》引《國史•高麗本紀》：“先是北扶余王解夫婁，既避地于東扶余，及夫婁薨，金蛙嗣位”，證明解夫婁所部原號北夫余，因東遷而改稱東夫余。中國史書《三國志》、《后漢書》所為立傳的夫余，“蓋本穢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以也”，《論衡•吉驗》、《魏略》、《后漢書•東夷傳》都載有夫余人始祖南遷的傳說，說明《三國志》、《后漢書》所載夫余就是東遷后改名東夫余的原北夫余。高句麗人的統治集團即出自這一支夫余人。

　　《論衡•吉驗》、《魏略》、《后漢書•東夷傳》所載夫余人的始祖起源傳說與《好太王碑》、《三國史記》、《三國遺事》等朝鮮史書所載高句麗人的始祖起源傳說相同，證明高句麗人的統治集團與東夫余有著相同的遷徙經歷，在遷徙之前，高句麗人的先世也是北夫余（即橐離國）的組成部分，居住在匈奴左地，后與夫余人一同東遷，成為東夫余的組成部分，漢元帝建昭二年從東夫余（即《三國志》、《后漢書》所載的夫余）中分出，南下獨立發展。

　　朱蒙所部雖然以夫余人為主體，但也雜有相當部分夫余國內的其他民族。《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載夫余國“本穢、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說明夫余國的民族共分三大系統：穢、貊、夫余。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朱蒙為夫余王金蛙養子，無疑屬于夫余人。朱蒙與“烏伊、摩離、陜父等三人”南遷，烏伊與摩離在公元14年“領兵二萬西伐梁貊，滅其國，進兵襲取漢高句麗縣”，此時距朱蒙南遷已51年，烏伊、摩離即使與朱蒙遷徙時僅20歲，至此也已70多歲了。高句麗前三位王中，朱蒙享年40歲，其子琉璃明王約56歲，大武神王最高壽，也只61歲。烏伊、摩離70多歲仍健在，并能領兵遠征，是很令人懷疑的。此三人名字也不見于中國史書，《魏書•高句麗傳》：“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余，東南走”，而沒有烏伊。則烏伊、摩離可能是隨朱蒙遷徙的部族的名稱，在經過長期的對古史的神化以后，在其始祖起源傳說中演變為人名。烏伊，《三國史記》中也寫作鳥伊，伊字《東國史略》寫作夷，則烏伊也可以寫成鳥夷。《尚書•禹貢》“島夷皮服”，島字原作鳥，唐人改為島，王肅注：“鳥夷，東北夷國名也”，是堯時東北古部族。烏伊的原型就是鳥夷人，也就是夫余國內的穢人。高句麗一詞《闕特勤碑文》作“Bokli”，以漢字標音，正是摩離。

　　《后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貊耳”，摩離就是貊的變音，摩離即貊，是高句麗族的別稱，摩離的原型就是夫余國內的貊人。由此證明，朱蒙所部從東夫余南遷時，有相當一部分穢人、貊人隨行。《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記載著夫余王說朱蒙：“誘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國家”，也可以證明隨朱蒙南下的不僅僅是夫余國的統治民族夫余人，也有夫余國內的被統治民族穢人與貊人。但在朱蒙所部中，占主導地位的應該是夫余人，所以，朱蒙剛到卒本川立國的時候，才被稱為卒本夫余。

　　從夫余國“本穢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來看，其國的統治民族為夫余，被統治民族是穢人與貊人。從“其邑落皆主屬諸加”、“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担糧飲食之”來看，夫余國中盛行的是具有相當強的軍事移民性質的領主制，為實現自我防御及征服并奴役穢人與貊人，夫余人舊有的部族組織并未受到削弱。從“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仆”來看，夫余人與穢人、貊人之間還缺乏心理認同，夫余人與穢人、貊人的關系是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的關系，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剝奪了被征服者當兵的權力，而不得不“諸加自戰”。據《三國遺事》引《古記》的記載，夫余人于公元前59年東遷，朱蒙所部自夫余國中分出是公元前37年，夫余人與所遷入地區的原居民穢人、貊人，在僅僅22年的時間里，也不可能完成民族融合。也就是說，朱蒙所部包含著三個民族。但在朱蒙所部南下的過程中，因為戰爭的需要，朱蒙所部夫余人與穢人、貊人之間原有的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的界線漸漸消失，共同成為朱蒙政權所依靠的力量，共同構成統治集團。琉璃明王三十三年，“王命烏伊、摩離，領兵二萬西伐梁貊”，以穢人與貊人組成的部隊出征另一支貊人――梁貊，說明隨朱蒙遷徙的穢人與貊人已成為高句麗政權的重要軍事力量，與在夫余國內穢人、貊人不能當兵是完全不同的，這標志著在朱蒙所部內，夫余人與穢人、貊人已經開始結合成新的政治共同體了。從《三國史記》的記載來看，這一結合過程僅僅經歷了兩代人，大約50年的時間，之所以如此迅速，當是上述特殊的歷史環境決定的。新的政治共同體的出現，對民族融合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翰苑・高句麗》注說高句麗五部“皆貴人之族”，《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載高句麗僅三萬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余口，下戶遠担米糧魚鹽供給之”，若以一戶五口計，則“大家”的人口約占總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貴族在總人口當中的比例不可能如此之高。這里所說的“大家”與《通典》所說的“貴人”就是朱蒙所部的夫余人與穢貊人相結合形成的統治集團，“下戶”則是被他們征服的當地舊有居民。

　　在朱蒙所部遷入卒本川一帶以前，這里已經存在夫余人的方國。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麗語謂復舊土為多勿”，朱蒙立國第二年以沸流國所在地為多勿部，《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說高句麗“言語諸事，多與夫余同”，此時所謂麗語，也就是夫余人的語言，朱蒙為代表的高句麗統治者夫余人認為，對沸流部的收降是收復夫余民族的舊土，可見，沸流部屬夫余人，先于朱蒙所部入居卒本川。琉璃明王在東夫余時，他的母親曾對他說：“汝父非常人也，不見容于國，逃歸南地，開國稱王”，所謂的“逃歸南地”，也就是回到夫余人在南邊的故地，也證明在朱蒙所部南下之前，卒本川當地已存在夫余人的部族。當朱蒙所部遷入這一地區后，因為同族的關系，二者很快結合到一起。琉璃明王“納多勿侯松讓之女為妃”，即可以證明這一點。

　　在琉璃明王之后，還陸續有夫余人南下與高句麗人相結合。比較典型的是《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所載，大武神王攻夫余后，夫余王從弟“與萬余人來投，王封為王，安置椽那部”，《東國通鑒•高句麗》作“置椽那部”，證明最初設立椽那部，就是為安置夫余降人。《三國史記》稱隨夫余王從弟降者為“國人”，而不是“下戶”，可見其屬于夫余國的統治民族，即夫余族，與高句麗王室族源相同，也正是因此，椽那部才得到世代與王室通婚的特權。由于族源的相同，這部分夫余人很快融入高句麗族之中。

（二）

　　雖然南下的夫余人構成高句麗國的統治集團，但高句麗族源的主導方面卻是當地土著居民集團。在朱蒙所部從東夫余南下之前，居住在后世高句麗族居住地的主要有穢人、貊人、句驪人、真番人，還有來自中原的漢人。

　　此地區的土著居民數量最多的是穢人。《漢書•武帝紀》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東夷穢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依每戶5口計，穢人總計5萬6千戶。對比《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所載，曹魏時高句麗3萬戶、穢人2萬戶、沃沮人5千戶，總計才5萬5千戶，可見穢人分布地域之廣，并可證明穢人是此區域內的主體民族。

　　穢人的分布范圍，西南至單單大嶺，《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稱穢：“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自單單大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穢為民”，說明單單大嶺不僅是古朝鮮與穢人的政治隸屬關系的分界線，也是古朝鮮族與穢人民族聚居區的分界線。西北接匈奴左地，《史記•匈奴列傳》：“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此穢貉與匈奴接，當在古朝鮮以北。北至漢代夫余人的居住區，《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說夫余“國有故城名穢城，蓋本穢貊地也”，《后漢書•東夷傳》則直稱“本穢地”，《山海經•海內西經》郭璞注也認為“扶余國即穢貊故地”。東至海，《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的“穢傳”稱其“東窮大海”，這雖然是指夫余族進入東北，占據部分穢人居住區建立夫余、高句麗政權以后，尚未直接隸屬于夫余人或高句麗人的穢人的分布范圍，但參之穢國出班魚的說法可知，夫余人進入穢人的居住區以前，穢人的東界也至海濱。大體上說，《三國志》、《后漢書》中所載后世夫余、沃沮、高句麗等族的居住地曾經都是穢人的分布區。朱蒙所部南遷進入的地區主體民族就是穢人。

　　《史記・朝鮮列傳》稱衛滿在奪取箕氏朝鮮政權以前即已“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此真番當為族稱，真番國可能是以族稱為國號。真番郡的位置學者們認識不一致，但考慮到樂浪郡以南是箕氏朝鮮的后裔建立的韓國、臨屯郡以南是從馬韓分立出來的辰國，則真番郡只能在玄菟郡以北。夫余人南下，首先進入的就是四郡中最北面的原真番郡所在地，也就是真番人的居住區。

　　這一地區在當時已并于玄菟郡，所以高句麗國開始接受玄菟郡的統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載高句麗：“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說明高句麗國隸屬于漢玄菟郡首縣高句麗縣，但此時的玄菟郡也已非武帝滅衛氏朝鮮時的玄菟郡故地。《漢書•地理志》玄菟郡注引應劭的說法，認為玄菟郡是“故真番、朝鮮胡國”，但《漢書•地理志》所載，即《后漢書•東夷傳》中所說的“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之后的政治區劃，此時的玄菟郡的轄區一部分是原真番郡，另一部分就是“朝鮮胡國”。參之《漢書•地理志》高句驪縣注引應劭的說法，認為高句麗縣是“故句驪胡”，可知，玄菟郡的所謂“朝鮮胡國”就是“句驪胡”，當是因其隸屬于衛氏朝鮮，故也被稱為“朝鮮胡國”。玄菟郡在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徙于高句麗縣時，《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即稱其“徙郡句驪西北”，此名稱出現比之朱蒙南遷尚早，可見，當時居于高句麗縣東南的“句驪胡”與后來的高句麗族不是同一民族。《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穢貉、句麗蠻夷”，則早在漢武帝滅朝鮮以前，此“句麗蠻夷”即已存在，隸屬于衛氏朝鮮。《后漢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證明玄菟郡高句麗縣是因為設于此族的居住地而得名。由此看來，在武帝滅朝鮮以前，此族有“高句驪”、“句驪胡”、“朝鮮胡國”、“句麗蠻夷”等多種稱呼。朱蒙之子琉璃明王時，卒本夫余的勢力進至這一地區。從《后漢書•東夷傳》將此族列入高句麗傳來看，當是其與卒本夫余發生了民族融合，此后卒本夫余改稱高句麗。

　　同樣隸屬于高句麗的穢人與沃沮在《三國志》、《后漢書》中都有單傳，而句驪胡與真番卻無傳，當是因為前者雖然隸屬于高句麗，但還保持著本民族的民族特性，未與卒本夫余發生民族融合，《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稱沃沮“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稅”，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中國史書《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載：“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為小水貊”，朝鮮史書《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稱有梁貊之國，都可以證明，在朱蒙所部遷入之前，當地也有相當數量的貊人。

　　在卒本夫余遷入的地區中，早就有中原漢人居住。《史記•朝鮮列傳》：“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筑障塞”，已有中原人進入真番地區。高句麗琉璃明王有漢妃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在卒本夫余進入玄菟郡高句麗縣的轄境以后，與中原文化接觸漸多，在朱蒙所部夫余人、穢人、貊人與當地的穢人、貊人、句驪胡、真番人、漢人的民族融合過程中，接受了許多漢文化的因素。據《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的記載，高句麗國的官名有主簿、丞，是高句麗人對五部部長的稱呼，這都來自漢王朝的縣令屬官的官稱，明顯反映著高句麗國受制于漢高句麗縣的史實。高句麗人“祠靈星、社稷”，都是仿自中原的祭祀。特別是靈星祠，據《史記•封禪書》，漢高祖始令“郡國縣立靈星祠”，也反映著高句麗國對漢的依附關系，證實著《三國志》“高句麗令主其名籍”的說法。

　　綜上，高句麗的族源是多元的，當朱蒙所部最初遷入卒本川立國時，其國內至少包括夫余、穢、貊三大民族，每一民族還都分成原居民和遷徙者兩部分，從琉璃明王有漢妃來看，當地很可能還有一小部分漢人，民族成份比較復雜。在中國北方及蒙古草原上，當不同民族在同一地域雜居時，古人往往將所在地的地名加在該地起主導作用的族的族名前，來稱呼雜居各民族組成的共同體，隨著雜居的不同民族間民族融合的完成，這一地名也就演變為新出現的民族的族名。朱蒙所部之所以稱“夫余”，是因為其統治集團出自夫余，所以此國被認為是夫余人建立的另一個國家，但前邊貫以“卒本”這個地名，明確表示著，這一部雖然也被稱為夫余，卻與其他夫余人不同，不僅標志著朱蒙所部不全是夫余人，而是多民族的共同體，也標志著朱蒙所部內已經開始了民族融合。當卒本夫余進入漢高句麗縣的轄區之后，進一步與句驪胡、真番人、漢人等民族雜居，從民族成份上講，比稱卒本夫余時更加復雜，特別是新地域中雜居民族還有句驪胡、真番人，都是原卒本夫余中不包括的民族成份，這都是卒本夫余這一稱呼所不能概括的了。卒本夫余一稱已不能準確地代指新的多民族共同體，所以才再一次采用所在地的地名來稱呼新的共同體。因為其處于漢高句麗縣治下，所以采用高句麗縣名改稱高句麗。當其群體內民族融合完成之后，高句麗一詞也就成為新的民族共同體的族稱了。高句麗族形成之后，還繼續與其他民族進行著民族融合，但這已超出本文所討論的范圍了。

網載 2013-09-10 20:57:29